王 星 史凤林 高鹏怀

(1.山西大学 太原 030012； 2.山西农业大学 晋中 030031；3.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0 引 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国家安全实践及其理论发展之需求，学人们开创了国家安全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并提出：要为国家安全立学。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要使国家安全学真正成为科学，一个最起码的前提就是要对这一学科中涉及的概念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而这个任务需要经过我们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来完成”[1]。时至今日，教育部已然决定将国家安全学正式增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地位已非往日可以媲之，在此语境下，强化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实则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理论根基的深厚与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家安全学能否由“新学”走向“显学”；另一方面，通过理论层面的“先知先觉”，也有助于弥合当下中国国家安全实践同国家安全学知识建构上的二元张力，间接实现科学研究的自发性和自为性。可以不夸张的说，在国家安全学被正式增列为一级学科后，实现对国家安全学基本理论的拓展与剖析，乃成为国家安全学学人们的“基本任务”之一。

学科范式作为衡量学术发展的重要维度，是学科实力的象征，也是学科自信的表现，其既构成了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同时亦有着鲜明的学术向导效应。作为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学科范式能够在客观上反映出某一学科的发展水平。例如，早年间，在与国家安全学具有相似学术背景的政治学领域，就有学者通过范式革新，为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同理，对于学科发展史较为短暂的中国国家安全学而言，唯有强化学科范式等基础理论研究，方能实现国家安全学的“话语自省”，进而造就国家安全学的“话语自足”，并最终打造国家安全学研究的“中国范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精神，立足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形势，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和观点，构建创新性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2]。在此，笔者将围绕国家安全学学科范式这个知识场域，从“概念范式”“体系范式”等几个方面展开对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论述，并主张建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推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的蓬勃发展。

1 “概念范式”：中国国家安全学核心概念选择的理论证成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创新的动力源泉。在纷杂的学术研究中，国家安全学之所以能迅速成长，源于中国国家安全实践所赋予的特殊“礼遇”。西方由于率先实现现代化，国家安全问题并不显著，由此造就了西方的国家安全理论具有同质化倾向。但对于中国来讲，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安全问题却已成为突出问题，也是国家安全学必然要直面的问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国家安全学是伴随着国家安全实践的变化而被培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在这其中，“概念范式”又构成国家安全学这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标识。国家安全学是基于国家安全实践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因此，国家安全学的核心概念具有两重属性：一是学科自主性，二是社会实践性。国家安全学核心概念建构的基点是学科的自主式发展，即概念建构以学科发展为推力；落点是国家安全实践，即概念建构与国家安全实践相连结，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安全需求。国家安全实践的变化为国家安全学“概念范式”的形成创造了可行性条件，而“概念范式”则是国家安全实践演变的必然结果。

1.1 国家安全学研究中的既有概念

以CNKI数据库为统计源，在“篇名”中输入“国家安全学”，可以获得中文文献53篇，其中期刊文献50篇，报纸文献3篇(搜索时间：2022年4月20日)。这其中，有9篇文章的“关键词”中直接出现了“国家安全”一词，另有49篇文章将与“国家安全”直接关联的“国家安全学”列为关键词(其中《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论我国当前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中国知网的相关数据分析》《关于国家安全学的若干思考——来自安全科学派的声音》《加快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路径研究》《试论国家安全学的对象、任务和学科性质》5篇文章的“关键词”中同时出现了“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学”)。在语义学上，由于“国家安全学”概念是合成型词汇，其渊源于“国家安全”概念。据此，我们提出，“国家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学“概念范式”中的核心问题，如果不能对何为“国家安全”这个问题做出有效回答，国家安全就难以成“学”，有可能丧失学科之“合法性”。然而，对于这一基础性概念，学界目前却存在着不同声音。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的核心在于国家安全界限以及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途径，规避不利因素，应对不利影响，从而对总体国家安全进行预测、评估、管理、规划、优化和调控”[3]。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将国家安全界限划分为国家安全区间、国家安全不确定区间及其国家安全危险区间，三个区间之间亦存在着阙值，并通过渐发-累积-突变的运行方式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与此种观点有所不同，部分学者坚称：“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安全相比，国家安全较为特殊，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相关安全，国家安全不仅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同时也包括非传统安全。从空间范围来看，包括国家的内部安全和海外安全”[4]。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安全可简单理解为一国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种安全状态和维持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从体系结构上可以分为总体安全和具体领域的安全”[5]。还有学者指出，“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精神实质和丰富内容，我们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形成科学系统的总体性国家安全理论”[6]，据此，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因此，适宜参照总体国家安全观来对国家安全进行科学界定，即：国家安全是一种国家的安全状态及其维系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既包括外部安全，又包括内部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又包括国民安全；既包括传统安全，又包括非传统安全。

除却“国家安全”概念外，在所检索到的53篇文献中，尚存在着其他高频概念。根据CNKI数据库所自动生成的统计结果(参见CNKI所提供的“主要主题”，检索时间为2022年4月20日)。“学科建设”这个概念出现了12次，是仅次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学”)的高频词汇；而“一级学科”这个概念出现了4次；在词频榜上排名第3；再如，“学科体系”和“《国家安全学》”这两个概念出现了3次，而“学科门类”“国家安全法学”“新时代”“研讨会”和“国际关系学院”这些概念也出现过至少2次。虽然这些概念出现的频率远低于前面几组概念，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安全学既有的概念范式及其分布状况。在大体上，这些概念又可归属于两个序列，一类是学科共同性概念，而一类是学科专属性概念，前者是任何学科中都可能涉足的概念，诸如“学科建设”“学科体系”“学科门类”等。而后者则主要出现在国家安全学这门学科中，诸如“国家安全法学”等。就出现的整体频率来讲，在既往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学科共同性概念占据明显的话语优势。与“国家安全”的概念之争一脉相承，对“学科建设”“学科体系”等高频概念，学者们也纷纷表达了不同的学术见解，尚未形成统一的话语格局。

1.2 新时代优化国家安全学“概念供给”的可行路径

作为一门成长中的学科，迄今为止，国家安全学的核心概念及其核心理论仍处于建构之中。有效概念的供给和构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学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应该看到，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传统学科相比，中国国家安全学的概念建构和供给状况具有滞后性。的确，在过去的30年间，国家安全学学人们营建出众多概念，然而，与处于风云变幻中的国家安全实践相比，已经出现的概念数量仍旧偏少，概念供给能力仍旧偏弱。尤其在国家安全学被教育部正式增列为一级学科后，国家安全学要想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显学”，依旧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但这一切还需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即论证出由核心概念统领、基本概念组成的特定概念体系，而“概念体系是在对学科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反映着学科建设的整体框架，是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支柱”[7]。若要促进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持续发展，亟需加强概念生产，以概念供给为着力点和突破口，从根源上消解当前此种“概念短缺”的状况。因此，在未来语境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神实质和国家安全实践的需求，我们还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拓展既有的概念范式，并重塑中国国家安全学的概念体系。

中国国家安全学的“概念供给”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推动。一方面，培育国家安全学界的概念生产能力；纵览国家安全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之所以会出现“概念供给”不足，与学科的特殊发展背景存在关系，此乃外部原因；另一方面，则与国家安全学界概念供给能力的薄弱不无关联，这是内源性原因。因此，必须尽力释放国家安全学者的概念生产潜能，优化国家安全学界的概念供给能力。首先，要切实提供学术创新能力，这是实现概念供给的根源性力量，这就要求学者们增强学术自信，从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寻求本土资源，进而构建有学科特色和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概念；其次，还需要密切联系中国的国家安全实践，要深入实际，以科学精神进行概念的提炼，进而进行研究。当然，学人们若想实现有效的概念生产，还必须采用具体的概念生产策略。国家安全学的学者们应立足于现实，以批判和扬弃的态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相关概念。例如，“国家安全思想系统”这一新型概念就是由辛文、韩鹏杰等学者通过对西周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考察而提出。另外，还可以通过移植-嫁接的路径创造出新的概念。实际上，国家安全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的问题，而系全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就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学者们从外部世界引入相关概念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需要注意的是，从国外所嫁接而来的新概念，容易产生“水土不服”和“概念拉伸”等问题，要结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实践予以规避和处理。

在建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概念供给”，并不着意于取代西方的相关概念，而是要形成与中国本土国情相贴切的、能够解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概念，进而以这样的“概念范式”来满足中国国家安全学发展的实际需求，同时亦对西方的国家安全学知识结构形成一种增补，在人类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中确立中国地位，发出中国之声。

2 “体系范式”：中国国家安全学体系构成的规范路径

如果说学科是关于研究对象全面、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现着人类认识的最高水平，那么，体系则是对这些科学知识的有机排列，代表着人类卓越的技术效能。自20世纪以来，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强调学科体系对于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以法学为例，在19世纪中叶之前，其仍未成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但伴随着分析实证法学和法社会学的兴起，学科体系日益丰满，并培育出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环境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等诸多二级学科，由此奠定了法学学科在当今社会科学中的强势地位。

国家安全学作为现代科学中的重要分支和实践领域，是一门以国家安全及其相关问题为聚焦对象的专业学科，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国家安全学既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技术。作为科学，国家安全学以科学化的知识和系统性的研究为基础，引入科学研究方法来促使国家安全学从“学科化”向“科学化”发展，作为一门技术，国家安全学以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现实问题为目标，可以称之为国家安全之“治理术”。“体系范式”作为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连接点，能够使得国家安全学兼具双重属性，进而推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学被教育部正式确立为一级学科后，更应加强对中国国家安全学“体系范式”的研究，从而“有别于其他一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即确立学科边界”[8]。

2.1 国家安全学“体系范式”的中国表达及其实践

早年间，有学者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是在高等院校开展国家安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需要，是在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公民进行全面、理性、科学的国家安全教育的需要。应该看到，这些学者的观点为日后的国家安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对于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此后的数年里，学者们以此为基点，对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展开了持续性讨论。就整体而言，国内学人对国家安全学“体系范式”的认知可分属两个序列，一为“广义论”，二为“狭义论”，前者强调横向的学科体系，而后者凸显的则是纵向维度的学科体系。持“狭义论”观点的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同时参考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经验，在国家安全学下设4个二级学科，即国家安全理论、国际安全、比较国家安全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国家安全”[9]，与之相应，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也应该围绕着以上四个二级学科来进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围绕着国家安全学科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方面诸如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政治安全、国家安全战略、反恐怖学、国家安全情报学、国家安全教育学来设立二级学科”[4]。还有部分学者强调国家安全学的隶属性，即认为“安全科学是母学科，而国家安全学是安全科学的子学科”[10]，因此，他们也同样认为国家安全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不宜过多。应该看到，在“狭义论”内部，虽然具体的二级学科划分并不一致，但他们在一点上是达成共识的，即应该以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为基点，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步扩张国家安全学的二级学科范围，鉴于当前研究人员的匮乏，不宜一开始就将国家安全学的二级学科扩张开来，这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培育。

与“狭义论”者的观点不同，“广义论”者则坚持了学科开放的基本立场，在他们的论证逻辑中，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在培育过程中，需要向相邻学科进行借鉴，这种“他向学习”的模式造就了其学科体系的包容性与多元性。再加上国家安全学这门学科带有先天的学科交叉属性，往往穿插着一些既有学科中存在着的内容，因此，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进程中，不能忽视其他学科对国家安全学的影响。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延伸到学科领域，军事学、情报学、政治学等，构成了国家安全学的核心支撑学科”[11]。而部分学者则指出：应该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设两类子学科，即“国家安全学社会科学类”和“国家安全学自然科学类”，然后再在这两类子学科下再进行学科交叉研究[12]。还有个别学者强调“广义国家安全学”，而这个“广义国家安全学”则包含了部分情报学的内容。即：情报学可以作为安全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不再归属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其下可设置国家安全情报、军事情报、科技情报、外交情报等多个方向[13]。由于坚持学科体系的多元性，在方法论层面，“广义论”者也提倡采用其他学科的多元研究方法来对国家安全等核心问题进行透析，从而推动处于学科成长初期的国家安全学实现跨越式发展。

2.2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国家安全学“体系范式”建构的双重逻辑

我们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之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将包括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在内的自然因素考量在内，另一方面，也将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在内的社会因素充分融入。在新时代语境中，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具有统领性的政治价值风标，对于国家安全学“体系范式”的再造具有启迪意义。国家安全学的“体系范式”应兼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属性，并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践行来服务。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学“体系范式”的建立，应着重从内生逻辑和外生逻辑两个维度来推动。

从内生逻辑来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尽快成立国家安全学学科评议组，确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目录下的二级学科。我们认为，对于处于培育期的国家安全学而言，应强化“国家在场”因素。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学“体系范式”的打造上，亟需教育部等部门的明确参与。教育部还需要尽快成立国家安全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二十年来，我国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基本处于学界自发探讨阶段，尚未进入有针对性、系统性的提升与完善阶段，因此，教育部的参与和扶持极为重要。此外，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高度的流变性和复杂性，涉及不同研究层次和不同的国家安全问题，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需要科学划分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广泛涵盖其庞杂的学科门类，这也同时构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在此，我们呼吁，国务院国家安全学科评议组应先行确定划分国家安全学分支学科的原则：一是国家安全学的各二级学科可以进一步划分方向，不易过细，应维持一定的开放性；二是国家安全学每个二级学科都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专业，利于开展硕士、博士教育；三是每个二级学科都应该有较为独特的课程体系。

就外生逻辑而言，在对国家安全学的二级学科进行设置时，还需要实现“社会在场”。这就要求国家安全学下的二级学科要能贴合社会现实和安全实践，直面国家、社会所遇到的核心安全问题。首先，在设立二级学科时，应充分考虑社会的认同。学科的社会认同指的是社会对学科的地位、类型、等级等内容作出肯定的评价。随着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愈发多变，社会对该领域专门人才需求量也持续攀升，因而社会各单位、群体、民众对国家安全学作为学科的认同度持续提升，这就为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的设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支撑。与此同时，在设立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时，应充分尊重学术共同体的意见。将内生逻辑和外生逻辑相叠加，再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我们建议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目录下设置国家安全学基本理论、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学、国家安全战略学、非传统安全学等主要二级学科。当然，这些二级学科的设置并非是固化的，随着国家安全实践的变化，也可以进行增列或删减，总之，应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二级学科的流动性。

3 结 论

伴随着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加之安全实践对理论变革的反推力，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应该看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学科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其根本动力来源于中国应对国内外安全形势、规避安全风险的一种内在需求。因此，“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不仅要遵循学理的逻辑，更要遵循现实的逻辑”[14]，学界和高校不仅要在师资队伍建设、二级学科建设、学术共同体打造方面有所作为，还应加强对国家安全学基本理论的探讨。

本文所探讨的“概念范式”及其“体系范式”问题，仅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问题中的两个微观方面。实际上，诸如“方法范式”“场域范式”“价值范式”“学科范式”等众多问题，同样值得国家安全学学者们加以讨论。当前，已经有学者以“学科范式”为视角，对“国家安全法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了论证[15]。展望未来，这一研究进路应该得到延续。应该看到，在“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层面，既应该有“从无到有”的创新，更需要“从有到精”的不断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基于这种立学理念，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建设应体现出中国的本土特色，并结合国外有益的“概念范式”“体系范式”“方法范式”等，从而在借鉴与创新中为本国的国家安全和全人类的安全做出贡献。在实现“学科自觉”的进程中，中国“国家安全学”要以教育部将其增列为一级学科为契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引擎，以范式构建为基本面向，实现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