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慧敏 诸葛瑞强

(1.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134；2.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38)

先秦是中国古典兵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期间问世的诸兵书皆蕴含着丰富的情报思想。长期以来，学术界比较重视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诸兵书情报思想研究，而相对缺少对其他兵书的关注，其中尤以《孙膑兵法》为代表。张晓军的《<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研究》结合现代情报学理论[1]，引领了古典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的风潮，但这并没有带动《孙膑兵法》情报思想的研究。马费成认为：“今后的发展中应注视对中国情报学史的研究……挖掘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的情报思想和情报智慧有助于充实中国情报学的理论体系。”[2]实质上，较之传世文献，银雀山汉简本《孙膑兵法》保留了先秦兵学的原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孙膑的“料敌”“量敌”“不用间不胜”(《篡卒》)、“见胜而战”(《八阵》)、“必察其众少”(《十阵》)、“五度九夺”(《五度九夺》)等情报思想，既包括对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战略情报的考察，又包括对敌方具体军事目标、部署等战场态势的分析，两部分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孙膑的情报体系。

1 孙膑“知道”的情报观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因此对待战争必须慎之又慎，这是兵家一贯的主张和诉求。作为“孙氏之学”(《孙膑兵法》简文中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兵学概称为“孙氏之学”：“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智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陈忌问垒》))的重要传承者，孙膑的战争观，与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其他兵家别无二致，表现出了鲜明的重战和慎战态度：“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见威王》)这是孙膑战争观的基本内容，也决定着他情报认识的基本导向：“知道”(《威王问》)，即战前必须掌握战争规律，这种“由知而战”的逻辑决定了他对情报的重视。

什么是情报？钱学森认为：“情报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3]而最早的情报就是为了解决战争这一特定问题的知识信息，1905年版的《辞源》最早收录“情报”条目，将其定义为“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4]，这是情报的本义，也决定了情报的作用和价值，即情报是决策的前提，更是军事战略运筹和行动的先导。重视情报是孙膑兵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战争认知的前提。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孙膑推崇慎战：“兵者不可不察”，强调掌握战争规律：“知道”(《威王问》)，重视战争计算、运筹和预见：“见胜而战”(《八阵》)、“见福祸于未形”(《兵失》)，反对无知蛮干：“不知会者也”(《兵失》)，争取“有功于未战之前”(《客主人分》)。孙膑以“知道”为核心的知战体系，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知天时、知地理、知敌情、知治军、知阵法变化、知预见、知保密。这基本涵盖了孙子建构的“道、天、地、将、法”(《孙子·计篇》)等五个方面，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他认为只有把包括情报在内的诸工作准备充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事备而后动”(《见威王》)。相反，在情报不明或缺失下贸然用兵，则将会祸及自身：“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威王问》)

“情报在国家安全决策中发挥引领作用，而不仅仅是‘服务’和‘保障’作用。”[5]孙膑的情报观鲜明地反映了情报在战争中的引领作用。首先，孙膑认为情报是战前首要工作，是“由知而战”的关键。在复杂的战争态势下，只有掌握精准的情报，才能做出正确决策：“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威王问》)同时，孙膑将情报工作视为优秀指战员军事素质养成的应有之义，大力赞赏“知道之将”(《威王问》)。其次，孙膑坚信情报工作事关战争成败：“量敌计险，胜。”(《篡卒》)只要掌握敌军战略部署及地形地貌等主客观情况，同时审慎地计算利害得失：“必审而行之”(《杀士》)，就能指导战争获胜，否则便难以制胜：“兵不能昌大功”(《兵失》)，这是孙膑对情报与战争胜败关系的辩证认识。再次，孙膑极其重视战争预见，试图把握战争的规律和趋势：“兵不能见福祸于未形，不知备者也”(《兵失》)，实现“有功于未战之前”(《客主人分》)。战争预见是基于综合分析各方情报后对战争态势的合理判断，其前提是有力的情报支持，因此预见战争必须首先了解战争，只有充分掌握敌情我情等主客观情报：“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八阵》)，才能对战争发展做出合理预测，打下战胜基础。实质上，这与孙子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形》)思想内核是一致的，皆重视战争的预见和准备。

2 现代情报理论下孙膑的情报体系

《孙膑兵法》蕴含着比较丰富的情报思想，用现代情报体系来加以衡量，这主要包括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反情报等内容，各部分之间相辅相成、有序衔接，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情报体系。

2.1 情报搜集

“在情报工作中，情报搜集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6]搜集情报是对敌情、天时、地利等信息的采集，用来掌握潜在敌国的内政军事等情报，这主要通过多样化的手段来体现。观诸史料，孙膑在情报搜集方面比较重视抵近观察和间谍渗透，两者交相并用，互为一体，属于现代情报理论中的“人力情报搜集”范畴：“通过与情报来源的接触获取基本信息……既包括直接的人员观察、审讯、套取，也包括由专业秘密情报人员进行的秘密人力情报工作。”[6]

a.关于敌人城守战备、后勤、人数和训练等方面的抵近观察。孙膑认为敌城虽不大，但守备坚固，是因为补给充足利于持久作战；而敌人虽少，但战力很强，是因为占有道义优势：“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见威王》)对城池地理的观察：“城前名谷，背亢山，雄城也，不可攻也。”(《雄牝城》)即敌城前有深谷，背靠高山险要，这种城是雄城，属于易守难攻之地，不要攻打。但是对于建在沼泽地带，无深谷、丘陵作屏障的城，是容易攻破的，这种是不占地利优势的牝城。而关于敌人数量、后勤和训练等五个方面内容的侦查和比较，则是孙膑强调的重点，他称之为“五度”。通过对五个方面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孙膑认为可以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从而赢得战争：“积弗如，勿与持久。众弗如，勿与接和。[上缺]与攘长。习弗如，毋当其所长。五度既明，兵乃横行。”(案：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简文有残缺，对于字数不明者，以方括弧注明“[上缺]”或“[下缺]”；字数明确者，以同样个数方框“□”表示。)(《五度九夺》)

b.关于阵法中的相敌之法。较之先秦诸兵书，《孙膑兵法》中有大量关于阵法的论述。而这是基于详查敌情而展开的，即将领必须通过“相敌”决定阵法的调整。对此，孙膑有详实的探究，《十问》重点阐述了对敌人10种不同阵势的应对之道，以“击车之道”为例，在敌我数量悬殊10倍的情况下，己方步兵多，敌人车兵多，就应当将敌人引诱至崎岖狭窄的地形上，避免在广袤的平地上与敌作战，从而以长克短：“交和而舍，我人兵则众，车骑则少，敌人十倍，击之奈何？击此者，当保险带隘，慎避广易。故易则利车，险则利徒。此击车之道也。”在《将失》篇中，孙膑列举了至少32种“可败也”的我情敌情，这些内容都比较具体且多与阵法有关，足可与孙子的“相敌三十二法”相媲美。如第13种情况，军队修建工事，士兵疲惫不堪，会导致失败：“十三曰军事险固，众劳，可败也。”第30种情况，不能用合适的阵型通过狭谷通道，可能导致失败：“卅曰，不能以成阵，出于夹道，可败也”等。同时，孙膑还格外强调对突发危险的防范，他认为敌军阵中常有隐蔽的战车和步兵，这要求主将必须在短时间内相敌决断，从而尽可能掌控战场态势的发展：“兵有误，车有御徒，必察其众少。”(《十阵》)此外，在《势备》篇，孙膑阐述了“知阵法”的变化之道，这都要求将领详加掌握，否则就是不自知：“不知兵之情者。”

c.关于敌军心士气等精神态势的观察。战前，不仅要对敌军的军事部署、作战装备等进行观察，更要对敌军的精神状态进行判断，只有从精神上摧毁敌人才能彻底战胜敌人。为此，孙膑详细总结了敌军的五种精神面貌，并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不过这皆有赖于将领们的临战“相敌”和及时应变。如关于“五名”的分析，他从精神面貌上将敌军分为威武强大、高傲骄横、刚愎自用、贪婪猜忌和优柔寡断等五种，对付他们的方法亦各不相同。如对付威武强大的军队要故意示弱，装出屈服的样子以便等待时机；对付高傲骄横的军队，可以装出恭敬的样子，以便能长期麻痹他们然后伺机而动……即：“兵有五名：一曰威强，二曰轩骄，三曰刚至，四曰助忌，五曰重柔。夫威强之兵，则屈软而待之；轩骄之兵，则恭敬而久之；刚至之兵，则诱而取之；助忌之兵，则薄其前，噪其旁，深沟高垒而难其粮；重柔之兵，则噪而恐之，振而捅之，出则击之，不出则回之。”(《五名五恭》)通过把握敌军的精神状态，可从精神意志、指挥决断等方面干扰甚至击垮敌军，从而实现军事行动的“避实击虚”。

d.关于对用间的重视。用间在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已普遍出现，关于间谍的种类、使用原则等也已被广泛总结，尤其是《孙子兵法·用间》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概括( 孙子的“五间”(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理论基本对战国初期之前的见诸战争活动的间谍使用进行了详实的总结和完善，形成了先秦最有体系和指导价值的用间思想)，成为当时间谍使用的基本指导思想。间谍在战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通常能从敌人内部获取最真实的情报，规避了不少社会传播的无效情报。孙膑关于间谍使用的具体阐述虽少，却十分强调用间的战略作用。一方面，孙膑将用间和战争胜负直接对应起来，他认为用间是战争获胜的重要因素，用间不一定能胜，但不用间则不胜。他总结了五种常胜和不常胜的情况，都涉及间谍问题，可见他对用间的重视。“孙子曰：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孙子曰：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篡卒》)无论是“恒胜有五”中将情报直接关联战争胜败，还是“恒不胜有五”中突出用间的作用，孙膑都将用间视作制胜的关键。另一方面，孙膑将己方间谍的情报反馈视为军事行动的指针：“见使谍来言而动□”(《陈忌问垒》)此外，在孙膑情报思想阐述中，他关于“兵者不可不察”“量敌”“料敌”等思想也离不开用间。实质上，战国中后期，随着用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发展和完善，加之孙膑对孙子用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用间已贯穿于孙膑的战争认知之中，成为他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2.2 情报分析

“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中心环节”[7]，它是在情报搜集后对情报素材加工处理的过程，需要指战员对真假混杂的情报进行分析判断，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得出正确的情报。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技术条件相对有限，情报分析过程通常比较粗糙，一般包括战略情报分析和具体敌情分析两个层面，方法主要由观察法、比较法和类比反推法等。熊剑平将孙子的情报分析提炼为“逐项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综合评估”[8]，孙膑的情报分析与之相当，但略有不同。

关于战略情报的分析。此类情报用于敌对两国整体情势的比较，因此孙膑认为必须对情报进行逐项比较和综合分析，这包括两国的政治生态、人文地理、民心士气、国防军备、战略战术等五个方面的因素：“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八阵》)对此，孙膑并没有明确提及情报分析过程，但其中基本反映了情报分析的方法，如比较分析法，即对敌我情报进行比较分析，量化和概括敌我长短优劣，掌握利害得失，以制定战争决策。这类似于孙子以“五事七计”为内核的“庙算”( 即以“五事七计”为条目，比较分析两国的“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实力。)思想，两者体现的情报分析方法基本一致。此外，在《五度九夺》中，“度”就是比较分析，鲜明地反映了战前孙膑对敌情我情分析和判断的高度重视，这涉及人数、后勤、训练等五方面内容，并给出了敌优我劣下的应对举措：“积弗如，勿与持久……五度既明，兵乃横行。”

关于具体战争分析，也即对战场态势、敌军动态、军事部署、军心士气等内容的分析。从孙膑的阐述来看，个中体现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经验判断法和反推法等。一方面，观察法和经验判断法往往互相参证、交相为用，无论是孙膑的“料敌”“量敌计险”，还是32种“不可败也”“十问”等涉及的情报，都是基于将领临战处理和决断能力。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留给将领的反应时间并不多，他们往往凭借多年积累的作战经验迅即对敌情做出判断。通常，这种经验并不是毫无章法的妄断，而是一种历经沧桑的阅历，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性沉淀。另外，类比反推法也是孙膑提及的一个情报分析法，它比一般的分析法要更复杂，不仅要求将领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需要其有灵活的头脑和缜密的思维，能临危不乱地对突发敌情做出反应和判断。如孙膑要求前线将领在分析敌情时，不只看到敌情的一个方面，还要举一反三，通过类比反推获得其他相关情报，避免盲从盲信。既看到敌人优势，也应了解到敌人弱点；看到敌人不足，也应掌握敌人长处：“故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见胜如见日月。其错胜也，如以水胜火。”(《奇正》)

2.3 反情报思想

“反情报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情报斗争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9]敌对双方的情报工作往往同步进行，因此在进行情报搜集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反情报工作。

高金虎认为：“所有的反情报措施，都可以归结为三类，即拒止、发现和欺骗。”[6]孙膑非常重视反情报工作，强调对敌方的侦查活动进行严密的反侦察，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现代情报学理论中的“拒止”：“防止敌对情报机构接触敏感信息。”[10]其一，孙膑认为应对己方情报进行周密保护，隐秘地进行军事行动。这主要表现为加强军队管理，派遣值班守军日夜巡逻，既要提防间谍刺探军情：“顺明到声，所以夜军也”，又要选派精锐随时准备，防敌夜袭：“刚者，所以御劫也。”(《官一》)同时设置各种明岗暗哨，随时应对敌军渗透，一旦有变，立即行动：“去守五里置候，令相见也。高则方之，下则圆之。夜则举鼓，昼则举旗。”(《陈忌问垒》)其二，孙膑还十分重视情报安全和保密，在传播媒介上严格规范了出入军事管控区的符节信物，一切以事先规范的信物标识为凭据，进退有节，通讯有序，严防敌间渗透，从而实现情报传递的安全：“辨夜退以明简，夜警以传节……更者，所以过□也。□者，所以御□也。”(《官一》)同时，作战前的相关作战命令必须对士卒保密，以防消息泄漏：“不□侍卒，所以昧战也”(《官一》)、“必胜乃战，毋令人知之。”(《杀士》)其三，孙膑主张在军事行动前释放假情报，进行军事佯动，迷惑和欺骗敌人，使敌人无法获悉己方作战意图，这即是反情报工作中的“欺骗”。在“玄襄之阵”战法中，孙膑主张迷惑敌军，掩藏己方真正的作战动机，使敌军无法获得准确情报，从而做出误判：“必多旌旗羽旄，鼓庄，甲乱则坐，车乱则行，已治者□，榼榼啐啐，若从天下，若从地出，徒来而不屈，终日不拙。”(《十阵》)此外，如“疏削明旗，所以疑敌也”“揆断藩薄，所以泫疑也”“隐匿谋诈，所以钓战也”(《官一》)、“吾将示之疑……吾将示之不知事”(《擒庞涓》)、“善者，敌人军□人众，能使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善者》)，皆强调在保护情报过程中，要实施军事佯动和欺骗，迷惑和干扰敌军。

3 《孙膑兵法》情报思想的特点及价值

《孙膑兵法》的情报思想，从体系和深度上虽不及《孙子兵法》全面和深刻，但内容也相对饱满，自成体系，表现出了自身情报思想的独特性，进一步丰富了先秦军事情报思想宝库。

3.1 寓情报工作于阵法思想之中

在先秦诸兵书中，《孙膑兵法》关于阵法阐述的最多，内容也最详细，涉及数十种阵法，如“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阵，有锥行之阵，有雁行之阵，有钩行之阵，有玄襄之阵，有火阵，有水阵”(《十阵》)，这深刻地反映了战国中后期样式繁多、功能多样、体系完备的阵法。这种强调阵法作战的特点，使孙膑的情报思想实现了与阵战的结合，尤其表现在临战前对敌阵军情的观察和战斗间隙对敌阵的灵活应对。在水战中，孙膑不仅强调要灵活应变、因敌制胜，而且还要稳打稳扎，一定要随时观察敌军的动向，防止进入敌伏击圈，为敌所败：“兵有误，车有御徒，必察其众少，击舟津，示民徒来。”(《十阵》)而在《十问》和《将失》中，孙膑强调的对敌情报工作多是围绕敌人的阵法展开，涉及圆阵、锐阵、横阵等内容的观察和应对之道。将情报工作寓于阵法之中，是孙膑情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3.2 渗透着浓厚的兵阴阳色彩

兵阴阳是先秦兵学的四个流派之一，《汉书·艺文志》关于它的定义是：“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以为助者也。”即带有浓厚阴阳五行术数思想的兵学流派或著作均可概称为兵阴阳。在先秦诸兵书中，《孙膑兵法》带有鲜明的兵阴阳色彩，这也深深体现在其情报思想中，并突出表现在知战争规律和知地形地貌两个方面。关于知战争规律，即包括了解和掌握天道阴阳变化的思想，如“十战而六胜，以星也。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十战而九胜，月有……”(《月战》)这里孙膑将战胜的基础建立在掌握日月运转的规律等情报之上。关于知地形地理，孙膑以战国五行相胜说为依据，将不同的土地和地形划分为五种颜色和类型，形成一个相胜相克的循环：“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地葆》)兵阴阳虽在今天属于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能够对敌我双方的军心士气产生重要影响，应该说它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相较孙子等兵家“不取于鬼神”(《用间》)的情报思想，这是孙膑情报思想的独特之处，也是局限之处。

3.3 重理论分析轻具体阐释

孙膑对情报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但大多都限于战略层面的讨论，体现出对情报问题的宏观把握和整体性认识，其表述的主要语言形式多为“不可不察”“知道”“料敌”“量敌”等，主要强调的是情报的价值性内容。就现代情报理论而言，这说明孙膑对情报问题的阐释，非常重视“定性分析”。然而，在情报搜集、分析等实施操作方面，孙膑则着墨不多，通常是点到为止，缺少系统的论述，这是其情报思想的不足。如他关于抵近观察的阐述就比较笼统，其中“五名”思想对敌军精神状态的描述和区分并不很明确，这与孙子的“相敌三十二法”中具体精微的描述则大有不同，这也表明孙膑情报思想在“定量分析”方面基本是缺失的，不过这也是中国古典兵书情报思想的一般特征，有学者认为：“考察我国古典情报分析理论……军事家们对定量分析法谈得不多。”[11]

《孙膑兵法》情报思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理论价值层面，但仍能对新时代条件下的情报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一方面，《孙膑兵法》关于情报问题的阐释，不仅将情报工作置于战略地位，而且反复述及情报的重要价值，情报与战争胜败的关系，反情报工作的方法和必要性等，尤其是将情报活动与阵法战法实施结合起来，有力地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兵学情报体系。另一方面，“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不断扬弃，是兵法智慧永葆生机活力之源；适应实践需要的活解活用，是我们认知、借鉴兵法智慧的睿智抉择。”[12]不仅给国家情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创新情报工作模式指引了方向。在此过程中，情报工作应自觉肩负起新的时代任务，在对接国家安全与发展重大需求的前提下，充分挖掘、继承和创新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情报理论，将情报工作与传统安全文化有效结合起来，实现古典情报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探索和建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的情报工作体系，让新时代情报工作有效服务于国家安全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