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穆，叶 紫

(四川大学 a.经济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必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会议也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因此，在已经夺取脱贫攻坚伟大胜利、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新发展阶段，必须明确“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必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必须更加着力破解农民农村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难题，必须更加积极探索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一、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

共同富裕包含“共同”和“富裕”两个重要方面。其中，共同富裕的“共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创造和享有财富的是全体人而不是少数人，是覆盖城乡的所有人群，不能仅有城市人而没有农村人；二是指在实现次序上具有非同步性和协同递进性，既要允许合理范围内区域和主体发展差距存在，也要统筹不同区域和不同主体的发展水平，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区域和任何一个主体掉队[3]。共同富裕的“富裕”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物质上的富裕，即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二是指精神上的富裕，即精神财富不断丰富，人民对精神生活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4]，这一论断为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指明了道路与方向，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就理论依据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同富裕将在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而高质量发展便是以注重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以物质精神协同发展为内容、以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发展[5]；从现实依据来看，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可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尤其是农民农村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明确，没有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要解决农民农村发展中的问题、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必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从共同富裕的理论含义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出发，要破解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难题，必须抓住农村社会主要矛盾。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在农民农村发展中突出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不平衡尤其是精神文明发展不充分。因此，为进一步解决发展矛盾、解决农民农村发展难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深化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3个方面时代内涵的理解。

首先，城乡融合发展是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对立是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只有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消除城乡对立、推动城乡融合，进而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前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 99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1%[6]31。如此庞大数量的农村人口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那我们始终无法宣告共同富裕任务目标的完成。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长时期处于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突出表现为农村生产力发展较城市明显不足。因此，只有在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协调性、包容性，才能让我国生产力水平获得整体提升、物质生活资料大大丰富和满足，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其次，不同区域农村协调发展是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平衡分布、区域间协调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展现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据统计，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数量为16 361万，占全国乡村人口的32.1%[6]51。这表明，如果不同区域的农民农村不能实现协调发展，全体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便有了缺口。事实上，生产力平衡布局不是要求各地区生产力水平都绝对一致，而是在承认地区间存在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尽可能平衡布局生产力，不断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受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农村与其他区域的农村相比，发展速度更快、生产力水平更高，我们要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优势，发挥区域间协调联动机制的作用，带领各地农民齐心协力，推动各地农村生产力持续发展，实现不同区域农村协调发展下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最后，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步发展是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构成，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有一定的反作用。新时代以来，党带领人民顺利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农民群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过上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幸福生活。与此同时，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内容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更多样的文化知识内容、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都体现了农民群众在精神层面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极大丰富了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事实上，实现精神富裕不仅是人民的需要，更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它能够激发民族精神的深层力量，增强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感。因此，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互促进、同步发展，才能切实推动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

二、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难点挑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推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农村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推广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激发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持续发力，带领农民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也应当看到，新时期要贯彻落实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时代任务，仍面临很多难点和挑战。当前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的最大制约是农民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民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一步引起城乡共同富裕发展有差异、区域间农村共同富裕步伐不协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共同富裕进程不同步的状况，阻碍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的实现进程。

(一)城乡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呈现二元结构，城镇与农村在产业分布、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普遍存在，而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一定历史原因。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带来了冲击，城乡分离加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加快实现工业化，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生产合作制等相关政策制度，农业为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业农村自身发展却受到制约，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改革开放后，由于“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因素及城市自身存在的优势，农村人口大批流向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7]。

首先，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城乡之间产业发展不平衡为例。当前我国农村产业以农业为主，二三产业则集中于城镇。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推动农业发展，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对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发展较慢的难题。2020年，第一产业全年生产总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7%，而第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37.8%和54.5%[6]80。由此可见，与二三产业相比，农业发展速度虽然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较低，农业发展严重不足，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前行距离。此外，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缺失且老年化现象突出。从2001年至2020年的二十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平均增长速度为-3.5%[6]4-5。人员的缺失、老化进一步限制了农业发展，扩大了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发展差距，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产业不平衡发展的情况。

其次，农村发展不充分。以农村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发展不充分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完善方面持续发力，农村的道路、网络、水电气等都进行了升级改造，农民生活幸福感大大提升。但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仍有很多不足。交通运输方面，十年间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净增90多万千米，公路村村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部分路面建设质量较低，难以作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支撑保障。供水保障方面，以四川省为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84%，水质达标率72.37%，虽然供水保障能力较过去有明显提升，但与水质达标率可达100%的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8]。公共服务方面，虽然农村学校和乡镇卫生院的数量在增加、硬件设施在提升，但乡村教师和医生等人才缺口严重，城乡资源配置仍然失衡，截至2021年，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仅为79.5%[9]。这些发展的不充分，限制了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放缓了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步伐。

最后，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在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重达到39.8%[10]。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可能导致数字鸿沟的出现，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具体表现在：数字红利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以高水平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收集处理能力为基础，相对农村来说，城市可以获得更多数字资源，也意味着城市能享受更多的数字经济发展红利[11]；就业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需求中高技能的就业岗位，而对于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学习能力创造能力不足、长期从事低技能劳动的农民来说，不仅没能享受到就业福利，甚至会面临劳动被替代乃至失业的风险；加之农村“留守”现象严重，占农村常住人口大多数的“留守老人”难以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福利，城乡发展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

(二)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区域的农村当中。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东西部农村在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进而体现为东西部农村发展质量有差异、收入水平不平衡。根据统计，2020年我国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 286元，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 110.8元，仅为东部地区的66%，远低于17 131.5元全国水平[6]185。

首先，东西部农村产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产业发展不充分。农村产业并不局限于农业，还包括农村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东部地区占比最少的北京市和上海市仅为0.3%，其余各省和直辖市平均占比为5.4%(海南除外)，而西部地区占比最少的重庆市达7.2%，其余各省平均值则为12%[6]93。此外，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常见于特色农产品加工、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等，这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先进技术的运用。而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拥有更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有利于推进农村产业园区建设，这导致东西部农村产业发展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由此可见，第一产业在西部地区的农村中仍占有较大比重，东西部地区农村一二三产业的不同结构，直接影响着农民群众的收入。

其次，东西部农村城镇化进程不平衡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进程不充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很多农村被纳入城市带和产业园区，加速了当地农村的城镇化进程。2020年，位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城镇化率分别为89.3%、73.44%和72.17%，超过了我国63.89%的平均城镇化率；与之相对应的是西部地区有7个省份的城镇化率低于60%[6]35-36。较高的城镇化率意味着更加优质的社会资源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将能够吸引更多中西部农村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口前往东部沿海地区就业。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动让西部农村“留守家庭”和“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此外，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不利于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这将导致不同区域间的农村发展差异进一步扩大，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带来挑战。

最后，东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平衡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分为经济类和社会类两大类别，经济类包括道路、通信、能源等，社会类包括教育、卫生、水利等。从总体上来看，虽然近十年中全国各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均不断上升，但不同区域间仍存在差异。据统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最高的农村均位于上海、天津和浙江等东部省市，且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最低的农村则位于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西部地区[12]。以乡镇卫生院为例，江苏省拥有999个乡镇卫生院、104 393名卫生人员和76 886张床位，而青海省则仅拥有411个乡镇卫生院、6 068名卫生人员和4 720张床位[13]。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差异一方面是因为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另一方面也与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地形气候、人口流失等客观情况相关。这种情况限制了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的发展，影响了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导致西部地区农村发展受阻，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

除不同区域间农村发展不平衡外，同一区域内农村的发展也存在差异。以西部地区为例，我国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及自治区，在2020年的GDP总量为213 292亿元，其中四川、陕西、重庆、云南、广西5个省市面积占西部12省的20%，而经济总量占比则高达68.7%[6]91。2021年西部百强县中，有37个来自四川省、16个来自云南省，甘肃省和西藏自治区没有县市入围；2020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 110.8元，其中最高的内蒙古自治区为16 566.9元，最低的甘肃省仅为10 344.3元[6]185，205。同一区域内农村的发展差异将导致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区域内较为发达的省市流动，加剧发展的不平衡。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不平衡尤其是精神文明发展不充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2]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愈发丰富，对精神生活富裕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提升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成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大部分农村中，农民的精神生活较之物质生活更加贫乏，农民思想文化水平不高、农村文化事业发展不足、网络文化传播鱼龙混杂等原因阻碍了精神生活发展。

首先，农民思想文化水平不高。受传统观念和客观条件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城市居民偏低，特别是留守农村的老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据统计，截至2020年，农村居民家庭户主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2.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1.3%[13]。由于思想文化水平不高，许多农民观念陈旧、思想僵化，“等、靠、要”的思想顽疾仍未清除；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但缺乏致富的主动性和长远规划，单靠政府的帮助难以实现发展目标。此外，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依然盛行，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要求相悖，严重阻碍农民精神文明水平的提升。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群众不会说普通话、不认识汉字的情况，难以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农村群众精神富裕道路进一步受阻。

其次，农村文化事业发展不足。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事业主要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供给。从公共文化服务来看，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农家书屋、文体广场、宣传橱窗等设施出现在全国各地大小村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但并为对其服务效能制定评价标准，导致后续发力不足，许多地方出现文化设施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情况，未能达到理想中的作用效果。从文化产品供给来看，存在供给产品数量不足、优质文化产品缺位的现象，许多面向农村居民的文化产品并未真正了解农民所需，也没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难以展现出新时代文化产品应有的风貌，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最后，网络文化传播鱼龙混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家就能利用网络获取各类信息，据统计，中国九成以上农户家庭拥有至少1部智能手机，近二成村庄实现“户户通”宽带，82.20%的农户能够使用智能手机[14]。由于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许多农民通过看电视玩手机打发时间，手机上的各类短视频平台是他们重要的信息来源，但许多短视频为博取眼球，往往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无法客观公正地传达各类信息，本身辨别能力较低的农民容易受其影响，获取错误信息。此外，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充斥网络，这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生活方式极易加强农民群众内心的不平衡，渴望闲适富裕的生活乃至不愿进行辛苦的农业生产，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必须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极具复杂性，需要长期坚持、共同努力、接续奋斗。新时期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积极构建科学的行动纲领和有效的实践路径，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难点和挑战，重点从推进城乡融合、缩小不同区域农村发展差距、加强优质文化传播等方面入手，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提升农村地区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要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进一步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做大城乡发展“蛋糕”，夯实物质基础；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生活差距，提高农民群众生活质量；进一步加强农村数字化建设，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一，深化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既包括城乡之间的产业融合，也包括农村内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完善的产业链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产业融合首先要夯实农业基础，农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产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要继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强技术、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流动，加强相关技术人才培养，发展新型数字化智能农业，培育城乡产业新业态。其次，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利用龙头企业在规模化生产、市场把握和开拓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农村产业链，增强产业竞争力，避免城乡产业同质化，促进城乡合理分工。再次，利用农村自身优势打造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和休闲度假旅游地，推进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相互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最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了解群众困难和需要，及时进行产业相关政策宣传，适时推进产业融合专业化培训，助力城乡产业融合，加快实现致富增收。

第二，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不仅要提高农民群众收入水平，还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村居民提供优质公平的公共服务。首先，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水平，拓展更有利于农民的保险项目，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防止因保障不到位而返贫的现象发生。其次，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财政投入与转移支付力度，为城乡基础设施均衡化发展奠定财力基础，进一步增加农村文体活动场所，完善水电路网、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后续维护系统，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再次，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和医疗条件，教育方面，不断提高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加强农村与城镇的教师学习交流，提高农村教学质量；医疗方面，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投入，提高农村医务人员医疗水平和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让小病在家门口即可解决。最后，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税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作用，健全第三次分配与低收入农民帮扶相结合的机制，促进社会财富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公平分配，让发展成果由全社会共享。

第三，加强农村数字化建设。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数字鸿沟，但也为农村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将数字经济融入农村经济发展是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首先，加快农村数字化设施建设。数字化设施既包括农村基础信息设施，如宽带、5G网络基站，也包括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适应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的平台应用，推动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日常深入融合，打造“数字农村”。其次，加快培养农村数字人才队伍。要实现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人才是关键。一方面，加快对高中、中专等学历相对较高的农民进行专业化培养，让他们在打造“数字农民”过程中起到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可加强相关人才引进力度，让数字人才在农村开展数字培训，乃至扎根农村，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力量。最后，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深化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作用运用，以数字化建设推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农业现代化，打造“数字农业”；另一方面，加强“互联网+农业”融合，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更直接地感受到数字发展带来的便利。

(二)着力提升农村发展质量，缩小不同区域农村发展差距

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区域间农村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落后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加强东部地区引领带动作用，在区域农村协调发展中提升落后地区农村发展质量、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探索各地农村特色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拓宽农民致富渠道；加快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注重政策引领和产业支撑，推动农民市民化；助力西部农村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缩小东西部农村发展差距。

第一，探索发展各地尤其是西部地区特色农村产业。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各地特色农村产业十分关键。首先，在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以“特色”为基点，找准产业市场定位，展现产业竞争力。其次，在夯实农业基础的地位的同时，也注意与二三产业的结合，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特色乡村旅游等，丰富产业形式。再次，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盘活农村资产、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发展有地方特色的经营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区域间农村发展差距。最后，在特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将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相结合，由政府进行战略引导和多平台宣传，最大限度实现经济效益，打造农村发展新业态。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东西部农村交流合作，尤其是学习东部先进的农业技术、科学的发展理念和管理经验等。例如，浙江省建设的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催生了生态康养、乡村体验、互联网农业等一系列产业融合新业态，吸引了众多社会资本、带动大批青年返乡创业，成功创建一批国家A级景区[15]。像这样极具代表性的农业农村生产建设经验在东部地区还有许多，西部地区农村可选择适宜的经验进行借鉴和创新，助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第二，加快推动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进程。首先，要加强政策支持引导。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大大提高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行也为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的制度保障作用，优化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其次，采用多种方式推进人的城镇化。通过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让更多的农民能够进入城市就业并且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收入保障，在现代化生活方式中推进农民市民化；通过优化城镇体制机制，进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制度改革，为转移农村人口提供制度保障。再次，强化城镇产业支撑。西部城镇化率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而第三产业的占比是衡量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指标，要重点发展第三产业，既能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也能进一步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最后，在生态保护中推进绿色城镇化。西部地区多处于大江大河的源头或中上游，如果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可能会影响下游地区的发展与安全。所以要将环保理念融入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过程，坚持绿色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第三，不断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出发，一是优化西部农村现有的基础设施，二是投入建设新型现代化基础设施。一方面，西部地区农村并不缺乏道路、住房、教育、卫生等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设施，但在建设的质量和数量上与东部地区有差异。质量方面，健全道路、房屋、通信等基础设施维护政策，定期检查维护，避免设施出现问题影响农民正常生活；数量方面，可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增加学校、卫生院及班级、床位的数量，让适龄儿童幼有所学，让患病居民病有所医，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另一方面，只拥有基础性设施难以缩小东西部农村差距，需要进一步建设高技术含量的农村设施，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步的实现既需要政府的支持也需要人才的配套。政府需要根据区域内各地农村地理位置特点、产业发展特色、农业生产需要等实际情况，结合信息化、物联网等科学技术，规划建设适合当地的现代化设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人才方面，可以积极与东部地区示范性农村建立帮扶小组，远程进行先进设施、技术和理念的指导，因地制宜用于西部农村建设，不断缩小东西部农村差距。

(三)加快优质文化传播，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让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也让农民群众对自身精神生活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推动农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步均衡发展，要构建高质量农村教育体系，提升农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激活农村文化事业活力，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凝聚广大农民群众的价值共识。

第一，构建高质量农村教育体系。首先，要关注教育事业的长期性，做到每户适龄儿童有学上，提高农村地区各教育阶段的入学率的同时也要关注毕业率，不能让学生入学了事，做到学生培养的连续性。优质的农村教育不仅能够提升农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更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培育具有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农民的重要路径。其次，要组建专业的师资团队，选择了解村内学情且专业扎实的老师，避免因内容太过深奥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再次，要着力发展“特殊教育”，对留守儿童或是其他在生活中身体上存在问题的孩子给予更多关注和关爱，让他们拥有健康的心理，能够积极乐观的学习生活，形成良好的育人氛围。此外，可针对农民需要进行技术类专业培训，尤其是现代化农业机械的使用，能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最后，农业政策传播讲解也是教育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扩展农民视野，让农民紧跟时代步伐、做新时代农民。

第二，激活农村文化事业活力。补足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的短板、激活农村文化事业活力是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首先推进农村文化事业建设，重点在于了解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设立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与提质。其次，要健全乡村文化产品输送机制，打通文化产品输送通道，引导更多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进入农村，持续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要。再次，提高农民在农村文化事业建设的自主性，鼓励农民自主开办农村文化活动，打造特色品牌活动，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最后，要加强政府在文化事业中的把控作用，一是要把好方向，避免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输入农村；二是要推动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让文化资源得到创新性转化，也有助于加强村落间、乡镇间文化资源共享。

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16]。推动农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协调发展，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吸收先进的中国优秀文化，提升共同富裕相关认识，学会辨别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的文化。一是，要清除部分农民的落后认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宣传，潜移默化提升其精神文化水平，提高其对于各类网络文化传播的分辨度，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需求相结合，以核心价值观指导群众生活，加强农民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激发其为共同富裕目标奋斗的内生动力。三是，要创建良好的共同富裕舆论环境，让农民对共同富裕有准确的认知，从思想上认同共同富裕，进而调动其生产生活积极性，全社会共同凝聚力量朝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