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勤扬，易 晓 艳

(1.重庆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 401331；2.重庆社会科学院 改革杂志社，重庆 400020)

目前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出现较大分歧，使其成为“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争议的一种理论”，[1]但作为一种激进政治实践理论，它的存在与影响已逐渐超出政治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展与渗透。著名学者孔明安认为，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于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为肇始，在此书中，两人将传统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从学理和逻辑上来看，后马克思主义是奠基于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分析工具，有时候被用于提炼文本中的哲学主题，通常认为，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激进的阅读模式”。[2]那么，这样一种哲学思潮和用来分析文学文本的工具，是如何进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领域并最终促成和建构了一种激进政治理论，则需要我们仔细的学理分析。同时，对其分析，也是新形势下重塑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现实与理论课题。

一、后结构主义的介入路径：社会历史领域

每一种政治理论，尤其是政治实践理论，都是基于对社会历史状况的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危机的来源在于，它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越来越受到当今社会现实的挑战，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时代发展与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马克思于19世纪提出的某些论断，的确与现实状况有一些不匹配。比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暴力革命的预测，在当今就不具有现实性。因此，我们需要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寻找一些答案，而正是在社会历史分析领域，后结构主义开始介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领域。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出版之前，拉克劳在1983年发表的《社会的不可能性》这篇短文中，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对两种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意识形态为社会总体性的层次”和“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进行了反驳。拉克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社会概念，即将社会总体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念在两个方面站不住脚：一方面，经济基础作为社会总体系统的构成性力量，最终却出现在了整个结构系统之外，而构成社会总体系统的另一方面的上层建筑却不能对经济基础施加决定性影响。于是，整个社会结构系统成为僵化的、一贯的、总体的封闭结构；另一方面，这种对社会总体的划分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观念：“总体性的状况就是社会次序的本质状况，是社会生活表面上表达的处于经验变化背后的有待认识的状况。”[3]在拉克劳看来，这样一种认识论和真理观是建立在能指和所指、概念和实体相统一的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但实际上，社会并不是一个有着外在于结构的、本质的、清晰的实体。在反驳的过程中，拉克劳用后结构主义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和实体的不可通约性的观念，引出自己关于社会历史构造和对社会的认识观念，他用话语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社会的概念，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社会观，认为社会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无中心的，是由话语建构的。他认为，我们可以在任何话语形式下谈论什么社会，但却很难说那就是社会的本质。因为任何话语形式中的社会观念，总是被其“剩余的意义”所包围。这样他就将社会从其实在指涉物，也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总体结构系统的束缚中拯救了出来。

之后，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1985)和《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1987)中继续运用“话语”的范畴对社会进行了重构。在他们看来，社会与话语是完全等同的，社会以话语的形式运转。“每个对象被构造为话语对象，只要对象不是在每一个出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定的。”[4]116对象之所以能被建构为对象，不是因为它自身的本真性存在，而是因为话语把其构造为对象。以下面的例子就比较好理解，比如，埋在地底下的钻石(如果不考虑钻石这一名称也是被分类和建构的话)只是存在的物，它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但是，钻石一旦出现在人类社会中，它就必然与其它社会情境发生关系，自然科学、商品制度等亦然。俗话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钻石能代表坚贞的爱情并不是因为它自身的本质属性，而是它被当成对象建构的话语。在这里，话语先于语言和非语言而存在。一个人送给另一个人一枚钻戒向其求婚，送钻戒是实实在在的行为，但是求婚可能涉及到语言，两者之间共享同一种情境，这种情境就是话语，而整个社会都是以这种话语的形式存在。

但是，如上所述的逻辑，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社会没有最终的指涉物和真正存在的实体，那么“社会”的意义就不断地存在于差异的流动之中，我们是如何获得对社会的认同的呢？拉克劳与墨菲的解决方案就是创造了关节点(points de caption)的概念。关节点是在局部具有固定性意义的话语形式，它将漂浮的能指与“歧义”的所指进行链接，从而建构了一个开放的、带有随机性的架构，这一架构不具有中心稳定性，打破了与能指相应的所指的固定化。

综上所述，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总体结构观念的批判和话语范畴的引入，打破了社会是本质性的、透明的指涉物的观念。社会和话语是同一的，是差异性的、流动性的、非明晰的整体。这种破除概念和指涉物之间直接性关联的方法，被拉克劳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弱化”逻辑。

二、政治主体的解构与重构：后结构主义的政治实践策略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有一个预判，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进，整个社会必将趋向两个对立的阶级——作为剥削者的资产阶级和作为被剥削者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势的预判的基础上，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工人阶级看做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运动的主体。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阶级受到的压迫最深、最全面，因此，只要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全人类也就得到了解放。但是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这种观点也在两个方面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必然产生对抗，它只是一种生产模式。对抗来自生产关系之外而不是生产关系，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生活下去、不能给孩子合适的教育等的时候，对抗就会产生；另一方面，阶级按照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的划分的观念，实际上预设了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而无论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只是人们结构社会的一种方法，围绕着这种结构的还有大量的社会的“意义的剩余”。

后结构主义从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预判出发，指出政治主体并不必然指涉某个在场的群体，从而破除了政治主体与其能指的群体之间的直接关系。进而，拉克劳和墨菲把这种解构的(弱化)逻辑贯穿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主体的重新塑造和政治对抗当中，以便能观照当代反资本主义的现实。在他们看来，政治实践的主体不是来源于阶级(某个在场的群体)，而是源自于人们对某一立场的认同。个人承认某一政治观念或立场，并按照这种政治观念或立场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才能称之为政治实践的主体。个人的实际存在并不是社会关系的来源，相反，个人是在社会关系中才被塑造成不同的主体。因此，他们在谈到主体的时候都是指的“主体立场”。[4]128

作为某种政治主体的立场必然包含着某种价值话语和真理话语，但是，它首先是一个空的能指，也即是说，某种政治立场并不必然首先与某一群体相联系，包含着某个群体的必然在场。个人正是在接受了这些话语的情况下，才可能认同某种政治立场，并按照这种政治立场行事。具体来说：首先，某一主体立场只有在与其它主体立场相区别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因此，不同的主体立场是相互外在的和可能存在矛盾的；其次，价值话语和真理话语是社会构造的产物，它们的意义处于不断的差异流动当中。因此，主体立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主体就是话语当中的差异性位置。不同的主体认同之间会出现对抗关系——这里的对抗并不必然是对立，而是相互外在的“反-认同”。当然，不同的主体立场虽然彼此是外在的，但因为处于不断的差异流动当中，因此也就决定了不同的主体立场之间联合的可能性。这种联合不是取消不同的主体立场的特殊性，而是在不同的主体立场之间寻找某种同一性。比如，在中国民主革命期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并没有取消彼此的立场，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革命目标。

拉克劳和墨菲将政治实践的主体从阶级范畴，也即从个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占的位置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这种解放有效地回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风起云涌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实践，包括种族、性别、民族等社会运动。这些新社会运动呈现了与阶级对抗不一样的新的“主体立场”及其政治认同。当政治实践的主体不再是阶级，不再从生产关系的位置中抽象出来，而只表现为一种主体立场时，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中的特权地位也就不存在了。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没有特权阶级，每个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其独立性也就不会遭到压迫和抹平。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政治立场彼此独立，保持着各自的差异和特殊性，它们只有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时候才会获得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各差异性在面对共同的目标时建立起来的。不过，这一观点也遭到其他学者的批判，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伦·伍德就明确反对解构阶级，他质问道，“当新的真正社会主义否认工人与社会主义之间甚至一般来说经济条件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的时候，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5]

三、多元性与差异性：后结构主义论证社会建构的逻辑

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想完全抛弃传统马克思主义，至少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内涵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依旧保存着。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言，“马克思主义是那些通过它们阐明的新政治概念才得以可能的传统之一。对于我们而言，这一出发点的有效性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我们自身的过去这一事实上。”[4]4他们真正要应对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信奉的真理观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冲击下所面临的危机。但是，当拉克劳和墨菲以后结构主义的方式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信奉的真理观的时候，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人类解放(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全球解放)等伦理信念就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危机。

在马克思那里，工人阶级之所以能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主体，就在于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压迫最重、最彻底，因此，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就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但是，在后马克思主义这里，工人阶级的政治特权地位被解构了，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直接必然的联系也就别切断了。人类解放就只能在不同的话语形式中被追认和建构，人类解放的目标也就只能被无限地推迟下去。

拉克劳与墨菲能把后结构主义的理念推进到人类解放的伦理原则中去，却不能推进到他们所信奉的作为社会建构原则的激进民主观念中去。一种原则要成为社会建构的基础，那么，这种原则首先就必须具有明确性和明晰性，并且最终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毫无疑问，透过后结构主义的视角看，激进民主也就只能是一个空的能指，在不同的话语形式中不断被建构，处于流动性的差异过程中。

于是，拉克劳和墨菲只能以逻辑和比较的方式论证激进民主作为社会建构原则的必要性。虽然没有任何“基础”能够使我们确定哪种政治更好，但“没有这样的基础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政治推理和政治选择(基于某些原因选取某种政治立场而不选取另一种政治立场)的可能性。”[6]他们认为：“在一个激进民主社会，人们不仅可以平等地获得个人发展必需的物质资料，也可以平等地获得参与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决策的机会。现存政治结构和社会形式的激进民主化，要求进行深刻的权力再分配，要求彻底拆除使资本主义剥削、女性歧视主义、同性恋恐惧和种族歧视主义等不平等制度化的社会结构。”[7]这种激进民主的主张看起来与其它后现代的政治主张甚至一些基于现代性的政治主张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拉克劳和墨菲的这种激进民主主张是在反本质主义的前提下，重新思考民主观念的产物，是与他们的社会观念和政治主体观念相一致的。

政治主体只是一种主体立场，它不必然指涉某一阶级和群体而只是来自人们对这一政治理念的认同，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着认同与“反-认同”的差异。在他们看来，民主观念的深化，一方面是使这些多样化的政治主张得以可能的关键，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有出现极权主义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社会政治主体的多元性和保证了不同的差异性主体存在的可能。拉克劳和墨菲所极力主张的激进民主政治，其关键就在于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新形势下斗争和对抗的多元性、差异性主体，进而将这种多元性、差异性的斗争通过“链接”的方式统一起来。他们认为，只有推进这种激进民主政治，社会的多元性和对抗性才能得到保证，不同政治主体的立场和要求才不至于被建构于某种基础上的同一性所压迫和抹平。

四、区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与后现代族群政治之间的差异

正如前文所分析，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观念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有着本然的联系，拉克劳和墨菲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去阐发一种新的政治实践理论，是为了解决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政治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他们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精神”，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了解构与重建。在其中，他们的分析充满去中心化、去阶级化以及奉行主体的多元性、差异性，因此，有很多人就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与基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族群政治之间有着诸多一致性。这种观点需要对比分析。

首先，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后现代族群政治理论虽然都是建立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两者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对拉克劳和墨菲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诉求并没有问题，他们想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理论与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脱节的困境。因此，他们想要通过运用后结构主义的观念，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逻辑和本质主义，发展出一套新的、适合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斗争需要的斗争策略。但是，对于后现代族群政治理论家来说，反本质主义和解构同一性是为了凸显被本质主义和同一性压制的族群的权利——女人、同性恋者、疯人等。所以，“有必要‘重新打开’哲学话语的符号，如观念、物质、主体、超验主体性、绝对知识等，从中窥探出它们从女性借走的东西，使它们‘交出’或交给所欠女性的东西。”[8]

第二，虽然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关于斗争策略的理论以及后现代族群政治都确认差异和追求差异个体的权利，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理论是以政治主体的差异为基础并期望保证这些差异。而后现代族群政治则是以身体差异为基础，期望差异个体能从权力和话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理论并不关心身体本然的存在，他们认为人的身体的差异性不是由身体的实际存在状况规定的，而是在人与其它对象的交往过程中才被人们认识到的，因此，从本然存在的个体到富有差异的主体是逐渐被建构和被人们认识到的过程，他们关注的是被建构的主体而不是本然存在的个体。而后现代族群政治理论则相反，他们也关注个体被权力和话语建构为不同的主体的过程，但是他们极希望破除话语和权力对主体的建构与压制，回归到身体的本然的差异中。

第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策略的后马克思主义主张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差异性的联合，但是他们也并不排斥某个单一的集团将他们自己特殊的目标表达为整个联合体的集体意志。拉克劳和墨菲的座右铭——“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就是真实写照。也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概念，实际上支持某一单一集团的政治理念合法化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意志。这种合法化的过程实际上需要必要的话语操作。而后现代族群政治反对的就是权力与话语对肉体、不同群体的束缚，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概念无论想怎样表述内在的差异性，但是一旦某个群体的特殊要求被表述为整个联合体的普遍意志，那么联合体内部其它的特殊要求势必会受到这个普遍意志的压迫。

综上，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不断对作为理论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理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现实斗争的需要。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资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信奉的真理观进行了解构。后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封闭结构中解放出来，切断了政治主体与阶级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政治主体来自于个人对某一政治理念的认同，而社会就在这种认同与反认同之间充满了对抗性。差异性的政治主体在面对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时可以联合起来，但不必然放弃自己的特殊性。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改造来整合各种反资本主义的资源。但是需要认识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政治实践的理论，更注重斗争的策略，这种理论与后现代族群政治关注个体本然的差异和权利的情况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