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新

(陕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真理观一直是哲学上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形式的真理观，典型的有主客二分的符合论真理观，“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观念之间逻辑一致的自洽真理观，莱布尼茨充足理由的真理观等等，而克尔凯郭尔(Sφren Kierkegaard)却提出了悖论真理观，与以往的这些真理观都不一样。

一、克尔凯郭尔对真理的定义

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真理是内心性，真理是建设性。”[1]214这句话界定了真理的两个性质的：1.真理的主体性的，即他所谓“主体性、内心性就是真理。”[1]169而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主体性和内心性不是指人类精神领域里的理智和逻辑思维能力，而是指主体的激情，激情本身就是真理。用他是话说：“在主体的意义上探问的则是内心性。这个‘怎样’的极致就是对无限的激情，而对无限的激情本身就是真理。对无限的激情就是主体性，因而主体性就是真理。”[1]164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精神是内心性，内心性是主体性，主体性本质上就是激情，至上的激情就是对个人的永恒福祉的无限的、个体性的关切。”[1]18-19“无限性的激情本身就是真理。”[1]184而且人类的激情只能在自己的内心中加以领悟，无法直接传达给他人。2.真理同时又是建设性。真理是激情要把捉的对象，“一旦真理的存在变成经验性的具体存在，真理本身也就处于生成之中。”[1]156“只有那种建设的真理才是为你的真理。这是对作为内心性的真理的本质性断言，由此，其决断性的规定性——建设性的‘为你’，即为主体，就成为与所有客观知识的本质区别，就主体自身成为真理的标记而言。”[1]210在此基础上，克尔凯郭尔提出他的真理定义：“真理就是通过最具激情的内心性在占有之中牢牢抓住的一种客观不确定性，这是对于一个生存者来说的至上真理。”[1]165激情“占有”的对象是“客观不确定性”(即“悖论”)，因而激情“占有”的过程是内心性的“建设”和“生成”的过程。克尔凯郭尔这种悖论真理观是他在批判“客观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形成的。

二、克尔凯郭尔对科学真理观的批判

克尔凯郭尔的悖论真理观，是针对十九世纪流行的科学真理观提出来的。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科技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当时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兴奋和狂热，就像一个孩童刚拿到新玩具似的，好奇、兴奋、充满了幻想，比如听诊器传到哥本哈根时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即使它与自己无关。因此，人们对科学的迷信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心追求利益的欲望导致生活意义的迷失。克尔凯郭尔正是在这种科技狂热之中看到了其背后的隐患，因此主张要从个人和实际出发来探索生活及其意义。他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相信，知识产生效果，只要人们认识到了真理，越简短快捷越好，人就有救了。但是，生存与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241“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就在于所知太多，但却忘记了何谓生存，何谓内心性。”[1]217“对于客观的反思而言，真理就是某种客观的东西，一个对象，其关键在于对主体的忽略。”[1]157

因此，克尔凯郭尔针对客观真理观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所批判的客观真理观，就是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或者说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真理。他说：“无论我们更多从经验论的角度出发把真理定义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还是更多从理念论的角度出发把真理定义为‘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每种情况的关键都在于，我们要谨慎留意应该对‘存在’做何理解。我们还要小心，认知的人别受到欺骗，从而落入某种不确定性之中，奇幻地变成某种生存着的人从来没有或者也不可能成为的东西，一个幻象，个体尽其所能地为之忙碌，但却永远也不会以辩证性的中间项清楚地阐明，他是如何步入这种奇幻之中的；对他而言，他身处其中的意义何在；所有的努力在那里是否将在不可思议的鲁莽冒险之中流于一个同语反复。”[1]155

他认为：“体系的观念是主体-客体，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而生存则恰好是二者的分离。这绝非说，生存没有思想，而是说，生存是间隔性的，它把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分隔开来。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思想就是纯粹的思想，它抽象地、客观地与其对象相呼应，因此，这对象反过来就是思想本身，真理就是思想与其自身的一致。这种客观思想与生存主体毫无关系，当难题一直存在的时候，也就是说生存主体如何步入客观性之中，在那里，主体性是纯粹抽象的主体性(这一点又是一种客观的规定性，它并非意指某个生存着的人)，有一点就是肯定的，即生存主体正被逐渐蒸发。最终，假如一个人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一切还不是他借助想象而能最大限度地有所知的东西；那么，生存主体就会变成对思维和存在的纯粹关系——那种纯粹的同一性，的确是同语反复——的纯粹抽象的共知者和知情者，因为存在在此并不意味着思想者存在，而只意味着他在思想。”[1]88-89

克尔凯郭尔之所以要批判科学真理观，是因为客观的、科学真理观中的所谓“客观存在”其实并不是在主体之外“客观地”存在着，而是“不确定性”和“悖论”，原因是“客观存在”是与主体性紧密相连的。他认为：“客观思想对于思考主体及其生存漠不关心，而生存的主体思想家则在本质上关切自己的思想，他生存于其中。”[1]53“我们一刻都不该忘记，主体是生存着的，去生存就是生成，因此，那种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真理只是一种抽象的幻想，事实上它只是受造物的期待，不是因为真理不是同一性，而是因为认知者是生存者，因此，只要他生存着，真理对他而言就不可能是同一性。”[1]160而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的主观激情，因此，“所有本质性的知识都与生存相关联，或者说，只有与生存有着本质关联的知识才是本质性的知识。没有向内地在内心性的反思中与生存相关联的知识在本质上只是偶然的知识，其程度和规模在本质上是无关紧要的。说本质性的知识在本质上与生存相关联，这并不意味着前述那种抽象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也不意味着知识把某种存在物当作对象并且客观地与之建立关系；而是意味着，知识与本质上是生存者的认知者相关联，因此，所有本质性的知识都与生存和去生存相关联。”[1]161-162这其实就是后来美国新实在主义哲学家培里(Ralph Barton Perry)所说的“自我中心困境”，即“T必然处于Rc和某个E的关系中” `[2]其中T是指事物，E是指自我，而Rc是指事物(T)与自我(E)之间的关系，即“一个人不能想到事物离开意识而存在，因为一想到它，事实上就把它置于意识之内了。”[3]127“每个考察者试图去解决一定问题时总会发现他自己。”[2]“没有一位思想家能以在人们这样的请求之下提到一个不是观念的东西，其明显而简单的理由就是：当一提及它时，他就把它变成一个观念了。没有一个人不亲自接触着事物而能够说出它们的本质的。”[3]127

正是由于“所有本质性的知识都与生存和去生存相关联”，即使有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现象，由于观察者的不同或视角的变换，见到的也是不同的现象了。比如，面对同一个东升西落的太阳，开普勒和第谷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吗？“那种认为开普勒和第谷在黎明只是由于他们的眼睛受到相似的作用才看见了相同的东西的看法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在物理状态和视觉经验之间存在着差异。不过，让我们姑且假定如上面所讨证的那样——他们看见相同东西，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感觉数据经验，他们在叙述上的不同产生于对其所见物的事后[post facto]解释，而不是产生于基本的视觉数据，如果作这样的论证，很快就会出现种种困难。”[4]10事实上，人类所有认识“在观察和实验中注入了概念，渗透着理论。如果自然哲学家面临着我们一直在描述的各类问题，那么他的观察和实验就会包含那类问题。伽利略的几何偏心圆，开普勒的完善的圆，普利斯特列的燃素，勒维烈的未观察到的质量——这些都曾是障碍。因此说，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不能如此自信地判断那些今天控制着物理学思维的观念，例如不确定性和ψ函数。但是我们能够再次注意这些障碍影响人们对资料、观察、事实、继之而来的理论的整体组织。这也不仅仅是对那些在障碍面前止步不前的人才适用的。只有看到某种事情使某人不能解释一个现象或不能作出某种观察，才能鉴别他在这些事情上取得成功时，是什么在起作用。”[4]167这同普通人看不出X光片中的问题、人耳听不到回声波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道理是一样的。“蝙蝠活在一个回声的世界里。就像人类的世界认为每个物品都有代表性的外形及颜色，蝙蝠的世界则认为每个物品都有专属的回声模式。仅从某只飞蛾纤纤翅磅弹回的回声，蝙蝠就能判断这只飞蛾究竞是美食还是毒药。至于某些可食用的蛾类，则进化出类似毒蛾的回声模式来保护自己。还有一些飞蛾进化出的能力更了不起，能够直接让蝙蝠雷达的声波转向，于是这些飞蛾能够像隐形轰炸机一般飞来飞去，而蝙蝠却浑然未觉。回声定位世界复杂和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我们所熟悉的视觉及听觉世界，但我们就是全然未知。”[5]324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6]10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在牛顿之前，牛顿定律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定律有所揭示地指出来的存在者以前不曾在。这些定律通过牛顿成为真的；凭借这些定律，自在的存在者对于此在成为可通达的。存在者一旦得到揭示，它恰恰就显示为它从前已曾是的存在者，如此这般进行揭示，即是‘真理’的存在方式。”[7]260-261这就是克尔凯郭尔反复强调真理是内心性的原因。

由于知识是相对于激情的主体性而存在，而主体性作为“激情”是在不断变化着，主体性就如同坐在一列行进中的高铁上，它所观察的“客观存在”就如同乘着高铁看到的窗外景物一样，变成了“不确定性”和“悖论”。“任何与生存相关的东西，任何对于生存而言并非漠不相关的东西都不应被纳入逻辑体系之中。反过来，逻辑因其客观性对所有思想的无限优势又将受到制约——从主体的角度出发，逻辑只是一种假设，这一点恰恰是因为在现实性的意义上，逻辑对于生存漠不关心。”[1]80“生存主体身上的至上的内心性就是激情，与激情相呼应的是作为悖论的真理，真理成为悖论的根源恰恰在于这真理与生存主体的关系。以此方式，二者才能彼此呼应。如果忘记人是一个生存主体，激情也就丧失了，相应地，真理也就不会成为悖论，而认知主体也从一个人变为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而且真理成为这种认知的奇幻对象。”[1]161据此，克尔凯郭尔得出“真理是悖论”的结论：“悖论即是客观不确定性，客观不确定性是对内心性的激情的表达，而内心性的激情就是真理。苏格拉底的问题和思想就是如此。永恒的、本质性的真理是悖论，也就是说，那种通过本质性地与去生存相关联的方式与生存者建立本质性关系的真理(所有其他的知识在苏格拉底思想的意义上看都是偶然的，其程度和规模无关紧要)是悖论。但是，永恒的、本质性的真理在本质上绝非悖论，它只是通过与生存者建立关系才成为悖论。苏格拉底的无知是对客观不确定性的表述，生存者的内心性就是真理。”[1]166因此，克尔凯郭尔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所谓的客观真理就像嘴里叫喊着“一、二、三、变”的变魔术的魔术师那样，不断地在玩魔术和变化。

克尔凯郭尔根据“真理是悖论”的思想对客观真理进行猛烈的批判：“客观知识优哉游哉地走上了漫长的接近之路，它不受激情的驱使；而对于主体性的知识而言，任何一个延滞都是致命的，决断变得无限重要，以至于决断即刻就变得万分紧迫，仿佛机会未经利用就已流逝。”[1]163“客观知识肯定能以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但是由于认知主体是生存着的，他自身通过生存处于生成之中，因此思辨思想必须首先解释这么几点：一个特定的生存个体如何与调和的知识相关联?他在那一刻是何许人，比方说，他在那一瞬间是否走神?他身处何方，是否不在月亮上?人们不停地谈论着调和，难道调和是一个人，就像培尔·戴根把‘印刷许可证’当成一个人那样?一个人要如何行事才会成为那样的人呢?学习能够企及那种尊严，达到哲学考试的水平吗?地方执法官可以直接任命教堂司事吗?我们只是试图参与这些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简单问题，它们由单纯的人所提出，这些人当然也很愿意调和，如果他能以合法的和体面的方式为之，而不是或者靠说‘一、二、三、变’，或者通过忘记自己就是一个生存者的方式为之的话。对于生存者而言，生存就是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按照伦理-宗教的方式生存就是一种恰当的充足的量。”[1]161事实上，如果按照客观性的要求，对对象作出客观的、如实的观察就必须不添加任何人为的主观因素，那么要对整个世界作出客观的哲学观察，就只能以大写的主体身份出现，站到世界之外或月亮上，这样，“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8]325

客观真理的危害有四点：1.“客观的反思之路使主体变成偶然，从而把生存转变成某种无关紧要的、正在消失的东西：通往客观真理之路远离主体，当主体和主体性变得无关紧要的时候，真理也变得无关紧要，而这一点恰是客观真理的客观有效性，因为同决断一样，关切是主体性。”[1]1582.“客观的反思之路通往抽象思维，通往数学和各种各样的历史知识，而且它持续不断地远离主体，主体的生存或者非生存在客观的意义上完全就是无限地无关紧要的东西，完全正确，因为生存或者非生存正如哈姆雷特所言，只具有主体性意义。”[1]1583.客观的反思“这条道路的极端将通向一个矛盾，就主体不可能完全变得对自身漠不关心而言，这个矛盾只是一个标记——他的客观努力尚不够客观。这条道路的极端将通向一个矛盾，即只有客观性会生成，而主体性则将出局，也就是说，生存主体曾经尝试去成为人们在抽象意义上所说的主体——那种抽象的客观性的抽象形式。那种生成的客观性在主体性的意义上观之，充其量只是一个假设或者近似，因为所有永恒的决断都存在予主体性之中。”[1]1584.“客观之路意味着主体之路所没有的安全保证(生存、也就是去生存与客观性的安全保证自然是不能同时被思考的)，意味着它会免予主体之路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极致便是疯狂。”[1]158

克尔凯郭尔还用一个故事来剖析“客观真理”的危害。他说，一个疯人院的疯子从疯人院逃出来，为了向他的朋友证明自己不是疯子，于是捡了一些游戏用的弹子小球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来到了他的朋友家，在地板上跳上跳下，不停地说：“砰，地球是圆的。”“砰”是游戏用的弹子小球相互碰撞的声音。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到了十九世纪人类已经走出“天圆地方”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等束缚、不再讲“地”是“方”的了。这个疯子就用当时人们已知的客观真理来向他的朋友们证明他不是疯子。“他用道出被普遍接受和被普遍视为客观真理的东西的方式希望证明自己没疯？可是这样一来医生却很清楚，该患者尚未痊愈，尽管痊愈并非要让他认定地球是平的。但是并非人人都是医生，时代的要求已经对何谓疯狂的问题产生了清晰的影响，结果我们的确有时几乎会受到诱惑而认为，这个已经使基督教现代化了的现时代也现代化了彼拉多的问题，总要寻求某个落脚点的时代宣布了这样一个问题：何谓疯狂。”[1]159忽视主体性而只讲客观真理就和这个疯人院了逃出来的疯子一样。“在我们这个客观化的时代中，我要求成为唯一的无力成为客观性的人，再没有比这要求更好的了。”[1]230

三、从后现代科学看克尔凯郭尔的悖论真理观

克尔凯郭尔的悖论真理观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宗教，他说，“如果主体性即真理，而且这个主体性是生存者的主体性，那么，恕我斗胆一言，基督教就是在利用一种有利的关系。主体性在激情之中达到顶点，基督教就是悖论；而悖论与激情完美地相互适应，悖论与处于生存极端处的人完美地相互适应。”[1]183“主体性、内心性就是真理，生存是决定性因素，这就是通向基督教的道路，基督教恰恰就是内心性。”[1]230“基督教一劳永逸地为悖论，而且在每个点上都是悖论。”[1]174克尔凯郭尔宣扬上帝是真理的基督教真理观我们另当别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尤其是从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审视他的真理观，正如他所说，“作为内心性的基督教真理也是建设性的，但这并非意味着，每一种建设性的真理都是基督教的；建设性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范畴。”[1]212(着重号是引者加)正因为因此，我们下面从后现代科学角度来审视他的悖论真理观。

当然，理性主义者不喜欢克尔凯郭尔将激情看作真理的悖论真理观，或者说见到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就深恶痛绝。他们坚持人是理性的动物，真理是客观的。从主体方面看，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说早就提出，人的精神分自我、本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在这三部分中占绝大部分。而现代神经科学认为，人类意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是双重复杂的(doubly complex)。一方面，它的结构和功能被几百个以集成方式同时行使功能的基因所控制。”[9]310“其中个体化学事件以不可预言的方式引发宏观过程。个体神经细胞及其他事物皆不能作为思维的基本要素。”[9]310“另一方面，许多关键能力是后成的，必须得到发育。大脑的基本结构通过对物理环境的遗传适应而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然而在个体的生命期间，人脑可以通过对个体环境的后成适应而进一步发展。因此，像‘智能’这个甚至看起来很简单的概念，都不可能进行定义。”[9]310“事实上，人类有的就是一条意识流，欲望会在这条意识流中起伏来去，并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自我能够拥有这些欲望。因此，要问我到底是因为生物预设、随机发生，还是自由意志而选择了自己的欲望，其实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5]258-259“经过数十年研究后，生命科学的结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话。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就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一样虚假。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测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以为理所当然的单一性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5]263“人类将被抹去，好比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10]506这些现代的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验证克尔凯郭尔的激情是真理的思想。

从客体方面看，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指出：“经典科学强调有序和稳定性。现在，反过来，我们在观测的所有层次上都看到了涨落、不稳定性、多种选择和有限可预测性，像混沌这样的思想已变得相当流行，影响着从宇宙学到经济学，实际上所有科学领域的思想。我们将要表明，我们现在可以扩展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以包括不稳定性和混沌。……从经典观点——包括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来看，自然法则表达确定性。只要给定了适当的初始条件，我们就能够用确定性来预言未来，或‘溯言’过去。一旦包括了不稳定性，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自然法则的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自然法则现在表达可能性或概率。我们在此与西方思想的基本传统之一(对确定性的信念)相抵触。”[11]3“事件伴随着分岔。未来并非是定数。”[12]12-13现实世界是复杂、混沌、随机、偶然的，测不准原理则证明量子的存在状态与观察工具和观测者密切相关。不稳定性和涨落从宇宙学到分子生物学的所有层次上上演，我们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可确定的概率世界中，生命和物质在这个世界里沿着时间的方向不断演化。不存在所谓本质的、必然的、可重复性和可检验的真理，真理其实就是悖论。“很显然混沌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观察事物的方法。”[13]386-387

从认识结果来看，“哥德尔定理的结论是，一个一致的形式系统或者定理证明机器，不可能证明它自身的一致性。”[14]33如“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这个定理只能在欧几里得几何范围内成立，但命题的前提点、直线和平面都无法由命题本身来证明，用哥德尔自己的话说：“‘由于涉及“概念”、“命题”和“证明”等一般概念在它们最一般的意义上的不可解内涵悖论的存在，不存在使用这些概念的自指性的论证在逻辑发展的现阶段能被看成是具有确定性的，然而当这些悖论获得满意解决之后，这样的论证也许会变得具有确定性。’‘如果一个人能消除内涵悖论，他就能获得一个清晰的“心不是一台机器”的证明。关于“证明”(proof)这个一般概念的境况是与“概念”(concept)这个一般概念的境况相类似的，这是由于我们不能消除围绕着这些一般概念的那些矛盾。否则，一旦我们理解了证明这个一般概念，我们也就凭借心智有一个关于它自身一致性的证明。假定如此，我们也就能够真正从证明的这个一般概念导出矛盾，包括证明的自我应用。我们对证明概念的理解是不完全的，……某些事情与我们的逻辑观念是不符的，这一点是极端明显的。’”[14]33另一方面，“通过寻求新的更高层次的新公理”[14]33或“多数解悖方案的构造依赖于层次区分”[15]281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和悖论也是行不通的。这种思路其实是借“更高层次的新公理”的内在一致性和严密性来为“较低层次的公理”的内在一致性和严密性提供基础、根据和置信度。这种思路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更高层次的新公理”本身是否是内部逻辑一致，即它自己违不违反哥德尔定理？“在任何层次上，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长远的预期是什么，宇宙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找到一个‘最优’理论。”[16]221任何层次都存在逻辑不一致性或不完备性。第二个问题是不同层级之间上索和下索关系中的涌现问题。“一旦考虑到一个更高层生成过程的形成时，涌现现象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16]236例如，“对组成计算机程序的一小部分指令的详细分析，并不能揭示这个程序所具备的所有能力。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人类DNA的全部基因(或者至少是每种基因的片段)编码，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远远没有了解基因所控制的程序——这种程序使得一个受精卵变成由千亿细胞组成的成熟的有机体。我们很难了解大量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和涌现现象，以及生物学和病理学要素。但是还有更困难的，在千亿多的细胞中由几百亿称为神经元的特殊细胞组成了网络。了解这些细胞的传导行为是心理学的要素，这远远不是了解独立的神经元属性的问题。”[16]252而一旦涌现出现，就必然遇到模糊、复杂、随机、偶然和不确定性。因此，根据库恩(Thomas Kuhn)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可公度性原则，不同理论(包括不同层级的理论)之间也是不可相互证明的。因此，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一个不完备的和不一致的悖论。

克尔凯郭尔的悖论真理观开启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转向。比克尔凯郭尔稍晚一点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将经典科学称为虚无主义，而波普尔(Karl Popper)则干脆宣布所有理论都只能证伪，不能证实。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不但认同理智不可定义，而且提出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理智形式，当然他还没能准确定义和描述这种新的理智形式，只能暂时称之为“有机理性”[17]221。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直接将理性主义看成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样就彻底抽调了理性主义脚下的基石。贝斯特(Steven Best)和科尔纳(Douglas Kellner)是这样评价克尔凯郭尔：“丹麦宗教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是后现代转向的一位重要预言家，这不仅因其对启蒙理性的许多攻击性讨论，而且因为他对社会大众性以及对创造一种‘公众幻像’的传媒之作用的批判。……我们认为可以把克尔凯郭尔解读为对现代性的第一个存在主义批评家，它抨击现代时代严重地损害个人。对于明确说明现代性的强化改变了个人、社会、政治和存在本性之方式的后现代理论他也有预见。”[18]49“克尔凯郭尔进行对理性、反思、客观知识、总体化思想和现代社会的批判影响到后现代的理论转向。他的批判受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尼采及其继承者以及当代作家对现代理论与社会的强有力批判的补充，它们一起产生后现代的理论转向。”[18]63

然而，贝斯特和科尔纳仅从《海盗》杂志的“传媒之作用”的批判来分析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没有分析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对科学的影响。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是物理学史上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他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大路上的驿站》，并积极地推荐给他弟弟看：“我寄给你一本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大路上的驿站》(除了妈妈如此亲切地以我的名义送你的东西以外)，这是我所能寄去的唯一的东西；不然的话我想我也很不容易找到更好的东西了。无论如何，我读这本书时甚感享受，事实上，我想这差不多是我曾读过的最棒的书了。现在我盼望听到你对它的看法。”[19]307-3081941年，玻尔在《丹麦文化·一些引言性的反思》一文中，对克尔凯郭尔这样赞誉：“索伦·克尔凯郭尔在《人生道路上的释站》中写下的著名的结束语给这种看法所带来的灵感的源泉提供了证据。把反对关于流行更广的语言的优点的声称来捍卫丹麦语看作出发点，他如此热情而强烈地表示了自己对祖国语言的丰富与美的看法，并且展示了如此的艺术性和深刻性，以致他的论述事实上不但适用于丹麦语，而且也适用于任何人类语言。他并且在关于包括在任何语言中的表达和运用的无限微妙的手段方面提供了一种教益一种类似的对自己祖国的热爱的背景可以在保罗·马丁·摩勒的著作中找到。”[19]211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玻尔不同意克尔凯郭尔书中的“几个评注”就说该书对玻尔没有影响，玻尔本人也说“不打算用我那些可怜的谰言来糟蹋对如此美好的一本书的印象”。[19]308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某物的理解总是对某物的取代”，“对康德的理解就是对康德的超越”，[17]47注释玻尔超越克尔凯郭尔的前提恰恰是理解和接受了他的思想。否尔霍尔特(David Favrholdt)在不承认克尔凯郭尔的宗教思想对玻尔的科学有影响的基础上、进而推论出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也对玻尔没有影响，这是大部分人不能接受的。[20]5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