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斌，吴天歌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指出这样一种现象：“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1]以此来突出金融资本潜在的力量。当下，金融资本的运行方式虽已与十九世纪出现差异性，但实质上却没有脱离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的本质，只是打造了剩余价值分配的新规则，即金融体系下资本与权力结合后最大化地来占有剩余价值。全球经济联动的形势下，金融体系已经跳出原有领域转而向其他领域侵蚀，逆全球化的加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剥离等，都是在资本主义过度金融化过程中的不良结果。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困境的凸显，需要从资本逻辑的变化出发，分析金融资本主导下的运行方式，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揭示与批判。

一、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演进的重要特征

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存在空间具有历史客观性，“资本的积累决定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利润率下降和利润量的绝对增长这二者促使产生资本过剩这一结果。最终使得过剩的闲置资本不断脱离低利润的生产部门，而向高利润的金融部门流动。”[2]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80年代初金融化展现出加速的发展趋势，并逐步凌驾于实体生产之上。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爆发，金融工具的创新力度一再被颠覆，金融市场也是危机四伏。

(一)高杠杆率、证券化等复杂交织

资本主义金融化最初是以银行简单借贷为基础，随着证券交易所的出现、银行职能的扩展不断迈向“证券化”道路，就伴随着进一步的集中与垄断。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导火索正是抵押贷款资本化到证券化的转变。投资银行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金融中介，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转化为资产证券化的产物，资产证券化的次级贷款形成在当时疲软的经济背景下是一种金融创新，其作为金融工具来进行投资与融资，以此刺激市场流动性。而作为抵押贷款债券对冲机制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表面看来是为了分担金融风险的产物，而实际上却加剧了金融风暴的风险。基于美国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过度依赖市场的自我约束力和调整力，导致金融产品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监管，从房地产到金融衍生品，杠杆与风险一层层加大，次贷危机的爆发最先侵蚀的就是最底层的次级贷款，随之上层的金融衍生品带来金融体系的全面崩塌。

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金融化在以银行为基础的形态下向非银行机构跃进的趋势，金融工具的创新也呈现爆炸式增长。在原有银行金融产品、金融工具的基础上，证券化金融衍生品、高杠杆产品是资本金融化发展中的创新。非金融企业的运行与资本的全球流动性的加强，带来金融资本积累的假象，将现实资本积累掩盖起来。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创新与影子银行的发展相互结合得更紧密，影子银行行业也在快速增长，其下各种创新金融产品在金融化过程中层出不穷，次级贷款中的CDS(借助信贷违约掉期)、CDO(担保债务凭证)只是影子银行中的一项业务，其还在债券保险公司、基金市场、投资银行市场发展等各项业务。影子银行体系下的各类金融产品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进行信用无限扩张，区别于传统银行的一点，影子银行的操作全部依赖于金融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一旦产品价格崩盘，抵押物无人接盘，资金周转的问题就会不断放大，从而引发危机。当下，高风险、高收益下的金融衍生品已经渗入到金融活动中的各个主体中，成为投机的偏好，影响着零散的投机者与投机机构的价值观与投机心理。虽然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加强金融监管和寻找再工业化的出路以此来恢复金融创伤，但为何金融化的道路现依旧以强势的力量前进，这不仅在于美国始终在采取以金融治理金融危机的做法，还在于特朗普政府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追从与放松金融监管的政策，金融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3]

(二)金融主体的无序扩张

20世纪80年代始，金融资本主义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逐渐出现国家金融化、企业金融化、个人金融化的现象。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国家也开始参与到金融领域的活动，从事金融创新，甚至利用国家权利来引导企业与个人参与金融的程度，国家本应充当平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角色逐渐被改变，金融市场所支配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4]金融主体的范围也开始从银行走向到非银行机构，如金融公司、非金融公司等的无序扩张。大型非金融公司对于银行中介的依赖减少，自主性金融能力得到发展，逐步形成企业金融化的圈子。受金融衍生品爆炸式增长的影响，金融化资本更是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融主体在形式上得到扩张与性质的转变，利用金融投资已不再是少数金融寡头的专利，而成为人人可投机的工具。金融企业家取代工业企业家，金融主体扩张到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中。金融市场和个人更多的承担起银行中介的作用，主体的能动性推动了金融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正是在个人金融化的深入过程中被推进。

金融主体的扩张在横向上体现为主体类别的增加，在纵向上体现为金融集团深层次的渗透与操纵。资本主义在进入垄断阶段后，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促使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快速融合，全球近40%的财富被垄断集团占据。在二战之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的私人垄断组织不断扩展发展领域，触手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部门并加大对世界市场的抢占，形成跨国金融垄断组织。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新一代金融垄断集团的控制力愈发强大，其多以财团的方式，以华尔街为中心掌控着全球金融的发展。当下，这些掌控金融命脉的垄断集团中，多数分布在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洛克菲勒、巴克莱银行、摩根、杜邦、第一花旗银行等，它们以石油、运输等行业为营业基础发展至金融产业，再由金融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各个行业，进入经济、生活等领域。少数财团的金融寡头对巨大银行和巨大企业的控制指挥和操纵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命脉，资本本身具有的脱域性在金融垄断集团的手中变成更强的力量，利用资本的控制力通过经济上的“参与制”与政治上的“个人联合”达到对政治、文化、精神的渗透。新一代金融垄断集团的发展是在金融化发展过程中的演化，以更深层次、多领域的渗透加大对各领域的操纵，加速了金融化进程。

(三)金融市场重塑的技术力量持续加强

滞涨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普遍实行导致金融化与全球化的结合更为紧密，尤其在进入信息化时代后，智能化下的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交易操作的方式带来新变化，使资本金融演变为数字金融，互联网领域逐渐成为金融战争的主要阵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作为金融创新领域的次级抵押贷款使资本主义遭遇了极大的金融危机，将高风险的金融工具暴露在人们面前，但通过金融渠道投机获利的欲望，使得金融产品的创新反增不减，产品的内容与形式都在不断升级、演绎与变种。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作为金融全球化中最突出的变化，为数字金融带来突破性发展。数字金融为资本逐利打开了新的转变方向，使得全球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和力度下扩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将资本主义转向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资本时代，互联网作为数字金融二者结合的中介，虽然其作为一种传播系统本身并不存在不可言喻的“阴谋”，但基于互联网之上的金融对虚拟空间的渗透力度，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掌控，对于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金融科技的发展从IT到移动互联网再到当下以AI、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传统金融的基础上共生互补，利用互联网技术大力提升了金融效率、改变了交易结构、颠覆了传统金融，拓宽了金融业务和服务的范围。当下，新科技对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支撑作用逐渐扩大，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加快资本流通速度，开启了金融的数据化与智慧化通道，进一步加速金融化的进程，使金融资本主义走向数字资本主义。从金融信息化到互联网金融阶段再到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金融业务在技术的支撑下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产力，但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同时，积累的风险也日益凸显。数字资本主义带来资源高效配置的背后，也在进一步加深对世界经济的瓜分，高科技手段的利用引发的金融战争，以及席卷而来的数字化虚拟货币的浪潮都是未来潜在的风险。数字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新统治”手段，实则扩大了对权力的掌控，资本金融在通道中不断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互联网金融通道瞬间的活动完成资本的积累，加剧了金融化的发展。

二、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演绎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和希法亭以及列宁都认同在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金融资本的出现与继续发展存在必然性。在资本主义金融化演绎的背后，其根本内驱力在于资本逻辑的扩张冲动，这种扩张在资本主义主要矛盾框架内攫取更大的剩余价值，结果便是资本主义被隐藏的矛盾在金融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再次暴露与升级。但是这种进程不会因为矛盾的冲突而会停止，犹如“饮鸩止渴”，金融化因为其动力源的存在，必将在更大范围更强深度在继续发展。

(一)资本逻辑扩张的内在本性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形态这三重批判揭示了资本逻辑的本质——以资本为核心的无休止的价值增值运动。[5]这正是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前进的根本力量，同样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根本矛盾的源头。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获得主体性，并逐渐突破可控的边界。资本逻辑在扩张的内在本性下，以自我为中心，利用个人甚至社会为其自身增殖服务，成为资本主体不断向上攀升的动力。而金融化世界的到来，是资本主义发展矛盾下，为继续瓜分利益而开发的新路径。在希法亭看来，垄断与集中的加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结合会带来过剩资本，使得资本输出具有了必然性和迫切性，成为扩张的动力。[6]列宁基于金融资本的垄断性指出金融资本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逻辑扩张的本性，相反形成了一种寄生性的积累。[7]这种寄生性积累在20世纪70年代，为发达资本主义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推动金融化的演进。保罗斯威齐在1997年就已经发现资本逐利性必将会带来金融化的崛起。[8]当今金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已经超越了列宁当时所说的“帝国主义的斗争”，金融资本的形态更加趋近于国际金融资本，逐渐重塑形成一种全球金融体系，剥削对象涉及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并利用金融资本刺激消费主义，使人们陷入拜物教的消费圈从而“主动”为资本增值提供源源不断的源泉。

虽然今天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趋于缓和，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显现出的这种缓和，却是出于更多瓜分国际金融资本的目的，他们共同追求垄断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希望通过联合成巨大的全球金融体系瓜分利益，成为最大受益者。既得的利益既然在金融体系下被保有甚至被放大，那么资本家的本性是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垄断与经济金融化的加深，是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为前提的，使得不平衡性进一步加深，具有强大资本力量的资本金融，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通过与金融科技的结合不断创新，在金融战争中瓜分高额的资本收益，塑造更强大的全球金融体系，来保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获利。

(二)金融脱实向虚的惯性

在资本社会化的金融逻辑过程中，马克思指出，货币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上由生息资本逐渐形成以虚拟资本为主的资本形式，揭示了虚拟资本在资本逻辑逐利性下的变形、发展与壮大。20世纪30年代自由放任的市场与新自由主义实行后宽松的金融政策，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金融部门的异常活跃，金融资本作为产业资本的服务者，可以加快资本流动而助力实体产业，但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所带来的收益率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靠拢，此时的金融活动会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转而在虚拟市场中寻找突破口，实体经济进一步被弱化。尤其在进入信息科技技术发展的时代后，虚拟资本的流通与创造在技术手段下变得更为简单。作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调和产物，实体部门经济收益的减少与虚拟经济的膨胀已经造成一种惯性，参与到金融渠道的资本越多，这种脱实向虚的趋势就会越难收场。

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并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追求最大利润的惯性所导致的。回顾资本主义的历史，金融逐利的步伐始终在前进，虽然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扩张。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政策双管齐下，又加速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的经济扩张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而从今天看来，不仅仅是殖民帝国的出现，货币帝国、金融战争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野心。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到金融风险的巨大回击，开始反思是否要逆转金融化的发展。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都推行了“再工业化”的战略，尝试“去金融化”。奥巴马政府主要以传统制造业的恢复和鼓励先进制造业为主线。特朗普也采取发展制造业的策略，但他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削弱是由于他国抢占了市场份额，因而推行贸易保护和霸权主义。美国的一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是否是真的意图逆转金融化局势，还是从形式上避免，实际上却仍在开放。从现实效果来看，新型积累方式的创造并没有成功，经济仍走向金融化的趋势且只增不减。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实际上是“再金融化”的作用，资料表明，经济复苏的背后并没有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失业率”的降低。[9]财富的实际积累体制实际上还是以金融为中心，金融部门在金融危机后，与制造业不同的是，看似千疮百孔的金融部门却很快得以恢复。但实际上，制造业的低利润率，还是使得资本流向金融通道，美国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使得经济得到实际的增长，反而加大了对实体经济利润的分割。特朗普政府通过减税刺激企业投资实体经济行业，但现实却是投资依然流向金融行业。同时，奥巴马金融监管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加之特朗普在上台后直接推行宽松的金融政策，并打着保护本国利益的旗号推行新型贸易保护，实则是加强了资本输出和对于其他国家的剩余价值掠夺。资本主义的各种操作，归根结底还是加速了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持续破坏全球经济结构。

(三)技术创新的支撑与驱动

资本对于财富的追求与贪婪，必然会带来机器与工业的进步，技术的创新又促进着资本主义的积累，但技术的前进日益缩减了劳动者本就为数不多的权益，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使用机器，剩余价值率和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发生了特殊的变化。”[10]这一点，已经被实践事实所证明，但资本的逻辑是不可能放弃剥削工人的绝佳机会，在技术的发展与资本过剩积累的背景下，推动了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带来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性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性。生产技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实体企业面对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可能带来吞并的挑战，迫使资本家不能单单将眼光放在实体经济的财富创收上，从实体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的利用。[11]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信息控制技术，科技逐渐成为人类生活方式的中心，现代科技覆盖了多个行业领域，在这之下，金融资本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技术的创新扩展了传统时间、空间的限制，在数字化的通道中打破常规，在金融体系中看似很小的事件就会引发巨大的经济波动。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问世，资本的脱域性在金融领域中不断被放大。金融资本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科技等技术与传统行业相结合，在此模式下更大程度地迎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金融技术本身的发展为金融化的继续生成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12]

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改变了金融与互联网两种因素简单的融合状态，使得金融通过价值效应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作用放大，使得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成为可能。进入金融科技时代，金融变革的驱动力以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在此背景下金融产品被赋予了更广的形式，金融优化资产配置的能力得到提升，金融市场交易速度得到加快，成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在金融科技的背景下，金融逻辑拥有更强的力量，金融资本依靠具有技术背景且熟悉资本市场的团队，利用大数据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益，这为金融化带来增长的动力。金融科技对于金融属性的放大，是推动金融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如果单纯想利用金融科技继续获得资本的增值，必将会陷入另一个互联网金融的怪圈中，对利益的追求与工具的进步同时，也会造成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垄断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集团逐渐成为金融产业的巨人，加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遏制创新的发展。同时，正是由于技术的支撑与驱动，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容易掌握竞争力，带来科技霸权的可能，为其制造业提供了更强有力的竞争力，从而加深资本输出和对新兴国家掠夺的可能性。

三、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后果

马克思认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随着市场的日益全球化，传统资本增值方式必然受到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金融工具的出现则是资本逻辑谋求发展的新手段。当代的金融具有强烈逐利意志，表面上，通过金融手段获取的资本积累不直接来源于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但实际上，金融逻辑对资本运行机制的改变并没有超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是被金融逻辑所遮蔽。21世纪金融已经成为全球核心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以更隐蔽的形式掠夺财富，不仅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向，对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的分化以及政治层面皆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下，金融危机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一)金融压倒实业呈现不可逆性

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的根基，但金融发展中逐渐出现实体被金融压倒的现象。这种转向早在1920的美国就展现出苗头，一战后，美国在战后财富的积累下，信贷市场开始过度膨胀，投机心理与繁荣的假象使得股票市场异常火爆，加剧生产与销售的矛盾，工业生产比重急剧下滑，失业率攀高，最终导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银行业和金融部门的总体增长，是金融化中的显著特征。1970年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产业已经逐渐改变产业结构的比例，明显表现为第三产业比例的提升，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利润向金融部门倾斜，实体经济的衰落已经难以避免。

现代经济体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最初是作为服务中介而产生，目的是通过金融功能来优化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以此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逐利性下，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扩展金融部门比重，金融与企业金融占比的急剧增加，加速了资本金融化与金融化资本的过程，加剧了虚拟资本的流动性与垄断性。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使得金融部门的作用不断扩大，逐渐成为控制实体经济命脉的抓手。由于金融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实体经济利润，它在分割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在加深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不均衡的矛盾。同时虚拟资本投机泡沫的积累，使得越来越多的公司弱化了实体经济发展，转向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市场等实现投机，使得资本市场的虚拟资本运行偏离实际资本运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已经展现出虚拟化、金融化、实体经济空心化、社会服务业化的特征，物质生产部门与金融部门出现颠倒的趋向已经向世界范围延展，为世界整体经济格局带来转向。

当下金融压倒实业呈现出不可逆的趋势，实体经济的衰弱、资产泡沫化的加剧、金融投机活动的异常活跃都成为实体发展的阻碍。[13]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所造成的泡沫效应被放大，虚拟经济是经不起“蝴蝶效应”的考验的。金融本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而它却沉迷于自身无限增值的功能中，在逐利的过程中与实体经济分离。马克思指出，职能资本的作用在于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但由于资本金融化的出现，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地位使得服务职能资本的作用偏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趋势是金融化的扩大，是金融资本的“独立”力量。金融不断投机、获利的表象给人们带来误解，实际上，通过金融获取利润的过程是无法脱离生产过程的，永远无法离开人们的劳动。不论金融资本如何从表面逃离生产过程，都无法改变它不能创造价值的现实。其所存在的基础仍是生产过程中的积累，一旦脱离产业资本积累的过程，就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崩塌。

(二)阶级分化与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在马克思的批判下，我们发现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资产阶级一切剩余价值的获取与资本的积累的源泉都来自被压迫工人，资本与劳动永远不可能走向平等的方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必然带来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而金融化在此分配关系下加深了贫富差距与阶级分化的对立。[14]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在金融化的有组织的生产下，失业的状况会得到缓解。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实际的验证，相反，金融资本的扩张为垄断组织带来了扩大生产规模的可能，促使技术提升，带来失业率的升高，进一步导致贫富分化。以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数据为例，“危机下的高失业率波及更多的是普通工人，在2008年之前的8年期间平均贫困率达11%，2008年贫困率为13.2%，到2012年11月贫困率上涨至16%，而对比危机后美国金融业的快速恢复期，金融精英的工资没有下降。”同时在皮凯蒂的调查数据中，“拥有超高薪资的人群中，其中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占据约20%。”③这都是在资本主义金融化加速发展阶段之后，劳动者受奴役程度加深的表现。

现代金融体系下，资本家已超出19世纪马克思对英国典型资本家的界定，是否实际占有货真价实的生产资料已经不再能直接确定为划分标准。资本家手中更多的占有虚拟的金融资产，再通过控股的方式达到对全球范围内其他人、其他国生产资料的控制。同时，金融化程度的扩大，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营造出借助外部融资实现资本积累的假象，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被卷入金融市场，被错综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和虚幻的金融泡沫所遮蔽，使人们自愿将生产资料投入到资本流转的过程中，表面上带来了人人都可以成为有产者的现象，使人们都沉浸在“钱生钱”的怪圈中而不可自拔。金融体系的巨头再通过不断构建新型金融机构，在证券市场、投资银行的基础上发展基金市场、期货市场，加大金融杠杆力度，利用金融工具或在股份制度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吞食中小企业家和工人阶级，获得更高收益；通过技术手段形成金融垄断和数字垄断，用更隐秘、更强劲的方式加大、加深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15]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剧，加深了人与人的两级分化。“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16]与以往的两级分化不同的是，金融化世界中的资本逻辑拥有更强的资本收益率，富人也被重新定义为“超级富人”

金融逻辑下资本剥削的隐蔽与分配的不均衡，不仅横向波及国内阶级，还在纵向加深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经济上体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霸权下，金融资本的膨胀与投机活动更加猖獗，对实体经济产业链、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垄断更加深入，在价值的不平等分配下，不断从发展中国家及边缘国吸取财富，向其国内和中心区国家聚集，加深了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所创造的巨额利润的剥削。[17]但实际上，其社会总财富并没有增加，只是对其他生产部门、其他国家的剩余价值进行转移与占有，[18]只是利用权力与资本的互动，最大化占有全球范围内的剩余价值。[19]在经济层面的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而通过财富即权力试图控制世界其他国家政治、文化的走向，加剧国家之间的阶级分化。

(三)资本脱域性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

金融塑造的时代展现出三维立体的特点，超越了自由竞争和垄断时代，驱动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本身具有脱离自身轨道进入其他领域的特性，而金融逐利性的驱使则加深了资本固有的脱域性，对于其他领域的渗透与操控更加强劲。金融资本在追求金融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从经济领域向外蔓延，开始涉及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领域，如房产、医疗、教育、养老等，待这些行业彻底金融化后，就会成为剥削劳动力阶层的工具，进一步达到资本家对劳动阶层的控制与奴役，达到对利益的掌控。

当前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仍是金融的驱使，所以其坚定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立场，试图继续垄断与瓜分全球市场。在经济垄断之外，金融体系下的资本脱域为国际政治也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当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金融体系下更加猖獗，美国通过让全世界为其金融危机买单的模式，率先复苏，并开启“美国制造”回归之路，加大对其他国家甚至盟国的经济掠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习近平指出，全球金融体系下，金融危机的联动性与资本的逐利性，极易造成风险的外溢。[20]同时，金融化是全球社会结构改变的重要因素，经济动荡并不是金融风险下的单一后果，这种潜在性的风险已经超越经济层面的全球性影响，正在汇聚成一种无形的政治支配力量。习近平指出，要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变为政治社会问题。[21]尤其在金融与技术的结合下，数字金融强硬的国家在全球化中占据更大的话语权，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金融化手段的掠夺与对他国政治经济的干涉，变得更加肆意妄为与理所应当。资本金融逐渐从经济政策的产物上升到控制政治制度的角色，导致政治非理性的风险增加。对金融收益最大化的追求与欲望，造成资本向政治领域的越界。金融食利者在掌握了财富的主导权后，企图将无形的手伸向政治领域，利用政治手段来吞食更多的利益，并意图控制政治的走向为其服务，这是金融化世界中资本权利的延伸。在美国选举中的政治献金，其中合规部分与垄断集团的操纵部分的比例难以衡量，他们口中所说的民主，不过是披着民主外衣的“专权”，实则是受到大财团的掌控。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使得资本脱域性的趋势与速度变得更加复杂与严峻。

金融资本利用积累的生产力和工具为资本的增殖开拓了新路径，并在社会经济的运动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这是资本主义内在生产关系所驱使的。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之下，金融化的本质并没有脱离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增值的路径，而是由于资本逻辑中的新变化——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对剩余价值吸收的方式、资本对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等，使得资本运行方式发生了改变。资本的金融化作为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缓冲通道，推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金融化所带来的弊端更加激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是符合马克思对资本是矛盾的判断，其中的资本逻辑是符合资本增殖本性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的。[22]对于金融化的特征、动力以及其所带来后果的研究，使得金融化发展的道路仍存在众多质疑，它是已经走向发展过度的末路还是由于发展不足的缺陷才导致危机频发，引人深思，也是当下需要研究的重要话题。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要认清资本本质与逻辑，以及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的事实；利用金融逻辑中蕴含着“让富人更富的逻辑”来服务大众，将积聚的私人资本合理公平地在市场中分配；在实体经济中，既要利用金融资本为其创造更有利的资金流通渠道，又要防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离；既要发挥金融资本的融资功能，又要遏制过度的金融资本化和资本金融化趋势，这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中需要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