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玮

引言

重大社会事件是引发人们广泛关注，并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等方面形成深远影响的事件。因此伴随重大社会事件产生的档案资源，对还原当时环境、存留社会记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20年12月，国家档案局发布《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管理办法》，成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档案管理部门对重大社会事件尤其是突发性事件档案管理机制的重要探索。档案学界关于重大社会事件背景下的档案工作与治理也作了相关研究，通过分析突发性事件档案资源的特征[1]与难点[2]，对档案工作如何参与服务重大事件进行了探索[3]，包括重大社会事件中的档案资源建设形式，如档案知识库[4]、档案数据库[5]、个人网络信息采集[6]等。通过分析发现，当前国内档案学界关于重大社会事件视域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突发性公共危机方面，其中档案资源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为微观层面的实践模式，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本研究基于后保管模式视角，重新审视重大社会事件中档案资源建设的特点，探讨后保管模式赋能其建设的逻辑。并试图搭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的建设框架，提出相应建设路径，以期为我国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体系充实提供理论借鉴。

一、后保管模式视角下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特征分析

后保管模式的思想来源是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研究的浸入。后现代主义的基调是讽刺，立场是怀疑，精神实质在于“解构”，是对传统理论的否定、颠覆和再认识，一方面要求积极主动地与现代理论和文化形态进行决裂；另一方面，又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

后保管模式“解构”与“怀疑”的理论特质，为把握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特质提供了思路。一方面，其关于“怀疑”的理论特质推动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的重新认识。库克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清楚地论证了许多学科，包括档案学科理论形成的‘历史相对性’。”以库克为代表的档案学者开始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档案框架进行重新反思，这种反思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的来源、话语结构重新认识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后保管模式“解构”的理论特质以及话语表达的重新确权，有助于深入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研究的理论深度。解构主义理论实际上是肯定了档案的“相对真实性”，这为其档案“记忆属性”“个体表达”的色彩奠定了基础。福柯也提出，档案不是各式话语的统一或不问区别的组合，相反，它是高度差异化的命题的形成和转化的总系统，档案对人来说只能体现为差异。这种“多元性”就是后保管模式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建设提供宝贵立脚点，通过“多元性”更为完整真实地还原出重大社会事件发生全程。

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的特征是由重大社会事件特征与档案资源生成特征共同决定的。重大社会事件具有全局性、相对性、短暂性等特点，档案资源生成具有原始记录性、价值多样性等特点。综合以上特征，本研究认为，重大社会事件生成的档案资源具有来源多元性、时空多元性、管理话语多元性、利用多元性的特征。

（一）来源多元性

来源多元性体现在形成领域与主体的多元性上。重大社会事件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活动，其档案资源涵盖了以上各个社会领域。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过程中，必将涉及极其丰富的社会主体，尤其是边缘性群体。其形成的档案资源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成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时空多元性

时空多元性体现在时间聚合性与空间分散性上。重大社会事件通常情况下持续时间短暂，突发性较强。其档案资源会在短暂的时间中集聚产生，各个领域、各个主体的档案形成过程伴随发生。因此会迅速产生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档案资源。由于涉及各个社会领域与主体，重大社会事件产生的档案资源会遍布相关部门、群体等，在空间上呈现多点产生、离散分布的特点。

（三）管理话语多元性

管理分化性体现在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与传统档案资源管理的背离上。重大社会事件形成的档案资源既包含了传统的体制内档案，也涵盖了其他档案形式如家庭档案、个人网络档案、名人档案等，这类档案或包含于传统档案管理体制中，或部分与传统档案管理体系产生关联，与传统档案管理话语格局产生一定程度背离。此外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的时空差异性与传统档案资源产生的规律性产生一定程度背离。

（四）利用多元性

利用常态性体现在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开发、服务的常态性上。不同于传统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时效性，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自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对其的开发、服务。由于利用主体的多样性、利用活动的丰富性、利用时空的随机性，赋予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利用常态性特征。以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为例，其档案资源自产生起就为科研人员、社会公众、管理部门等群体服务，满足其科学研究、记忆建构、科学决策等方面的多元需求。

二、后保管模式参与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建设框架

基于后保管模式关于来源、话语与利用的观点，本研究建构了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建设的逻辑框架（图1）。

后保管模式一方面推动我们反思原有的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建设体系，总结其与资源本身特质不相符合的环节，另一方面深化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在形成、话语、利用方面多元化的认知，从而推动档案主管部门的建设转向，以动态主体、社会赋权与过程导向三方面优化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的建设成效。

三、后保管模式视角下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建设路径

（一）收集结构转型——由静态客体到动态主体

首先，反思“二元客体”的收集缺陷，建构“多元主体”的来源格局。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收集若采取“二元客体”将呈现两大缺陷。一是其收集呈现“社会-体制”二元分立的思路。虽凭借档案主管部门的层级权力结构与政策指引，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它大多是依托国家体制与行政层级设立管理范围、手段来进行的，视野也大多局限在传统体制内形成的档案资源，呈现体制与社会“背离式”的特征，而社会面中各个主体的自发性与能动性遭到一定程度的忽视。如一些工作人员受认知所限，只把红头文件理解为档案，其他账外文件、照片、音视频、实物等一概不收。二是受到一些客观因素影响，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收集来源、载体的不确定性与形成主体未知性等特征，使得传统重视资源客体的收集结构较难在短时间内准确识别收集对象，也就难以实现有的放矢的选择收集方法与技巧，面临靶向不明确与成效不明显的困境，难以适应重大事件的即时性特征。如上海市档案馆就在2020年2月22日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抗疫档案”，尤其提及“特别是反映一线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公安、交通等抗疫一线的工作资料、心得体会、抗疫日记、请战书、书信、实物等”，反映出对多元形成主体的重视。应当引入重大社会事件中相关组织、个人、群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收集，由原有的以资源为核心的档案收集转变为以主体为核心的档案收集，构建“多元主体”协作的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收集网络。可通过搭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门户网站、开设奖励型档案资源征集邮箱、开发个人档案资源交流APP等实现主管部门与社会公众联合，激发社会力量，优化社会面与体制层的有效互动，快速识别档案资源载体、类型等管理特点，提升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收集的全面性。

其次，正视“动态收集”的行为优势，完善“动静结合”的收集体系。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采取“动态收集”策略，具有突出优势。“动态收集”不仅能兼顾更多的形成主体、资源客体，同时也能保证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在形成中的延续性与完整性。而原有的收集体系中倾向于静态管理，即前后衔接次序分明。这一特点在面对即时性、突发性较强的重大社会事件时便稍显乏力。一是短时间内的大量档案资源形成对原有收集体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二是重大社会事件发生过程中档案资源的形成具有阶段性特征，可能无法有效贴合原有收集流程。因此应当建立“动静结合”的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收集体系。由档案主管部门领导、联合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与人员成立重大社会事件档案工作小组，制定针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收集临时性规章，包括收集范围、渠道、对接部门等，明晰各方责任，建立层级得当、权责明确的联网机制。同时适时调适档案收集业务流程，针对时期、主体、载体等的资源特殊性确定相应的“动态策略”，在拓展档案收集渠道的基础上增加对应的收集时间节点，事前参与跟进、事中介入规范、事后协调指导、征集接收并举，为档案收集主体配备相应的定点交接验收办法，实现与原有收集流程的有机融合。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中主办者就采取制表督战、主动跟进、强化沟通的“动态化收集”方略，保证了该活动中档案资源收集的高质量。

（二）管理话语转型——由单方主导到社会赋权

首先，反思“单一主导”的管理短板，探索“多元参与”的集智语态。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一般由参与、涉及的主管部门主持收集、归档与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进一步加强了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的分散性，影响了特定档案资源的完整性，不利于以某一重大社会事件建设数据库、进行数字化等，影响了后续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活动的效率。此外，重大社会事件涉及的社会主体在档案资源形成后的话语力量没有得到充分表达，在以档案主管部门为核心的单一格局下难以发挥对所收集档案资源的多维度、多视角阐释，也就难以实现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价值的充分开发。因此，档案主管部门需要探索“社会赋权、共建共治”的新集智语态，积极搭建方便各类相关主体充分表达的平台，吸引更全面的参与主体进入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管理格局。通过建设重大事件档案资源库、在官网开辟个人用户、企业组织用户、高校用户注册，开辟档案资源管理建言、反馈、创客空间，定期由档案主管部门举办资源管理社会座谈会等，如在新冠肺炎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中，其数字档案资源管理应当引入档案部门、防控部门、企业、高等院校、普通民众等社会力量。新加坡记忆工程引入个人、社区、群体、机构组织，鼓励学术、图书馆、研究机构、文化机构、私人实体等200余建设主体，共同建设新加坡的记忆资源。

其次，发挥“社会赋权”的机制优势，强化“由点带面”的话语体态。“社会转型实质是一个国家控制力在社会领域慢慢递减，社会自主性不断释放的过程”[7]。社会赋权的前提是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传统管理方承认自身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它以充分培育和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积极性和创造力，激活社会内生动力为重点。因此，需要建设以档案部门为主导，关联主体为重要补充的“以点带面”管理话语体态。档案部门作为主导力量，首先应当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针对档案管理实际发布方针办法，提供有力指导，保障迅速规范。并展开沟通合作，全程参与协调，搭建征集、管理平台，扩大服务渗透到事件全程。关联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积极发挥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管理中的独特作用。高校可组织研究力量进行档案资源的再组织，师生也可根据自身经历参与档案资源的重新展演与活化。社会组织可利用自身专长参与档案资源的盘活与编研。如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科研团队通过开发疫情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平台（COVID-19 Visualization Dashboard），产出大量“疫情热力图”“病患类型日历图”等，利用科研优势推动了疫情档案的有效组织。教育部也鼓励疫情居家的大学生发现与了解生活中的疫情档案，通过读、写、拍、画、创等形式进行再创作，形成基于疫情档案资源的书画、微电影、推文等，实现了对疫情档案资源的个人视角阐释，推动疫情档案资源更紧密地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三）资源服务转型——由结果导向到过程导向

首先，反思“结果导向”的传统服务，搭设“常态即时”的服务机制。传统重大事件档案资源在收集流程结束、管理手续完整后才会陆续投入到价值开发与资源服务中，是一种结果导向性资源服务。将大部分利用服务活动置于收集管理环节之后，压缩了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与开发与服务主体的接触时间，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价值发挥时效。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除了关注管理后端，同时也应关注在其他阶段的资源服务，注重资源服务理念对建设的全过程参与，实现从“按部就班”的结果导向转向“常态即时”的过程导向。档案主管部门在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服务中应当着重夯实现有的社交传媒矩阵，尤其是开设热门媒体平台账户，如B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联合关联管理部门、社会组织、个人，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的前中后期积极吸取事件关联主体与社会层面对档案资源的利用需求，并制定相应的服务策略。可以参照“学习强国”APP运行模式进行建设，集合全国各地各级档案主管部门在此平台上定期发布资源建设进程与收集服务需求，设置用户留言与反馈功能区，加强与档案利用者间的联系。

其次，放大“过程导向”的服务能效，实现“建用结合”的资源服务。在“过程导向”的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服务应树立“事件全程、主体全局、需求全面”的理念，在档案资源收集与管理流程注入服务理念，充分把握不同主体在重大社会事件不同阶段的多样需求，实现“边建边用、建用结合”的资源服务体系。档案主导部门在收集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过程中联合事件相关部门、科研院所加强对档案资源挖掘研究，助力政府部门把握重大事件发生进程、走向。如非典期间北京市档案馆编辑的《北京防控非典型肺炎档案文件汇编》《北京防控非典型肺炎工作组大事记》为疫情防控起到参考借鉴作用。同时在收集与管理过程中着手进行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库建设，为面向公众、学生、研究者在事件中后程的多样需求做好准备。如中建一局档案部门通过调取2003年北京小汤山医院工程档案，挖掘其中18份关键图纸档案，为10天建成火神山医院发挥了重要作用。档案主管部门应在资源建设全程中提升档案资源的社会融合度，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对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的开发，如创作纪录片、电影、电视节目、摄影集、抗疫日记等形式，尤其是高等院校、师生群体、重大事件关键参与者等力量，发挥其独有优势推动将档案资源实时还原为生动的社会记忆，进一步拓宽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价值的发挥领域。

四、结语

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的建设是一项宏大且持久的工程，科学合理的资源建设体系是确保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建设与价值开发获得良好效果的必备条件。伴随着档案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进程，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作用日渐凸显，档案资源价值发挥的时效要求也逐步提前与扩张，这为后保管模式赋能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建设提供了契机。后保管模式关于来源多样化、管理话语下沉、差异化服务等的观点，为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建设的收集结构、管理话语与资源服务转型提供了指导，本研究在反思原有资源建设体系的基础上，探索转型路径，以期为提升我国重大社会事件档案资源建设效能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