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少聪,高斯扬，2,王雅琳

(1.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沈阳 110136；2.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产生于20世纪初，一战末期经由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引入，正式发端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哲学、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用其现象学方法为存在主义奠定了基础，二战后，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学者试图用存在主义的相关理念阐释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使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进而形成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因其部分思想理论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走向了没落。我们要辩证的看待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其理论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存在主义哲学以及了解当时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同时对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有着重大的裨益。

一、存在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起点

(一)一战后的社会心理

存在主义作为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流派，不仅其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它的发展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是存在主义的发源地，当时处于战败国的德国不仅丧失了大量领土，而且还面临着支付巨额赔款，近乎于穷困潦倒，之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更是让其雪上加霜，大量工厂停工，严重的通货膨胀，将近700万的人口失业，饥饿和贫困导致社会上充斥着混乱和暴行[1]15。人与人之间充斥着悲观，人与集体之间充斥着不信任，人与社会之间充斥着失望，人们对生活产生了无尽的焦虑和不安，悲观和失望的情绪充斥着整个社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开始研究忧郁、悲伤、绝望、死亡等人们的存在状态，进而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海德格尔认为个人只有处在烦恼、畏惧和死亡的状态时，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的存在，这实际上是海德格尔对待现实和人生的消极、悲观的伦理思想。雅斯贝尔斯也主张人是孤独的，人的命运难以预测，这种悲观主义思潮在当时盛行一时。

这种思潮传播到法国之后，因其所处社会背景和历史现实与那时候的德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蒂利希这样写道：“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种重新开端的情绪流行，而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则是末日感盛行”[2]97。二战的爆发、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得法国人民长期处于德国法西斯的严酷统治之下，暴政、屠杀、恐惧使得法国人民心理上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理性文化危机带来的失落、无助、沮丧和绝望充斥着社会各个阶层，人们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在这种背景下，存在主义扎根在了法国并且发扬光大，法国很快成为了存在主义发展的中心，因为法西斯的侵略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人们对进行无产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热情高涨，这就促使一些法国存在主义者开始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合起来，渐渐催生出一股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梅洛-庞蒂在其著作《人道主义和恐怖》中就用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观点，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道主义以及社会制度的观点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在西方社会对斯大林现象批判的时期，梅洛-庞蒂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苏联模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当今时代息息相关的哲学，能正确地指引当今所处的时代，而不是对将来的描绘。而萨特也针对斯大林现象进行了剖析，在其《辩证理性批判》著作中指出苏联的失败是因其国家模式的失败，是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特权主义、官僚主义和严重的个人崇拜所导致的，基于此，萨特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其理论剥夺了人的主观性，而当时苏联模式是一种僵化的、失败的模式，从而他主张用其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足，用其人学理论去填补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这也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二)关注个体存在和价值的存在主义思想

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提出：“我们时代的人，拥有那么多知识,以至于忘记了什么是去存在(to exist),忘记了什么是内在性(inwardness)”[3]18。他强调现实中孤独的个体存在，他的这种孤独个体理念被后人解释为“存在”；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虚无主义也对存在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积极肯定人生的价值，批判工业理性、工业文明，重视人生和生命的意义，自称是“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所描述的虚无主义否定了一切的目的性，譬如：柏拉图的理想世界、基督教徒的天堂，其“上帝已死”的口号直接说明了他对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的摒弃，他主张把人本身的价值作为存在的基础和意义，这成为了后来存在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也成为了后来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哲学起点。雅斯贝尔斯把克尔凯郭尔放到与尼采同等的地位加以考量，认为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4]。

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后来存在主义哲学中诸多理论奠定了基础，譬如其中意向性原则和还原法为之后存在主义建立现象学一元论奠定了基础；萨特哲学中自为的存在也是继承了胡塞尔哲学中的纯粹意识、纯粹自我；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反科学思潮继承发展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反科学思潮。总的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之后存在主义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渐渐演变为各国流行的存在主义。

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在哲学中关于人的理念问题一直都是很重要的论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它同样也是不朽的论证主题，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注重对人的研究，强调人的自由与解放，将其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但是他们所推崇的人的理念却将个人存在抽象化、主观化了，对个体的研究脱离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过分地强调了个体的绝对自由，也就不可能使人们走向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一)个体命运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在海德格尔看来之前的哲学存在缺陷的地方就是没有从“存在”出发去进行哲学探讨，仅仅从世界的角度去探讨是不够的。郑杭生指出海德格尔从世界方面探讨的哲学的本体论是“无根的”[5]209，海德格尔倡导建立一种和以往哲学不同的本体论，因此他自称自己是一位本体论学家，其观点主要是将世界的统一性归纳于“存在”，建立起一种“有根本体论”，进而提出了本体论的三个基本概念：Sein、Dasein和Existenz。

Sein(英文为Being，可以译为：存在)的含义为世界内存在的一切东西，海德格尔以此为物的基础，仅仅表示为物的存在性，而不是物的具体性，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从这里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将世界的发展看作为事物的显现过程，所以人们对物的认识也应该是凭借着自己的内心体验去直观感知。Dasein(译为此在)这个词在以往德国哲学中就有着诸多应用，多指具体的规定的存在，和抽象的、一般的存在相对立，海德格尔则是用其来特指“人”这一存在，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具体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亲在，也就是说，人的在”或“我的在”[6]。而Existenz(译为存在、生存或实存)，海德格尔用其表示人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心理性的存在，具体指人的活动及存在的规定性，人们需要在自己存在发展过程中来获得本质。海德格尔的这种“有根的本体论”是在吸收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相关哲学原理建立起来的，但又与“我思故我在”有着区别，笛卡尔用“思”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海德格尔主张用“在”当作人的本质，表面上看起来海德格尔的观点克服了笛卡尔主客观分离的现象，但他的本体论基础的“自我存在”实际上是“自我意识”，所以还是唯心主义的。

萨特在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有根的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现象学本体论”，他认为以往哲学的本体论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二元论”，他提出要“消除一些令哲学棘手的二元论，代之以现象的一元论”[7]。萨特所讲的现象是与胡塞尔、海德格尔阐述的现象一致的，他们所指的现象是将实践中的存在物归于现实里一切显示存在物的显现，这种现象才能代表其现象的一元论。

萨特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与修正，将“反省前的我思”作为出发点，他认为仅仅将“我思”作为存在的出发点是不够的，需要在“我思”之前进行一定的反省，才能将主客体融合起来；萨特将“人”作为研究对象，要从个体存在出发的前提下再去探讨意识与物质，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存在的二元论成为真正的一元论，这也是他唯心主义观点的重要体现；萨特提出两种了两种存在观：“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前者指客观世界，世界上的事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存在”，它的存在是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没有特殊的象征，是事物的原本，是客观存在，而后者就是自我，即人的意识，它不受客观事物的影响和制约，这也是表现出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也是萨特存在主义中的最重要的原理，其主要意义就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将人的存在作为进行一切社会关系和联系世界的基础。

萨特晚年对本体论学说的思考又回到了布洛赫的观点，即布洛赫认为人是希望的主体，布洛赫认为其强调的希望并不仅仅属于简单的心理、精神方面的范畴，而且还包括人的生存方面的范畴，他所指的希望不仅是一种心理状况，而且还是一种存在于人生存本质的层面。总之，在西方文化理性价值幻灭的大背景下，这些学者的“本体论”学说为当时人们关注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了回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人们理想与现实上的巨大落差。

(二)以现实的自由与责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尼采“上帝已死”的口号震撼了当时无数人的心灵，同时也导致了西方传统文化价值的坍塌，尼采认为必须“重估一切价值”[8]3，理想信念的坍塌使得人们的生存没有了绝对的价值准则，这就需要人们自己创造价值标准，同时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成为自身价值的创造者。正是以这一背景为出发点，萨特提出了要从自身出发，摆脱外界的价值标准，将自身存在作为为人处世的依托，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并直面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他强调自由同时也突出责任，确立了一种以绝对自由与绝对责任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论。

历史上很多哲学家都对自由有着不同的论述，而萨特以人的主体超越性为基点论述人的自由，他将存在表述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存在存在。存

在是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9]27。这是萨特关于自在的存在的表述，自在的存在是直接给定和自然存在的。而自为的存在则是非给定性的，是具有自由、超越的存在，而人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萨特将自为的存在与人的主体性、人的意识性活动相联系，一方面人在进行有目的的意识活动，这就超越了自在存在的直接给定性获得了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人总是处于不断超越的过程中，总是在自己所做出的意识活动中去自由的创造，自为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是有差别的。例如，对于一个手机芯片而言，它被创造出来就是用来安装在手机之中，它的功能用途都已经被规定了，也就是它的本质先于它的存在，而人作为一个自为的存在，他是可以去追逐自己的目标，他可以选择自己成为怎样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也体现了萨特的绝对自由观，他强调自由是绝对的，人生来自由，并且人的自由还不可逃避，这具体体现在人选择的不可逃避性，人在世界中任何时候都必须作出选择，正如，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休息，都是一种选择，就算你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这就是人绝对自由的体现。

萨特一方面强调人是绝对自由的，但人也并不是随心所欲、不管不顾的，而是强调人可以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他还强调绝对责任，他认为与绝对自由不可分离的就是绝对责任，人们要为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自己的“自由”去负责，人在选择随心所欲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人对自己的行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是自为的存在，没有什么能代替人承担其自身的责任，正如他所讲的“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10]23，人是处于社会之中的，在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同时也要对他人负责，人做出选择而导致的行为后果，不仅影响着自己，还影响着他人，个体在塑造着一个让所有人都认为他理应如此的形象，即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所做出的任何行动都是让其他人认为你是这样的人，人形成自己价值准则所进行的选择，除了影响着自己，也还影响着其他人，所以他认为自由是责任的来源，而责任是对自由的限制条件，所以，人的绝对责任不仅体现在责任的不可逃避性，还体现在责任的双重性。

(三)具体个人的现实解放道路

从对抽象的人的研究转变为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对人学理论具有重大意义，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实践的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实现了从对抽象的人的研究转变为了对现实的人的研究。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抽象人性论在近代西方人文思潮中有着很大的影响，费尔巴哈将人和自然看作哲学研究的对象，以自然为基础来确立人学的地位，但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11]240。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和当时一些学者所理解的人都只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他们都没有真正理解人是处于现实社会之中并且从事着实践活动。而存在主义学者们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萨特指责了以往哲学轻视了对人的研究，忽视了人的真正存在，降低了人的地位，所以他将“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将人的问题当作哲学基本问题研究，只有从“人”出发才能谈及物质与意识，从而克服一系列的二元论学说。雅思贝尔斯认为其存在主义哲学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哲学，他认为人只有不断地“超越”才能认识到“存在”本身，才能真正地认识到世界的统一性，他指出“如果有统一性的话，统一性只存在于超越存在中。世界中的统一性，是根据超越存在中的统一性而得到理解的”[12]。这里指的“超越存在”也就是上帝，他认为人们要信仰上帝，通过不断地超越去达到上帝的境界。海德格尔将“自我的存在”当作哲学的出发点，对人或事物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自我的存在”基础之上，这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础，这里他所指的“自我的存在”其实也就是自我意识。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出发点则是实践活动中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将对抽象的人的研究转变为对具体的人研究的基础，存在主义学者所理解的“人”需要放在社会实践中去理解才能做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才能对人的本质有清晰、正确的把握。存在主义学者提出来的人道主义以个人为中心，是孤立的个体，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仍然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范围里兜圈子，这就成为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走向没落的隐患。

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式微

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思想界风起云涌，巴迪欧将这个时代比作第三次哲学时代，也正是这个时代，法国思想出现了转折，美国思想史学家马克·波斯特将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发展归因于法国在二战中的惨败，他认为正是法国人的惨败让法国颜面扫地，人们处于思想的悲愤、落寞、孤独无助之中，这才促进了存在主义在法国的发展[13]，德国的铁骑将法国保守的哲学思想横扫一空，带来了德国最具影响力的“3H”的思想，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法国广泛的传播了起来。萨特、梅洛-庞蒂以及列维纳斯都是在这个期间受到“3H”思想的影响，法国在二战中形成的消极、颓废和悲观的情绪使得整个社会充斥着孤独、苦闷的色调，但随着战后法国经济的复苏，这种情绪也开始慢慢淡去，战后繁荣带来的丰富的物质抚平了他们的伤口，这时存在主义的悲剧、孤独的人道主义就在人们的视线中黯然退场了，而结构主义作为存在主义的对立面出现并迅速繁荣了起来。

(一)孤立个体论的内在矛盾

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这本书中对存在主义的孤立个体论进行了抨击，他认为以萨特为主的存在主义者们提出的个体论是被割裂出来的个体，是一种虚构的孤立的个体情绪，是与时代发展所不容的，他指出：“想要为物理学奠定基础的笛卡尔把人与社会割裂开来。自言要为人类学奠定基础的萨特则把他自己的社会与其他社会割裂开来。希望做到纯净不染的‘我思’陷入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并消失在社会心理学的死胡同里”[14]。而社会更需要关注非个体性，要从某种体系来理解整个社会的发展，突出结构的整体性特征，反对突出个体的人道主义。阿尔都塞也认为萨特对于个体自由以及人的主体性观念过分突出，他强调应该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他们试图用结构来替代个体，萨特对个体自由的强调导致其理论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色彩，把个体当作社会历史活动的中心，而结构主义者正是反对这一观点，更加强调把个人放进社会整体中，突出社会性和整体性。同时结构主义反对存在主义对个体作用的无限夸大，反对存在主义者的人类中心论，正确批评了存在主义的主观人道主义。

列维-斯特劳斯对存在主义人学的批判并非是彻底摒弃人文精神，而是要创造一种更具科学性的人文主义。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历史”[15]585。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人类总是在进行无意识创造，这直接证明了历史的合理性，也从侧面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从而与萨特的以孤立个体论为中心的人学理论所对立，这也正是其结构主义的人道主义论，所以由此开始，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们展开了对存在主义这种哲学的挑战，这种思潮也成为了欧洲思想界反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先导。

(二)科学主义的批判

20世纪60年代正值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面对世界上大国科学发展的压力，法国也加强了对科学发展的投入，“科学哲学”成为了当时最热的哲学，这就更加有利于代表科学主义的结构主义开枝散叶，同时也使得代表着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开始走向了没落。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都是提倡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属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点是重视人道主义与主观性，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科学性与客观性，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社会政治方面是激进的，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与矛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反对社会进步的，它所传递的历史悲观主义，将人置于孤独、忧虑、恐惧之中去体会存在，否定了理性与科学技术，将人理解成非理性主义的存在，更是宣称这是非理性的时代，这种思想在战争时代迅速繁荣发展，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物质的丰富，这种思想就逐渐落伍了。

结构主义则是希望从激进中回归保守，不再进行

激烈的政治斗争运动，肯定结构对社会历史的作用，将对社会的研究作为科学对待，这也正是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方向，迎合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发展，所以结构主义就替代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学派。但同样结构主义对于科学的过分强调使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作用过分地贬低和排除，忽视了人的作用，福柯就直言道：对于结构主义来说“人是像海市蜃楼一样可以消失的东西”，“就像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将被抹去”[16]506。结构主义对人能动作用的否定与存在主义是明显对立的，这两个学派关于这方面的观点是两个极端，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不符的。

(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缺失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受到结构主义批判的同时，自身的缺陷也逐渐放大，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造就了一种微妙的唯意志论的氛围，进而使其理论中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严重缺失，久而久之也就让民众产生了困惑，对其失去了关注。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关系和个体存在简单化、绝对化，没有真正的弄清楚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从人出发去研究社会和集体，过于强调个体自由，夸大了个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没有处理好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的空场”，马克思主义阻碍了个人的发展和解放，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忽视人的存在，而是将人置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来解读，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探讨的人是孤立的，否定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主义者们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天真地以为存在主义能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但是其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异质性，所以他们注定不可能结合。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也就注定是失败的。沙夫认为，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只能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萨特显然选择的是后者。所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正确的洞悉时代发展大势，不能给予人们正确的方法论指导，注定是要没落的。

四、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哲学史甚至世界哲学史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它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诸多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也并非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理论仍然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其方法论以及价值论体现的意义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一)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存在主义者们试图以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以此融合于马克思主义，但其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在许多哲学问题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首先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的对立，雅思贝尔斯认为人的问题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他将存在定义为人生存的一种精神状态，这是主观性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指出物质的第一性，思维的第二性，这也将哲学划分为成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然而只有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地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存在主义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的。

其次是“人”的问题的对立，萨特将自己的存在主义视为人道主义，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世界中的事物都直接或间接的包含着人类的主观性。将人看作是孤立抽象的个体，没有把个人置于社会的联系之中，没有将实践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人的出发点，仅把人置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是与社会生产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中，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73。这种立足于现实中生产实践的人道主义才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因此，存在主义在对待人的个体存在问题上是错误的。

最后两者自由观的对立，存在主义提倡的是一种

非理性的自由观，强调绝对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认为人的自由是存在于个人与社会联系之中的自由，自由必须是在道德规范之下的自由，存在主义的绝对自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格格不入的，萨特在其后来的理论中也佐证了这一点，他也意识到了个体绝对自由与群体实践之间的冲突，并主张用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去作为调整，但他发现马克思的实践与历史主义的观点与其绝对自由理论相矛盾，所以他一直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探索，但最终也难以两全，也就注定存在主义想接近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是徒劳无功的。

(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意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哲学问题上的不同，成为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其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直到现在对于我们也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首先，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当时出现的一种僵化、教条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的批判与抨击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自我批评与反省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梅洛-庞蒂指出：“对于经典作用，人们认识到没有人能逐字逐句地接受经典著作，新事实不是绝对地处在经典著作范围之外，新事实从经典著作得到新的共鸣，新事实揭示经典著作中的新特点”[18]11。这句话所带来的意义就是存在主义者们反对教条、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经典著作并不是永远的真理，要不断地从现实中发现经典著作中蕴含的新的意义，这对后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自我批评意识都有着重要裨益。

其次，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迎合了小资产阶级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恶行，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对当时人们解放思想、争取自由有着理论指导作用，五月风暴中萨特的斗争理论就起到了非常好的引领作用，这也使其被称为五月风暴名义上的精神领袖，萨特先生对美国侵略朝鲜、苏联侵略阿富汗等世界霸权行为都进行了深刻的抨击，他鼓励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其理论对当时世界反侵略、求解放的人民来说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最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进步意义，对当时西方民主革命理论的探索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剖析都有助于加强当今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深入了解，加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提醒着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保持批判的思想，去探索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同时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19]12。我们必须正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要顺应时代发展大势、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稳中求进，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积极主动，才能像共产主义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

结论与展望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式微主要是对客观规律的忽视，过分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在部分理论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区别，这也注定其不可能真正地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但其发展的过程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对法西斯主义的抨击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展望都值得我们去分析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增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归属感，获得更为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还有助于我们吸收西方哲学的益处和开拓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认识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否定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应该透过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去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发展，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里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