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1949年以来，劳动在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中的位置和作用，经历过不同方向的变动，形成以改革开放前后约两个30年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科学大会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明了劳动在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中所处的位置、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贯彻落实需要结合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史为鉴、科学推进。

一、越位：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迎来1949—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教育发展史上新的一页，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对过去旧教育制度批判基础上，树立起新的以培养新型劳动者为主要目标的教育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方针的奠基之笔、定弦之音，可从以下两个层面解读。

第一个层面，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什么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任何社会教育的头等大事，也是区别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教育的根本标志。在中国长达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奉行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教育方针。教育的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延续孔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压迫制度。而这样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受过传统教育的脑力劳动者。同时，被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均为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劳心者可以高居于封建统治权力“金字塔”顶层，盘剥广大劳苦大众，作威作福。劳力者却只能在“金字塔”底层被碾压。有无改变命运的办法呢？办法也是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只有“教好儿孙在读书”，才能等到有朝一日“金榜题名时”的到来，改换门庭、改变命运。自科举制度诞生以来，逐步形成状元、榜眼、探花、举人等与官本位相衔接的学位阶梯制度，为众学子进入官场开辟一条通道，激起人们经久不息的“读书做官”热情，留下《范进中举》《董解元西厢记》等耐人寻味的故事。“读书做官论”成为维系封建统治制度的一根精神支柱。

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根本上颠覆了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观。明确教育的目的和目标，不是培养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搜刮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而是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道出两种教育的本质不同。它的深刻涵义，在于逐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不平等的观念，创造劳动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的一种新的劳动观。这样的新型劳动观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一切阶级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不平等为天经地义，统治阶级为脑力劳动者垄断，被统治阶级多为体力劳动者自然形成。要想真正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必须改变生产资料为少数剥削者占有的经济基础，实现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制度。“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句话，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脑体劳动平等观联系起来，道出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脑体劳动平等这一理想。

第二个层面，实现这一目的和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即教育“走什么路”问题。存在决定意识，并不等于存在改变后意识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改变。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客观实际，需要进行引导和教育。儒家教育主要表现为：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教育方式以先生讲、学生学和背诵为主，考试以笔试答卷为主，作文也离不开儒家经典。全部教育过程与实践相脱节，表现出“唯有读书高”的知行观。如今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自然教育方式方法也要改变，推行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就要从完全课堂书本知识教育中走出来，走到社会实践中去，走到生产劳动中去，与社会实践、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劳动教育一方面要革新教育内容，增加一定的生产劳动知识，直至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另一方面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参与一定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了解、验证、巩固所学的知识，明白“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体会盘中餐“粒粒辛苦”，培养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因此，“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除了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目标之外，还包括怎样培养、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培养、选择什么样的教育道路。事实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对读死书、死读书，大兴新的教学之风，广大师生践行与工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式教育，开教育与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之先河。在感同身受中体验“卑贱者最聪明”，感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的必要性和意义，彰显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进一步认识劳动平等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劳动平等是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反映和客观要求。作为社会发展先行者的教育，理所当然地要维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的观念和行为规范。

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给劳动和劳动教育以应有的定位，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极左思潮泛滥冲击下，教育界成为重灾区。批“白专道路”、反右斗争扩大化、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反党集团将“突出政治”“阶级斗争”推向极端，凌驾于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社会事物之上，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首先将“又红又专”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专”抛掉，变成以“红”代“专”，“红”即是“专”。其次将“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断章取义，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大规模上山下乡。再次改变高考招生制度，由“白卷先生”直接推倒高考范式，开创史无前例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管大学、办大学新模式，从根本上动摇了行之有效的教育考试制度。与“突出政治”相关的劳动和劳动教育被人为抬高，凌驾于科学知识教育之上，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走偏方向。正常的科学知识教育遭到打压，破坏了既定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针，耽误了一代人才教育成长。需要正确面对和总结，深刻认识和吸取“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的历史教训，将劳动教育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二、失位：应试式教育不良影响需要清除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迎来1979—2012年改革开放30多年教育改革新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包括教育在内的各条战线进行拨乱反正，把过去颠倒了的是非曲直重新纠正过来。也为科学定位劳动和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中的地位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使教育改革别开生面，推进也有了头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其后又公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在总结前三十余年经验基础上，提出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方针政策。形成“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以及全面实行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办好学前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等内容。笔者以为，概括起来教育的根本任务和基本方针，离不开“立德树人”宗旨。围绕这样的宗旨，教育改革主要在立什么样的德、树什么样的人，怎样立德、怎样树人上展开和推进。衡量教育改革的得失成败，也可以此切入。

评价改革开放后30多年围绕教育方针的改革，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立场，做出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阐释。一方面，纠正了改革开放前一段时间过度放大劳动和劳动教育、淡化知识和智力教育的倾向，强调和强化了书本知识教育的重要性，使大、中、小学学生得以学习到基本的科学知识，重新树立起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同时，尽管一定程度上落入应试式教育误区，即使为着考试升学目的，也对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外语等诸多学科的基础教学做出梳理，编制出版比较全面、重点突出的教材、教学大纲、考试指南等教科书，更新了教学方式和方法。而这些学子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虽然遇到所学知识离实际较远，给结合实际带来某些困难，但是必定给出结合的方向，经过努力结合的路径和方法也是可以找得到的，能够走出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路子，在经济、科技、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中，做出新的业绩和贡献，增强了人力资本积聚，有力地支持、推动着社会经济快速持续地发展。这是必须肯定、有目共睹的。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落入应试式教育误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历史常常有惊人相似之处，出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带有规律性的变动，这种变动有着历史的原因。前已叙及，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里，“文革”对教育的摧残破坏太严重了，对知识的贬抑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太刻骨铭心了，因而人们对这种倒行逆施行为太深恶痛绝了，对教育拨乱反正的渴望太强烈了。这就成为后来知识和智力教育迅速增值、滑向应试式教育埋下了伏笔。同时，自1980年起国家正式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一方面对独生子女关怀备至，一定程度上滋长了他（她）们的骄、娇二气。另一方面部分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不计成本地培养子女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读完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学，将独生子女视作掌上明珠精心呵护，无形之中滋长了依赖父母长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容易养成脱离劳动、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恢复高考之初，教师、校舍、教学设备不足等缺陷客观存在，使得升学尤其是高考升大学变得异常困难。直到1998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达251.8万，普通高校招生108.4万，高考升学率为43.1%[3]。致使上大学难、考上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难上加难，竞争激烈。在这种形势下，专门服务于升学考试的“高考工厂”应运而生。这种“高考工厂”一般实行封闭式教学，切断与外界一般性往来，生活起居军事化，课外活动少之又少，作息以“教学-考试”为轴心安排布局。以会考试、考名牌高校为目标，老师与学生一起努力，分析演练历届高考科目试题，一心一意提高考生的应试能力、提高考试分数。

1998年高校扩招正式出台，上大学难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20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增加到786.5万，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数量增加到967.45万，招生数占比上升到123.0%[4]。这时考进高校已经不再是难事，难事转移到考进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上来。同时，高校学位教育恢复后，考取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另一件难事。还有逐年增长的高校毕业生期望出国留学深造，千方百计申请到哈佛、耶鲁等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成为来势强劲的又一桩难事。如何应对？学好基础课、考出高分数、出国留学外语托福、GRE考试顺利过关是硬道理。于是应试式教育及其典型代表“高考工厂”发生新的“与时俱进”，适时推出读博、出国留学升级版。

以“高考工厂”或相类似的“亚高考工厂”为代表的应试式教育，形成对全面发展教育方针较强的冲击力。需要认真分析和总结经验，消除其产生的不良影响。

一是冲击到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目的。应试式教育表面上直奔“树人”主题，彰显书本知识教育独大特点。教学以应对考试为中心，教学方式以会答题、会考试、考试好为衡量标准，教育效果以考试成绩、升学率特别是考入顶级重点大学升学率衡量，以及赴境外留学读博率为主要指标考量。致使德育被淡化，发生“立德”教育与“树人”教育严重失衡偏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等核心价值观和高尚品质，本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最为靓丽的精彩画卷，无形之中却变得无足轻重、光彩不在，被排斥在主流教育之外。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什么用处呢？一个又一个无情的事件给出令人心寒的答案。曾有一个时期，我国高校毕业生出国留学比例持续上升、留学回国人员比例持续下降，“一升一降”导致比较多的出国留学人员成为国外一些高科技部门和企业的骨干中坚，客观上成为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封锁禁运、“制裁”“卡脖子”的参与者。如此，我们国家和家庭为这些子女付出巨额生养、医疗、教育等成本后，收获的却是损害我国安全利益的参与者，岂能不发人深省！

二是有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宗旨。学校主要的任务，是使学生学好基本理论科学知识，打好未来在社会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的基础。有的学校只强调学好书本知识，嫌弃、鄙视、更不倡导参加体力劳动。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既包括教育培养的方向、目的、目标和任务，最终培养的是“全面发展的劳动者”，也包括教育的方式、方法、手段和路径，将“劳”与德、智、体、美一起镶入全面发展教育之中。培养“劳动者”还是培养脱离劳动的“劳心者“，是新旧两种教育制度的分水岭、试金石。在当代，尤其要看到培养什么样人的重要性。包括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在内的手工工具时代，发展主要依靠自然资本驱动。劳动者的手臂就是他们的力量，人力作用于自然力，主要依靠人的体力消耗。十八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社会经济发展转换为主要凭借产出资本（生产资本）驱动，与产出资本结合的人力资本发生由体力为主向智力为主转变过程，旨在提升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价值的教育的作用日益增强。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发展的驱动力转移到主要依靠人力资本驱动上来，教育的价值提升到前所未曾有过的高度。典型的一句话是：实现现代化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

显然，这里所说的教育，不是脱离实际、而是紧密同实际结合、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制度体系。劳动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具有影响全局的性质和作用。在德育中，它在特定的层面，肩负着培育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经受参与实际劳动锻炼的重任。是克服学生盲目清高、眼高手低、只关注自己自我主义的利器。在智育中，是检验理性认识、完成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中，是必不可少的推进器和加速器，作用不可替代。在体育中，它是健身强体主要担当者之一，与体育活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中学校曾经推行过“劳卫制”教育，将体育锻炼与劳动锻炼结合起来，收到1+1＞2的明显效果。在美育中，人们常常将劳动美与健康美联系起来，树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新的审美观，是审美价值观进步的突出表现。实践证明，劳动在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中占据勿庸置疑的地位，发挥着影响全局的重要作用。应试式教育淡化、漠视甚至贬低劳动和劳动教育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扩散、渗透到思想、观念、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不可低估、必须清除。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人，无论劳动能力和劳动习惯的培养，还是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态度和情感，劳动成果的珍惜和勤俭节约思想的形成等，在相当数量的青少年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尤以轻视、漠视体力劳动为突出。需要进行有针对性、循循善诱式教育。以求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见诸行动。

三是妨碍体能健康素质的提升。应试式教育尤其是各类“高考工厂”将劳动和劳动教育排斥在全面发展教育之外，学生正常的体育活动压缩到最低限度，劳动教育课减少甚至消失，与实际相结合的劳动锻炼更难寻觅，势必影响到学生体能健康素质的提升。决定人口体能健康素质的因素有许多，如先天遗传、饮食卫生、医疗保健、自然和社会环境等；然而就后天因素而言，体育锻炼和劳动锻炼无疑是最重要的两条。不重视劳动教育、不参加生产劳动实践，就容易养成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脱离体力劳动和现实生活的陋习。久而久之，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社会调查表明，目前我国青少年中，身高、体重、视力、胸围、骨密度等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尤以肥胖、超重、近视、高血压、高血脂等超标较多为代表。究其原因，青少年缺少运动和劳动是最主要的，致使高龄人口疾病提早空降到低龄人口群体。就提升体能健康素质而论，适当的体力劳动和适宜的体育运动同样不可缺少。劳动既是身心运动的担当者，又是人生奋斗目标的践行者，通过劳动一步步使奋斗目标得以接近和实现，从生理和心理双重层面促进健康素质的提升。

四是不利于素养文明素质的培养。人口素质除上述体能健康素质、智能科教素质外，还有素养文明素质，三者组合到一起共同构成人口素质“三要素”。关于素养文明素质，学术界有人口文化素质、人口政治素质、人口道德素质等不同称谓。笔者以为，这些不同称谓的概括有一定道理，但都过于强调某个方面，忽略了其他方面和总体特征。人口素质是从相关领域中抽象出的本质属性，同时也要有可度量、可比较数量特征，便于做出高低比较和评价。有鉴于此，笔者以素养文明素质冠名概括，取其成为素质本质特征主要相关要素，似可收到名副其实的效果。

人口素养文明素质，主要由思想、观念、传统、道德、情操、礼仪等精神层面，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电影、戏曲、绘画等文化层面两部分组成。无论精神层面还是文化层面的素养文明素质，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特定的家庭、社会环境下，经过教育和实践磨砺形成的。“实践磨砺”既包括自身亲力所为的实践，也包括所受的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彰显劳动和劳动教育在其中的地位和价值。

人口素养文明素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人口素养文明素质，指人具有的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能力。包括由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生态层面构成的创造人类文明素质总和的能力。如不同历史断代下的古代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均表明不同时代人口素养文明素质总和的能力。也包括不同地域特征的西方文明、东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人口素养文明素质总和的能力。狭义人口素养文明素质，主要取决于思想、观念、传统、道德等意识形态层面，侧重实际的表现、效果、影响力和行为规范的能力。一般讲人口素养文明素质，主要取狭义层面。如此，从劳动和劳动教育对提升人口素养文明素质的意义、作用和影响视角观察，劳动是一种美德，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建设者不可或缺的一门必修课。旧社会“一心只读圣贤书”“教好儿孙在读书”，打开“读书做官”通道，展示众学子“头悬梁锥刺股”、秉烛夜读顽强的毅力和动力。一俟金榜题名，则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庭、家族则从此改换门庭，步入“治人”者官宦行列。因此，旧社会盛行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形态，以读书、做官、脱离体力劳动为上为荣。社会主义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推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推崇劳动光荣、倡导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向劳动英雄模范学习的新风尚，是崭新的劳动观和价值观。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生存、生活、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衡量为社会做出贡献大小的尺度，社会成员觉悟和道德的具体体现。因此，劳动教育在素养文明素质提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削弱，只能放到应有的位置适当加强。教育和养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发挥劳动教育应有的作用，是贯彻落实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教育工作者的一项光荣的使命。

三、定位：劳动教育综合考量与改革思路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不仅明确了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应有之义，与德、智、体、美一起构成立德树人教育的基本内涵；而且指出要弘扬劳动精神、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教育学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5]。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需要从实际出发，对劳动教育在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中的定位做出综合考量，提出改革构建的思路和决策选择。

第一，总结正反面历史经验，避免重蹈“越位”“失位”覆辙。总结过去7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改革开放前重劳动教育、轻智力教育，到改革开放后重智力教育、轻劳动教育，需要找出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是脱离实际，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推崇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路线，曾在教育界形成较多共识，引起广泛关注，彰显新旧教育的截然不同。然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批“白专道路”一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席卷而来，竟将知识和智力教育当作“封资修”批倒批臭，将劳动和劳动教育抬高到不适当的高度而走向反面。既贬低和削弱了知识和智力教育的价值、地位和作用，也因为将劳动抬高到“不胜寒”的高度、可以取代知识和智力教育的位置，而变成主观拔高式的虚无，到头来也损害到劳动教育自身。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二阶段，情形则刚好颠倒过来：知识和智力教育被过度抬高放大，劳动和劳动教育被轻视和贬低，影响所及，不仅劳动和劳动教育摆不到正确位置，作用和影响也难寻觅；而且知识和智力教育在应试式教育环境下，科学和知识教育的全面性、深刻性、应用性等受到明显的冲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难以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教训至为深刻。要从根本上认识智力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关系，二者不是相互排斥、有他无我，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协同推进和发展的关系【6】。要吸取以往曾经有过“越位”和“失位”的经验教训，还二者在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中应有的定位。

第二，当前要消除应试式教育不良影响，适当加强劳动教育。恢复高考后，应试式教育逐步扩大开来，发生过劳动教育被挤出主流教育之外，甚至落到可有可无境地，造成不良影响。摆正劳动教育应有的位置，首先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找出主要的表现和根源。只有认识和清除应试式教育的不良影响和产生的根源，才能为回归到正常教育体制、正常教育方针上来开辟道路，发挥出全面发展教育方针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去除应试式教育不良影响，不是简单地发个通知、文件，恢复正常的入学、期中、期末和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加上一门劳动教育课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它牵涉到教育的目的、方针和政策，影响到教育发展全局。需要在肯定恢复高考教育改革前提下，对应试式教育出现的问题、表现、危害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要对淡化、轻视、蔑视、反对劳动教育的观点和后果，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理论联系实际的讨论和评论，达到正本清源、统一认识，推动步调一致的教育改革。进一步明确包括劳动教育在内的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目的、目标、基本点、方式和方法。明确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之间的关系，摆正劳动教育在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核心内涵中的地位【7】。

必须明确，正常的考试是必要的、不可替代的。考试是回顾、检验和巩固所学科学知识的一种方式和方法，不是教育的目的。这里的科学知识，包括书本教学、科学实验、社会劳动等诸多方面，从不同层面获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其中不乏重要的科学知识是经过“实践-理论-实践”、经过劳动完成由感性到理性认识的升华。既然需要考试，就要坚持试题答卷、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择优录取等原则。可否在高考中设立劳动教育考试科目？即使一时不好单独设立，也可在语文、数学等试题中，增加一两道带有劳动实践性质的应用考题，一并记入高考科目和高考成绩。这是要经过试验、取得经验之后，可以考虑的一项改革。以此提升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在全面考核中的分量，提振关注劳动和劳动教育的自觉和能力。

第三，精心编写劳动教育教科书，为劳动教育提供精品蓝本。将劳动教育纳入全面发展教育方针，适当加强劳动教育，首先要做好的两件大事，即编写出版劳动教育教科书、拟定劳动教育大纲和劳动教育教学计划。

其一，精心编写劳动教育教科书。同其他教育一样，作为一门全面发展教育必修课，要有一部学科体系齐全、观点立论鲜明、理论联系实际的教科书。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高质量的教科书，既要广泛吸取国内外研究成果，又要具有中国特色、原创性很强的课本。需要精心组织策划、抽调由知识丰富、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教科书编写组。编写组指导思想要明确：一方面它是教科书，要按照教科书的基本要求编写，突出教材性质。另一方面它又有很强的原创性、实用性、中国特色，需要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编写。亦即要完整准确地实现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因此，一要编写组人才过硬，按照全面发展型原则选拔人才，提供避免发生偏差的组织保证。二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编写出立论、阐发、逻辑、理论厚重、贴近实际的精品力作。教科书可分为高等院校版本和中小学版本，内容、篇幅、深浅、实例、联系案例选择等，都应体现出一定的差别。可以首先编写出版试用本，经过一两年教学实践后，再行修改完善，推出正式版本。

其二，编写好劳动教育大纲和教学计划。这是当前清除应试式教育不良影响、加强劳动教育顶层设计、贯穿劳动教育全过程应有的遵循和纲领。内容包括劳动教育的目的、意义、内容、结构、方法、社会实践等。“大纲”和“计划”，总的要求是：目的和意义，除了一般的讲解劳动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外，还要结合1949年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通过历史的实证分析，解读劳动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中所处的位置，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全面贯彻既定教育方针的作用和影响。内容和结构，尤其要讲清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的新形势下，劳动的性质、劳动的方式、劳动溶入现代科技进步之中的涵义，分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劳动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方法和社会实践，要特别强调社会实践是劳动教育最鲜明的特点。不但要弄清劳动的一般原理，关于劳动的不同学说流派，还要亲力亲为，通过参与社会劳动实践、劳动实验室等一定劳动技能的实践，将培养劳动习惯与劳动技能结合起来，改变一般学生不了解生产知识、不能自主劳动的短板，磨炼普通劳动者具备的思想、情感和一般技能。

劳动教育大纲，是劳动教育的纲领。纲举目张，编写好大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劳动教育教学计划，是贯彻落实劳动教育大纲的行动指南，是大纲得以成效的保证。劳动教育教学计划，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摆正劳动科学知识教育与社会劳动实践教育的关系和格局。理论上，二者都要保证，理论教学时间要多一些。比例分配多少为宜？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科学确定。参照历史经验，可以考虑“三七开”或者“二八开”。不同学科要求也应有所差别，同实际联系比较紧密的学科，参与社会劳动实践时间可以略多一些；同实际联系比较少一些的学科，参与社会劳动实践时间可以少一些。但无论哪一类学科，都应有参与社会劳动实践最低时间要求，以保证收到预期效果。

第四，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建劳动社会实验室。前已论及，劳动教育区别其他教育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社会实践性。理论教育要想收到预期效果，必须经过实践检验，完成“实践-理论-实践”认识论升华[8]。劳动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一是课堂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定期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科研机构、文化团体参加生产劳动，提升学生对劳动意义的认识，提高劳动技能，增强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情感热爱。二为组建劳动教育社会实验室，作为劳动教育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劳动教育社会实验室，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一般以培养学生爱劳动、会劳动和珍惜劳动成果、热爱劳动人民、培养劳动和劳动人民感情为目的的实验室。这样的实验室可以是比较固定的和非固定的矿山、工厂、农村乡镇、科研机构、城市社区、文化团体等，学生定期参加其中的一般性生产劳动。采取劳动教学联系点、签订协议方式组建。另一类为带有专业性质的生产劳动实验室。可以市、县为单位，组织构建相关工业、农业、科技、交通、文化、社会科学等带有一定专业性质的劳动教育实验室，数量不宜过多，以一个市县二三个为宜。

第五，研究借鉴国际社会经验，推行开放式劳动教育。国外一些国家，对劳动教育相当重视，走出不同形式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路子，取得某些经验。笔者在日本一些地方，曾经注意到他们组织中学生定期到工厂、农村、渔村劳动和实习的情况，类似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中学生到农村参加季节性的生产劳动。他们组织中学生到实践中从事生产劳动，一般目的性更强一些，组织纪律性更严一些，但依笔者所见，专业性质似乎不强，主要是与农村村民、工厂工人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参加劳动锻炼、养成劳动习惯、增进情感交流为主。到城市工厂劳动的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同所学知识结合好一些，带有一定的专业劳动性质，但笔者以为，基本上仍属一般劳动锻炼性质，不过即使为一般性的劳动锻炼，学生也感触多多、收获颇丰，在塑造他们需要的人才类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