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翔宇，蔡洁

（1.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2249；2.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娜拉”走后会怎样？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奏的一项思想命题。20世纪30年代的摩登上海兴起了一场崇尚健康美、自然美的女性健美运动，成为海派文化与女性解放进路中的历史景观。游鉴明曾在《近代中国女子健美的论述》一文中考察报刊围绕女子健美的论述，挖掘了民族主义是作为研究近代妇女史的“关键指标”而非“唯一指标”等问题。表面上看，健美女性摒弃了古代社会的“病态美”，区别于同一时期“摩登女郎”的“人工美”，试图通过女子体育运动表达融入都市现代性的主体欲望，赋予“新女性”的主体人格标志。

根据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私有制与阶级压迫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所在，男性是生产资料的主要占据者，资本主义条件下女性的经济从属者地位导致其沦为“第二性”他者的附庸，形成并巩固了父权制文化的统治结构。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女性掌握经济自主、争取人格独立，实现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是通向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根本出路。这需要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本土语境与本土实践出发，立足中国妇女解放的具体情境及历史动向考察健美风潮。

基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批评视野，民国时期的健美女性由于缺乏经济自主权，逸离了以民族主义话语为主潮的女性解放，成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宰制下的“妻子/情人”。一方面，健美女性不过是另一种“摩登”对于海派文化的书写与建构，她们在消费主义与资本逻辑的操纵下，接受着以健美为名义的身体规训，陷入自我物化的藩篱，使得健康美与肉感美、曲线美之间的界限逐渐混淆。另一方面，健美女性还无法看到“娜拉走后”符合历史、符合逻辑的方向，最终成了都市的“花瓶”及男性凝视的“他者”，这也从侧面证实了鲁迅关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预言。尽管女性健美风潮是女性休闲哲学孕育下的产物，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倡导的不单是女性“发现身体”的“自我觉醒”，更重要的是以社会革命为根本前提推动性别秩序的重构。换言之，女性唯有掌握历史的主动力，以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的“合群”为主体行动力，才能激昂巾帼之志，回答好历史之问、妇女之问与时代之问。

一、健美运动与女性赋权：主体性身份从“建构”到“丧失”

“身体革命”是女性解放的重要议题，古代中国的家庭伦理将女性规训于深闺大院之内，“三寸金莲”成为封建社会女性出嫁的资本。然而，伴随着近代中国列强的入侵、通商口岸的开放、启蒙思想的传入，从帝制迈向共和的政治重建与社会转型，20世纪30年代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围绕塑造女性的审美风尚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高喊“打倒病西施”“打倒林黛玉”“奔向健美之路去”的口号，批判传统社会关于女人“病态美”的颂歌，主张以女子运动为助力的“健康美”，呼吁中国女性“提起你们倦疲萎靡的精神，放弃你们那等于自杀的娱乐……为你的身心求安全，为你未来的命运求光荣”[1]。

在论者看来，理想中健美女性的体格高大而壮硕，具备“乳峰”“玉腿”“肥臀”“蓬发”“玉臂”“身长玉立”等要素。户外运动是健美的第一要义，游泳、舞蹈、高尔夫球、网球、篮球、排球、骑自由车闲游、骑马、江面划船、旅行、柔软操等皆在推荐之列。除此，健康饮食和规律作息也是女性健美的强化剂。

值得探讨的是，健美女性成为知识文化人言说妇女解放的“客体角色”外，是否也建构着“主体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女性启蒙与女性赋权？健美女性解除囚禁身体的牢笼，呈现开放洒脱的新风貌，将强健身体的改造作为“悦纳自我”的重要途径，确认“新女性”的身份标志，并在动态的社会空间中凭借能动的身体融入摩登都市生活，深化着女性身体之于现代都会文化的接纳、认同与想象。

从学校的校后校花选拔到健康小姐的竞逐，从体育健将到电影明星，健美女性的队伍来源折射出海派文化多元的时代面向，她们希冀成为身体行动的掌控者，书写健美人生的风景。1932年的《妇女生活》杂志调研了上海各女校校花校后的选拔盛况，不少凭借健美形象脱颖而出。据悉，崇德女校夏志勤女士“为该校皇后，健而美也是她过去的荣衔”，交通大学陶纯女士“是该校的校花，也是健美闻名者”[2]。1936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发起“健康小姐”竞选大赛，并于西园草地举行加冕典礼。游泳运动员杨秀琼成为社会大众眼中的健美健将，她曾在1933年10月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包揽女子游泳竞赛的全部金牌项目，1934年菲律宾马尼拉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斩获多项自由泳、仰泳等单项及集体冠军，享有“南国美人鱼”之誉。具有“野玫瑰”“野猫”之称的女明星王人美，凭借颀长壮健的身材、丰硕黝黑的体格，被影迷视为“中国健美女性的典型”。

健美女性改造女体的积极实践，也是女体公开化的过程。她们作为“可移动的身体”，穿梭于学校、体育场、公园、游泳池、海滩，在流动的公共空间与消费空间中描绘女性有声有色的城市生活。例如，《社会日报》报道高桥海滨浴场的健美景象：旅客“大都是上海的有闲阶级，和中产阶级”，惹人注目者“有几个少女，穿着游泳衣，露着健美而雪白的大腿，高耸的乳峰，一字的排着”[3]。除了户外空间，家庭也是日常生活健美操练的场域，妇女通过健体、健臂、健腰、挺胸、健腿运动，助力养成优美的姿势，培育强健的身躯。

表面上，摩登都市的女性健美运动成为现代化转型及民国上层女性社会生活的文化实践，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女性借助身体话语的表达，实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体行动的开展，女性主体力量的浮现。然而，如果借助“物化理论”分析，在许多女性意识中间存在着一个男性权威。在以匿名制父权文化为基础的审美凝视下，任何女性的身体不可能完美无缺，这为霸权逻辑的男权社会规训女性身体的改造提供了必要依据。女性为了弥补容貌和身材的缺陷，奔向健美的大军，打造着完美女体的身体竞赛，接近着男权文化对于审美风尚流变的定义。由此，健美运动无处不在蕴藏着物化女性的危险，女性在重塑身体的同时成为“被观看”“被凝视”的对象，本质上是男权文化的一种阴谋。这种物化是对女性生理性别的“性物化”，由“个体”沦为“身体”，从社会价值中剥离，既成了“他者”冰冷的愉悦对象，同时也导致自我物化的焦虑[4]187-196。

健美女性遭遇物化的羞耻感，反映出女性在两性权力结构中的劣势角色。男性利用权力统治，通过健美的程序化操演，形成男权文化对于女性身体的压迫。上海中西女塾举行过一场“空前惊人之健美比赛”，检验时女学生必裸示全身，由该校体育主任李爱德详察，对于发育未臻完美者，奉以告诫，并以“提倡健美之导师”自居。然而，“凡学生被传而入医室者，莫不战战兢兢视为毕生第一辱事”，但碍于学校主任之权能，“虽力加反抗，终难成为事实”[5]。电影女明星在银幕内外的身体塑造，也成为男性品头论足的对象。健美明星黎莉莉引人注视，“我们瞧见她摄的出浴照片……真肉感了不得，甚么人见了，也要垂涎三尺呢，几家电影公司，也都为了生意眼着想，专门开摄叫黎女士赤裸大腿的影片”[6]。女性的健美身体竟成了一种商品和工具，沦为消费主义赚取男性情感的卖点，注定了她们在健美风潮中无法逸离客体角色的地位。

不可否认的是，健美女性为契合男权审美文化的诉求，存在着自我物化的一面。她们过分关注自己的身体，过度修饰自己的外表，以健美的指南规范女体的改造，失去对身体话语的主导权，在女性气质与男权文化的协商过程中，损耗了女性解放运动的精神资源和经济资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她们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4]195-196，限制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以“合群”之力走向纵深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无疑将导致女性在健美运动中主体性身份的失坠，相反强化了女子的边际地位，并且还会成为“另一种摩登”。换言之，无论是“摩登女郎”还是以“反摩登”话语标榜的健美女性，皆是在深化男性凝视前提下女性身体话语的建构。健美女性的主体性实践从“确认”到“丧失”的悖论，确实值得审思。

二、“反摩登”话语的背后：商品、资本与社会阶层的竞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烫发、旗袍、高跟鞋为特征的“摩登女郎”一度引领着都市文化女性审美的新潮。她们树立了小资产阶级的女性气质，被冠以上层贵族的身份标志。恩格斯曾敏锐地指出，金钱使得严肃的道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濒临消失的危险，而肉欲却妄图把自己捧得高于一切”[7]。列宁也表示，资本权力的存在，导致“人的自身，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8]。“摩登女郎”游荡于咖啡馆、跳舞场、跑马场，爱慕虚荣，挥金如土，盲从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的行径，引起左翼进步人士、文化民族主义者、国民党官方统治者的集体性批判。

既然“摩登女郎”的“道德反叛”遭致社会的非议与诟病，那么如何在民族主义与女性气质的协商之间开辟出一条有效的新途？“反摩登”成了健美女性的一个重要身体叙事，拥有健而美的身体成为她们与“摩登女郎”竞逐的凭借。《妇女生活》杂志刊登了李瑞云女士对“摩登女郎”的质疑：“一个女子，穿了漂亮的衣服，高跟皮鞋，烫着时髦的头发，搽上浓厚的脂粉……这样她又算为‘美’ 吗？不！绝对的不能……现代女子的‘美’ ……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有没有‘健’ 全的体格。”[9]与此同时，还有“敬告摩登女子”的劝诫，停用那些“毁容不持久”的舶来化妆品，勿为无用的消耗。《华年》杂志刊文视“摩登女郎”为健美女性的敌人，上海的舞女、女职员、女招待出卖“女子色相的娱乐”，可谓“毁灭健和美的洪炉”[10]。

从“反摩登”话语中可以看出，健美女性希望通过康健的身体融入现代化变革的浪潮中。需要注意的是，“摩登女郎”总体上还是资产阶级与上层社会的专属。健美女性则显示出中产阶级或“平民化”的取向，但却在时尚品质、商品化与资本经济盛行的都市生活中，建构出不同于“摩登女郎”的身份区隔，赋予城市现代化转型之于女性身体的新要义。她们渴望被上流社会所接纳，冲破“摩登女郎”独领风骚的地位。由此，健美运动满足了平民女性跻身小资产阶级行列的愿望和诉求，强化了扎根于海派都市文化生存的身份认同，力图扭转相对于“摩登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实际上，健美女性标签化的背后，隐喻的是同“摩登女郎”围绕阶级、资本与社会身份等议题展开的话语竞逐及博弈。换言之，健美女性可谓“另一种摩登”。《时代日报》描摹“康健美的典型”的标准实与“摩登女郎”无异：“（1）四圆：面圆、颈圆、前臂圆、足踝圆；（2）四白：皮肤白、眼球白、牙齿白、腿儿白；（3）四黑：头发黑、眉毛黑、睫毛黑、瞳孔黑；（4）四红：舌头红、嘴唇红、牙龈红、面颊红”[11]，可见，女性追求健美风潮本质上仍是两性权力关系中不平等的情感劳动。

进而，在资本经济风潮的席卷下，健美走向“商品化”，并与五光十色的摩登文化、海派文化相互融合。不少以“健美”为名的商品充满诱惑，一些药品也吸引着健美运动的参与者，开具了引导消费的指南和妙方。其中，“健美露”“美奴宁”“女用生殖腺素制剂”“补女容”等品牌皆在推荐行列。为增进健美产品的说服力，商家还特邀专业医师进行“鉴定”：或标榜拥有妇科痛经对症治疗的奇效，或可提升女子美丽的容貌，凡年老色衰者可恢复青春，体躯越加康健，或强盛乳峰，增加妊娠能力，甚至裨益夫妻生活，增加荷尔蒙，唤起丈夫“重烧恋爱之火焰，故减去中年女性的悲哀”[12]。

各种以“健美”为名义的符号，为女性建构出另一种标准的身体模具，又给身体套上了新的锁链，迫使女性屈从于审美焦虑与审美文化，使得运动的参与者纷纷成为“被规训的身体”，并固化为新的刻板印象。商品经济、消费市场为从事健美运动的女性设置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某种鸿沟，健美的女体陷入商业化漩涡，与资本、阶层、权力、社会身份相互联结，不仅成了金钱崇拜、物质至上者的追逐，而且沦为资产阶级与上层社会满足享乐心理的工具。这既是资本霸权逻辑与商业市场运作下的产物，也是女性在两性社会关系中做出的既定妥协。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享有“东方好莱坞”之美誉，是近代中国电影工业的生产主阵地，健美女性还被搬上了电影银幕。以《健美的女性》《健美运动》《中国的健美女性》三部电影为例，侧重的并非如何打造康健的身体，只是为男性猎奇女性的生理打开方便之门。换言之，“健美”的概念被滥用化，被歪曲为“肉感”或“曲线”的同义词，致使社会各界愈加难以辨认“健美”之于女体“自然美”“健康美”的真义。

1933年，来自苏联的影片《健美的女性》被引介至上海大戏院播映，电影生产商打出了“性教育的普及”“普及神秘裸体运动”的广告标语，声称灌输生理学常识，开创性学教育的新纪元[13]。然而，批判者明确指出，需要严格区分生理健美与女性裸体，凡涉嫌淫秽者应当即禁映。1934年，有论者批评，但杜宇导演的《健美运动》是歌舞肉感片，女体形象有“美”无“健”，与黑市盛行拍摄的裸体模特本质无异[14]。1936年，上海大戏院上映的《中国的健美女性》满城风雨，也因各方非议而草草收场，并因违反南京国民政府当局的电影检查条例，引发了禁映风波。据记者亲历所述，银幕上先是浮现一个木制的人体形，继而“一个女子洗浴，身上骨头看到清清楚楚”，感官之冲击令人羞涩不已，引发周围观众唏嘘之声[15]。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罗刚闻悉赴沪查禁，对戏院罚金三百，责令停业三天，将影片扣留并送往南京审查。

左翼文学家茅盾先生揭露了以“健美”为题材的电影隐藏的资产阶级社会规训女性的企图。他认为女性审美风尚的流变仍然是男权统治者利用性别权力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压迫女性的产物，健美运动并不能真正帮助广大妇女完成解放，“布尔乔亚”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生活是静定的，所以男子对于女性美的要求是娇弱文雅贞静，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却是动的，冒险的，所以布尔乔亚的男子要求壮健活泼的女性美……我们在“健美”的幕后将看见仍是布尔乔亚所疯狂地追逐着的肉感的刺激，荒淫，颓废。“健美”仍旧无补于女子的被侮辱的地位！真正意义的“健美”要在女子被解放而且和男子共同担负创造新生活那责任的时候！[16］

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不断索取着健美女性对于消费主义的欲望，健美女性与“摩登女郎”无异，只是标签命名不同而已。由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观之，她们在身体话语的形塑层面具有同质性，皆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利益对女性气质的隐形控制，困守在遭遇凝视与物化的公共空间与消费空间，并遮蔽了女性休闲背后经济财富关系的压榨本质。

三、看不见的出路：民族主义的逸离与“女性休闲”的破产

资本主义文化虚构了女性休闲的社会场域，鼓吹女性追求审美风尚的自由，使得女性的身体利益在公共化范畴获得了空前重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女性休闲活动仍是一种奢侈品，只是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舒适体验。这些健美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经济权，唯有沦为资本家的妻子/情人，充当社会的“交际花”与大众文化投射欲望的对象，满足她们对于资产阶级物质生活的向往。换言之，父权制的统治结构不仅疏离了女性主体性的地位，而且重新定义了两性关系。女性休闲与健美文化必然走向破产，成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胜利”[17]。

首先，民国女性健美风潮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是近代女性审美观念嬗递与改造身体行动的一场改良主义实验。然而，知识文化人在接受健美文化的过程中难免存在着“全盘西化”之嫌，既未能立足中国本土语境，也尚未基于历史视野和现实逻辑进行吸收、消化和处理，脱离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进路与具体情境。

从引介西方健美形象的情况看，论说者以图文并茂“说故事”的方式，讲述西方女性如何通过健美改造人生的范例，认为健美不仅是保持年轻美貌的重要条件，同时有助于现代社会的择偶与婚姻。例如，《竞乐画报》援引好莱坞名星参与体育活动的例证，称她们或在外景大本营外的树上装配绳子、秋千等工具，以运动术取代美容术[18]。《女朋友》杂志刊文指出，健美堪称“情爱委员委员长”，是维持爱情生活的“权威者”与婚姻生活的“主席”[19]。这种审美文化意识形态的导向决定了女性休闲的资产阶级专属，她们主要是为个人主义的享乐、纵欲与虚荣，跻身上流社会阶层，某种意义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文明没落侧面的反映以及人心的浮荡与无所适从。除此，论说者以西方健美女性为模仿镜像，批判中国女性的“病态美”，显然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区隔之上，隐喻着近代知识精英以“西方文化”改造“东方文化”的迫切诉求，不可避免地陷入以西方文化为上位的思想困境，这也折射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民国社会对于文化自信力的缺失与不足。

其次，摩登都市盛行的女性健美风尚逸离了民族主义话语主潮，女性参与者未能把握历史的主动力，缺乏回应救亡图存的时代关切。实际上，绝大部分健美女性并不具备担负“国民之母”与“女国民”的主体性身份资格，无法将自身解放、生命成长与民族复兴事业同向、同行，看不到国家未来的前途与出路。

早在女性健美风潮兴起之初，有识之士便敏锐地指出，女性休闲的赋权活动要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变奏，现代女性气质的建构与女性身体的改造也应自觉嵌入民族主义的论述，女性拥有健康的身体，方能担负起助力男子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唯有锻造健而美的母亲身体，才能生育健康的儿童，并为革命中国注入健康的肌体，正所谓“提倡健美的少女，才是第一流的爱国分子，无健美的少女，就无强盛的民族”[20]。在国难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女性解放的革命性、时代性、民族性特征更显示出浓郁的色彩，强调“强国保种”与女性“身体国家化”的叙事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主潮。《健美画刊》在发刊辞中明确言说了这一政治深意：西方人士此前讥讽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如今“我们要夺回我们的‘美’ ……恢复我们的‘健康’ ，提倡‘健美’ 的运动”[21]。并且，女性应当革除孱弱沉暮的风气，形塑健美的体魄，将“慢性亡国”的病根铲除殆尽。然而，除了一些爱国者的呼吁外，上述进步的言论鲜少引起健美女性的真正重视。总体而言，健美女性遁入商品化的陷阱，《妇女生活》杂志刊文批判那些受到“洋化”侵袭的享乐者，不但阻碍了国货的销路，反而给予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可乘之机[22]，这注定了健美风尚是一场“事倍功半”的身体实践。

再次，多数健美女性缺乏自主的职业，尚未实现经济权的独立，误用滥用“自由恋爱”的概念，与资本家卿卿我我，本质上不过是男权社会的玩偶。列宁指出，为金钱而将自己嫁给“合法丈夫的女人”，不过是“冠冕堂皇和完全合法的卖身的不同形式而已”[23]。她们被编织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内，难以避免沦为都会文化的“花瓶”，并在享乐中摇曳着女性解放的困顿、焦虑与迷茫。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提出了“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重要命题。一方面，女性难以解决女性角色之于社会角色的桎梏，“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另一方面，“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即女性在掌握经济独立收入的基础上，建构性别角色的主体意识，方可真正成为女性启蒙与女性赋权的主宰者[24]。

可见，鲁迅揭露了经济独立之于女性解放进路的核心要义。女性之所以在两性权力关系中位于弱势者的角色，实则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压迫。早于鲁迅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道出了社会变革将家庭关系、政治关系变成金钱关系的实质，卡莱尔也指出资产者“和自己妻子之间的联系99%也只是‘现金交易’ ”[25]。表面上看，健美女性混迹于与男性资本家的周旋之间，得以与其“共享餐桌美食”，但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妻子/情人并非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这一“性阶级”[26]，在不具备自主经济权的前提下，本质上仍是男性统治集团的附庸，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依然处于被支配者的边缘，由此导致物质基础和消费主义对于健美文化的异化。

最后，尽管在自由主义与文化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说的论者看来，女性休闲有益于提升个人生活质量、扩大社交网络，培育女性主体性的地位与价值。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及创造物质条件，是奠定女性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7]。由此观之，教育水平、经济能力、劳动收入等决定了女性休闲深入日常生活的程度和限度。

民国时期以健美风潮为主要内容的女性休闲仍充斥着阶级与社会身份的区隔，多数健美女性缺少独立的职业收入，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所倡导的“家务劳动社会化”还是一纸空文的情境下，女性的发展依旧困守在“没有工资的家务”领地，专注于扮演“新贤妻良母”，迎合南京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妇女回家”的逆流。正如列宁所言，只要妇女忙于非生产性的琐碎家务劳作，“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28]。况且，不少参与者误解了健美运动的出发点，甚至将之视为有助于美貌与择偶，提升生殖能力并增进婚姻生活的和谐，这偏离了女性休闲与女性发展的良性轨道。她们侧重于体面的消费，以美化容貌和女体改造为代价，误解人生价值的真谛，丧失了女性独立人格与主体性尊严，并深化着父权制社会对于健美文化的建构。

实际上，女权主义者倡导的女性休闲，应当引导女性关注自己的身体力量，拥有自主选择女性身体实践的表达权利，并破除传统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审美的规训和压制，消除父权制强加女性的话语控制，促使女性追求个性的发展与主体的自由。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经济翻身、劳动致富是妇女解放的主要内容。向警予认为“经济独立，为女子解放的惟一条件……女子既是个人，即有消费，即当生产，为消费而生产，为生产而准备技能……寓经济独立于公共生活之中”[29]。蔡畅也表示劳动生产是“最高贵，最有价值，最荣誉的事情”[30]。健美女性只有充分把握经济权的主动力，打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壁垒，才是女性休闲与女性赋权的唯一途径，其与女性解放的连接点在于：通过职业自主的途径，投入生产劳动，成为社会建设的“生利者”，获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增长，激发女性的智慧潜能，催生性别红利，实现女性解放与民族复兴进程的同步发展。

四、结语

总体而言，健美女性只是摩登都市中的少数社会群体，不仅对于广漠的时代战场与中国社会的底层情形异常隔膜，而且从事身体改造的话语实践，既无法争取知识女性个人的解放，更毋论为近代中国广大劳动妇女阶层代言，探索出一条为女性谋求有效解放的历史出路。健美风潮孕育的文化景观并非具备典型性，只是民国上海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消费空间下建构的社会性别表演符号。

在近代中国妇女生活史上，劳动妇女占据了妇女群体的大多数。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知识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同时，也推动一些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加入工会等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劳动，表达经济诉求与政治意愿。劳动妇女开始凭借主体身份开展集体行动，成为变革中国社会的一支革命力量。一方面，劳动妇女所受资本家和封建家庭的压迫最深，从事妇女解放与妇女运动具有明确的阶级革命指向。另一方面，她们走向劳动领域，拥有独立自主的职业，掌握了一定的经济权，在满足女性自我生存的前提下，还能反哺家庭，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贡献者，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这无疑有助于男女共进与男女平权事业的纵深开展，她们不再踏着“父兄的足迹”，被动地接受以父权制为本质的女性启蒙，而是以劳动者的身份实现女性赋权。如此看来，健美女性作为知识女性群体的代表者之一，需要走出物化女性与男性凝视下女性休闲的误区，投身民族国家话语的时代主潮，汇入阶级斗争与民族救亡的洪流，建立以革命阵营为基础的政治认同。重要的是，“男女合力”应当成为构建两性平等社会性别秩序的保障，知识女性唯有与劳动妇女相结合，确认共同价值并走向“合群”的历史进路，中国的妇女运动才能彻底挣脱父权制的藩篱，真正完成女性解放、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