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金

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音乐生活经历了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陌生、对立走向熟识、交融的过程。作为拥有多国租界的天津，更是很早就呈现出生活形态与思想文化的杂糅面貌，城市音乐生活也顺理成章地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和接受对象，其中音乐会、电台播音以及报刊等新媒介成为近代音乐传播过程中重要载体形态。就音乐会而言，二度创作发生的空间在不同城市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往具体方面说，是一个个特定且往往具备较好声学条件的建筑环境，可以是音乐厅、剧场、电影院、礼堂、露天舞台等；往更广的方面说，则与一个城市的行政区域有关，可以坐落在城市政务中心，也可以选择在风景独好的公园或人群密集的商业区。

相对上海城市音乐史的丰富成果，天津近代城市音乐史还有充足研究空间。仅就1930年代英租界城市音乐活动的研究而言，靳学东从西方音乐家在天津的音乐活动方面稍有论及英租界西洋音乐活动情况，他认为一些侨居天津的外国人士和旅津专业音乐家通过教学、演出等方式，将音乐作为维持生活的一种工具，同时也作为联络感情的一种手段，他们曾在英租界的犹太俱乐部、皇后饭店、利顺德饭店等音乐演出场所留下足迹；战薪羽对20世纪上半叶天津外籍人士的音乐教育、音乐演出以及日常音乐活动进行研究，其中就有“利顺德大饭店中的音乐生活”一部分。以上研究为笔者提供了史料线索与分析参照，于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音乐传播视角就西乐音乐会与利顺德饭店之关系展开进一步历史叙事。

一、利顺德饭店与天津英租界音乐生活之关联

史学界普遍认为，1930年代天津租界迎来发展兴盛期，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城市中心转移。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清政府的垮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天津租界进入迅速开发和发展时期，城市中心向租界的转移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第二，人口快速增长。20世纪30年代是租界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中外人群混居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更为广泛而普遍。第三，新闻传播业快速崛起。各类报纸多达30余种，形成北方传媒文化中心，而一些重要的报馆均设在租界，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阵地。

天津的英租界作为九国租界中发展较快，占地面积最广的一个租界，其内音乐生活也是如此。相关资料可以证明，英租界利顺德饭店、戈登堂、耀华中学、大光明影院经常举办国内外音乐家的演出，海菲兹（Jascha Heifetz）、齐尔品（Alexandr Tcherepnin）、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夏里亚宾（Ivanovich Chaliapin）等人和国乐音乐家丁致中以及燕大歌唱团、西人交响乐队等均在此留下音乐足迹。相对丰富、强大的演出阵容使得英租界的音乐生活从内容上更具吸引力。

其中利顺德饭店是较为特别的演出空间。早在1924年2月22日，美国侨民就曾在此举办纪念华盛顿诞辰活动，到会者达400多人，“音乐齐奏，颇亟一时之盛。”这是目前为止所知利顺德最早与音乐发生关联的活动。尤其在天津租界发展鼎盛时，利顺德更频繁举办音乐演出。之所以与音乐发生关联，是与饭店的国际化定位息息相关，这是一家由西人创建的涉外饭店，既是清朝外交的舞台，也是多国的“领事馆”，同时又是近代文明引进的窗口。从原定于大光明影院举行的鲁宾斯坦钢琴独奏会，发生临时变更演出场所的事件来看，没有选择与之最近的泰莱饭店，而选择利顺德，也体现该饭店承办音乐会的能力。

二、经纪人对利顺德音乐演出的促成

音乐经济人是随着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发展出现的从事音乐经济活动的人士，其主要活动是联络具有巡演能力的演出团体或演奏（唱）家。随着近代中国租界地的诞生以及资本贸易的发展，音乐经济人已逐渐在这些租界的活跃起来，并成功地扮演着重要角色。

1934年6月1日，远东著名音乐经纪人斯特劳克邀请齐尔品来华演出，利顺德饭店就是其中一站。自此之后至全面抗战爆发时期，多位世界知名音乐家在此举办音乐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34—1937年共有包括伴奏者在内26位音乐家到此演出，包括声乐、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独奏和联合演奏的音乐会形式。首先从演出时间看，分布较散，但主要集中在春季；其次从音乐家国籍看，涉及天津九国租界中的七个国家；再次从音乐演出形式看，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器乐演奏会，也有声乐音乐会，未见中国音乐家的参与；最后音乐经纪人加拉蒂（D. E. Galatis）和奥赛德·斯特劳克（Awsay Strok）对音乐演出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加拉蒂在1931—1941年以音乐经纪人的身份活跃在天津租界，从事娱乐活动项目进出口代理工作，包括音乐、戏剧、电影等活动。其间多次邀请在世界享有盛誉的外侨音乐家、歌剧团来津演出，《大公报》报道：

这次帮忙他出台事务的是加拉蒂（Galatis），他是很努力于介绍世界著名演奏家于天津的人。过去的世界上有名的大音乐家演奏家，如前多年来津的女高音歌者加里库济（Amelita Galli-Curci）、现代钢琴家弗里德曼（Ignaz Friedman）、第一流提琴手津巴利斯特（Efrem Zimbalist）、名闻世界的意大利歌剧团（Italy Opera Company）……等全是由他经理约聘来津。

加拉蒂或许是在天津租界的兴盛期发现商业机会，从香烟贸易转而投入到娱乐活动代理商，斯特劳克也是由小提琴演奏家转做音乐经纪人。身为音乐经纪人的他们，通过这种商业化的运作模式，邀请世界各地知名音乐家来华演出。

在利顺德音乐演出中，加拉蒂发挥音乐经纪人的作用，邀请音乐家来此演出。此外通过报道足以看出这位经纪人的运作能力，抓住音乐季黄金时间，提前计划要邀请的音乐家，同时考量到部分学生观众群体的经济能力，将票价给予一定优惠，以使他们有机会接近西方艺术，这些举措在促成利顺德音乐演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加氏的计划，在音乐季开始的时候（音乐季通常大约在十月以迄二月间）他要陆续的聘请世界名家来津，大半头一个是世界第一的大提琴圣手，其次是欧洲有名小提琴家，以后还有艺术的舞蹈家及音乐家等，这是一件很值得重视的消息。

福氏之经理人Galatis以鉴于以往世界大音乐家在津演奏时，我国爱好音乐人士多以票价太昂关系，相率裹足，故此次为使我国青年能有机会接近西方之艺术起见，愿对我国学生愿往该音乐会聆听者，可至法租界十四号路十号倍来亨洋行面洽，当有优待办法云。

三、对利顺德音乐演出的个案分析

1934年10月29、31日，大提琴家福尔曼与钢琴伴奏弗里茨·基钦格在利顺德饭店举办了两场音乐会，报纸刊发了7篇报道与评论。

演出前，报纸对演奏家和伴奏者的个人信息以及演奏曲目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更将音乐家照片和节目单刊发在报纸上，以便吸引对演奏会及演奏者感兴趣的听众，同时根据冯志仁听赏29日福尔曼音乐会的评论和节目单看，两场演出曲目不同。29日演奏7首乐曲，31日演奏8首乐曲。乐曲涉及西方巴洛克、古典、浪漫时期的音乐作品，且以浪漫主义时期作品为多。

值得一提，福尔曼29日音乐会的评论文章，通过采编东京报纸所写以及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梅百器（Mario Paci）和侨居天津的德国钢琴家普夫尔特（H.Puffert）的评论，以便更有说服力，更足以看出福尔曼的受欢迎程度：

本月二十日东京的报纸上曾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在Hibaya大堂中，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比这次更拥挤的了……潮涌的群众，一直挤到街心，竟塞断了交通来听这个名家的演奏……”

外侨在东亚负有盛名的音乐家——上海管弦乐队的指导Paci，在给Strok的信上也说：“一定的，他是曾经来过上海的最伟大艺术家中之一，他的初试身手即有伟大的成功，再露锋芒，当更会伟大，我将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忙他……”

侨居本市的德钢琴家H.Puffert说：“我在德国曾听过他的演奏，我想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大提琴演奏家了。”

此外，与没有经纪人促成的演出相比，1937年2月15、17日的大提琴演奏会宣传略显黯淡。报道仅有2篇，只简要说明莫里斯·马雷夏尔将来津利顺德演奏两次，并未介绍演奏家的详细信息，也未将节目单刊发。依此而看，有经纪人运作的演出，广告内容更丰富，宣传次数更多，反映出音乐经纪人在整场演出始末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音乐会结束后的评论中，提及福尔曼演奏会到场来宾和演出盛况。作者“东”说道：

“天津外侨中所有从事于音乐的人，音乐的教授，乐师，以及为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对音乐理解很深的中外人士……等几乎全到了，所有的人都是抱着热烈的希望来的，但是同时也惊叹着喜悦着很满足地回去。每一个节目完毕后，他总是被热烈的观众拍手唤回，一次二次以至于三四次。最后的又多奏了两个曲子，听众还是舍不得走，站在那里鼓掌，每人的脸上都带着惊奇的笑容。的确的，他这次在世界各处的演奏，将决定他永久的地位。”

同时冯志仁在其评论中提及演出观众有“成双的欧美人，少数的我国人，都陆续地充满了座位，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本市女师学院的音乐系的同学，他们占了一部分。”因此，观众主要为接受过音乐教育的外侨以及国人，这里既包括音乐家，又包括学习音乐的学生，但外侨居多，国人较少。

综上所述，通过对利顺德福尔曼大提琴演奏会的个案分析，从广告宣传、采编评论、演出情况、观众构成等方面，得以部分还原当时演奏会举办始末，从而可知该音乐家在当时受欢迎程度，以及该场音乐会的成功举办是与租界、演出场所、音乐经纪人、音乐批评家、观众密不可分。由此，利顺德饭店内开展的西洋音乐会活动情况可见一斑。

结 语

本文以1930年代天津租界发展兴盛时期为背景，对其内尤为典型的英租界音乐生活景象进行概述，进而对“利顺德饭店与天津英租界音乐生活之关联”和“经纪人对利顺德音乐演出的促成”进行历史叙事，并对一场利顺德音乐演出进行个案分析。就此，本人得出如下结论：

在租界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空间中，利顺德饭店作为天津英租界内的特殊音乐演出场所。在1934—1937年，其所承办的音乐演出活动值得关注。

从传播形式看，为外侨音乐家独奏和独唱音乐会，同时这种现场演出音乐会的传播形式，相对唱片、电台传播，更具直观性和音乐氛围感，使听众能够作为音乐会中的重要角色，通过鼓掌等方式切身参与，让音乐家与听众之间形成互动关系，因而使音乐会相较于其他两种音乐传播方式别具吸引力。

从传播机制看，加拉蒂、斯特劳克音乐经纪人和欧洲、美国知名音乐家福尔曼、齐尔品等之间的通力合作促成利顺德饭店西洋音乐会的顺利开展。经纪人利用报纸刊登音乐家照片、节目单、评论反响等广告信息进行宣传，用以吸引观众，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西方音乐在近代天津的传播。

从传播对象看，音乐会来宾主要为接受过音乐教育的外侨以及国人，既包括音乐家，又包括学习音乐的学生，在天津听音乐会的国人学生群体主要以各大学校音乐系学生为主，例如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的学生，但总体来说外侨居多，国人较少，这也表明国人对作为外来音乐的西洋音乐的接受是需一个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