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更是一个新兴国家发展和革新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时不得不提到首要位置的重大课题。借鉴自然科学的熵原理，从当代社会学出发，可知社会“熵”——社会存续状态与社会价值观的混乱程度——将随着人类社会系统的发展不断增加，直到无以复加至“熵死”。而国家治理的本质就是减缓系统熵增变化，加大系统中以正向、有效能量的输入、增发为主要做功的熵减效应。而政治传播正是在国家治理中对社会系统有效发挥熵减作用的首要手段。

一、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政治传播的本质是维护和巩固国家统治阶级的地位与威望，彰显执政党和政府的正当性、合法性与权威性。国家治理水平很大程度上通过政治传播来体现，强大的政治传播可使政通人和，甚至能修正国家治理的偏颇；蹩脚的政治传播则有可能毁损国之根基，将“文治武功”消弭于无形。所以政治传播之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标志化的意义。

国家竞争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的当代，从未因某行为主体的单方意愿而有所消减，二战以来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在表面张力与内在冲力的双重作用下游走在平衡木的两侧。各国因其不同的历史、国情，必然要建设适宜的国家治理体系，这就决定了其政治传播也必然要与之相匹配。

二、政治传播的熵减作用原理及途径

社会科学中的熵研究是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借鉴类比，以洞悉社会体系混乱状态的变化规律。然而，社会科学之熵不是对自然之熵的简单挪用，也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否定，社会科学之熵仍然要遵循物质生产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社会学研究的系统不仅具有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性，还具有物理学范畴之外的意识性，很难完全封闭、独立，这就使社会系统的总能量并不总是稳定地呈现额定状态，而是存在输入性、增发性加大的可能，当然亦有输入性、萎缩性消减的可能。这就决定了熵减在社会系统中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真正的熵减虽然可以出现在社会系统中，但它必须采取特定的手段和方式。熵的增加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当社会由不平衡状态向平衡状态发展时，都有一定的能量被转化成了不能再做功的无效能量，这种无效状态的能量就是社会意义上的消极、腐败，或者说精神污染。而在社会学的系统中，能量是可以焕发、增加的，因为社会系统中存在热力学中没有的意识精神，而意识精神是具有能动作用的，可以打破能量运动的时间序，从而抵消腐败的耗散能量。在社会现象的时间维度上，腐败的反义词不是廉洁，而是新鲜。熵减就相当于精神上返新保鲜的时间倒流。这意味着熵减必须要从精神意识层面焕发出系统微观粒子乃至宏观相的增发能量，使整个社会系统处于有效能量的高位运行中，从而遏止、逆转熵增。例如，中国时事政治中采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执政党教育宣传主题，就是采取时间序思维，运用社会系统的意识精神赋能的熵减原理。也就是说，以政治沟通、说服为核心的具有精神赋能功用的政治传播，才是可以达成社会熵减效应的手段之一。

从社会微观粒子——个人身上，我们也可以更清楚直观地理解这种熵减原理。例如祥林嫂，其生命熵的增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竟能从中找到熵减的痕迹，就是在“捐门槛”观念输入她的意识之后，其生命熵的时间序发生了逆转，由“死尸似的脸上整日没有笑容”陡然转变为“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骆驼祥子也是一个同类的反证，追求的三起三落，也是他生命熵的三减三增。可见，意识唤醒触发系统内新能量自增长，这是取得熵减效应的重要途径。当社会微观粒子的生命熵增都趋向加速度时，社会系统的相空间的熵增也会加速变化，并反作用于社会微观粒子的熵增速度；反之亦然。而意识赋能正是政治宣传所擅长并极力追求的，是政治传播使命的核心部分。因此，政治传播才是真正发挥熵减作用的国家治理有效途径，而且还能成为其他抑熵治理措施的条件和保障，是抑熵作用的能量来源。

三、政治传播发挥社会系统熵减作用的做功重点

政治传播并不会必然带来熵减效应，如果操作不当或理念偏颇，还会适得其反，引发社会熵值的报复性反弹。因此，政治传播必须善于利用传播学、心理学等科学原理，而不是一味地进行政治鼓吹附和。这就要求我们循着政治传播的熵减作用原理进行分析研究，找到其做功重点并加以发力。

（一）宣传、验证建国思想理论，优化、完善治国之学，是政治传播责无旁贷的国家治理重要功能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取得必有一个指导理论思想。对于国家来说，凝聚人民的政治文化即是国家的基础和能量来源，而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则是立国理论思想。因此，越早拥有立国理论思想的组织或个人就越易形成该国家社会系统中处于能量输出状态的更高热点。

即使在原始部落，也会有一个共同的组织信念及其感召下的共同行为导向、规范和约束，部落酋长等就是该社会系统的高能构成。现代国家出现后，立国理论思想成为了“共同信念”，或谓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灵魂。国家政治主体成员就是该社会系统的高热点。而将某种理论思想变为社会群体共同信念的达成，就是由政治传播来介入完成的。这是社会系统中的高热部分积极做功带动更多高热点的生成而实现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同时，政治传播又是旧的国家政权的熵死催化剂，加速旧的意识形态的垮塌，是以攻讦、摧毁旧的立国理念为主要目的的精神革命。所以，政治传播是先于国家诞生并伴随国家运行全程。在国家治理中，政治传播不仅有对立国理论的宣传讲授，还包括对它的实践验证；对其不仅有维持、巩固的职责，还有改善、优化的使命。

1．政治传播应做到意识赋能，要时刻注意保持理论层面导向的正确性、先进性、科学性。这是建立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上的。国家治理系统对立国理论和思想产生犹疑、反对，就意味着权力的大洗盘甚至改弦易帜，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任何政治传播极不愿看到的，除非有强大外力的介入。但也有例外存在，如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就是对既得利益阶级进行革命的“和平洗盘”。绝大多数国家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在性质上更改统治阶层利益地位的。故政治传播担负的一件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沟通、宣传、辞辩来捍卫国家政权的立国思想及其理解、运用和发展，从而保证以低熵值的运行系统来取代由于立国思想减弱、缺位导致的高熵值的混乱、多元、能量消耗的社会系统。

2．防止社会“热寂”，进行系统熵减，不仅在政治传播的辞令层面，更在制度建设论证和监督层面，彰显和维系高能与低能的合理并存性和正当流动性。社会系统内的热度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承认这种不平衡状态，提高社会系统中高热点的数量和个体热度，是保证整个社会系统有效能量不因无效能量的耗散而降低的有效手段，这就要运用适宜的举措，诸如利益、荣誉、舆论、激励政策等的足够给予，来保护和促使高热点社会个体或团体的发热动力和续热能力，从而使社会系统的熵变彻底摆脱热力学静止系统的熵增魔咒。

（二）科学的政治传播理念应在敌我有别意识下疏导舆论而非管制舆论，解决问题而非掩盖问题

一味打压是不明智的政治传播，早在千年以前的西周就有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因而在施治方法层面，要积极主动解决问题而非致力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应在辩证思维下抓住以下几个重要节点。

1．政治示范的传播发挥。这是古已有之且随时代变迁常变常新的政治传播重点，源于社会系统中显性或潜在高热个体或团体的高能特性。先秦《孔子家语·王言》中就提出“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孔子这一观点被很多人解读为政治道德化的“德治”主张，但实际上这更多带有政治传播的示范说服意味，在法治社会同样适用。以政治示范作为政治传播的人心感化和情感说服在古今中外都是备受重视的。特别是现在，政治示范已扩展至各级领导官员甚至“平民人物”，示范内容也更加丰富。

2．重大舆情的应对处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及信息加工、评议几乎已成为不设门槛的“大众”事业，这就为重大舆情事件的频发提供了条件。网络传播的多点、无序状态，可类比热力学中开放系统中的“耗散结构”。据诺奖获得者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耗散能量并不总是起一种消极作用，在建立有序方面也可以起到某种积极作用。对于互联网这个类热力学开放系统，随着体系和环境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同时也伴有熵的交换，那么通过维持一个“足够强的负熵流”，系统就可以维持在相对低熵的状态。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流传媒的政治传播意识和能力。其中有两个关键理念：

一是对重大舆情的监测与定性同等重要。中国网民结构的最大变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兴“中间阶层”成为网络主力军；他们具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他们的追求、取向、趣味和主流意识很投合。因此可以确定“中间阶层”就是系统维持较高负熵流的一个重要作用面。但是，“中等收入群体”又十分敏感，处于普遍共享的幸福感与高度蔓延的焦虑感、无力感、挫折感复杂并存的矛盾状态。他们导致并适应着急速变动的“后真相时代”的碎片化信息泛滥。而耗散结构理论恰恰认为，有序结构的产生正是与不稳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间阶层”强大的媒介素养与传播能力，是最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最大的渠道资源和价值增量的。与此同时，网络中占比不大但活动能量很大的“敌对势力”也是存在的，是熵增的制造者，其性质是与“维持负熵流”根本相反的。那么对重大舆情的“敌我”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清醒认识舆情中敌我有别、内外有别的客观存在并明辨分治是重大舆情应对工作中十分必要和关键的一环。

二是对重大舆情积极诚恳的态度本身比处理结果更有意义。这是维持足够强的负熵流的又一个关键。在后真相时代，新闻反转频繁出现，网络舆情可以被利益绑架操纵，致使重大舆情事件要么被恶意炒作，要么又不了了之。这无疑会消耗网络“意见表达派”的做功热情，久之会加重“中间阶层”的无力感、焦虑感，使“负熵流”的强度减弱甚至消失、转增，甚至蜕变为“熵增流”逆袭。作为政治传播主力的主流媒体，有态度是起码的作为，是维持本系统负熵流的基本手段。唯此方可以谈及“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网络的媒介多元化现状，使政治传播面临着跨国、跨界、跨行的复杂局面，但同时又是打破其平衡状态提供“非舒适”时空的契机，同样可以是抑制本系统熵增、形成耗散结构必不可少的“不平衡态”。主流媒体对此之态度非但不应该是冷漠排斥或厌烦恐慌，反而应该倍加兴奋和珍惜，而这种态度是符合耗散结构对系统的开放性要求的。

在互联网这个开放系统中，各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时刻都在进行着，处于这种时代特色下的政治传播必须遵循科学规律，积极作为，尽量促成、发挥其作为耗散结构的熵减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3．政治传播“非线性反馈”的谏政资治步骤。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所必备的三个条件之一是“非线性反馈”步骤。此当为政治传播所擅长，特别是在起着内部沟通作用的记者内参谏议。

政治传播促进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又进一步影响着政治民主化。小治治事、中治治人、大治治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作为社会系统中正式政治沟通机制的主线反馈之外的非线性反馈之一，内参谏议发挥着独特强化作用，形成政治传播中光荣而独特的权力和责任。当然，政治传播议政资治的这种非线性反馈本身也是社会系统中高热点的能量增发者，是耗散结构中的负熵流之一，因此同样需要社会系统的“维持”，需要意识焕能，即防止该政治传播内部的微观粒子熵增，提高能量做功活性，刺激做功能量增加，避免该微观团体中的祥子现象、祥林嫂现象。

同时，对内参的滥用也可以导致这种系统非线性反馈的负熵流受到损害。内参是以达到国家治理效果最佳化为价值取向的定向信息传递，其题材内容必须是与国计民生相关，而非体现小集体利益的圈子文化。应严格保证自身的政治性、严肃性、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