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丹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在诗经学、楚辞学研究史上，朱熹因其《诗集传》《楚辞集注》而得到学界的重视；但在左传学发展史上，已有的研究成果虽已关注吕祖谦、真德秀之于左传学发展的价值(1)，但对于作为吕祖谦生平挚友、真德秀毕生私淑的朱熹没有予以应有的认识与研究。本文结合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即真德秀《文章正宗》(2)，从朱熹《春秋》学思想、理学思想、文体学思想、读书法等方面认识朱熹与左传学的渊源。希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理学与《左传》文章评点的正向关系，以促进理学与文学、左传学等研究的发展。

一、朱熹《春秋》学思想与真德秀《左传》观

《朱子语类》载：“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1]2836“《春秋》一经，从前不敢容易令学者看，今恐亦可渐读正经及《三传》。且当看史功夫，未要便穿凿说褒贬道理。”[2]2920朱熹认为孔子据史实而笔削《春秋》，明其大义于史事当中；读《春秋》经可当史书看，明其大义而不穿凿附会。在朱熹《春秋》学思想体系中，其一再强调《春秋》经的本义是记载当时之事的史书。基于其《春秋》学思想，朱熹特别推崇《左传》叙事之学：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榖》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1]2840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榖》较难凭。[1]2840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1]2841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榖》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1]2840

朱熹将《左传》与《公羊传》《榖梁传》相比较，肯定了《左传》记事、考事之精详，并强调读《左传》应“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1]2837，将《左传》文章叙事的价值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朱熹不仅突出《左传》在叙事上的价值，而且强调《左传》通过叙事来探求“春秋大义”：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义。[1]2836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1]2837

相比于三传中的《公羊传》《榖梁传》，朱熹认为读《春秋》当据《左传》之事，这正因于《左传》“据实而书”，于史事见大义。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经过整个人生阶段对《春秋》本义及左传学的不断探索(3)，在晚年更坚定了左传学在《春秋》本义即“于事见义”上的价值，促成了其对《资治通鉴纲目》的不断修订(4)。其临终前还在修订《稽古录》(《资治通鉴纲目》)，蔡沈《梦奠记》即载：“(庆元庚申三月)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3]398朱熹自谓《资治通鉴纲目》的创作特点是“纲仿春秋，目仿左传”，倡导“主在正统”的思想：

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 ”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1]3459

由此可见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倡导正统，而真德秀《文章正宗》编选《左传》的重要内因即在于求文章之正统、正宗。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云:“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4]1真德秀《文章正宗》编选《左传》正因“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的根本宗旨，也正是基于追溯古文“源流之正”的正统思想，故能溯及《左传》入选并为“文章之首”。

真德秀《文章正宗》编选《左传》文章吸收了朱熹春秋左传学的精义，从具体编选的《左传》文章也可为证。如僖公四年(前656年)《楚屈完对齐侯》事，朱熹评论曰：“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故《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召陵之师’之类是也。”[5]16僖公四年，楚国面对齐国的攻伐，使臣屈完晓以《春秋》大义，成功与诸侯订立盟约。朱熹评论即在说明“春秋大义”的基础上肯定了“召陵之师”的成功。正是继承了朱熹关于发掘“春秋大义”的《春秋》学基本思想(5)，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选入此文，并评曰：“齐伯之霸所谓以力服人，而非心服者也。内嬖如嫡，同产不嫁，内之失德者多矣；灭谭灭遂，迁阳降鄣，外之失义者多矣。楚大国也，僭王其大恶也。我以大恶责之，彼肯弭然受责者哉？必斥吾之恶以对。方八国之师云集，而为敌人指数其恶，岂不为诸侯羞？攻之弗克，围之弗下，将何词以退师乎？故舍其所当责者，而及其不必责。庶几楚人之为辞也易，不尽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劳师而有功。”[4]22对楚国屈完面对强齐而能取得“不劳成功”的内在原因进行分析，认为齐国出师失利主要是因为不符合“春秋大义”，此可见真氏评论的观点实是基于朱熹一再强调的“春秋大义”。

又如《臧哀伯谏纳郜鼎》事，朱熹曰：“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著诛贬，自是分明。”[1]2843此处朱熹引程颖《春秋》学观点，认为《春秋》内蕴“直著诛贬”的大义，而欲通晓大义，则必须通过《左传》所记之事。真德秀《文章正宗》亦选入此篇，并评曰：“以文章明贵贱”[4]89，“句句激切，论事体当如是”[4]90。张素卿先生认为“《春秋》有‘文’、有‘事’、有‘义’，《左传》即对应三者加以解释，或训诂经之词文，或就经文所记之事详述其本末，或诠说经文记事所寓寄的褒贬大义。”[6]42-43可以说真德秀正是在继承朱熹《春秋》经学的思想下，将《左传》之事编选为一篇篇可以阐发“春秋大义”的文章。

二、朱熹理学思想与真德秀《左传》文章学

真德秀《文章正宗》曾受到四库馆臣批评：“其持论甚严，大意主于论理而不论文。”[7]1699虽然四库馆臣对真德秀《文章正宗》评价过低，但也道出了《文章正宗》编选的理学特征。真德秀是使朱熹理学思想走向主流哲学的关键人物，其不仅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更是毕生信奉朱熹理学思想的私淑弟子。真德秀继承朱熹理学思想，也体现在其《文章正宗》编选《左传》的具体评论中。如成公十三年(前578年)《刘康公论成子不敬》一文，文章开篇写成肃公在社神庙接收祭肉时不恭敬，在“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句，真德秀引朱熹之说:“中是恰好底道理”，并作具体阐述:“愚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动作、礼仪、威仪皆有自然之准则，过之非中也，不及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于天，一定而不可易，虽欲违之，得乎？动作以身言，礼义以理言，威仪以著于外者言。”[4]117可见真德秀在继承朱熹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礼义以理言”、动作礼仪威仪要合于“理”。又如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子服景伯论黄裳元吉》篇，真德秀注“子服景伯论黄裳之义，后之儒者未有及之者，故朱文公取之”[4]119，此篇也因认同朱熹所取“义理”，故选入《文章正宗》议论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学家的章句学史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可谓集大成之作，“《四书章句集注》确立了‘义理’的核心地位，重视义理阐发的血脉贯通，这一认识也是文章学内涵建构的起点。”[8]31理学家的章句学虽然与文章学不同，但在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上是有内在联系的。“(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异质同构，章句之学对于文本结构、层次的发现与分析为文章学的发展奠定了形式基础。”[9]21理学家的章句学重视义理的挖掘,通过注释文本而获得义理体悟。义理体悟在诗文的文章评点中则表现为通过一圈一点、精炼的评论，便把对诗文的见解传达出来。“从深层次来看,通过诗文选编、评点去领悟和感受诗文理论，这种思维方式与宋代理学发展是同步的。”[10]65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章句学客观上促进了文章学的发展，如朱熹论《中庸》曰：“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事实上即内含着“始、中、末”式的文章层次结构。朱熹理学思想下的章句学重视文章结构与层次的分析，也促成了以文法为核心的文章学进一步发展。《朱子语类》载：

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11]654

《孟子》之书，明白亲切，无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读，须教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转，便自然纯熟。某初看时，要逐句去看它，便觉得意思浅迫。到后来放宽看，却有条理。然此书不特是义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读，亦知作文之法。[11]654

朱熹正是在日日熟读《孟子》义理、集注《孟子》章句的基础上，知晓作文之法，成第一等文章。这也反映在其对自己儿子的教育上：“此儿读《左传》向毕，经书要处更令温绎为佳。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拣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12]1992。朱熹“强调多读前人作品，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便是为了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从而较快地掌握写作的法度”[13]130。真德秀继承朱熹理学及章句学思想，在专注《左传》义理的基础上，评点《左传》句法、章法，从而开辟了以文法评点《左传》的文章学之新领域。

朱熹的理学及章句学使真德秀将“穷理以致用”的思想贯穿《文章正宗》之中，并把宣扬义理的文章作为编选的主要内容。随着朱熹理学成为主流哲学，真德秀《文章正宗》也影响日广。南宋现存《左传》文章学著作，具体包括吕祖谦、真德秀、汤汉、王霆震等左传学著作，都与理学内在相关；其中真德秀弟子汤汉的《东涧先生妙绝今古文选》，所编选的《左传》文章都在真德秀《文章正宗》之内，且进一步把《左传》推为“文章之首”。明清时期受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响的《左传》文章学著作更包括朱《文章类选》、朱祁铨《文翰类选大成》、唐顺之《文编》、汪道昆《春秋左传节文注略》、刘祜《文章正论》、张鼐《镌侗初张先生评选左传隽》、徐宗夔《古今旷世文渊评林》、梅之焕《左传神驹》、杭永年《隆文堂新刻古文快笔贯通解》、徐乾学《御选古文渊鉴》、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冯敬直《正谊堂古文汇编》、张昆崖《左传评林》、于光华《古文分编集评》、高嵣《高梅亭左传钞》等，都可谓 “自觉地将理学思想贯穿于文学批评，开‘谈理一派’的新模式”[14]2。且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家编选的《左传》文章，事实上也得到后世《左传》选文的普遍认同，如《郑庄公叔段本末》《晋阴饴甥对秦伯》《鲁展喜犒齐师》《郑烛之武说秦伯》《晋侯使吕相绝秦》《子产与范宣子论重币》《子产对晋让坏垣》《石碏谏宠州吁》《臧僖伯谏观鱼》《宫之奇谏假道》《子产论尹何为邑》《伍员谏吴王许越成》等篇都成为《左传》古文选本高频率选文。客观地说，“将《左传》收入文章总集，只有理学家才可以突破，也只有在倾向于理学的文章选本才可以将这一风气发扬光大，这似乎有一种思想上的必然性”[15]38。对朱熹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可谓是真德秀创新将《左传》选入《文章正宗》的根源。

三、朱熹文体学思想与真德秀编选《左传》

真德秀《文章正宗》一改前人的文体分类，把文章首先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并在《文章正宗纲目》中对四大类的起源、演变、发展、特点分别进行了考述。其文体论虽然带有浓重的理学家色彩，但却有方向上的创新性，在文体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真德秀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将《左传》选入古文选本，把《左传》文章归入辞命、议论、叙事三类，并在叙事类中作为文章之首，这与朱熹强调辨体为先、古体为优的文体学思想一脉相承。

朱熹的文体学思想首先强调“辨体为先”，其在《答巩仲至第四书》中强调：“来喻所云潄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澹，此诚极至之论，然恐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然后此语方有所措。”[2]3095-3096朱熹主张学习六艺作品首要是“辨体为先”，即“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其“先其体制”的辨体论观点，“影响真德秀、吕祖谦、严羽、倪思、王应麟等学者的文体观”[16]75。真德秀《文章正宗》分体选文，依体叙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写作要求, 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树立《左传》在相关文体的准则地位首先与朱熹“先其体制”的辨体思想相关。如其具体论“表”等文体时即强调辨体为先：“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贺谢进物，体各不同。”[17]310

在辨体为先的文体学思想基础上，朱熹进一步说明《左传》在文体创作上的“格样”意义：“今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左传》中数处诰命，大抵文意相类。及以《閟宫》《殷武》末章观之，诚恐古人作文，亦须有个格样递相祖述。”[11]740所谓“格样”即文体体制，是说“命”体文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及《左传》中的数处诰命，之所以“文意相类”，即因为古人作文首先重视文体体制，辨体为先；像“命”类之体制有一定的文体规范，其“格样”可以历代相沿学习即“递相祖述”的。朱熹结合《左传》命体文强调“递相祖述”的辨体，使得朱子后学如真德秀能溯源文体学视域下的古文之祖即《左传》。

朱熹虽也承认古文与四六并行现象的存在,但是认为四六在古文之下。在文章观念上，朱熹明确主张古文创作，而对四六骈文甚为不满,认为这是文气衰弱的表现。《朱子语类》载：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著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一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将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其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杂。[18]4289

朱熹对基于道统的古文肯定远大于骈文，而“其体本乎古”也是真德秀最重要的选文依据。《文章正宗》“四目”中，辞命将“书之诰誓命为祖”，议论以“《六经》《语》《孟》为祖”，诗赋取“虞夏以来，下及汉魏，到陶渊明之作”为诗的根本准则，而叙事即取“左氏、史汉叙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简严者”为作文之式。

且在文体风格上，朱熹崇尚“自然平易”“高古”的文体风格，也促成了真德秀以“求正”“尚雅”“高古”的《左传》为文章之祖。朱熹在辨别韩愈、柳宗元文体之同异和正变时云:“(陈仲蔚) 又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18]4295通过辨析文体风格的“高古”来辨文体之正变，可见朱熹对“高古”文体风格的肯定。真德秀还非常推崇朱熹的文章，其《劝学文》中写道：“二先生(朱熹和张栻)之书，旁贯群言，博综世务，犹高山巨海，瑰材秘宝，随取随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穷天地万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于文章之妙，浑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仿佛，盖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19]618真德秀崇尚的文章风格即是在理义充沛的前提下，本深末茂、浑然天成的《左传》式样的文章。客观地说，真德秀将《左传》文章第一次选入古文经典实与朱熹“先识得古今体制”“格样递相祖述”以及“求正”“尚雅”“高古”的文体学思想内在相关。

四、朱子读书法与真德秀《左传》文章评点

朱熹十分强调读书之法：“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20]3583“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细绎玩味。”[11]346朱熹主张读书必须循序渐进，细绎玩味，“他的读书法与文章学是相同的”[21]344。毕生私塾朱子学的真德秀能以“评点”形式评点《左传》文章，实与朱熹读书法渊源有自。

从“评点”这一文学批评样式发展历程看，最早的评点批评符号经历了从“抹”到“圈点”的发展历程，而朱熹在读书时也运用了“抹”的批评符号，据《朱子语类》记载: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18]3645-3646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1]3431

尝看上蔡《论语》，其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那精底。看道理，须是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方是。[18]3774

真德秀《文章正宗》评点符号计有四种，即“点”：句读小点(语绝为句，句心为读)，菁华旁点(谓其言之藻丽者，字之新奇者)，字眼圈点(谓以一二字为纲领)；“抹”(主意，要语)；“撇”(转换)；“截”(节段)。可见“抹”是《文章正宗》最重要的评点符号之一。其“抹”的评点运用，也可见对朱熹读书法的继承。

《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五载：“先生命二三子说书毕，召蔡仲默及义刚语，小子侍立。先生顾义刚曰：‘劳公教之，不废公读书否？’曰：‘不废。’因借先生所点《六经》，先生曰：‘被人将去，都无本了。’”[22]2546从以上记载可见，朱熹是有标点《六经》等著作的，惜今或已不存。朱熹弟子兼女婿黄榦也有一套批点的方式，元人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即引用了“勉斋批点四书例”。黄榦学生何基“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再传弟子王柏也得此“标点”真传。客观地说，“朱熹的标注读书法对于其门人乃至对南宋文学评点方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21]418。日本学者高津孝则据此提出了“评点派”与“标点派”的区分:“评点是对文章进行批评的一种行为形态，它重视文章的表现技法。与此相对，标点则以辅助读者读解文本内容为目的，其对象主要是《四书》。标点一派始于朱熹高徒黄榦，继有何基、王柏。标点以句读施点以及为文中重要之处施抹为重点，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标点法即渊源于此。与评点不同，它并不印刷出来，而主要是使用朱、墨、黄等色笔。”[23]74-75高津孝先生认为在古代评点系统中，存在着评点派与标点派的对立：评点的对象是文章，属于文学的范畴；标点的对象是四书五经，属经学的范畴。评点侧重文章技法的揭示，标点则侧重经书内容之解读。李卫军在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的基础上，则认为“无论从评点对象抑或圈点形式，都难以对‘评点派’与‘ 标点派’划出严格之界限”[24]7。“在我国评点发展的过程中，圈点符号(除句读等符号外)从来不曾有过统一之用法，也不存在标抹与圈点之严格区别，所以不同的评点者在刊刻其作品时，往往在凡例中对其圈点符号之用法给予说明。因此，对于评点的界定，我们还是应从批评、符号与文本结合的角度，从总体上加以考虑。”[24]7

高津孝、李卫军等学界代表研究观点正说明“标点”与“评点”的内在渊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春秋左传正义》云：“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7]210从《左传》评注发展历史看，“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而“据《传》文以知其谬”“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深刻说明《左传》注疏到《左传》评点之间的发展历程，可见注疏实为评点发展的渊源之一。张伯伟先生曾大胆猜测：“我甚至怀疑，‘评点’一词的最初义也就是标点。”[25]545黄肇基《清代方苞、林纾〈左传〉评点研究》则认为：“文学评点中的行批、评注、眉批、旁批等方式，即在经学的评注格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26]48南宋时期“评点”不仅与“标点”渊源有自，且事实上经历了从“标点”到“评点”的质的发展。“批点方式从‘抹’向‘圈点’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人读书从最初只注重文章的内容，逐渐地开始关注文章的形式之美，因而才会对文中的清词丽句也要加以关注。”[27]16“抹”向“圈点”的发展，正是“标点”到“评点”转变的例证，也体现了《左传》文章学的发展。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朱熹对专注于科举的时文“评点”是持批评态度的。《朱子语类》载：“近日真个读书人少，也缘科举时文之弊也，才把书来读，便先立个意思，要讨新奇，都不理会他本意着实。才讨得新奇，便准拟作时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这个将来使。虽是朝廷什么大典礼，也胡乱信手捻合出来使，不知一撞百碎。前辈也是读书。某曾见大东莱(吕居仁)之兄，他于《六经》、《三传》皆通，亲手点注，并用小圈点。注所不足者，并将疏楷书，用朱点。无点画草。某只见他《礼记》如此，他经皆如此。诸吕从来富贵，虽有官，多是不赴铨，亦得安乐读书。他家这法度却是到伯恭(吕祖谦)打破了。自后既弄时文，少有肯如此读书者。”[11]329朱熹读书本义在强调道统，故其对《六经》《三传》之点注持肯定态度；但对吕祖谦从其家学渊源的“标点”到“评点”的发展持批评态度，认为吕祖谦打破“法度”，“自后既弄时文”，造成其仅专注于科举功利目的的时文写作而“少有肯如此读书者”。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矛盾统一的，朱熹虽反对基于科举应试的时文评点，但因认可经学读书法中的“标点”法而客观上促进了评点学的发展；虽然理学家在学理上持有“作文害道”的基本观点，但《左传》文章学的突破却正是渊源于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吕祖谦、真德秀等。综观《左传》文章评点发展史，《左传》文章评点事实上继承了朱熹等理学家读书法之“标点”的精义，在“经不可文论”与“古文之祖”的矛盾统一中蔚为大观。

五、结语

在《左传》文章评点发展史上，有浙学及闽学两大推力。其中浙学代表的吕祖谦从史学上肯定《左传》文章价值，其《左氏博议》可谓第一次真正将《左传》文章作为时文创作的指导；而闽学代表的朱熹因以理学《春秋》学为基本思想，对《左传》的价值观时有批评(6)，因此传统研究多忽视朱熹及其闽学派对《左传》文章评点发展史之影响。事实上，相对于吕祖谦从正面肯定《左传》作为文章写作的典范，朱熹则从批评角度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与接受(7)，从而进一步将《左传》文章推进至“文道合一”的境界，促成了后世古文选本选入《左传》文章并每以为首，对《左传》文章评点学的蔚为大观有不可忽视的贡献(8)。

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一部带有浓厚朱学色彩的实践性诗文选本”[28]121，《文章正宗·纲目》亦强调：“皆以文公之言为准”[4]2，其左传学与朱熹之渊源可见一斑。后世著名《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如《文编》《古文正宗》《古文渊鉴》《古文观止》等都与真德秀《文章正宗》评点《左传》渊源有自，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理学与文学具有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但理学与《左传》文章评点学的发展事实上却是正向关系。在《左传》文章评点史上，正如朱熹在诗经学、楚辞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进一步认识朱熹及其后学与“义经、史体而用文”的左传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加强对真德秀《文章正宗》编选及评点《左传》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大量淘汰或有意拒斥历代创作的实用性文体和说理性文体”[29]115的“中国文学史”观念，以还原真实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事实”。

注释：

(1)李卫军《〈左传〉评点研究》指出：“从吕祖谦《左氏博议》成书，到明万历初年这段时间作为《左传》评点的萌兴期……但体式尚不完备，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评点文本。此期真正意义上的《左传》评点，只有真德秀《文章正宗》、唐顺之《文编》及归有光《文章指南》等少数几家古文选本中涉及《左传》的部分。”[24]7

(2)真德秀《文章正宗》才真正“把《左传》摘选成为一篇篇的文章，于是《左传》就脱离了原有的编年史裁框架，成为文章”。见龚鹏程：《六经皆文：经学史/文学史》，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版，第10页。

(3)朱熹《书临漳所刊四经后》载：“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因朱熹父亲朱松喜好《左传》等原因，朱熹自小就熟悉《左传》。

(4)参顾少华《朱熹“八书”与〈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真伪新考》：“概而言之，淳熙二年(1175年)《纲目》初稿完成后，朱熹开始了修改工作，至淳熙七年基本已停止。”(见顾少华：《朱熹“八书”与〈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真伪新考》，《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第89页)《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及修订过程是伴随着朱熹《春秋》学思想的不断成熟而进行的，其成书是朱熹《春秋》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5)朱熹《春秋》学思想最基本的取向是发掘“春秋大旨”，认为《左传》文章也主要因“释经”而体现其价值。其强调：“《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1]2831

(6)朱熹尝言：“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即认为“《春秋》主要以‘反面教材’示善恶于后人”。(参见孙旭红：《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6页)基于其《春秋》学思想，朱熹对吕祖谦专学《左传》也表示批评：“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朱熹批评吕祖谦专教人学《左传》，强调应“先经后史”，强调要学以《春秋》经义为前提的《左传》文章。

(7)《朱子语类》载：“问：‘今科举习《春秋》学，只将伯者事业缠在心胸；则《春秋》，先儒谓尊王之书，其然邪？’曰：‘公莫道这个物事，是取士弊如此，免不得应之。今将《六经》做时文，最说得无道理是《易》与《春秋》。他经犹自可。’”可见朱熹对基于《春秋》经及《左传》文章为基础而创作的时文并不认可，也可结合其对吕祖谦为科举应试时文指导而作的《左氏博义》之批评为证：“论说左氏之书，极为博详，然遣辞命意，亦颇伤巧。”经朱熹及其后学对《左传》文章之修正，后世《左传》文章选本之评论多引用其后作的《春秋左氏传说》及《春秋左氏传续说》，而对注重“将伯者事业缠在心胸”的《左氏博义》时有辩驳。

(8)朱熹强调：“《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成谋利，大义都晦了。今人做义，且做得齐威晋文优劣论。”正是在朱熹及其后学《春秋》学思想的基础上，后世《左传》文章选文及评论逐渐注重发掘“明道正谊”的《春秋》经义，以至追求“文道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