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芬

“我‘百年’了之后，要摆在哪里呢？”父亲坐在窗边，颤巍巍的双手扶着拐杖，巴巴地望着我。在等待答案的过程中，他漏风的牙床不断蠕动着，像在嘴巴里含了一条小虫子，很快，一滴口水拉着长长的丝，从他干瘪的双唇间落下。

“放心咯，保证有地方摆。”我心虚地望向窗外，几株硕大的香樟正在抽枝，一浪一浪涌动的绿意让人眼睛发胀。我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那是一双标准的老人眼睛，呆滞，浑浊，让我想起老屋门前那眼小池塘，终年飘浮着一股腐朽的味道，水波无光，污泥如晦。

五年前，父亲就是栽倒在那眼池塘里，从此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

之前，他每天都要绕过小池塘去邻居家打跑符子。在一众老倌子中间，他是个跑符子高手，几毛钱一等的输赢，每月赢个赶场钱不在话下。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邻居家新修的堂屋面向荷叶塘，可并排放两张牌桌，穿堂风呼呼地吹，风扇都用不着。“几好的堂屋啊！”挂电话前，他再次感叹道。然而那个夏天还没过完，他就中风了。“有人在塘里扯了我的脚。”邻居们把他从小池塘的烂泥窠里捞出来，送到县城医院急救，路上，他难为情地嘟囔。几个小时后，我从另一座城市仓促赶回。医生拿着核磁共振的影像，在我耳边平静地叙述，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脑壳嗡嗡作响，出现了片刻的失语。深夜里，他像个玩累了的孩子一样在病床上沉沉睡去，我拎着桶子穿过长廊去晾衣服，在迎面扑来的夜风里第一次尝到了人至中年的艰涩。接下来的日子，我给他系围兜、喂饭，也给他接尿、洗澡，一切就像小时候他对待我的那样。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流露出孩童式的懵懂。我知道，是翻云覆雨的时间，让我们父女之间进行了角色互换。时间再次偷走了我身上的一小截年岁，就像摘走某一截生命的链条，让我一步滑落到中年。

经过治疗，父亲的病情暂时稳定，但思维和行动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只能跟着我生活。在离老家数百里的地方，他极不情愿地搬进了我为他布置的房间，始终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客人。刚开始的那两年，他有时候还会拄着拐杖去楼下的麻将馆门口张望，搜寻打跑符子的人。遗憾的是，这是一座钟情于麻将的城市，而中风后的他，已全然算不清跑符子的等数。他连我都打不赢了。这两年，他又患上老年痴呆，随着病情渐渐加剧，思想也愈发混沌，终日困意深沉，不情愿下楼。偶有清醒的时候，他便开始担心自己的身后事。窗外的樟树叶子落了又长，绿了又黄，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看几回。一天清晨，他怅然地告诉我，他梦见了他的娘，也就是我的奶奶，奶奶在梦中要带他回家，他居然欢喜地答应了。奶奶是七十八岁走的，而他，很快就要满七十八岁了。他感到了隐隐的不安，总疑心那个梦有什么神秘的预示。但相比死亡本身，他似乎更担心死之后的事情。我们家没有堂屋。院子里那一间老堂屋，已在多年前倒塌了。他在农村生活了七十多年，熟谙婚丧嫁娶的每一个流程。如今，哪怕他忘记了很多人，混淆了很多事，也一直记得，人死后，是一定要在堂屋里做道场的。

三十年前，奶奶的道场就设在院子里公用的老堂屋里。老堂屋大约有两层楼那么高，黛瓦白墙，厚实的大木门，两边以圆木为柱，门口的石阶连通一方大坪，坪里长满蓼草，郁郁葱葱一直延伸到荷叶塘，荷叶塘的另一边，就是大片的农田。我们院子里共有六户人家，三户李姓，一户龙姓，一户赵姓，一户容姓，老堂屋就是整个院子的核心。上百年前，各家的房屋都是依靠堂屋而建，屋连着屋，瓦连着瓦，生活连着生活。于是堂屋里便有了一个四姓并排的神位，神位上的每一个字都印了金色的漆。有了神位，一间高大的屋子才具备称得上堂屋的资格，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人们的敬畏。每次推开老堂屋的木门，都会发出特别沉的一声，“吱呀——”开门声在空气里荡开，人站在神位前，看着屋顶的亮瓦漏下天光，碗口粗的光柱里浮尘飞舞，如同目睹神祇降临。在农村人的眼中，一个人无论贫富，只要寿终正寝，就拥有了神的能力和地位。奶奶七十八岁过世，算是喜丧。父亲是孝子，给了奶奶一场体面的葬礼。老堂屋里，香烛萦绕，三牲供奉，奶奶的棺材摆在正中央的位置，五颜六色的花圈堆满了四壁。神位下，挂起了十八层地狱图，和尚念经，道士念咒，一时间，木鱼声，唢呐声，大钹声，铜锣声，鞭炮声，哭声，响彻四野。堂屋外面，大坪里摆了三天的流水席，乡邻们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到了夜间，就围在一起烤火，拉家常，打跑符子。母亲和几位姑妈也拉家常，但她们说不了几句话，就开始轮流着长一声短一声地哭。大约是一段要讲给逝者听的话，用一种特殊的腔调哭出来。长歌恸哭，仿佛是农村女人们无师自通的技能，时年七岁的我还没有学会。奶奶上山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母亲每日午饭都会多摆上一副碗筷，然后在自己的哭声中烧纸，问卦，作揖，请求奶奶保佑我身体健康，不要总是生病，“娘啊，让我们皮伢一脚可以踩烂大石头。”

皮伢，村里人都这么喊我。我女孩的身体就那样被装在一个男孩的名字里，承担着父母的某种期望慢慢长大。我十六岁那年，母亲病重，已在考虑招赘的事情。或许正因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她感到了人生的无常和无力，原先一闪而过的想法开始变得坚定。我家三代单传，我又是女儿身，如果母亲想要老堂屋里“容氏”两个字延绵下去，我就必须像个男孩一样，守住老屋，让父亲老有所依，为容家“开枝散叶”。当时我在县城上高中，有次请假回家，刚好碰到一个新化男孩在为母亲端茶倒水。我很快在邻居们笑而不语的神情中察觉到了母亲隐秘的心思。那个男孩比我大不了几岁，是邻居家请来烧窑的工人。红砖窑就起在老堂屋前的大坪里，隔我家不足一百米的距离。一个黄昏，晚霞把天空压得极低，烧窑产生的硫磺气味四处发散，我和那个新化男孩在荷叶塘边相遇了。我给母亲漂洗衣服，他挽起裤腿在旁边洗桃子，露出鼓胀的小腿肌肉。蹲在水边唯一的青石上，我的心像水波一样莫名地抖动。他洗得极慢，仿佛在等人。当我拧干衣服起身欲走时，他突然递给我两个桃子，我触电似的用手挡开，桃子径直落进水里，我不敢看他的脸，扭头仓皇而逃。回到家中，母亲直白地告诉我，那个男孩不介意我们家里穷，愿意做家里的上门女婿。母亲的话让我产生了本能的恐惧，嗓子一阵发紧。在家里，我发现自己第一次出现了短暂的失语。很多年后，我回溯过往，想着自己是如何步入成年的，应该就是在那一刻吧。那么，第一次从我身上偷走年岁的究竟是什么事物呢？

邻居家的窑终于烧好了。结实的红砖一担一担从窑里卸下，先变成一道一道的砖墙，几个月后，又化作一幢洋气的三层住宅，新的堂屋贴满瓷片，神位上的姓氏闪闪发光。

那个新化男孩又到别处烧窑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而母亲也很快到了弥留之际，她辛苦了一辈子，要强了一辈子，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抓不住任何东西。医院发了话，让父亲准备后事，老堂屋再次热闹起来。

许多的圆木堆在堂屋一角，父亲请来邻村的老木匠为母亲制作棺材。我们家乡称棺材为“寿木”，或者“木”，称死为“百年”，仿佛换一个称呼，就祛除了禁忌，并获得了时间的庇佑。通常来说，一个人活到六十岁，就可以在酒席上得到以“寿”字开头的祝福，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为自己制作寿木。制好的寿木，刷上几层黑漆和桐油，存放在堂屋里，一头写着“福”字，一头写着“寿”字，木材够好的话，可百年不坏。老堂屋里，一具寿木曾等了奶奶十几年。母亲却极有可能要等她的寿木。她还不到五十岁，还没来得及老。但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睡到寿木里去了。她亲眼目睹未来的年岁，就那样被疾病迅速地掏空、偷走。

老木匠带个小徒弟，两人除了吃饭喝酒就是干活，时而拉墨斗，时而拉锯，时而敲敲打打凿凿，刨子在木材上蛇一样游走，老堂屋里木屑四溅，新鲜木材的香气溢满每一个角落。几个鼻涕娃娃对木匠的墨斗和曲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凑在堂屋门口，伸长脖子，像小鸡娃一样好奇又怯怯地张望。不一会儿，就有艺高胆大者得了手，一块形似手枪的边角料被他们举在头顶，口里不断重复着“砰砰砰”的声音，去大坪里玩打仗的游戏了。

时间在我的意识里倒流，很多年前，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堂屋里得手过一根光滑的木棍。那时，一个外地的木匠正在为邻家姐姐制作嫁妆，衣柜，梳妆台，洗脸架，一应俱全。刨花“唰唰”地落在地上，盈着莫名的喜气。我穿一件两根筋的小褂子，剃了个男孩头，骑着那根木棍在大坪里“驾驾驾”地奔跑，小伙伴们都眼馋不已。年轻的木匠抬起头大声打趣道，“伢子，你慢点，挂到那个好东西，可就讨不到婆娘了。”邻居婶婶在坪里割蓼草制酒曲，笑得叮叮当当，“皮伢的那个好东西啊，早在她姆妈肚子里就被挂脱了。”我听不懂他们的玩笑话，也只好跟着傻笑起来。我玩累了，就和邻居婶婶家的黄狗并排躺在坪里看天。黄狗是一条自由的狗，它的脖子上空空如也，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它四仰八叉地躺在我的身边，泛白的肚皮上露出小木棍模样的一坨肉。我也是自由的，我学着它的样子，把双手屈起来，双腿摊平，只觉得蓼草的芳香和泥土的腥气不断压进鼻腔，时间突然过得好慢，每一朵云都静止不动，皮伢我什么时候可以讨上婆娘呢？

“皮伢，皮伢，快去问问老木匠，你姆妈的木，响了没？”时隔十几年，邻居婶婶的声音依然跟年轻时一样好听。母亲的寿木制好了，已经摆在了堂屋里，安静地等待着它的主人“百年”。那一天，老木匠师徒吃了晚饭，收了工钱，正醉醺醺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邻居婶婶端着饭碗，指着田野深处的两个身影，急切地唤我。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赶紧追了上去。我长大了，没有办法一脚踩烂大石头，但在从小生长的乡间，已经没有几个人可以追上我。我跑得比兔子还快，简直像逃命一样跃过小池塘，跳到大路上，再拐弯冲下陡坡，进入田野深处。弯弯曲曲的田畦穿过我们的村子，连接着对面的牛背山，山的那一边，就是老木匠的家。我在老木匠背后大声喊，“木匠爹爹，木匠爹爹，我姆妈的木，响了没？”

老木匠回过头来，先是一怔，接着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哦，是皮伢呀。”他看着我的眼睛，温和又坚定地说，“放心咯，保证没有响。”

“真的吗？”

“真的哩。”

“爹爹你莫哄我，真的没有响吗？”

“没哄你，真的没有响哩！”

我要跳起来了。初夏的风一遍一遍梳理着田野里的禾苗，温柔极了。田野里的风也是绿色的，像透明的小蛇一样钻进我的眼睛，我的嘴巴，我的身体，直到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长出了新的力气。我踩在田畦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目送老木匠师徒远去，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暮色里，很快便融入了对面的牛背山。然后，我扭头飞快地向家里跑去，几步就冲上了陡坡，穿过了大路，绕过了池塘。我感觉自己力拔山河兮气盖世，感觉胯下的风就是乌骓马，我的欢喜都要在身体里“嘭嘭嘭”地炸开了。

我们家乡有个说法，曾被老一辈的人口耳相传。一具寿木制好时，在放下寿木盖子的那一刻，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老木匠，将耳朵贴紧寿木，倾听里面的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寿木主人生命的长短。寿木里发出了声响，就是所谓的主人等寿木，多则三五年，少则三五天，寿木就会用上。反之，如果没有任何声响，那就是寿木等主人，木匠会意味深长地说，“真是一具懒木啊！”懒木的主人心领神会，自己的木当然是越懒越好。听到这句话后，慷慨的主人通常还会给木匠封上一个小小的红包。

母亲是在端午节前夕百年的。她没有等到自己五十岁的生日。那天天气极热，屋外蝉鸣如沸，母亲的身体一截一截凉下去，先是脚，再是腿，再是肚子，最后是心脏。心脏停止跳动后，母亲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她到底是放心不下我。她的眼睛黯淡了下去，像蒙了一层厚厚的蜡。我试探着喊她，“姆妈，姆妈，妈——”父亲拂下母亲的眼皮，哽咽起来，“莫喊了，皮伢，你再也喊不应你姆妈了。”

父亲点燃了准备已久的鞭炮。邻居们闻声而来，为母亲换上了素净的寿衣。一层又一层的寿衣，像一个巨大的襁褓，裹着母亲轻飘飘的身体。她很快被人抬到了门板上。那具崭新的木，已在堂屋等候主人多时。

和尚和道士都来了，他们将合力为母亲做三天的道场。一位年长的师父给我画了一张招魂幡。母亲没有儿子，我成了打幡人。我需要持幡跪在老堂屋里，向每一个前来吊丧的人行跪拜礼。人越来越多，鞭炮声炸得震耳欲聋，我心里却是空空荡荡的，如临大梦。夜间，我给母亲守灵，给她寿木下的长明灯添香油，竟不断想起和老木匠对话的情景。我反复回忆着每一个细节，像牛一样地反刍，像解几何题一样冥思苦想，希望找到某种草蛇灰线。那天黄昏，老木匠是不是因为喝了酒，出现了短暂的失忆？如果他说了违心的话，为什么他可以那样坚定地直视我的眼睛？是不是我没有给他封红包，间接改变了寿木的性情，让寿木原先与主人之间的某种约定悄然失效？

这些问题，直至今天，我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母亲过世后，老木匠也慢慢地不再接活，他老了，把毕生的手艺都传给了他的徒弟。只是，再有人问徒弟，有没有听到寿木里有什么响声时，徒弟总是会打着哈哈，“哪里有响声咯，我做的寿木，保证个个长命百岁哩。”徒弟的确是个活脑壳，自己出师做了几年流动木匠后，就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寿木店，采购了机器，请了工人，生意大好。父亲的寿木正是在他店里买的，先是摆放在老堂屋，老堂屋倒了后，就只能放在柴屋里。

老堂屋是怎样倒掉的？我问过父亲，大致晓得那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雨季，天像漏了一样没日没夜地落雨，后山的土坡一点点地崩掉，泥土落了一层又一层，全堆在堂屋的排水沟里。雨水排不出去，堂屋的地基慢慢被沤烂，屋顶也因年久失修缺了一角，雨水就那样日复一日地洗着土墙。而土墙南侧的赵姓邻居早就在多年前搬去了外地。赵家老屋倒塌后，堂屋的南墙便失去了支撑，终于也在某个深夜里孤独地倒下了。后来我回老家，看到昔日的老堂屋仅剩一扇北墙，而且那扇墙更像是李家老屋的一部分。老堂屋的断壁残垣间，朽木们已经长出了无数的木耳，那些精灵一样的小耳朵，仿佛正在倾听着村庄深处的密语。刚上幼儿园的女儿穿着公主裙，伸手想去采一朵木耳，一条蛇就从土墙下钻了出来，迅速地向后山游去。女儿被吓得哇哇直哭。我抱起她，摘了一枝蓼花在手里不断旋转着，小女孩转瞬破涕为笑。年年蓼草绿，岁岁蓼花红，三十余年过去，曾经躺在草间看天，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可以讨婆娘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成了别人的婆娘和两个小女孩的母亲。二十岁那年，我和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他家堂屋里拜堂成亲，然后辗转到另一座城市讨生活，像野草的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夕阳西下，几道柔和的光芒从邻居家的房顶落下，神台被照亮了，那腐朽的木框立即有了一种苍凉与庄重。借着夕阳的光芒，我仔细辨认着神台上的字迹，“某氏堂中历代宗亲昭穆考妣之神位”，那个在旁边加上去的“容”字，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今年的雨季又格外漫长，整个夏天，父亲几乎没有下楼。他每天都要睡一个冗长的午觉，一起床，就以为是新的一天。经常，我在厨房做晚饭，他就会端端正正地坐到桌子边，等着吃早餐。他知道饿了要吃，困了要睡，人死后要做道场，笃信和尚和道士拥有超度亡魂的能力，希望我每天都能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两年，我确实不再出远门，也推掉了几个去异地工作的邀约。我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拴住了脖子，被一双无形的手扯住了脚，无法挣脱。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长期伏案，身体越来越差，跑得也越来越慢，有次走夜路，一颗小石头就把我绊倒了。而疾病，似乎又从另一种意义上延长了父亲的生命，让他把每一天都拆解成两天来过，他显然在自己的意识里额外获得了一截年岁。

这个夏天过完后，父亲终于等到了他的七十八岁生日。那天，看似一切如常，实际也一切如常。早上，他吃了一碗长寿面，尿湿了一条裤子，和我打了几把跑符子，还有一把差点赢了我。“皮伢，皮伢——”只不过在洗碗的时候，我接到了邻居婶婶的电话，她的声音还是像雨水洗过一样的清亮。她告诉我，老家这段天天落大雨，没日没夜地落，就像天老爷漏了裤裆，说荷叶塘涨了水，倒灌进小池塘，把我家的老屋都给淹了。现在，水是退下去了，但耳屋和柴房已摇摇欲坠，很可能会倒塌。挂掉电话后，我重新打开水龙头，在哗哗的水声中梳理心绪，看怎样安排时间回老家一趟，找个砌匠师傅，把屋里屋外全面检修一下，再看看能不能辟出一间小小的堂屋来。这时，我看到父亲的牙床正在加速蠕动，他的眼睛里也浮现出了疑惑与不安，“是不是屋倒嘎哩？”我一怔，在衣服上擦了擦手，马上看着他的眼睛，温和又坚定地说：“没有。我保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