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流浪地球》以人类逃脱自然原始威胁为背景讲述了父子对抗与成长的故事。文章认为，电影《流浪地球》的主体故事内容由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搭建而成，文本内容是俄狄浦斯情结从建立到消退的完整过程。父子对抗与父权争夺作为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模型被引入影片，并推动故事发展。文章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电影《流浪地球》进行批评解读，分析文本内含的俄狄浦斯模型及其对影片叙事的推动作用，阐释俄狄浦斯情结对刘启成长和社会化的重要作用。“流浪地球”时代的社会由菲勒斯中心主义主导，文章亦运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对片中女性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与批评，以揭露该片的“反女性”特质和创作者潜意识中的性别偏见。

关键词：《流浪地球》；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俄狄浦斯情结；菲勒斯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21-0239-03

1895年，电影与精神分析学相继诞生，精神分析理论对电影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查尔斯·F.阿尔特曼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常被用来分析电影文本，在这种关系规则下，电影“情节就是仿效俄狄浦斯构型”[1]，电影《流浪地球》文本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便是贴切的例证。“流浪地球”时代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是依附于男性的边缘化群体，“非男性”的她们异化地存在于男权社会。

一、俄狄浦斯情结的叙事模型

依弗洛伊德的人格形成理论，俄狄浦斯情结发生在3～6岁男性儿童的“阳物崇拜阶段”，表现为男孩的“恋母仇父”倾向。父子关系此时逐步恶化，但男孩因畏惧父亲阉割的“父法”，担心变成“被阉割的女性”[2]，从而主动调整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刘培强为发挥地下城生活资格的最大价值，放弃治疗康复无望的妻子，指定韩子昂成为刘启在地球的唯一监护人并陪同其一起入住地下城。刘启此时4岁，正处于高度“恋母”的“阳物崇拜阶段”，刘培强以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父之法”强迫刘启母子分别，由此引发了父子间的冲突对抗，并形成了本片的情感冲突主线，即刘启以离家出逃的方式反抗父权的回归。

在刘启的成长轨迹里，父亲刘培强几乎是缺席的状态。点燃木星前，刘启的独白“我已经记不清你这个混蛋的样子”就印证了这一点。刘培强的缺席只是空间上的不在场，但“父法”的威严却可随时通过通讯码“信号接入”，“父法”始终以悬置状态对刘启形成精神上的震慑。

刘培强与地面共有四次通话：第一次，他指派MOSS给韩子昂发送避难所信息；第二次，他给王磊下达安置平民的命令；第三次，他在韩朵朵无法号召地球救援时帮助她进行全球广播；第四次，他通知CN171-11救援队空间站以自燃的方式协助他们点燃木星。刘培强以“全能拯救者”的身份在四次通话中从容地对地面进行指挥，以此向刘启证明“阉割”作为“父法”的可能性和权威性。

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表现在父系家庭中，儿子对父亲权威反叛的象征”[3]。在反叛的同时，男孩常会“把‘阉割恐惧转化为对父权的争夺”[4]，进一步“确立主体与社会秩序相关的基本结构”[5]。救援地球时，刘启21岁（刘培强在刘启4岁时离开，并于空间站工作17年，刘启此时应21岁），但由于刘培强在刘启成长过程中的空间缺席，对抗的双方无法完成对局，刘启的俄狄浦斯情结持續延宕。

刘启在和刘培强争夺父权的抗争中确立了独立的家庭地位，同时协调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长兄为父，带韩朵朵出逃地下城是刘启行使父权的重大决策，他以躲避生父的实际行动向父权示威，以此确立在家庭内部的独立地位。

运载车即将经过补给站时，刘启以“长兄父权”的名义要求韩朵朵乘最近一班车回家，由于“长兄父权”并没有得到父系权威的授权，缺乏“合法性”，因此韩朵朵质疑“得了吧，你爸一回来就得给你逮回去”。为维护“长兄父权”的权威与尊严，刘启回应“哥就是一天才，谁能逮得住我”。地震后，在王磊与刘培强的通话中，刘启以保护韩子昂的名义与父权斗争，但被韩子昂制止。中国古代宗法制的辈分等级观念始终是父权硬核的“法律保障”，此时刘培强以父之名经由王磊向刘启施压。

由于刘启在“阳物崇拜阶段”的丧母之痛并未消退，因此他激烈反抗。韩子昂遇难后，刘启成了韩朵朵在地球的唯一的监护人，“长兄父权”得以正名。此阶段，为稳固父权，“‘子需要向‘父求同，模仿父亲的行为，此时‘父乃是‘子行为的模板”[6]。刘启接替了韩子昂在救援队中的驾车任务，并在地球紧要关头决定应援苏拉威西，成了合格的父权者。刘启在与父权斗争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我主体的社会关系，“英雄勋章”、实名车卡及地面通道的士兵们向刘启敬礼，都标志着他的成熟和社会地位的确立。

对刘启而言，真正具有父权权威的是他的“代父”韩子昂。刘启对父权的反抗和争夺是与生父和“代父”同时进行的，但出于对“父爱”的仰仗与依赖，他对“代父”的反抗始终在认同的基础上保持着克制。

刘启的认同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韩子昂是刘启的合法监护人，也是刘启被捕后唯一能营救他的亲人；其次，韩子昂是能够操控特殊运载车的高级驾驶员，能在地震时驾车冲破暴风雪，化险为夷；再次，在地球停转的灾难时刻，韩子昂收养了韩朵朵，在道德层面令人钦佩。

出逃地下城前，刘启留下的字条，证明了他内心深处对韩子昂的崇敬与认同。但由于年迈，韩子昂的父权权威逐步下滑，车卡被盗、用老方式营救刘启失败反而身陷囹圄、突围暴风雪时需要刘启协助运载车脱钩，这些都是父权衰落的征兆。“老东西”是极具轻蔑嘲讽意味的贬义词，亦是刘启尝试挑战“代父”父权的方式，因年迈体弱和父权衰落，电梯井遇难后，韩子昂已无力反驳。氧气不断减少时，韩子昂决定放弃生存希望，他摘下头盔代表着摘下父权的光环，刘启顺位继承了父权。成长总是残酷的，刘启继承父权的代价是他所景仰的“代父”生命的消逝。

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退以男孩屈服于“父法”强大的威慑力为标志，他会“将对母亲的认同转化对父亲的认同，超越俄狄浦斯阶段，获得成长，将自己的欲望由母亲转向其他女人，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位父亲”[2]。刘培强中校作为中国首批航天员去执行“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可谓是万里挑一的天之骄子，MOSS“叛逃”时他的多种行为足以让“父法”爆发出强大的威慑力。克服烟雾催眠作用逃离休眠仓入侵总控室、在点燃木星的关键时刻想出冲击火焰高度的办法并胁迫联合政府执行，刘培强的一系列行动成为地球成功点燃木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刘培强以刘启望尘莫及的力量实现了刘启和地球人民生还的心愿，为刘启屈服于父权提供了外因；他勇于为地球人民牺牲的精神在道德层面撼动了刘启的内心，成为刘启屈服于父权的内因。在内外因共同的作用下，刘启搁置了丧母之痛，彻底认同了“父法”的强大权威。在刘培强驾驶飞船冲击火焰高度时，刘启歇斯底里的焦虑与狂躁实质是认同父权而流露的不舍。出于认同，刘启在阔别17年后第一次叫了一声“爸”，这是其对生父在物理空间存在的承认，也是认同父权的具体行为表现，标志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完全消退。

4岁丧母的刘启与生父和“代父”的父权斗争故事是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模型，在对抗中，成长作为内隐主题为叙事提供了动力，如同“行星发动机”一般推动着整个故事发展。电影《流浪地球》以刘启为线索，在科幻故事的外壳下委婉地印证并展现了俄狄浦斯情结在人与社会关系间的协调作用。

二、女性：社会边缘的“失语”在场

女性角色在“电影镜像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始终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关注的重要方面，“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对女性创造的压制”[7]。拨开科幻和灾难题材的迷雾，细读电影《流浪地球》的文本，不难发现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被笼罩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之中，女性是边缘化的弱者，是依赖并屈服于男性的被动角色。

尼克·布朗认为，“美国影片多将男性表现为主动者，而把女性打发到配角的位置上”[5]。电影《流浪地球》亦是如此，性别差异使男女人物在救援行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男性角色是推动影片叙事的主要人物，他们在每一个关于人类和地球命运的关节点，似乎无可争议地行使着决策权，并为故事发展提供主要推动力。

女性在影片中几乎与关键行动无涉，她们在决策时刻始终是“失语”或犯错的，她们只能承担相对次要的非核心任务。

在地下城通往地面的通道里，身着稀有防护服的绝大多数为男性，这暗示男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作为女性的周倩在救援队中仅负责基础保障性医疗工作，她携带的医疗用品，替代了男性队员配备的重型武器。点燃木星的终极救援计划由男性刘启想出，同时，在任务中，控制发动机、手动解锁、安装火石的核心工作分别由以李一一、王磊、刘启为首的小队承担，周倩和韩朵朵作为女性，仅负责较次要的联系援军的工作。千钧一发之际，韩朵朵通过向刘培强求助，成功召唤了大批援军，这暗示着女性的成功依靠男性。影片中的女性成了附属于男性的“非男性”，是拯救与构建世界的“局外人”。

劳拉·穆尔维认为，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被塑造成“充满诱惑却神秘莫测、携带威胁的女人”[2]，并“诱导着窥淫癖和恋物癖机制去避开她的威胁”[1]。电影《流浪地球》中的女性形象与此相似，她们是软弱无能且等待男性救援的、狭隘愚昧甚至招致祸端的。在刘启与韩朵朵准备离开一哥的场所时，韩朵朵泄露了刘启打算一走了之的计划，刘启被迫与一哥等人交手。韩子昂遇险时，韩朵朵声嘶力竭地哀求刘启去救姥爷，苍白的呼喊将女性的软弱性充分外化。黄明牺牲后，周倩开枪将火石损毁，王磊的怒斥代表了男性对女性这一行为的评价：无全局意识且会殃及更多同胞受灾。王磊开枪发泄是对“有罪女人”的变相惩罚，为男性窥淫癖心理提供了安全保障。领航员空间站向地球作出放弃救援地球的“最后播报”后，周倩和韩朵朵都无助地哭泣，韩朵朵用哽咽的语气向刘启请求：“户口，我想回家。”在点燃木星的终极计划中，周倩和韩朵朵分别受伤，处于待救援状态。周倩的负伤导致老何昏迷后无医护人员营救而牺牲，王磊在保护韩朵朵时被重物压伤身亡，影片中女性直接或间接地拖累了整支救援队伍，带来了更多的伤亡，这与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带来祸端如出一辙。女性角色在影片中是消极边缘化的、被动被支配的，处于附属地位且软弱易招致祸端。

在“流浪地球”时代，生存是具有最高優先级的首要任务，因此，多民族空前团结地抵抗自然界中的原始威胁。与生存相比，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显得微不足道，人们因此践行着潜意识中男尊女卑的社会规则。科幻题材的外壳将电影文本中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包裹得更为隐秘，菲勒斯中心主义得以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沿袭，而周倩和韩朵朵在决策时刻的“失语”和犯错则标志着既往女性主义反抗的集体失败。

此时，男性“通过那强加于沉默的女人形象的语言命令来保持他的权力、力量”[8]，菲勒斯中心主义在“沉默的螺旋”中强化，男权视角的叙事语境得以建构，这迫使女性在观影过程中将自身同化为男性，并自觉地将压抑的性别偏见悄无声息地内化，别无选择地以认同男权的方式观影。“流浪的地球”是男性统治的一元性别社会，女性沦为“不可见的他者”，仅作为维持性别差异的“非男性”而存在。由此看来，电影《流浪地球》成了米歇尔·卡鲁热口中彻头彻尾的“单身汉机器”[9]，并以镜像的方式生动地映射着现实社会中性别不对等的既定现实。

三、结语

环境持续恶化引发的生存危机是人们潜意识中所焦虑的隐忧之痛，影片开篇对“流浪地球”计划的概述可视为人类潜意识隐忧的影像式外化。在电影放映机制下，人们以“安全生存”为“想象的能指”展开了麦茨式的梦境满足。在合力应对自然威胁的故事框架下，导演通过父权斗争向人们展现了俄狄浦斯情结在男性成长过程中协调人与社会关系的作用，并以此构建了该片的情节及情感主线。影片中的女性始终以“沉默在场”的方式服从于男性，流露出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反女性”意识形态，男性则持崇高的绝对权威演绎了一则拯救地球的英雄主义神话。

戴锦华认为，当代中国妇女是世界范围内解放程度最高的妇女，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女性享有最多的自由与权利。然而，男尊女卑的固有偏见内隐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并牢固地根植于人们的潜意识中，不经意间在文艺作品中建构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艺术意象。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女性再次“失语”，其现实中享有的部分权利再次被剥夺，成为边缘化的第二性。李银河在其自选集中表示，“女性的地位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最好尺度”，解放人们潜意识中的性别偏见有利于民族文明的进步。显然，要做到这一点，路途仍漫长而艰辛。

参考文献：

[1] 杨远婴.电影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494，530.

[2] 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08，111.

[3] 弗洛姆.梦的精神分析[M].晨欣，林平，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135.

[4] 袁智忠，虞吉.影视批评纲要[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208.

[5] 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M].徐建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118，149.

[6] 曲德煊，谢衍达.论传记电影中的“父名”与俄狄浦斯情结[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0）：99.

[7] 远婴.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J].当代电影，1990（3）：47.

[8] 钟大丰.拉满生命之弓：李奕明电影文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71.

[9] 罗伯特·斯塔姆.电影理论解读[M].陈儒修，郭幼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98.

作者简介 宁煜程，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影像传播、电影史论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