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雯张珩琰李思沛

一、引言

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直观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综合实力和发展状况，长期被认为是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的最优指标(曼昆，2015[1])。相对应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能显示该国或地区居民的财富水平和宽裕程度。然而，尽管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指标(1)除国内生产总值外，类似的指标还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等。可以衡量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却容易忽略闲暇时间、公共服务、环境质量、财富不平等性等重要因素，只是把物品的数量“视若神明”，不能准确反映居民“生活的质量”(萨缪尔森，1979[2])。若居民疲于工作，毫无闲暇，即便市场产出不断增加，所引起的福利损失也足以抵消居民获得的效用(曼昆，2015[1])。同时，若经济发展长期笼罩在市场失灵的“阴霾”下，以恶劣的环境质量和悬殊的财富差距为代价，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居民财富的积累则难以为继。可见，国内生产总值并非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的完美指标(曼昆，2015[1])。

1978至202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5%；仅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8.1万元人民币，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2)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部分数据经过计算得出，实际值则以1978年为基期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而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也得到长足发展，持续为国计民生保驾护航，直接提升了中国社会经济福利水平。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环境恶化、财富不平等等问题日益显现，给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可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增加也并不完全等同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实际上涨。

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民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做出崭新诠释(3)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3-15].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如何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经济福利衡量指标，更加全面地考察社会经济福利的变化，已经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第一，在消费等值模型(Jones和Klenow，2016[3])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同时涵盖直接经济因素和非直接经济因素的消费等值福利指标体系，从而弥补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的不足，为评估社会经济福利提供更加贴切的理论参考。第二，计算1994至2019年中国的消费等值福利序列，将该序列和国内生产总值序列进行对比检验，在评估两者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事实的契合程度后，讨论中国社会经济福利的变化趋势及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因素，试图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实践启示。第三，计算中国各个省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分析区域分布差异及原因，为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一定参考。第四，将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阐述消费等值福利指标针对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缺陷的改进之处，说明构建以消费等值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福利衡量指标的意义所在。

二、文献述评

(一)社会经济福利的衡量指标

20世纪70年代，Sen对以收入或资产为福利衡量指标的恰当性提出质疑，把福利定义为个人在生活中实现的各种有价值的功能和实际能力组合，拓宽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的维度(Sen，1973[4])。概念层面的革新逐渐将以往不受重视的影响因素(包括环境质量、财富不平等性等)引入福利的组成，吸引大量国外学者研究和构造福利衡量指标(Nordhaus，1972[5]；Daly和Cobb，1989[6])，后续研究成果包括经济福利测度指数(MEW)、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经济净福利(NEW)、真实进步指数(GPI)等。这些指标或是对国民账户项目进行调整，或是对私人消费支出进行拓展，超越了收入和产出的范畴，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传统福利指标在消费、闲暇、分配等方面的缺陷(杨爱婷和宋德勇，2012[7]；Kalimeris等，2020[8])。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以及福利意识的传播，部分国际组织和国家也认识到通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的不足，开始设计并采纳将整体福利水平作为核心的衡量指标，以评估社会经济福利的现实情况。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人类发展指数(HDI)，侧重考察居民的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具备较高实用性，得到广泛认可(吴姚东，2000[9])。在其衍生指标中，有的设定了同时容纳健康改善、人力资本和技术变革的理论框架(Schuller，2014[10])，有的则直接将预期寿命内生化，探讨预期寿命对福利水平的影响(Brembilla，2018[11]；Ghislandi等，2019[12])。

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衡量指标——更美好生活指数(BLI)，其涵盖物质条件、生活质量、环境等维度，对国家向居民提供“幸福”的表现进行评价。类似指标还有综合全球福祉指数(CGWBI)(Chaaban等，2016[13])，其赋予生活空间、环境质量、社区和社会生活等维度同等权重，采取算术平均的方法将指标进行深度聚合。

2015年，联合国(UN)正式公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涵盖消除贫困、消除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等十七项内容，为社会经济福利的测度提供全新参考。部分学者评价了国内生产净值、MEW、GPI等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程度(Cook和Davísdóttir，2021[14])，更有学者以SGDs为基础尝试构建新的指标对福利进行评估(Barbier和Burgess，2019[15]；Coscieme等，2020[16])。

中国社会经济福利也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范畴。金玉国(1995)[17]结合MEW和NEW构建了国民经济福利净值(NNEW)，其以国民账户为基础，将经济活动总产出减去社会成本的余值设为标准从而核算中国国民经济福利。张文彬和郭琪(2019)[18]、袁艺等(2021)[19]则基于ISEW对中国省域可持续经济福利水平进行测算。不少学者的研究参考了Sen的可行能力理论：方福前和吕文慧(2009)[20]、宋艳等(2017)[21]从住房、休闲、社会保障等维度构建功能性指标，研究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因素；张文彬和王赟(2021)[22]将可行能力理念与“五位一体”战略思想结合，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维度构建指标，其认为中国福利水平并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提升；杨爱婷和宋德勇(2012)[7]、梁辰和陈谦明(2014)[23]也同样得出中国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增长落后于人均GDP增长的结论。更有学者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基于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衡量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方面与国内生产总值形成互补(陈景华等，2020[24]；刘亚雪等，2020[25]；邓创和曹子雯，2022[26])。

综合看来，对于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社会经济福利的单一衡量指标，理论界和实践界均存在一定争议，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修正，试图找到更加合适的指标进行替代。

(二)基于消费等值概念的福利衡量模型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在衡量福利水平时存在局限性，但若单从经济层面对一国或地区的发展进行考察，国内生产总值却具有胜过其他指标的客观性。尤其是研究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等问题时，国民收入的概念不可缺少(萨缪尔森，1979[2])。因此，将直接经济因素和非直接经济因素进一步融合，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的指标以衡量社会经济福利，显得尤为重要。

Lucas(1987)[27]开创了以“消费等值”(consumption-equivalent)的概念测算社会经济福利的方法，而Jones和Klenow(2016)[3]则对该方法进行扩展，提出了全新的消费等值模型。其基本逻辑在于：一国(或地区)的代表性居民必须得到相当于其当前消费多少比例的补偿，才能使其在该国(或地区)和别国(或地区)的生活效用无差异？该模型结合消费、闲暇、不平等性和死亡率等因素，并以预期效用框架为基础进行计算，由此得出的福利衡量指标，不仅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程度较高，而且考虑了消费和闲暇的占比情况、财富不平等性的演变和预期寿命的差异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对直接经济因素和非直接经济因素均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故该模型受到广泛认同(Mendez-Guerra，2014[28])，并由不同学者进行拓展(Altmann，2013[29]；Bannister和Mourmouras，2017[30]；Balleer和Endrikat，2018[31]；赵鑫铖和梁双陆，2020[32])。

然而，Jones和Klenow(2016)[3]的消费等值模型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该模型中的“消费因素”是人均私人消费和人均政府消费的总和。政府的公共支出的确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社会福利(Barro，1990[33]；金戈和史晋川，2010[34])，不过，其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主要通过公共服务间接形成，与私人消费的直接影响机制不尽相同，而且政府消费也不能完全转化为公共服务，这点在中国尤其如此。第二，该模型缺少对环境因素的考量。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居民健康水平，改变居民生活质量，进而对社会经济福利水平产生影响(宋马林和金培振，2016[35])。

如前所述，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在功能和性质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于私人直接消费产品的方式，政府消费主要形成公共服务，通过拓展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以间接方式影响社会经济福利。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经济体制等差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消费的涵盖范围、支出规模等存在较大区别，照搬Jones和Klenow(2016)[3]对该因素的考察显然有失偏颇。因此，应当将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加以区分，从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刻画政府消费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

故在Jones和Klenow(2016)[3]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构建一个公共服务综合指数，以消费补偿的方法将其引入消费等值模型，并拓展考察“环境质量”的影响，最终形成包括预期寿命、消费、闲暇、公共服务、环境质量和财富不平等性等因素的消费等值福利指标，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进行更加全面的衡量与评估。

三、理论模型

基于Jones和Klenow(2016)[3]的研究，本文将“消费”因素包含的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加以区分，把“公共服务”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引入模型，替代“政府消费”的部分。同时，本文借鉴Balleer和Endrikat(2018)[31]的方法，引入“环境质量”因素，以对原消费等值模型进行扩展。基本设定如下文所示。

假设在一国或地区存在某一居民，对其他居民具有充分代表性。在其生命周期内，该代表性居民具备一系列稳定的偏好，将根据自身的偏好情况对“消费或储蓄”“闲暇或工作”进行选择。影响个体选择偏好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即是所接受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影响个体对消费和闲暇的选择，最终影响该代表性居民所能享受的终身福利水平。反过来，该代表性居民于消费和闲暇等方面的横截面选择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也足以反映其所在社会的文化背景。

其次，由于该代表性居民是生活在该国或地区中的非独立个体，社会的公共服务、环境质量均会对其享受的终身福利水平产生影响。另外，其预期寿命不仅是健康状况的关键判断标准，更是直接挂钩个体死亡率，与终身福利享受期限正向关联。

若代表性居民生活在年度i(4)若衡量和比较不同地区在同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i则表示不同地区。，那么：用Ci表示其年度消费情况；用Li表示其年度闲暇情况；用Ii表示其所在社会于当年的公共服务情况；用Pi表示其所在社会于当年的环境质量情况。因此，该代表性居民的预期终身福利水平可以表示为：

(1)

其中，Si(a)是生活在年度i的代表性居民存活到年龄a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存活到100岁及以上的个体较少，故此处确定的年龄上限为100；ρ是折现率；期望E平滑了代表性居民在选择消费和闲暇时的不确定性。

(一)消费水平

假设在任意时点，一国或地区拥有足量居民。居民消费C满足对数正态分布，其算术期望为c，logC的方差为σ2，则：

E(logC)=logc-σ2/2

(2)

对于单个居民来说，其在年龄a时的消费Ca与年龄a相关，Ca可以看作是由C和a构成的函数，即：

Ca=f(C,a)=C×h(a)

(3)

假设随着时间的变化，Ca的增长率恒为g，那么：

Ca=C×ega

(4)

logCa=logC+ga

(5)

(二)闲暇水平

对闲暇或工作的研究一贯以“时间”进行衡量。假设代表性居民从非工作状态的时间(包括在家庭产品中消耗的时间)中获得的效用为v(L)。假定v(L)采用常数形式的弗里西斯弹性(Chetty，2012[36]；Hall，2009[37])，可定义v(L)的形式为：

(6)

(三)公共服务水平

本文采用消费补偿的方法引入公共服务指标(Altmann，2013[29])。若一国或地区的产出情况主要受到消费、闲暇、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等因素的影响，据此构造国内生产总值的计量模型为：

logGDPi=δ+αlogCi+βlogLi+ωlogIi

+γlogPi+μi

(7)

由上式可得：

(8)

定义：

(9)

ki是指当公共服务水平发生单位量的变动时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表示生活在年度i的居民需要从公共服务水平变动中获得的消费补偿比例。因此，对于生活在基准年度和年度i的代表性居民，可定义下式：

C0_i=C0+k0(I0-Ii)

(10)

其中，C0指代表性居民于基准年度的消费情况；k0指生活在基准年度的代表性居民需要从年度i与基准年度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中获得的消费补偿比例；C0_i指通过消费补偿校准年度i与基准年度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后，代表性居民于基准年度的消费情况。

(四)环境质量

本文参考Balleer和Endrikat(2018)[31]的研究，以“空气中颗粒物浓度”的形式，为“环境质量”构造直接的负效用函数，即在式(1)中，以-ϑlogPi表示环境污染带来的负效用，并根据居民对清洁空气的支付意愿来校准参数ϑ。

(五)模型推导

结合各个变量的定义，为简化讨论，将代表性居民在年度i生活的福利水平定义为：

(11)

后续推导将展示出不同年度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根据C的性质可知，代表性居民在年度i生活时的预期终身福利水平为：

(12)

假设对闲暇的选择偏好不随年龄而改变，ρ=1，g=0，可得：

(13)

(14)

引入乘子λ对代表性居民在基准年度和年度i的消费情况进行换算，使其生活在基准年度和年度i时的预期终身福利水平相同，即：

U0(λi)=Ui(1)

(15)

同时考虑年度i与基准年度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可将U0(λi)表示为：

(16)

即：

(17)

基于式(15)分解代表性居民生活在年度i及基准年度的预期终身福利水平差异可得：

(18)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1.变量选择。

本文的变量主要包括式(18)中影响消费等值福利指标的各个变量。

(1)预期寿命。本文所采用的预期寿命，是指居民出生时的期望寿命。

(2)消费。本文所采用的消费仅包括居民的私人消费。在全国层面的计算中，已将相关数据调整为以1994年为价格基期的实际人均消费额。

(3)闲暇。本文采用Jones和Klenow(2016)[3]的方法计算闲暇，即居民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时间等于总时间禀赋减去工作状态的时间。具体表达式如下：

(19)

(4)公共服务。本文强调公共服务的外溢性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通过构建公共服务综合指数对公共服务水平进行衡量。指标内容的选取主要参考《“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安体富和任强，2008[38]；刘长生等，2008[39]；豆建民和刘欣，2011[40]；樊娜娜，2017[41])，涵盖公共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安全及交通运输等六个方面，如表1所示。

首先，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三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对标准化后的三级指标进行组内平均，得到二级指标。最后，对二级指标进行平均，得到公共服务综合指数，并按照本文第二部分所示方法引入模型。

表1公共服务综合指数的构建

(5)环境质量。本文参考Balleer和Endrikat(2018)[31]的研究，以“空气中颗粒物浓度”的形式，为“环境质量”因素构造直接的负效用函数，并选取全国年均PM10浓度作为代表性变量。

(6)财富不平等性。消费的不平等，可以准确反映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平衡。本文以消费不平等作为地方层面财富不平等的代表性变量。然而，从全国层面看，消费不平等的一致性来源并不存在。因此，在全国层面的计算中，本文以收入不平等作为财富不平等的代表性变量。根据Aitchison和Brown(1957)[42]的研究，财富不平等性可由下式计算得出：

(20)

其中，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G表示基尼系数。

2.参数校准。

本文需要校准的参数主要有：代表性居民的闲暇效用函数v(L)中，处于非工作状态时间的权重θ、弗里西斯弹性；环境质量负效用函数中，用以衡量环境污染负效用的参数ϑ；代表性居民在年度i生活的年度福利水平u(Cai,Lai,Ii,Pi)中，截距项

参考Jones和Klenow(2016)[3]的研究，令θ=14.20，=1且(6)本文的参数选择主要参考Jones和Klenow(2016)[3]的研究，其测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国家的福利水平，校准的模型参数对中国问题具有同等适用性。同时，赵鑫铖和梁双陆(2020)[32]校准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模型参数，本文也基于相关参数设定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明模型最终结果对以上参数的设定不敏感。。

Levinson(2012)[43]的研究显示，代表性居民愿意为一单位的空气质量改善放弃大约37美元，在幸福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取自然对数后的PM10浓度值与取自然对数后的收入存在0.67的边际转换率。本文用该边际转换率近似替代ϑ，令参数ϑ=0.67(Balleer和Endrikat，2018[31])。鉴于数据的可得性，PM10浓度由PM2.5浓度换算得到(7)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颗粒物、臭氧、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空气质量准则(2005年)》表明，PM2.5浓度约为PM10浓度的一半。因此，本文将全国年均PM2.5浓度数据乘以2，得到全国年均PM10浓度数据。。

(二)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预期寿命、15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全国年均PM2.5浓度等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8)2018至2019年全国年均PM2.5浓度数据由全球空气状况报告(The State of Global Air)补足。；全国平均每年工作小时数来源于PWT数据库；基尼系数来源于SWIID数据库，以家庭可支配收入为基准进行估算；各个省份年均PM2.5浓度数据来源于华盛顿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研究组对全球地表PM2.5浓度的测算；各个省份平均每年工作小时数、基尼系数采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计算求得；毛入学率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甲乙类法定传染病病死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围产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行政一审案件结案率、刑事案件破获率、治安案件查处率、每万人行政复议案件数、每万人行政应诉案件数、火灾事故伤亡人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每万人劳动争议受理数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社会服务机构床位数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部分指标经过原始数据计算得出，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足。

五、模型结果与经验分析

本文通过式(18)计算1994至2019年中国的消费等值福利序列以及2019年各个省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结果两个维度出发，探讨消费等值福利水平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及区域分布差异，并对全国层面和地方层面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对比。

(一)1994至2019年中国的消费等值福利序列

1.结构突变检验。

1994至2019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均发生剧烈变化。无论是计算得出的消费等值福利序列，还是人均GDP序列，都可能存在结构突变。本文运用忽略噪声项平稳假设的结构突变检验模型(Kejriwal和Perron，2010[44])检验两个序列的结构突变情况，以便更加准确地评估消费等值福利序列、人均GDP序列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事实的契合程度，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消费等值福利序列和人均GDP序列均存在一个结构突变点，前者的结构突变发生在2010年，后者的结构突变发生在2003年，在一定程度上均符合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表2忽略噪声项平稳假设的结构突变检验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进出口贸易大规模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也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人均GDP序列于2003年发生结构突变。此时，中国偏重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较少关注环境质量、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落后于“数量”，消费等值福利序列并未随之发生突变。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最终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尽管受其负面影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度下跌，但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于2009年2月探底之后逐渐复苏。虽然全球市场依然处于经济下行的威胁中，但是中国政府推出诸如“增加节能减排设备、保障性住房、公路等基础性建设的投资，提高医疗和教育保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大转移支付、税收减免的力度”等政策，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持续拉升福利水平。在此背景下，消费等值福利序列于2010年发生结构突变。

2.消费等值福利的增长和分解。

进一步将消费等值福利序列进行一阶差分，纵向分解其变化过程及构成，分析不同时期内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因素，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国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增速及分解

消费等值福利序列的年增加量均为正值，中国的社会经济福利、居民的生活质量处于不断提升的状态。在各项因素的综合影响下，2019年中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扩大为1994年的26.57倍，居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消费总量的上涨，对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提升始终起着正向影响。1994至2019年，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增至76.9岁，增加超过7岁。同时，经济发展也带动实际人均消费额的增长。2019年中国的实际人均消费额达到1994年的773.54%，为保障和增进消费等值福利起到主导性积极作用。

2000年之前，中国居民的闲暇水平一度下降，造成一定福利损失。进入21世纪后，居民处于非工作状态的时间仅在2004年、2005年、2010年和2011年出现短暂、微小的减少，其余年度中，闲暇因素对福利水平的增长起着积极拉动作用，只是效果并不显著。

公共服务水平呈现波动性上涨的趋势，消费等值福利随之协调发展。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连锁反应的影响，中国的公共服务水平出现短暂下降。然而，在政府广泛投入教育、医疗等领域后，公共服务水平重新获得较大提升。同样地，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为稳定国内经济运行态势，中国政府迅速实施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刺激计划，涵盖增加基础性建设投资、提高医疗和教育保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直接拉动公共服务水平整体上升。2008年，公共服务水平的增长幅度为8.32%，之后也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日益重视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2012年，公共服务水平的增长幅度为9.66%，达到峰值。此后，公共服务水平仅在2013年和2018年出现短暂、微弱的下降，其余时间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规模的扩大。然而，环境质量的恶化，明显抑制福利水平的整体提升。从2012年开始，环境污染状况有所缓解，环境质量因素仅在2013年和2017年出现负值。国家治理污染的措施逐步实施，居民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提升，对福利水平的整体状况产生积极作用。尤其是禁止“洋垃圾”入境、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等措施的实施，进一步反映出中国正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上稳步前进的事实。

2009年之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波动式上升的态势，并于2009年到达峰值，财富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对福利水平的消极影响逐渐凸显。之后，在实施一系列投资刺激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还通过转移支付、税收减免等手段，间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拉动内需增加。在此背景下，财富不平等性得到缓解，财富的均衡分配开始对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产生积极作用。

3.消费等值福利和人均GDP的增速及差异比较。

图1直观地展示了1994至2019年中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情况。与人均GDP相比，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增长速度经历了由高到低、再度拔高的变化。

以1994年为基期，2001年之前，中国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发展超过人均GDP。这主要是预期寿命、消费和公共服务水平等因素快速攀升带来的。在这段时期内，闲暇水平有所回落，环境质量并无改善，财富不平等问题也日益加剧，但是居民的预期寿命快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普遍提升。不仅如此，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也成为促进消费等值福利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其却未被容纳到人均GDP的衡量框架下。

中国加入WTO后，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然而，收入分配扭曲，财富不平等加剧，造成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发展远远不如人均GDP，2001至2004年，前者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后者。此外，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居民储蓄率的提升导致消费水平的增速进一步降低，也是造成消费等值福利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

2003年非典危机暴露出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脆弱性。随着政府转型步伐的加快，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逐渐增大，公共服务水平明显上升，对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增长速度起到一定拉动作用。2005年，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增长速度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之后，消费等值福利与人均GDP的差距逐渐缩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得益于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转移支付等措施的实施，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上升，再次加快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增长，其增速明显赶超人均GDP。

2010年前后，中国进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同时告别了过去忽略环境污染、透支人口红利、轻视社会保障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公共服务水平直线上升，环境质量大幅度改善，财富不平等性有所缓解，使得消费等值福利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其与人均GDP的差距迅速扩大。

图1 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的增速差异

(二)2019年中国各个省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

考虑到预期寿命等六个因素在地方层面差异较大，单独某一省份数据的代表性不足。因此，本文将各个省份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平均处理，构造出虚拟的“全国平均地区”作为计算各个省份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基准(9)受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的限制，西藏和新疆不在计算范围内。。该“全国平均地区”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被认为是各个省份的平均水平。

如表4所示，若将2019年全国平均地区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设定为100，各个省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则可以换算为48.0至337.3，整体标准偏差达58.9。其中，河南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仅为全国平均地区的48.0%，相对应地，人均GDP水平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5%，明显优于前一指标的情况。上海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为全国平均地区的337.3%，而人均GDP水平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18.6%，明显劣于前一指标的情况。事实上，若同样将2019年全国平均地区的人均GDP表示为100，各个省份人均GDP的标准偏差为45.3，可见，地方层面的福利不平等甚至比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

表42019年地方层面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

运用Moran’I指数对各个省份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Moran’I指数为0.177，P值为0.029，说明各个省份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体表现为高水平地区与高水平地区相邻、低水平地区与低水平地区相邻，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

从具体的区域分布来看，东、西、中三个地区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均值分别为147.5、94.3和75.9，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最低。而在东、西、中三个地区中，消费等值福利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数量分别为8个、3个、1个，地方层面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呈现的U型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相关关系。

就不同因素对各个省份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影响而言，“消费”的影响最大，其可以被认为是影响地方层面消费等值福利水平最主要的因素。事实上，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将直接反映于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消费水平的提升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反过来又会积极地影响地方层面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

如表4所示，闲暇水平和环境质量同样对地方层面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一方面，闲暇水平最低的五个省份分别为吉林、陕西、山西、安徽和甘肃，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居民面临着较长的工作时间，对福利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故这些省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均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另一方面，海南、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的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青海、云南、贵州等省份本以风景优美著称，环境质量也处于平均水平以上，均对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等省份，地理位置不佳，污染物防治措施不到位，导致环境质量较差、空气污染严重，对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产生明显负面影响。

财富不平等性、公共服务水平以及预期寿命也对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产生一定作用。财富最不平等省份的基尼系数为财富最平等省份基尼系数的1.55倍，绝对数值相差近0.209，可见，财富不平等将对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产生明显负向影响。同时，北京为公共服务水平最高的省份，其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82.3岁，而云南为公共服务水平最低的省份，其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73.6岁，仅略高于青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共服务水平与预期寿命的关联关系——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居民预期寿命的增加。两者均对地方层面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只是从数值上看，该影响并不明显。

(三)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的相关性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只是从市场维度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描述，忽略了闲暇、公共服务、环境质量、财富不平等性等因素。无论是从结构突变的角度分析，还是从增长速度的角度阐述，国内生产总值都与本文构造的消费等值福利指标具有一定差异。那么，中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的相关性到底如何？

图2和图3描绘了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与人均GDP的相关情况。如图2所示，就全国层面而言，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之间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前者围绕着人均GDP上下波动，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36。2001年之前，消费等值福利水平胜过人均GDP水平。2001至2007年，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不及人均GDP的发展。2008年之后，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再度攀升，超越人均GDP，并迅速拉大与人均GDP之间的差距。

如图3所示，就地方层面而言，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中度相关，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66。从整体上看，在六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方层面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围绕人均GDP上下分布，并且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之间的差异基本不受人均GDP高低的干扰。同时，在东、西、中三个地区，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相对高于人均GDP的省份数量占比分别为54.5%、80%和50%，由此可见，若以人均GDP为标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均会受到低估，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福利水平被低估的程度更为严重。

就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与人均GDP的差异而言，全国层面上，两个指标的平均绝对偏差为41.9%，平均绝对对数偏差为28.1%，均处于较高的水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偏差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尤其是2010至2019年，两个指标的平均绝对偏差高达100.4%。地方层面上，两个指标平均绝对偏差为29.8%，平均绝对对数偏差为27.0%，同样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在西部地区，两个指标的偏差最大，平均绝对偏差和平均绝对对数偏差分别为35.5%和29.3%(10)受篇幅限制，文中无法列出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的偏差情况图，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总的来看，中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之间呈现出高度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国内生产总值足以反映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医疗健康、消费、闲暇、公共服务水平、环境质量和财富不平等性等因素的改善，国内生产总值不再是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的最优指标。此时，将非直接经济因素进一步融合的消费等值福利指标，可以超越单一的直接经济因素，更加全面地衡量社会经济福利水平，从而综合地反映和评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

图2 1994至2019年全国层面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的相关情况

图3 2019年地方层面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的相关情况

六、稳健性检验

针对部分参数的设定，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1)受篇幅限制，文中无法列出稳健性检验的全部计算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其次，闲暇效用函数v(L)中的弗里西斯弹性衡量了劳动力供给对工资变化的反应程度，本文将其修正为0.5(Chetty，2012[36])和2.0(Hall，2009[37])。同时，基于赵鑫铖和梁双陆(2020)[32]的研究，本文将效用函数中处于非工作状态时间的权重θ修正为3.145 6。这些变化对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计算结果及其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影响。

再次，根据Levinson(2012)[43]对居民购买清洁空气意愿的估计，本文将环境质量负效用函数中的参数ϑ修正为0.6和0.7，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计算结果以及其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关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最后，本文将基准模型所采用的等价变化修正为补偿变化。两者的主要差异集中于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分解的第一项，即预期寿命因素的相关计算。以全国层面的计算为例，在基准模型中，等价变化用每个时期自身的流量效用来衡量该时期预期寿命的差异，而补偿变化则是用1994年的效用衡量每个时期预期寿命的差异。用补偿变化进行修正后，福利水平整体下降，下降的幅度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大。不过从结果看，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和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增加为0.949，平均绝对偏差和平均绝对对数偏差分别为30.2%和22.5%，消费等值福利水平的变化趋势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而在地方层面的计算中，采用补偿变化所得结果同样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

七、结论与政策思考

本文基于Jones和Klenow(2016)[3]的消费等值模型，构建了包括预期寿命、消费、闲暇、公共服务、环境质量和财富不平等性等因素在内的消费等值福利指标，计算了1994至2019年中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及2019年各个省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并将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对比，以衡量和评估中国社会经济福利的变化趋势和区域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同时考虑直接经济因素和非直接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1994至2019年，消费等值福利指标扩大了26.57倍，直观地展示出社会经济的重大进步和居民生活的大幅改善。第二，各个省份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表现为东、西、中递减的分布特征，以及“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并且地方层面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第三，消费等值福利序列于2010年发生了结构突变，预期寿命、消费、闲暇、公共服务、环境质量和财富不平等性等因素对全国整体在不同时期及不同省份在同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均产生了差异化影响。

进一步对比消费等值福利指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可以发现：第一，尽管两者的相关性较高，但是，国内生产总值缺乏对非直接经济因素的考虑，尤其是从全国层面来看，2010年后，两者的偏差不断增大。第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快速增长不同，中国的消费等值福利水平增长经历了由高到低、再度拔高的过程，并且2010年后，其增长速度逐渐高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事实上，中国正在慢慢告别忽略环境污染、透支人口红利、轻视社会保障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经济的发展不再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整个社会也正向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稳步转变。若依然基于单一的经济因素衡量社会经济福利水平，难免存在较大偏颇。无论从全国层面来看，还是从地方层面来看，消费等值福利水平与人均GDP均存在较大偏差，也间接说明超越单一经济因素、全面衡量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重要性。在综合考虑预期寿命、消费、闲暇、公共服务、环境质量和财富不平等等各项因素之后，消费等值福利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事实更加吻合，可以更加全面地衡量和评估中国社会经济福利的发展情况。而各项因素本身均对社会经济福利水平产生了不同影响，形象地反映出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可见，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当全方位地关注直接经济因素与非直接经济因素对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把握好经济发展数量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平衡。当然，为了更好地衡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的全面性和精确度也是必要的。统一全国层面与地方层面统计数据口径，将为消费等值福利指标的测算提供更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