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鑫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魏延之死是蜀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关于魏延之死的原因，学者们已有研究。以洪涛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是诸葛亮预谋杀害了魏延，诸葛亮为了给蒋琬等人扫除障碍而设计诛杀了魏延。[1]王北固先生[2]和王靖楠先生[3]则认为是费祎、董允等人为了夺取执政权而谋划诛杀了魏延。以贺游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魏延之死是诸葛亮对后事安排不当等客观原因造成的。[4]赵昆生先生从政治学角度解读了这一事件，认为魏延被诛杀的原因在于他违背了刘备、诸葛亮以来构建的政治伦理等级，“背叛了属于他所在的地位应坚持的道德操守”[5]。吴剑超先生认为魏延之死是蜀汉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是以蒋琬为代表的荆襄势力和以费祎为代表的东州势力对以魏延为代表的外附势力的打击[6]。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魏延之死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魏延与其他官员的矛盾方面，缺乏对诸葛亮执政期间蜀汉政局转型的整体性思考，忽视了在政权交接阶段，皇权加强这一要素。基于前人研究的不足，本文从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局变化的角度来分析魏延之死这一事件。

一、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局的转变

魏延之死的直接原因是他与杨仪的争端。据《三国志·蜀志·魏延传》记载，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秘不发丧，(杨)仪令(费)祎往揣(魏)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7]1003—1004这段材料记录了魏延之死的过程，在诸葛亮去世后，魏延不肯听从杨仪的号令，两人互称对方谋反，后主刘禅在董允、蒋琬等人的支持下，诛杀了魏延。结合蜀汉前期的政治进程来看，魏延之死并非是一起孤立事件，而是在蜀汉政治格局转变、皇权加强阶段发生的众多政治冲突中的一环。

(一)诸葛亮执政时期的前代旧臣势力

后主刘禅在位长达40年，在其统治前期的建兴元年至建兴十二年，蜀汉政权一直由托孤大臣诸葛亮执掌。诸葛亮执政期间，基本延续了先主刘备在位时的政治格局。诸葛亮所任用的官员，大多是在刘备时期就已经官位显达、资历深厚的重臣。从后主刘禅的立场来看，这些重臣都是前代皇帝刘备所提拔任用的，属于前代旧臣。前代旧臣地位崇高，但与新君之间缺乏政治渊源，不是后主的心腹。根据相关史料，以刘备去世为节点，诸葛亮执政时期的前代旧臣人员如表1所示：

表1 后主初期前代旧臣人员

表1中的官员，在刘备时期都取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李严受刘备顾命，与诸葛亮共同辅政，其政治地位自不待言。赵云长期担任翊军将军，是刘备的近臣。翊军将军一职，是刘备所创建的官职，汉魏史籍中并无记载。从《华阳国志》中的情况来看，赵云在建兴元年加官封侯的官员名单中，次序排列在诸葛亮、李严、刘琰之后，为第四位；位于王连、魏延等人之前[8]。可见在建兴元年前后，赵云在蜀汉政权中的政治地位也是比较高的。

马谡、陈震、吕乂、魏延、杨仪、刘琰、王连、向朗、张裔、张翼、廖化等人在刘备时期均仕至郡太守。蜀汉政权的版图包括荆州、益州两部分，夷陵之战后，其荆州领土尽失，只辖益州一地。所以郡实际上是蜀汉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单位，郡太守也就是蜀汉地方最高级别的军政长官。李恢、吴壹等人则在地方上担任都督一职，也是地方高级军政长官。地方长官中才干较高者，如廖立、邓芝，则可以从郡太守的职位升迁到中枢机构中的侍中、尚书等职，成为中央政局中的要员。

以上刘备所遗留下来的旧臣中，只有李严和廖立后来被诸葛亮废黜，其余人员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均受到重用。在诸葛亮丞相府的人员构成中，起初也倾向于任用旧臣。丞相府的长史一职，长期由王连、向朗、张裔、杨仪等旧臣占据，一直到蒋琬出现，才打破了这种格局。还有魏延、马谡、赵云、刘琰等人或被诸葛亮招入幕府，或在北伐中得到启用。白杨先生认为：“诸葛亮在用人上基本贯彻刘备的合作方针。”[9]所以从整体上看，刘备时期的政治格局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得到了延续。后主刘禅即在这种前代旧臣环伺的环境下继位，不过由于这一阶段一直由诸葛亮代行皇权，所以新君与旧臣之间的矛盾并未激化。

(二)东宫新人与相府新人的崛起

诸葛亮执政期间，前代旧臣虽然得到了重用，但是在蜀汉政权中也兴起了新的政治势力，即以刘禅为太子时的东宫官员为班底的东宫新人，和以蒋琬为代表的相府新人。这些官员不同于前代旧臣，在后主初继位时，他们还并不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资历，对于整个蜀汉政权而言是新人。史籍中记载的东宫新人的人员构成如表2所示：

表2 后主东宫新人人员统计

以上官员，在刘禅为太子时，供职于东宫，在刘禅登基后正式转入朝堂。这些官员都是经过刘备选拔后进入东宫任职的，他们起初与诸葛亮之间没有政治关联。诸葛亮执政后，在重用前代旧臣的同时，也开始逐步任用东宫新人。东宫新人中除了来敏被诸葛亮罢官外，大多都受到了重用。董允和费祎是东宫新人的代表人物，费祎在诸葛亮南征之后受到重视，《三国志·蜀志·费祎传》记载:“丞相(诸葛)亮南征还，群僚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7]1060此后，费祎便频繁出使吴国，担负起了外交重任。董允则执掌朝廷的禁卫军，获得兵权。

在东宫新人逐渐崛起的同时，诸葛亮的丞相府幕府也出现了新旧官员的迭代。丞相府的府署官吏以丞相长史为首脑，祝总斌先生指出丞相长史“设二人，是丞相的主要辅佐”[10]。在丞相府长史的人选方面，诸葛亮曾进行多次更换。起初，长史一职一直由王连、向朗、张裔等前代旧臣担任。建兴八年张裔去世后，蒋琬“代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7]1057。另一位长史则由杨仪担任。

蒋琬的政治经历与其他四位长史有很大差别。如表1所示，王连、向朗、张裔和杨仪在刘备时期便已官位显达。其中杨仪在刘备为汉中王时，已担任尚书一职，是朝廷中枢机构的官员。王连担任的蜀郡太守，是负责治理成都的重要职位，号称“一都之会”。向朗、张裔也都官至郡太守等要职。蒋琬在刘备时期，并未获得重用。按《三国志·蒋琬传》记载：

(蒋)琬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除广都长。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顷之，为什邡令。先主为汉中王，琬入为尚书郎。[7]1057

这段材料说明，在刘备统治时期蒋琬的仕途并不顺利，最高也仅当过县令、尚书郎等级别较低的职务，若非诸葛亮的回护，他很有可能在为广都长时就被刘备诛杀。所以，后主继位前，蒋琬属于政治资历较低的官员。诸葛亮执政后，将蒋琬招入丞相府幕府中。此时，蒋琬与王连、杨仪等资历深厚的官员相比，只能算作新人。在建兴八年蒋琬被任命为丞相长史后，丞相府中即出现了新旧幕府官员的更替。以蒋琬为代表的新人，逐渐开始取代旧臣。

总之，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权中存在着新、旧两股政治势力。旧势力由刘备所遗留的前代旧臣构成，他们政治资历深厚、地位较高、官位显达。新势力则由费祎、蒋琬等为代表的东宫新人和相府新人构成。他们在后主刘禅继位后才得到重用，是在新君统治时期崛起的新人。

在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得到控制，顺利解决之后，公民注意力仍未消散，不论是失职的官员或者是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不实信息的造谣者，都应该有一个全面系统的制度对其进行约束和责任的追究，培养人们在自媒体时代的责任意识，规范舆论环境。失职官员的追究则可以强化官员在事件中的作用和意识，同时通过法律的威慑使得官员更加关注事件的妥善解决，后续的结果也有利于舆论的平息。

二、蜀汉政局的变化与魏延之死

蜀汉政局的转变最初是在北伐期间开始的。诸葛亮在执政前期，虽然任用了费祎、董允、蒋琬等东宫新人和相府新人，但此时前代旧臣势力依然强大，诸葛亮本人也是前代旧臣中的一员。不过，自建兴五年开始，诸葛亮连年北伐，远离成都。诸葛亮北伐期间，对成都的中枢机构进行了新的安排，按《出师表》所云：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7]919—920。

赵昆生先生指出：“《出师表》实质上是蜀汉统治权力分配及运行方式的规定和流程图。”[11]根据《出师表》记载，北伐期间，诸葛亮将中枢政局交由费祎、董允等东宫新人掌管，而表1中所见的前代旧臣，大多跟随诸葛亮去了北伐前线。所以在建兴五年后，位于成都的蜀汉中央政权实际上掌控在了后主，及与后主关系密切的东宫新人手中，此时已经出现了新人取代旧人的趋势。至建兴八年时，蒋琬代替张裔为丞相府留府长史，丞相府幕府也进入了新旧人员的更替阶段。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此前一直由诸葛亮代行的皇权正式转移到后主刘禅的手中。而蜀汉政权中，新的政治格局也得以定型。蒋琬接替诸葛亮的职务，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7]1058。费祎则“为后军师。顷之，代蒋琬为尚书令”[7]1061。董允仍然统领宿卫亲兵。由东宫新人和相府新人构成的中枢政局由此形成，后主的皇权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不过，在蜀汉政局转变阶段，前代旧臣也试图打破由新人构成的政局，谋求更高的政治权位，从而产生了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魏延之死即是这类政治矛盾中的代表性事件。

魏延在诸葛亮死后与杨仪发生争端，高新伟先生认为:“他们的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争权，性情不和只是个表象。”[12]根据史料来看，高先生的这一观点应是可取的，魏延和杨仪都有取代诸葛亮执掌蜀汉政权的政治意图。《三国志·蜀志·魏延传》中说，魏延“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7]1004。杨仪也有同样的想法，同书《杨仪传》中说，杨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7]1005。但是，魏延、杨仪都属于前代旧臣，他们的政治图谋显然与蜀汉政权新人取代旧臣的政局演变趋势相违背。后主为了稳定全新的政局、加强皇权，在魏、杨暴露出争权的政治意图后，便将他们相继诛杀。在诛杀魏延的过程中，“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7]1004。可见，后主的这一决定也得到了董允、蒋琬等新人势力的支持。

魏延作为前代旧臣的代表人物被后主诛杀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后主清除前代旧臣行动中的一环。后主打击前代旧臣的行动，在诸葛亮去世前便已开始。刘琰是蜀汉政权中的重臣，按《三国志·蜀志·刘琰传》所云：“班位每亚李严，为卫尉中军师后将军，迁车骑将军。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7]1001刘琰的政治地位很高，仅在李严之后。在北伐过程中，刘琰因与魏延发生矛盾而被诸葛亮遣返回成都，但保留了其官位。回到成都后，刘琰便与后主产生了矛盾。据《刘琰传》记载：“(建兴)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卒)五百挝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后弃遣。胡具以告琰，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7]1002刘琰殴妻仅是一件家庭小事，但后主竟然将其直接处死，这很难不令人怀疑其背后有更为深刻的政治原因。刘琰作为前代旧臣，拥有班次李严的政治地位，其显然不是后主刘禅和费祎等新人能够驾驭的官员。刘琰的存在，成为了后主加强皇权、新人巩固地位的障碍，所以借殴妻一案，后主将刘琰诛除。

后主诛杀刘琰，只是清理前代旧臣的开始。在诸葛亮去世后，后主借魏延、杨仪之争，相继诛杀二人。其他前代旧臣则被后主排挤出了中枢政局，仅任用为地方官员。名将吴壹被派往汉中，“(建兴)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汉中，车骑将军，假节，领雍州刺史，进封济阳侯”[7]1083。吴壹是刘备时期的重要将领，也是外戚，“先主定益州，以壹为护军讨逆将军，纳壹妹为夫人”[7]1083。他在武将之中地位很高，史书称，“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7]984。此时吴壹与魏延齐名。如此重要的将领，如果留在成都任职，以其资历和威望，其职权必然要在蒋琬、费祎等人之上。为了维护新的政权结构和加强皇权，后主直接安排吴壹赴汉中驻守，令其远离成都。邓芝的命运也是如此，《三国志·邓芝传》记载：“亮卒，迁前军师前将军，领兖州刺史，封阳武亭侯，顷之为督江州。”[7]1072此后，邓芝长期在江州镇守，也未能染指中枢政局。

对于蜀汉政权新旧交替的政治形势，李严看得更为清楚：“(建兴)十二年，平(严)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7]1000李严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是蒋琬等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作为新人的蒋琬等人也就不敢再启用这样一位无法驾驭的重臣，李严的一席话也阐明了前代旧臣们在政权新旧交替之际的政治处境。

综上所述，在诸葛亮北伐期间，蜀汉政权中出现了新人势力取代前代旧臣的政治趋势。在诸葛亮去世后，以新人为核心的政治格局最终形成，后主的皇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后主为了稳定这一全新的政治格局，对威胁朝局的前代旧臣进行了集中打击。魏延之死即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发生，魏延企图谋夺执政地位，这一行动破坏了由新人构成的政治格局，威胁了皇权，所以后主刘禅在得到蒋琬、董允等新人的支持后，诛杀了魏延。除魏延外，刘琰、杨仪等人也都是蜀汉政局转变的牺牲品。

三、结语

蜀汉后主刘禅统治前期，一直由诸葛亮辅政，代行皇权。此时蜀汉朝廷中出现了两股政治势力，一是先主刘备所遗留的旧臣，他们政治地位较高、资历深厚；另一股则是在后主时期才官位显达的新人。新人中有与后主关系密切的原东宫官员，如费祎、董允，还有以蒋琬为代表的丞相府中的幕府新人。诸葛亮在北伐期间，将前代旧臣大多都带往前线，成都的中枢政局则交由后主和新人主持，由此蜀汉政权中出现了新人取代旧臣的转变趋势。

诸葛亮去世后，由费祎、董允、蒋琬等新人构成的政治格局最终确立，这一政治格局也成为后主加强皇权的政治基础。在蜀汉政权新旧交替之际，魏延等旧臣企图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他们的行动威胁了后主的皇权和新的政治格局，所以被后主和新人势力坚决清除。魏延之死只是后主打击前代旧臣行动中的一环，此外还有刘琰、杨仪、吴壹、邓芝等人也都受到了后主的打击，或被诛杀，或被排挤出中枢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