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蕴锦,刘让同

(中原工学院 服装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汉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华夏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其文化认同性、历史延续性、社会实用性和精神启迪性日渐凸显,引起社会学、艺术学、文化学等领域学者的普遍关注。本文从汉服文化的概念出发,探讨汉服文化所蕴含的哲学观念、礼仪规范和美学精神,以及这些传统文化在汉服基本形制与款式上的具体表现。解锁汉服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弘扬优秀汉服文化,探寻汉服文化在当下的创新性发展路径,不仅事关服装设计界的审美与时尚语言的新形态表达,更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汉服的溯源和演变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汉服运动的兴起,汉服及其文化日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何为汉服”一直存在着争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一般来说,汉服是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简称,有时也谓之以华服,拥有悠久的文化溯源,遵循华夏传统礼仪规范。汉服的审美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其独特的风格彰显出不同凡响的文化风貌。

根据学者研究,汉民族文化可划分为七个时期，即“起源、凝聚、定型、融汇、变故、转型和接轨等”[1]。基于文化的历史背景差异,在漫长的岁月中,汉服形成了独特款式、图案和工艺,呈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风格多样性。因此,汉服作为传统服饰,其文化辐射时段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17世纪;其产生地以华夏民族(自汉朝之后称为汉族)居住的黄河、淮河流域为主,并以此为中心兼及向周边区域延伸发展。

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期黄河中游的裴李岗遗址中,出土了骨针和陶纺轮[2]等纺织用品,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缝制衣裳的概念。新石器时代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桑树[3]、麻葛类编织物以及麻布纹软陶残片[4]等,说明此时已经产生了原始形式的农业和纺织业。夏商周时期,汉服的基本特征已经形成,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头戴扉棱式高冠[5]、衣领相交垂于胸前,腰间系带子[6],被认为是目前出土较完整的早期汉服造型。

随着朝代更替,汉服形制呈现出多样性。秦汉时期，男子穿着深衣,女子穿着深衣和襦裙。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穿着袖口宽大的长衫,女子穿着衫、袄、襦和长裙[7]62。隋唐时期,女子在小袖襦裙外环绕帔帛,裙腰较高,如唐代张萱传世名画《捣练图》中贵族妇女捣练、缝衣时,穿着的正是此种形制的服装。宋代男女服饰基本沿袭了前朝的传统式样,发展至元代,汉族妇女仍穿着汉服,其中以襦裙较为流行。明代承袭了之前的服饰样式,款式更为丰富多彩。形制多样化的发展,诠释了汉服便捷舒适、审美追随时代的演变脉络。

二、汉服的朴素唯物论

华夏先民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了对宇宙的探索,发展出五行、阴阳的思想,并在汉服的形制、款式、图案上体现了道器统一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使天道融入人道,实现宇宙、自然与礼制、人伦的结合,建立社会的秩序性。

(一)敬天法祖的心理诉求

三皇五帝时期,先民们以鸟兽毛皮为衣,以骨骼作针,以兽筋为线,制作服饰以彰显身份和功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而用麻作布,植桑养蚕,织布做衣。在《易经·系辞》中提到,黄帝、尧帝和舜帝发明了布帛制的衣裳,来教化天下百姓,治理国家。衣裳的形制按天地特征制定,乾为天,未明时为玄色,坤为地,为黄色,所以最初的上衣下裳分别是上玄下黄的服色。同时,头冠为重要服饰部件,古代人尤其注重冠式,因其居于头顶之上,冠的形制更要体现对天的崇拜。《礼记·郊特性》:“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8]297《礼记·玉藻》记载:“君主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1)玉,冕前后垂旒之玉也。藻,杂采丝绳之贯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饰藻,故曰玉藻。参见[元]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5页。特定的数字十二体现了古人的天文观念。人们敬奉上天、祭祀祖先,祭祀时的穿戴打扮成为满足心理诉求的重要途径。

(二)师法自然的设计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倡导融于自然、顺应自然。华夏民族不同时期对自然物的崇拜,在祭服上有集中体现,崇拜主体不断丰富。古代君主及大臣礼服上绘绣有十二章纹,《尚书·益稷》记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日、月、星辰、山、火、华虫等自然事物纹饰,日即太阳(汉代开始其圆形内部常绘有三足乌),月即月亮(汉代开始其月牙形内部常绘有金蟾),星即星宿,常以若干圆圈表示,以线相连,山作山峦形,藻作水草形，火取火焰形,粉米作米粒形,皆取自自然。

(三)道器统一的哲学思辨

“道”是一个变化的运动的同时又是真理性的、永恒的过程,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轨道或轨迹,也可以说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规律。“道”,包括“天道”(世界的存在形式及运行发展规律)和“人道”(人本身,人的价值、观念、道德，以及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器”和“物”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服务,是“直观可感的、形象的、触目可及”[9]的物质显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载着“喻道”“言志”的功能。汉服也是一样,不仅满足于人们的保暖、舒适、装饰需求,在制作过程中还进一步“通过形态、技术、手艺等艺术语言传达艺术内涵和精神境界”[10],体现了古人对服装与自然、服装与人之间关系的把握。华夏先民认为昼夜、阴阳、四季等万事万物在对立中循环,而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却只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彼此相生相克循环不已,后来配上方位、季节、颜色、味道等,在原始朴素的哲学观上,进一步产生了影响社会的阴阳五行思想[7]36,直接作用在服装款式、形制、材质、色彩、图案等方方面面,达到了道器相统一的境界。汉服传达了中国古代造物艺术中“技以载道”的思想,将“道”的奥妙,结合“技”的工巧,通过“器”的外化,造就了具有精神共鸣和心灵启迪的实用艺术作品。

三、汉服的传统仪轨论

汉服,有礼服、常服之分,夏商至西周,华夏衣冠礼制已基本形成,仪轨明确。《礼记·曲礼》明确记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8]3对服装所使用面料、款式、配饰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中国也因此被尊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秦汉时期,确立了以冠帽为区分的等级标志的汉代冠服制度。服饰在整体上呈现凝重、典雅的风格。

(一)服式制度的确立

华夏先民敬畏天地自然,崇拜祖先,常常通过特定服装的标识性、特殊情景的仪式感来表达这种情感。归入礼制范畴的冠服制度,规定人们因身份和参加活动的不同,所穿戴服饰的颜色、材质、纹饰等均有差异。例如,冕服是君主参加重大活动时所穿的服装,弁服为君主上朝之服,玄瑞是诸侯、士大夫穿着的礼服,“深衣”制服饰是君主百官及士大夫平日里的穿着。

(二)体系形制的完善

汉服体系日臻完善,演化为社会不同群体都能接受的两种形制,即“衣裳连属”制和“上衣下裳”制。“衣裳连属”制和“上衣下裳”制服装有不同的名称、款式、穿着场合(如表1)。同时,汉服主体为平面性服装结构,在领型、袖型、衣襟、腰部、下摆部分多有变化,使服装因裁剪方式不同而多有层次变化,延伸出各种不同的款式造型。

表1 “衣裳连属”制和“上衣下裳”制

除了上述表格中礼服的两种常见形制之外,还有用于日常穿着的“襦裙”制服装。这种形制实际上也属于上衣下裳制,却没有严苛的礼仪规定。“襦”的款式多样,包括袄、衫、半臂等,“裙”包括裙、裤、围裳等。一般女子或是士庶穿着襦裙,普通男子穿着过膝的短衣、长裤或者及膝围裳等。

(三)基本样式的定型

朝代更替,时间推进,汉服形制不断演变和发展,形成了华夏服饰独具特色的礼仪规范和着装风格。历史上的汉服有过许多不同风格的形制和款式,以至于很难对汉服进行绝对定义,但汉服已然形成视觉化的基本样式，即“交领右衽、宽衣大袖、博带无扣、纽带系结”[11]。这种基本样式成为汉服文化核心内质辨识度最高、多元一体化表达最为显著的物质载体,诠释了东方文明中的礼仪规范和生活智慧。

(四)领型的独特风格

领型是汉服最典型的特征。一般衣领与衣襟相连,领口左右两襟在胸前交叉在衣服中线上,左侧衣襟压住右侧衣襟在右侧系带固定,是华夏服饰最为典型的“交领右衽”传统,成为汉服独有的款式特点。另外还有“直领”的形式,领子从胸前直接平行垂直下来,不在胸前交叉。直领汉服一般穿在交领外面,有罩衫、半臂、褙子等日常外衣款式。如上海博物馆藏南宋《歌乐图卷》中就描绘了身材修长，穿着红色窄袖、直领褙子的歌乐女伎(图1),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服饰特色。

图1 南宋《歌乐图卷》(上海博物馆藏)中的直领褙子

(五)颜色的五行属性

《礼记·玉藻》记载:“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缔络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袭裘不入公门。”所谓正色,指五方之正色,分别为青、赤、黄、白、黑。所谓间色,指五行中相生相克的色相调和而成的颜色,其中绿色青黄,为东方之间色;而红色赤白,为南方之间色;另碧色青白,为西方之间色;还有紫色赤黑,为北方之间色;最后是骝黄之色黄黑,为中央之间色也。服装色彩关联尊卑品第,把五行观念纳入服饰礼制之内,融入社会思想之中,成为社会信息传播和文化交往的媒介。如出土于明代鲁荒王朱檀墓的九旒冕(图2),板前后系垂旒,每道旒上有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组成的玉珠串,表明了鲁荒王朱檀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十子尊贵的身份地位。

图2 明代鲁荒王九旒冕,山东博物馆藏

四、汉服的自然美学论

天地万物的存在与发展遵循自然本身的规律,人类生活应顺其自然,人立于天地之间,应保持天真自然的本性。庄子曾说过:“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华夏先民崇尚自然美学论,汉服附着在穿着者身上,追求自由不束缚,展现了东方人的自然美和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及仪表、仪容、仪态等。

(一)宇宙秩序之美

汉服的形制来源于先民融汇到自然的向往。宇宙万物,日月星辰,真实、广阔、有秩序,在层次错落考究的穿着之中,在静而有变、繁而不紊的变动中，汉服的款式、颜色和图腾承载着人们对天地宇宙的寄托,并通过道德、举止、责任的实践,彰显出崇高的美感和富有哲理的精神世界。正如《易经》之《上经·乾卦》中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12]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顺应自然、修身养德、品行洒脱最直观的体现。

(二)天人合一之美

汉服的交领和袖子设计,巧妙地暗合“天圆地方,天人一体”的哲学思想。“衣裳连属”有王勃诗句“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之美,“上衣下裳”依循“衣正色,裳间色”的法则,上衣颜色纯一,象征清轻之气上升而成的天空,下裳色彩交错斑斓,象征重浊之气下降而成的大地。因此,汉服衣料多为明朗、纯正的颜色,边缘多用黑色或青色等对比强烈的颜色[13],再加以各种具有文化寓意的装饰性图案,整体风格高雅别致,协调统一中富于变化,成为汉族人民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

(三)气韵生动之美

精气神呈现人类生存的蓬勃发展的状态,汉服的穿着传达出穿着者特有的情性和气度。穿汉服的男子行走与站立时,颇具玉树临风的君子气质,穿汉服的女子给人一种温婉内敛的含蓄韵味,传达出东方文化特有的着装审美,完美实现穿着者内在情性的外在化。汉服袖子通常较为宽博,汉唐时期帝王将相所着宽袖之衣,给人一种海纳百川、气势如虹的豪迈之感;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大袖翩翩,显示出当时文人超凡脱俗、轻盈飘逸的情怀风韵,如上海博物馆藏唐代画家孙位所绘绢本《高逸图》(图3)中身着汉服的贤人高士。

图3 唐代孙位《高逸图》,上海博物馆藏

(四)生生不息之美

汉服以二维平面结构为主要特征,衣身与衣袖尊崇布料的整体性,剪裁和缝合线迹较少,线条成为衣身上最主要的视觉设计,而线本身又具有匀整回环的延伸感、刚柔并济的流动感和无限变化的生命力。通常衣身用带子打结相系固定,腰间垂有大带或长带,用制作衣服时的布料做成。汉服的带子有两对,左侧腋下的带子与右衣襟的带子打结相系,右侧腋下的带子与左衣襟的带子相系,两对带子分别打结相系,固定服装。线性的存在使得汉服内外成为一个结构相连、气韵相生的整体,给人一种生命流动之美。

(五)自然精致之美

领口边缘往往装饰有各种精美考究、富于寓意的图案,将一些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文化特性等加以延长并引申,如龙凤、松鹤、卷云、梅兰竹菊等纹饰,或织或染或绣,杰出的传统技艺使得平整的服装变得灵动而具有变化,体现了服装制作者“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价值标准和不断追求卓越、努力镌刻生命美好的“工匠精神”。如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团绣人物暗花绸童褂”(图4),采用苏绣工艺精制,衣身贴缝彩绣人物图案,领襟、袖口和下摆处镶滚有花朵纹和寿字纹组合而成的刺绣花边,不仅是对服装本身的美化装饰,更包含了服装制作者、穿着者对生活理想的诉求。[14]

图4 清代团绣人物暗花绸童褂,上海博物馆藏

(六)闲逸舒适之美

汉服衣料多选用质感与舒适感较强的面料进行搭配,如绫罗绸缎、棉麻织物等,呈现出一种超俗脱尘、轻盈飘逸的美感,体现了文人雅士内心清净安宁、豁达洒脱的生活态度。劳动人民在夏季日常所穿着的衫、袄、襦等,根据日常劳作、生活的需要,也多以宽袖为主,袖口边饰具有耐磨性、装饰性和牢固性,同时又有舒适感。

五、汉服的创新传承

汉服从结构、形制到纹样、边饰艺术等超越了单纯的审美价值和实用意义,体现出华夏先民独特的价值观,并与“中国儒道自古崇尚自然包容、完整统一的思想密不可分”[15]。汉服文化的兴起增强了华夏民族认同感,本质上是为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传统服饰体系的再建构,而其在精神范畴上的意义,更是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对其创新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体系的创新传承

汉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之一,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古今变迁,并赓续着自身的创新与发展。[16]对古代汉服文化的归纳,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可以说,汉服是跨越漫长历史同时又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完备的服饰体系,在华夏文明历史的发展变迁、朝代的更迭之中,始终承继传统,又不断地推陈出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文化变革,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求。

事实上,从最初通过亚文化团体被人们熟知到逐渐回归主流传统文化,汉服文化经历了一场基于时代风格的“破圈”逆袭,这其中离不开一些学者的着力探索。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清朝初期以前的传统汉服,和现代社会中人们依据古代汉服形制重新建构的汉服,需要分别给予定义。[17]即:古代汉服源自黄帝创制衣裳始,至清初止,是自成一体的服饰文化体系;而现代汉服是基于古代汉服基本内容而建构的民族传统服饰体系。[18]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人民情感需求的基础上,汉服文化基因传承具有时代紧迫性和发展必要性。

面对汉服的创新传承,我们不仅要从传统服饰文化中去找寻解决现代问题的智慧,系统研究汉服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弘扬其中核心的精神内涵、审美价值取向和文化风貌[19],更要在现代社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树立正确的汉服文化传承观,深入挖掘汉服文化中符合当代人价值取向的部分,厘清汉服文化中哪些是作为精华可以流传下去的,哪些是在修正之后可以创新传承的。[20]所以,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汉服文化“复兴”,不是简单地对过去传统服饰的复制,而是要立足于国情,树立辩证的唯物史观,充分发掘汉服“致工、尚善、尽美”的艺术价值,创新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

(二)艺术风格的创新传承

传统汉服面料选择考究,有锦、绫、罗、绢、纱、绨、绡、绉、绸、缎等。锦,富丽奢华;绫,轻薄柔软;罗,透气凉爽;纱,轻薄透明;绸,质地紧密。用这些面料制作出来的汉服,呈现了端庄优雅、自然淳朴、洒脱飘逸的美感,形成了各具风格又相互统一的汉服体系。

现代汉服不再拘泥于传统服饰面料,可选用真丝、雪纺、棉麻等常见面料,传承汉服的风韵和东方式美学意境。其中,真丝面料柔软透气、光泽柔和、富有弹性、保护皮肤,给人一种超凡脱俗之美;雪纺面料色彩多样、轻盈飘逸,便于在面料上刺绣、印染等,呈现一种飘逸清新之美;棉麻面料色泽雅致、柔软亲肤,适合天然植物染色,给人一种自然淳朴、休闲舒适之美。

从古至今,汉服的领型、衣襟、下摆、系带一直是设计师们的设计重点,交领右衽、宽衣博带、纽带系结的主要特征不变,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节的变化。汉服的袖子长短、宽窄,衣领的宽窄、长短,下摆的长短、弧度,系带的宽窄、长短、位置等,都可以进行富有变化的创新设计。另外,不同的设计风格结合传统织、染、绣、绘、印等制作工艺,加上配饰的辅助处理,通过对视觉中心的巧妙设置,可以从点、线、面全方位展现着装者的内在气质和性格。

在色彩选择方面,汉服原有的配色规律依然保留。另外,在越来越注重环保和健康的今天,采用传统植物印染法制作汉服成为新的流行趋势。汉服图案的设置,保留了原有的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托物言志的文化内涵,同时对山水、花卉、绿植、禽鸟等图案的选择运用,契合了当今社会爱护自然、保护生态文明、倡导绿色设计的理念。

现代服装设计师汲取传统汉服艺术精华,提取传统汉服中的美学要素,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和时尚色彩,努力使现代汉服在传承原有艺术风格的同时,又不失现代感、舒适感,再加上各种配饰,从审美心理上、情感上不断亲近大众群体,构筑属于当代汉服应有的文化传承创新体系,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六、结语

汉服自诞生以来,在保留基本形制特征的基础上,在细节部分不断演化,从形式到内容上呈现出时代特色,体现了历代服饰制度和礼仪规范。汉服在诞生之初,将华夏居民的朴素唯物论观念融入服饰制度中,在对自然敬畏、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形成了中正和谐的社会思想和尚礼崇文、讲究仁义礼智信、信奉天地君亲师的社会思想,对后世着装形制、配饰、仪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服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是汉服迄今保持着文化认同性和历史文脉性的根源所在。汉服强调自然美学论,讲究秩序、规律、气韵、层次,并以其独特的东方式审美哲学,使一切归结于艺术又落脚于实用的物质形态融入公众场合、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反映了中国人民顺应自然、热爱生命的精神内涵。

今天我们对汉服文化的梳理,是为了挖掘汉服内在的“文化基因”,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传承。设计师需要树立正确的汉服文化传承观,把汉服文化元素融入到当代人们生产生活之中,深入挖掘汉服文化中符合当代人审美价值取向的部分,系统研究汉服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准确理解、深刻阐释汉服文化的精髓,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时尚设计方法,从面料、款式、图案、色彩、技艺等方面,传达汉服的东方式艺术风格和高雅品位,进一步实现汉服的创新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