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敏

相较于虚拟经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全球博弈筹码。

当你翻开这本杂志时，2022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开启。这个时刻，我们却似乎很难轻易地如常说出“新年新气象”这类确定的寄语，因为这一年我们体会至深的，恐怕是不确定。

对许多人来说，即将过去的一年比“新冠元年”（2020年）还要艰难。因为抗击疫情，一些人失去了收入，一些人失去了稳定的情绪，一些人失去了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一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抗疫第三年，我们仍在探索如何将病毒动态清零，而这注定是一条艰难之路。

疫情之外，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国际地缘冲突激烈，中美贸易摩擦、技术竞争，以及国内的反垄断治理、产业结构转型仍然没有结束，中国经济经受了一次又一次冲击，不确定性一再累积。

困难难免令人沮丧，但新生活终将展开，我们不能也无法总是囿于沮丧。作为一本即将迎来创刊15周年的商业杂志，《第一财经》杂志记录了中国市场经济、信息技术和新商业在一代人信心和希望的推动下发展最为蓬勃的15年，我们深知信心宝贵。此刻，我们更有必要向不同的人、向不同领域、向更长的历史周期提问，“我们应该从哪里寻找信心？”或者，“我们应该如何保持乐观？”

我们向很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包括经济学家、大学教授、行业咨询机构、制造业从业者、哲学学者、医生、创业者……当然，我们也问了自己。在这个时刻，这其实已非情绪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变得迫切。

首先，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出口仍然在增长。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22年前10个月，中国出口货物总值达到19.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贸易顺差扩大46.7%，至4.8万亿元。也就是说，在第三产业饱受防疫政策冲击的时候，以出口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依然在增长。

其中增长最为强劲的是新能源汽车。据中汽协数据，2022年前8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了34万辆，同比增长97.4%。因为这部分增量，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在今年8月达到一个新高峰，首次单月超过30万辆，也更改了汽车出口国的全球排名：过去是日本、德国常年位居前两位，今年前8个月，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仅次于日本。

如果拿2002年的数据作为对比，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其中变化之大。据国际机动车制造商协会（OICA）的数据，2002年，全球汽车出口量为2210万辆，其中德国、日本的汽车出口数量均超100万辆，而中国同年的汽车整车出口量仅为4.31万辆。到了2021年，中国汽车出口数量首次突破20 0万辆，仅次于日本（382万辆）和德国（230万辆），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出口国。仅就新能源汽车而言，中国2021年时已是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出口国，占全球新能源汽车出口的1/3。

以SHEIN为代表的跨境电商也在过去两三年里拓展了中国品牌出海的新可能性。借助没有中间商、直达消费者的DTC（Direct to Customer）模式，这类跨境电商用缩短供应链的方式减少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因为供应的稳定性和直购中国的低价，这类中国公司在通货膨胀的欧美市场找到了机会。

过去3年，SHEIN的业绩以逐年翻倍的速度增长。2020年，其GMV（平台交易额）首超100亿美元，增速达250%；2021年，这一数字再次翻倍，达到200亿美元；2022年上半年，SHEIN的销售额突破160亿美元，超过ZARA母公司Inditex集团上半年128.2亿欧元（约合135亿美元）的销售额。

《麻省理工技术评论》评选的2022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

注意，當我们提 到 SHEIN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批用“全球消费者一键直达”模式做生意的中国公司。SHEIN之外，重新将中国工厂组织起来向全球售卖商品的还有拼多多和TikTok。咨询公司埃森哲进一步观察到，很多中国品牌都把未来3到5年销售目标中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份额，划到了海外市场。“你可以看出它们在海外市场的企图心和对自己出海能力的信心。”埃森哲大中华区供应链及运营战略董事总经理潘峥说。

不可否认，由于中美竞争，美国针对性的贸易和技术压制越来越多，且速度在加快，范围在扩大。2019年之前，受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只有中兴和华为，受出口管制的芯片也仅限于5纳米以下的高端晶片。3年后，登上制裁名单的知名企业变得比没有登上的还多，受管制的芯片类型也更多了。2022年10月7日，美国发布了最新修改的管制条例，将管制对象从军用和手机芯片扩大到了超级计算机所用的芯片，从计算需要用到的逻辑芯片扩大到仅作为存储使用的存储芯片。

如果这种外部压力持续增强，留给中国企业的腾挪空间会越来越小，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公司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成长的可能性。

通过将《科技日报》在2018年公布的35项“卡脖子”技术清单、60项中国还未完全掌握的核心技术清单，与“专精特新”类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做对比性文本分析，咨询机构安永发现，“专精特新”公司中约74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与“卡脖子”技术相关，占“专精特新”上市公司样本的10.3%，共涉及16项“卡脖子”技术，包括光刻胶、芯片、ITO靶材、微球、锂电池隔膜等；同时，约101家“专精特新”公司的主营业务与核心技术相关，占专精特新上市公司样本的14%，共涉及15项核心技术，包括半导体材料、工业机器人、海水淡化、量子计算、稀有金属等。

“专精特新”是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四个词的缩写，指这类公司通常专注于特定细分领域的生产和创新，典型代表就是苹果供应链上的中国供应商。在苹果公司公布的2021会计年度主要供应商名单中，列出了全球190家企业，来自于中国的有91家，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专注于供应苹果产品所需要的元器件、零部件及制造服务。

“越来越多的西方跨国公司，尤其欧洲公司，会有意识分拆一部分订单给原本很难获得充足机会的中国‘专精特新类企业，因为中国市场对它们仍然有吸引力。要高效率地服务这块市场，就要有能在外部冲击下保持韧性的稳定的供应链。”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教授郭斌说，他和安永团队合作做出了上述“专精特新”类上市公司与“卡脖子”技术清单做对比的文本分析。

结合企业调研，他们发现，2019年之前，虽然有来自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这些“专精特新”类公司在一些具有技术与质量门槛的产品领域有时仍然很难拿到订单，因为国外公司已经占据了相关市场，而从原有的相对较低市场定位向上渗透或者是通过创新从外部切入的本土企业，很难有足够的前期业绩或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产品和技术。但2019年之后，“它们反而有机会拿到订单了”。

这类“专精特新”公司的企业规模并不大，多数收 入规模不到10 亿元，远达不到独角兽（10亿美元）的规模。不过，它们正在成为防止中美脱钩的特殊力量。

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仍是苹果。虽然终端组装厂富士康正在加紧将工厂开到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尼和印度，然而苹果在上游零部件供应方面对中国仍有依赖。2020年苹果新增的36家供应商中，来自中国的就有22家（内地12家，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合计10家）。

新冠疫情很可能在未来某天戛然而止，逆全球化的潮流却没那么容易急转弯。假如这种趋势在未来10年内不能得到根本改变，那么相较于虚拟经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全球博弈筹码。

2021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额均为近10年最高位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

“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痛苦，但是从全球看，正在发生的态势是我们在抢下一些原本别人做得很好的买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说，在多个具有战略前景的制造领域，中国已建立全球竞争优势。早在2016年，中国中车在全球高铁市场的份额就达到了69%，反超曾统治该市场的日本川崎重工和法国阿尔斯通；还有太阳能光伏和风电，国际能源组织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生产了全球85%的太阳能电池，2020年欧盟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中，也有75%的比例来自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优势先放在一边，仅电池来说，市场调研机构SNE Research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显示，排名前十的公司中，中国公司达到6家，合占市场份额的56.4%。

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汤哲辉认为，来自制造业的多个增长点—无论“专精特新”类的B2B公司，还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核心终端—都在让我们的制造业从结构上变得更多元，不再只擅长玩具、家具和服装等，而是也擅长生产电子、汽车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过去，后者是中国与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区别所在，现在，这一差距在缩小甚至反转。

当然，来自经济结构和制造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的价值，可能还要再过段时间才能被更清晰地看到和兑现，而很多人都需要短时间内就摆脱已经背负了两三年的痛苦。

中国汽车月度出口量持续增长

數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第一财经》杂志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近10年房地产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影响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高端东团队

这种期待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依靠4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将经济迅速拉出泥潭。类似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在新一届中国政府履新后推出。翟东升认为，中国政府仍有足够的债务空间这么做，而且在从0到1的领域也许难以用堆钱的方式有所创新，但在从1到2或者从1到100的地方，很多历史都证明了政府产业投资模式的成功。“高铁、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军工产业的成功都离不开那4万亿。”翟东升说。

技术周期决定经济周期，而眼下正值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接近尾声、第四次工业革命尚未成型的尴尬阶段。这个现实的确令人沮丧，但市场从增量转向存量，往往是低成本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

汤哲辉认为，“只要中国的市场在，从1到100的技术就能被养出来”。这种观点与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一书中描述的中国产业跃升规律一致，即那些原本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可以人为地通过大规模投资和低成本去建立优势。典型案例过去是显示面板，现在是电动车，在风险资本看到新能源汽车的确定性市场价值之前，中国政府已经为这种原本不知道消费者在哪里的产品补贴了10年左右（注：中国从2010年开始推出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当制造业的网络变得更加多元和坚韧，中国对房地产的依赖就可以进一步降低。过去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差不多1/4都是由房地产拉动，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高瑞东认为，这种局面将在接下来的产业结构转型中改变。“至少从政策文件和官方表态看，我们的经济动力将要从依赖房地产，转向依赖制造业，尤其高端制造。”高瑞东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所以，再看到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减少这样的宏观数据时，你也许可以少一些担忧，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来自房地产的融资减少。光大证券的研究显示，过往中国每新增1万亿元信贷，差不多就有3000亿元与房地产相关。

全球LCD产能区域占比变化明显，中国优势扩大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如果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徒，以上这些人的观点可能不受你的欢迎。但是回到现实和历史，中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如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基本都诞生于2000年前后，那是在代表着自由主义经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左右）之前。某种程度上，它们同样受益于市场保护主义。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电脑和互联网，其基础技术也都源于“二战”中的大规模军事投资。眼下，美国也正在重拾这一策略。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就提出，要投入2500亿美元给美国的科研机构，其中1800亿美元专门用于资助“面向未来的研发和技术”，另外700亿美元用于应用研究—从防治流行病到支持农村地区创新等。

与其讨论主义，或为逆全球化感到不安，不如乐观一点，期待这种来自国家层面的竞争能够产生更具有价值的技术，只要这种竞争维持在和平的范畴。起码，这种竞争促使各国把钱投向更基础、更具长期价值的领域—如科学和教育—而不是像金融资本的热钱那样仅仅流向短期创造更大利润的所谓风口。

2022年，如果还有一则新闻让你感觉到信心，可能是科学家颜宁回国。回国前，她的身份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她回国的任务，是协助创建深圳医学科学院。

同样处于筹备阶段的还有大湾区大学，由数学家田刚主持。加上原本就立足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以深圳为中心的大湾区起码在教育布局上已经与有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美国湾区相似。

11月25日在南方科技大学举办的“青年科学家502论坛”上，共有50位青年科学家获得了科学探索獎。这个奖项的设立时间是2019年—当年5月19日，华为受到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芯片进口制裁—腾讯基金会是这个奖项的出资方之一，颜宁在此次科学家论坛上分享了以“AI在结构生物学中的未达之地”为主题的报告。

2022年11月1日，颜宁参加深圳全球创新人才论坛。

深圳对基础科学和研究型大学的投入不是孤例。过去10年中，除了南科大，杭州有西湖大学，上海也有了上海科技大学，它们分别在2011年、2016年和2013年创立。“青年科学家502论坛”颁奖结束后，在11月26日举办的校长论坛上，上海科技大学校长李儒新进一步谈到了他们在专业设计上的制度探索。与传统大学不同，上海科技大学只设学院，不设系和专业，为的就是更好地将不同学科交叉融合，比如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生需要学习物理、化学、材料等不同专业。

从0到1的技术创新的成功也许是随机的，但是对教育和基础科学的投资一定会有回报。在新冠疫情中拯救过无数人的mRNA疫苗，就来自于匈牙利裔美籍生物化学科学家Katalin Kariko和美国科学家Drew Weissman，两人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 教授。如果没有两人坚持不懈的研究，不止新冠，很多疾病都不会迎来新的疗法革新。在利用mRNA技术开发新冠疫苗之后，BioNTech和Moderna都开始开发相同技术的癌症疫苗，将肿瘤抗原作为遗传材料、人体细胞作为培养机器，在体内培养出可以杀死癌细胞的药物。正在以同样思路开发的疫苗还包括治疗艾滋病的疫苗，以期根治人类迄今未曾战胜的艾滋病毒。

说到这里，我们更想表达、也认为更值得提出来使大家不至于太悲观的事实是：无论世界多么混乱，无论发生战乱还是疫情，科学从未停止进步。

翻翻历年的诺贝尔奖名单，你就能明白这一切。整个20世纪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同政治阵营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从“二战”后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差不多半个世纪，中间还穿插了各种思潮、社会运动，但20世纪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科学和技术进步最多的一个世纪。晶体管、塑料、青霉素、基因编辑、大脑中的位置细胞……都是在这个世纪被发明和发现的。

过去几年的诺贝尔奖，有的颁给了锂电池的发明者，有的嘉奖了研究复杂系统的人，我们也许不能立刻感知这些研究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比如复杂系统，单看名字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它很可能在未来重塑我们既有的知识系统。因为自牛顿以来的科学都是线性的、确定的、还原论的，而复杂系统建立的是一套非线性、基于演化论的科学观。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获奖人研究的分别是“地球气候的物理建模”和“从原子尺度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统中的无序和涨落的相互作用”。这套科学观念意味着，无论气候、星球和鸟群，还是经济、技术、金融，甚至道德，都将被视为有生命的演化系统，所有20世纪生产出来的知识都有可能被重构。

再来说一说深度学习。今天的AI即使使用了深度神经网络，仍然被很多人认为愚蠢，研究人员大多也都承认通用人工智能尚未实现，但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时间问题。马斯克的脑机接口演示短片中，一台电脑正在通过记录和识别一只猴子脑中的神经元活动，直接在电脑屏幕中输出对应神经元活动信号的意义符号。在技术上，记录单个神经元活动模式的技术早就存在，很多独特神经元的发现都基于这种技术。与AI识别类似，工程师可以通过映射神经元活动与猴子行为数据之间的关系，构建解读猴子意图的数据库。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伦理—迄今，科学家最多只能拿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做这种实验，人不能直接作为实验对象。

最新消息是，11月30日，马斯克在一场演讲中表示，他创建的脑机交互技术公司Neuralink公司已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提交了大部分文件，寻求将设备植入人体的许可，开展为期6个月的临床试验，试验需要将设备通过手术植入人脑。如何安全地使用类似脑机接口这样的技术是个新问题，不过单就技术进步来说，没有人可以否认它的革命性。

进步，无论它来自宏大的科学、艺术、技术、制度，还是来自身边具体而微的人和事，都应该是我们的信心所在。于不那么明媚的现实中看到各种积极的进步，获得前行的动力，这种选择性乐观也是人类的天赋之一。认知科学已经证明，乐观的人更容易胜利，因为乐观精神具有进化优势。人有很多认知偏差，如从众效应、框架效应、集体错觉等……乐观偏差是其中少数值得留下的，建议你也保持。

当然，乐观之外，保持清醒同样重要。1940年1月1日，加缪在《共和党人晚报》社论中写道：“今年，希冀幸福将是徒劳的，通过工作去建造幸福才最关键。不要希冀任何事，而是要做点什么。不要等待他人从头至尾地构建你的命运，尤其是当命运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共和党人晚报》今年不会祝您幸福，因为它知道您的身体和精神正在经历重创。但它需要您保持必要的力量和清醒，去努力维持您自己的宁静与尊严。”

与所有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