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勋章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以1949年为界的现当代文学划分，尽管学界的争议不断，但是这种基于政治社会学的学科区分研究，依然得以保留。得益于二者的关联性，我们在考察建国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命名的表述时，可以更清晰地把握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走向，从而更好地把握其诗学视野的转换。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诗学视野经历了几次特别明显的转换：从最初的新文学到之后的现代文学；80年代后期，又有人提出了20世纪文学；到了新世纪，民国文学的概念忽然火爆起来。这些命名的出现，既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也可以看到现代文学研究者们为突破困境而不断调整视角，以期切实把握研究对象的学术冲动。当中国的现代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学科成立时，它就已经无法脱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与规训了。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就自然免不了不断地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之间飘移；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真切地看清我们研究的本质，即我们只能小心地切近研究对象，通过规范它的时间与空间，使我们的研究力图本质地反映它背后时代精神之流的律动，反映其作为艺术形态之一的文学的独特的真实价值与追求。

一、新文学的命名

“新文学”这一概念是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出现的。1951年，王瑶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王瑶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说，他编著这部教材的“依据和方向”，是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的规定和内容说明，即“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从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价”[1]。作为中国新文学研究学科奠基人的王瑶的说明，让我们注意到“新文学”概念的出现不纯粹基于个人理念，而是有着非常厚重的时代色彩与意识形态的影子。我们从1982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版)出版的编辑例言中，可以清楚地认识新文学的性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建设成长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这一当时耳熟能详的表述，在其后的某一段时间内被完全忽视，甚至成为笑谈；但是据此可以看出新文学史写作中历史现场的语境是怎样的，即令时间已经过去3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例言所呈现的表述也并没有多少变化。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新的意识(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与中国对前苏联革命文化的接受密切相关，从作为党的文艺思想的喉舌的《文艺报》所刊载的文章就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从1949年开始，作为新中国文艺政策最前沿的媒体《文艺报》，是一个被高度组织的媒体，其内容折射着不断变化调整着的文艺政策。其朝前苏联“一边倒”的姿态，可以看出中国对苏联文艺思想与理论的全面接纳。从1949年到1957年，《文艺报》先后开设的“苏联文艺专栏”有：1949年10月10日的《介绍》《中苏文艺交流》，1949年11月10日的《纪念十月革命》，1949年12月25日的《斯大林万寿无疆》，1950年2月25日的《中苏兄弟同盟万岁》，1950年3月25日的《关于莫斯科性格的批评与讨论》，1950年6月10日的《伯林斯基逝世纪念》，1950年6月25日的《高尔基逝世纪念》，1952年11月10日的《苏共十九大专辑》，1952年11月25日的《中苏两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专辑》，1957年11月3日开始的(第30号—第33号)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专号。[2]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作为党的文艺政策的引导媒体《文艺报》所体现出的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在后期则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转为党对文艺界的全面指导。

“新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命名并非始于王瑶，其名称来源于现代文学发生期的五四时代，王瑶的命名应该是赓续了王哲甫与朱自清新文学史的观点。中国古人讲究“知人论世”。王瑶的以时代为经先论世再论文的文学史叙述体例，可以看出所受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影响，但与1933年王哲甫出版的以作家创作作品的铺排再辅以作家小传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则不然，而其以世为经的叙述则刚好承载了革命文学的内容。

王瑶写出《中国新文学史稿》五十多年后，学者孟繁华指出了这一点：新文学的规定性不是学者使然，而是社会使然，时代使然。孟繁华在讨论文学理论学术史的时候指出，当代文艺学教什么，确定什么作为自己的经典作品，本学科却没有决定权。他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而文艺学教学大讨论，则变成了一种权威的选择程序。“讲义中安排的内容，文艺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中国的人民文学等，是以前的《文学概论》如赵景深、马仲殊、巴人等著者所不曾涉及的。”[3](P36)王瑶所面对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朱自清与王哲甫所面对的。

在作为整体的文学史背后，其实际上隐含着书写者对整个历史进程在节奏上的把握，观察一段历史的眼光，对全部材料的整合取舍，以及因身处某种文化思想氛围并因强烈的介入与呼应现实的姿态，而显露或隐藏的价值判断。但是新却过于感性而且缺乏深刻的理性论证，鲜明的意识形态意识促成了“鲁郭茅巴老曹”作为中国新文学主体作家的定位；但是作为文学史的研究，新文学所包容的内容是极其有限的。“五四”运动兴起后所表征的新文学运动，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反帝反封建论”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产物。这样一种表述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国初基于政治需求的一种必然表述，但是它所涵括的文学研究对象却不足以承载真正的文学研究，并建构真实的文学思想体系。

二、现代文学：由断代引起的观念反思

被称为文学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复苏期，在现代文学命名上，清晰的现代文学概念因为断代方面的反思，使得其具体的文学史写法遭受质疑，即令最初并未真正有所新见，但作为一种讲述现代文学的方式，时间与内容的关联凸显，让学者们发现了现代文学新的诗学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刘心武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使得新文学的感性表述已经无法包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而文学性作为其独立的审美价值的出现，则使其直接导致现代文学取代了“新文学”这一概念。新的文学究竟是怎样的文学需要做出明晰的厘清，这期间也包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世界视阈的出现。全球性的现代性价值探寻与追问，以及各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个性表述，促使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呼之欲出。

现代性迄今为止都是一个不断延异的概念，从西方到东方，每个国家所处的文化语境不一，所遭遇的现代性情境不同，因而其对现代性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西方的现代是自文艺复兴开始的对人的发现，对人道精神的追寻，对人性的探讨。而部分遭遇西方殖民的中国所面对的现代首先是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科学理性以及自由民主的追求，其中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又先于或者高于个体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终结的现代文学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现代文学，一个未完成现代性的现代文学。正是这一复杂的问题，所以使得现代文学这一概念，成为一种模糊的表述。

正如茅盾在论述文学研究会性质时所指出的那样：“‘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时了’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4]现代文学创作的这种特点，一是在写作机制方面，现代社会为作家从事相对独立的创作提供了一种保障和空间，甚至使其成为一种职业；二是使现代文学无论是在文体形态，还是在结构体系等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空间拓展，既可以在宏观层面进行宏大性的叙述，也可以在微观层面进行个性化的抒情，写作的跨度和自由度相对比较大，加上民国确立共和体制的宪政机制，现代作家开始脱离原先的人格依附关系，可以不再是“代圣人言”“代帝王言”，而是在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从事着活跃思想、传播文化的独立写作，或借文学发动“思想革命”，或直接参与“革命斗争”，或进行自我抒情式的自由创作，特别是当“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等思想价值元素，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自觉追求目标时，人们就可以从现代文学中感受到文学的力量、文学的精神、文学的理想，以及对人生所产生的积极深远的影响。深化现代文学的研究，在空间视域和维度中，必须具有这样一种意识。

但这却不是20世纪80年代已有的现代文学所能提供的。在既有的“现代”“现代性”一类范畴上，不是说不对或不好，而是相对来说，其视域和维度显得比较单一和狭窄，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一些原本能够足以反映历史真相的文学要素，甚至会人为地规避一些历史事件，将其边缘化，纳入非主流文学之中。譬如，在以往的一些文学史撰写当中，基于现代社会革命意识的视域和维度，对一些非革命意识的作家及其创作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意或无意地将其忽视或遮蔽；同样，对于一些非革命意识的文学流派、社团、作家群及其文学创作风格等，像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所提到的诸多文学社团、流派、作家群体，以及各种文学论争和思潮流派，像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第三种人”的文学主张，还有像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创作等，都不能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全新全方位的阐释与论述。

可以说，现代文学摆脱了古代文学那种与道的依附关系，抛弃了那种工具性质的依附物。用郑振铎的话来说，就是将“人类情绪流泄于文学中，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5]，在肩负新文化的思想启蒙重任当中，使自身具有“独立自尊之气象”，成为“人生的自然呼声”，“不管它浪漫也好，写实也好，表象神秘也好，一言以蔽之，这总是人的文学——真的文学”。[6]在这个意义上，撰写一部吻合历史发展真相和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特征的现代文学史，将会使现代文学与历代文学史的时序线索得以完整地无缝链接，进而也更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文学谱系的完整化，有效地避免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称谓及其内涵纷争所带来的干扰，消除以往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研究的渗透所造成的挤兑和遮蔽文学史真相的弊端。

现代文学之所以称之为“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是在“现代”二字上,因为冠以“现代”二字，就说明它无论是在本质属性、价值理念、审美理想上，还是在表意系统、结构形态、话语方式、艺术功效等方面，与古代文学都划定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获得了具有自身本质属性的新的逻辑起点。从文学史的维度上来说，也就是完成了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文学诗学立场中所包含的价值“革命”之外，“启蒙”与“审美”成为更加重要的评价标准。

“现代”(Modern)一词，既是时间概念也是价值概念，同时还是社会或文化形态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时期后的现代文学研究较之20世纪80年代以前，形成了更为清晰的意识聚焦和定位，即先对其历史书写的核心价值观有了一个总体认识，进而凝聚更多的共识，展现出对它的全方位审视，以此获得研究空间的不断深入拓展。确立现代文学核心价值的“启蒙”与“审美”，对于以“革命”为内核的新文学命名是一个重大的诗学转向。它使聚焦于现代文学核心价值的认知，融入到世界文学的现代文学体系中。其所带来的开放性以及诗学价值的生长性，一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活力所在。由此形成的最基本的共识，突破了新文学研究的瓶颈，找到了研究的新生长点和增长点。

三、20世纪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反思

1985年，《文学评论》发表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撰写的《论二十世纪文学》，是对现代文学命名的重要诗学表述。他们将现代文学的视野从既定的1949之前的文学发展延伸至整个现当代，扩大了的文学史表述使其书写的诗学本质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观照。“文学现代化”被其表述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之后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坐享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这里最突出的是表达了现代文学“文学与政治的分离”，使其区别于既有的政治经济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论”的文学，那种文学即新文学只是革命的传声筒与附庸，从而使得学界对现代文学所蕴含的诗学表述的可能性，得到了更多阐释。

1988年，《上海文论》由陈思和与王晓明主持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文章达40篇之多。主持人语明确提出：“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属于革命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现代文学会使研究的方法必然要和那种政治学的方法不同，它的出发点不再是特定的政治理论，而更是文学史家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感受，它的分析方法也自然不再仅是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更深入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审美的分析方法”。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分离的意愿，迎合了时代的心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所酝酿的经济改革正渗透进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精神领域，那个时代所创造的文学正推动着文学学科建构的新的方向。第二，审美分析与文学角度是对既有文学史表述的颠覆。当人们不断地从极左的贫乏文学观念中解放出来后，西方的诗学观念就给研究者们打开了一扇巨大的窗口，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新批评的文学分析催生了现代文学学者的创造激情，中国现代文学纯粹的文学诗学表达藉由重写获得新生，由此导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纯文学与文学性神话的诞生，即文学是一种完全自足的独立的艺术形式。这种矫枉过正的观念颠覆了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同时对于后期的消费文化与图像文化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又起了守护文学疆域的作用。

当然在重写文学史的反思中，以文学性为内涵的审美阐释，相对简化了现代文学中的审美描述，相较于后期在讨论审美现代性的论争中所提出的“繁复的审美主义立场”，将文学审美与民族性、现代性融合的认知，无疑这个时候对于文学审美的理解，还是基于一种历史主义的进步性来辨识文学审美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论争，现代文学诗学的价值理性，诸如五四文学的启蒙性、世界性、现实性基本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一方面，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较好地处理了“立人”与“立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注重对文本的审美性研读与分析，被誉为现代文学史重写的范本。同时，当代文学史方面，审美与民间，个体性与一体化，共和国与新中国则是出现频率很高的几组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思想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论争的公开化，文学史研究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场域。从审美现代性、资产阶级现代性和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三个主要维度出发，文学史作为经验事实与价值意义的结合体，充分葆有了它的鲜活性和在场性。由于20世纪文学作为延伸的现代文学(从当时健在的许多现代文学建构者的视域看，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一条不曾断裂的时间流)，使终止于1949年的现代文学获得了一个更为辽远的历史考察空间，而新的文学史叙述中所包蕴的现代文学诗学内涵则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四、民国文学：现代文学的替代词与作为铺垫的文化诗学、空间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在英国蔓延后，20世纪90年代也登陆中国。到新世纪之交，北京、上海及其他中心城市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差不多对既有的研究方法与格局进行了重组甚至覆盖。

经过中国文学“新时期”(1978年开始)近二十年的努力，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史、流派、现象与作家作品研究)使现代文学诗学的表述已经很少空白地带。中国20世纪9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使社会结构得到重大调整，热衷政治与冷淡政治的二元思维怪圈被打破，既有意识形态解构后宽松的理论视野，让一些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与历史现象重新浮上表层，文艺社团、大学教育、都市文化、数据、杂志、稿费制度、文坛内幕、协会密史，乃至流派关系、政党文化、研究机构，以及中国仅有的大都市北京、上海等，尤其是上海的公园、咖啡馆、外滩的建筑、广告等这些文学的外部因素，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生长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基于宏阔的大文学史观，2003年，北京的陈平原与日本学者山口守编辑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收录中国学者(北京)与日本学者探讨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关联性问题的文章近二十篇，如《沈从文〈长河〉的大众传媒符码》等。程光炜2005年主编的《大众传媒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收录文章近三十篇，集中探讨现代文学与报刊的关系。作为文化标识的大众传媒之所以被许多学者重视，是因为“对‘现代’文学来说，它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是从报纸和书局开始的。报纸和书局在近代的大量涌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出版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历史平台。正是报纸和书局的迅速传播与扩张，现代文学不仅获得了现代意识，而且直接把这一种意识带入文学创作和对读者的影响中”[3](P3)。

因此，把文学放在文化的语境中考察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也是资讯时代各学科知识的传播、互换与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学科研究拓展生存空间的要求。正如程光炜指出的，文化研究的进入(文学)，是学科重组与另寻发展出路的一个重大信号以及“亮丽”的增长点。另一位学者在讨论海派文学与左翼文学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差异被简单对待的状况时指出：“‘文化实践’的引入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两个极端，它既不排斥意识形态领域的考察，也不将其当作唯一的标准，同时包含着对作家在现实观察、文化诉求、价值观念等方面异同的分析。‘文化实践’要求把作家的整体实践做通盘考虑，因而它不是静态的、僵死的，而是在各种关系之中做历史的考察。”[7](P10)这一段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文化诗学的导入，促进了学者对空间的理解与认识。作为文化研究一个分支的空间理论的引入，也使得作为历史空间的民国问题得以突显。从民国人物到民国故事、民国出版、民国景观等到最后，作为民国历史空间中发生的民国文学水到渠成。

民国文学的理念基于还原历史的冲动。历史不是叙述的线性历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与社会学中场域观念的进入有关，当然也得益于空间及文化空间的学说。历史应该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发生的人与事的组合。它当然要借助叙述来完成对它的认知，但是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时空，以先验的观念进入，必然脱离历史的真相。既往的文学史大体都没能脱出先验的构架，从而使我们失去了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思想与艺术的发生过程的机会与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我们发现进入民国空间是开拓民国文学认知的最好方式。这样的现代文学不再是概念的演绎，而成为具体时空中的政体、制度与制度下的人与艺术的发生衍化。

民国其实也不是一个囫囵的概念，当我们以空间的向度进入时，就会发现，民国的成立有一个前提，即对帝制的颠覆，但是帝制颠覆后的民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它是各种力量的交汇与博弈。从政体看，复辟帝制到北洋政府，北伐战争到国民政府，继而到1948年，是宪政中华民国。这中间政体的变化，也有理念与思想的变化。党国化的民国与帝制颠覆后的民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人说，“从1930年代开始，国人就逐渐习惯了按照国民党人的意志对这次历史转折唱赞歌，以致今天的海外学者也在高谈此后十年的黄金时代，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观察，这又是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遭遇严重危机的时期，也是思想文化界大分裂的一个时期。只要超越国民党人所开创的那种历史叙述，就不难看到知识界在这次历史转折过程中的复杂态度。”这样的看法是值得认真关注的，王国维的死，梁启超的忧，张奚若的呼吁，章太炎的断喝，民国成党国后，章太炎更以“民国遗民”自号，这一切都在印证着这一点。以空间理论介入现代文学研究，本是源于对当代意识形态规约所造成的狭隘的反驳，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民国而研究民国文学，而是以史家意识进入历史空间的民国，寻找文学发生的有效机制与文学的独特价值。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文学的引导，其实我们在民国政府党国化后同样可以见到，只是程度的问题。当我们具备这样的史识后，就能认识到20世纪30年代文学黄金十年的发生，除民国机制外，背后还有白话文学创生的激情与旧文学的基础，尤其是文学自由主义的空间的存在。总之，民国文学的提出，借助空间理论取代以1949年为转折标识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可以产生新的活力。任何理论的落地，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需求。中国在成功地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文化建构迫切需要具有更开阔的视野。现代文学作为中国人文学科中布局最广的学科，其形成与发展一样都受制于时代，这是不可否认的。因应时局，还原文学的自身品格，民国文学的出现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意义深远，因为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中国同世界的沟通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与民间资源的沟通也是如此。民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当然也能带来相应的诗学效应。

民国文学史“使用纯粹时间意义的‘民国’取代了让人浮想联翩的‘现代’，避免了由于‘现代’引发的诸如文学史辩诘、文学史性质的争论”,这一概念的包容性更强，“它可以包括这一时期的白话文学，也包括了这一时期出现的文言文学、旧体诗词以及通俗文学；它的时长可以灵活考虑，既可以仅仅包括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上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它的编写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既可以有所侧重，也可以采取‘博物架’式的写法”。[8]当然这样并不是没有困惑，文言文学、旧诗词、通俗文学以怎样的理念及阐释框架入史，依然需要探究。民国文学的性质问题也是如此，它如果是一个时间的表述，那么与接下来的共和国文学史如何衔接，民国文学的性质与共和国文学的性质究竟有怎样的殊分，在现代性的转换方面，民国文学的现代性与共和国文学的现代性究竟有怎样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文学的发生有一个具体的时空，这一概念的出现，至少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生产机制上的空间实体，现代文学不再是一个虚括理念演绎下的文学发展。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诸体制是中国现代文学展开的背景，具体到传媒、报刊出版、社团文学、职业作家、论争机制与接受机制等，可以因此纳入更广大的文化空间中加以探讨。新视野必然带来新的研究内容与新的发现，一大批曾经因政治被忽略的文学现象与创作可以正式进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韩国学者申东顺对上海沦陷被殖民期的文学研究就是从这一层面着眼的。[9]民国文学史的视角将极大还原此一时期文学的本相，“追溯现代文学的传统根源”，“还原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与发展脉络”，“探究现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等被指为民国史视角的价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中国，民国与现代应该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将现代文学史从民国文学史视角展开无疑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它与将文学纳入文化的视野展开有着共同的因缘与趋向。

余论：课程思政下的现代文学

历史往往是一种循环。新文学的建立是源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进步的需求，而今天，我们似乎又重新站在了这一历史节点上，不过它是新的循环。随着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界入，信息传播与接收的移动终端化，当昭示着人类文明的高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时刻，人类被工具控制的现实感却越来越强。民族主义卷土重来，全球化遭遇挫折。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导致既有的人类文明核心价值不断遭遇挑战。折射到教育领域的是我们或许需要重返现代性的现场，重新审视我们的学科与教学。如何再度确立民族自信，确保民族传统得到不断延伸与传承，成为当下学科建设的一个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诗学问题。问题的解决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今天的大学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的时候，现代文学的文学教育功能如何融合社会与时代需求，这是现实也是当下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