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化治理是媒介化社会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发事件在媒介化社会频发，是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对象。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向，通过信息中介化澄清事实真相、边界模糊化整合多方治理主体、多元互动化引导舆论正确走向等行动路径，激活政府、组织及个体参与突发事件共治的主体意识和共同行为，阻断突发事件各类风险和危机的传导与演化，促进善治的制度优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的普遍福祉，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突发事件 媒介化治理 理念指向 实践走向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2-051-08

【DOI】 10. 13786/j. cnki. cn14-1066/g2.2022.12.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疫情时代重大突发事件和舆论关系研究”（21BXW011）

作者信息：黄良奇（1968— ），男，江西修水人，博士，温州大学舆情与网络信息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传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界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突发事件与危机事件、风险事件等在暴发表征、危害性质、处置要求等层面存在着交叉重叠甚至难以厘清的关系，一旦发生，会对社会心理、社会价值观、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等带来严重影响。[2]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或地域范围内的突发事件发生概率大大增加，像恐怖袭击、宗教冲突、种族骚乱等人为事件和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都一直萦绕着人们的记忆，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影响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许多突发事件已由非常态化的偶发转变为常态化的频发，负面影响迅速扩散，持续时间不断拉长，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关联危机难以预判等，这些都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当今社会是一个媒介化的社会，以媒介融合为特征和趋势的媒介技术演化提供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技术支撑力，为社会的不断媒介化提供了可能；受众对信息永无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赖，构成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主体牵引力；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不断环境化，展示了巨大的媒体影响力和建构性。[3]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认为，泛媒介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媒介的影响逐渐溢出媒体机构和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4]在媒介影响力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生活也因媒介化而发生全面深刻变化的媒介化社会里，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应急管理和系统治理，理应坚持全局观念和“一盘棋”思维，在采取多元治理尤其是媒介化治理的同时，需要厘清媒介化治理的理念指向、实践走向和价值取向。

一、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理念指向：媒介化社会中的共识凝聚

治理是指一个有序的过程。[5]作为过程的治理，除了公权力的实施外，更为基础的是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权力持有者和公众群体相互之间所展开的不同形态的商议与协调。[6]也就是说，治理是“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的管理活动和过程，其理想目标是实现善治，即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可以看出，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唯一权威主體，权威的性质由强制服从转向更多的对话协商；权威的来源从单纯依赖国家立法过渡到除法律外融入非强制性的社会契约与认同；权力也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管控拓展为更多向度、更多走向的运行。[7]

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在《南方都市报》相关新闻媒体的参与和推动下，不但推进广东省和广州市两级政府相关部门立刻成立专案组，而且促成《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完善了我国人权保障的相关法律。“孙志刚事件”是发生在非媒介化社会的突发事件，单一的《南方都市报》借助新闻报道检举揭发的力量，直接参与事件全过程的调查，通过媒体公权力的运用，形成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这种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在事件的重大性和时间的紧迫性中跨越了对话与协商的过程性，推动了对旧有法规制度不合理性的反思，形成了废除旧条文、出台新法规的共识。

舆论监督的作用，彰显了媒体公权力运用的效应，监督及时、到位，能有效推动问题解决的进程；监督缺席、延时或不到位，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无法守住。突发事件发生在媒介化社会里就截然不同，媒介多样化融通或媒体无界融合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加盟和各类APP的下沉，产生如下影响：一方面，众声喧哗可能带来各种舆论噪音，单一媒介的发声难以形成统一的认知口径；另一方面，线上声音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联动佐证，在时空压缩下，各种图文资料、音频视频等汇聚。媒介化治理在报道、争鸣、论证、会诊等快速行动中，让真相得以澄清，推动实施及时的共识措施，使突发事件得到有效治理。

非媒介化社会是一个固态化的社会，社会呈现出坚固、沉重、明确的固态状态，人们生活在时空统一的环境中，节奏缓慢，思维集中，行为方式规则化，知识与信息的生产主体具有精英知识分子的领导型权威，相对固化的单向度传播，索求的是注意力的获取，追求的是知识与信息的多元。媒介化社会则是一个液态化的社会，社会呈现出流动、轻盈、多姿的液态状态，人们生活在时空压缩的环境中，节奏快速，思维零散，行为方式非规则化，知识与信息的生产不再为精英权威所独享，技术赋能创新出灵活多变的互动传播，索求的是流量的变现，追求的是共识凝聚。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液态的社会，传播主体大众化、零散化催生传受主体合二为一，传受关系液态化；受众接受的体验式浅阅读使得知识与信息接受的常规化时间变成随意性的瞬间；个体实用思维的规训在满足媒介的流量索求时无法对接社会对媒体追求的需求。在流量索求横行的媒介化社会里，平民化参与传播获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间，传统封闭性、组织化的知识与信息生产变成当下开放式、协作性的知识与信息策展，社会各领域瞬息万变，呈现出不确定性的液态特征。因此，如何凝聚共识，就成为媒介化社会对突发事件进行媒介化治理的理念指向。

突发事件充满着各种矛盾与冲突，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2010年12月，突尼斯暴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导致多国政权垮台、主权割裂、社会失序、民不聊生；2008年汶川地震在造成震区人员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同时，所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造成受灾地区林地垮塌、林木毁损，泥沙与砾石严重淤积形成堰塞湖，威胁物种生存等相关灾害；[8]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直接影响人们日常出行、交往和生产等正常社会秩序的同时，一些国家政府、NGO组织和反华势力借机将事件标签化，妖魔化中国、甩锅中国、抹黑中国，企图削弱我国民众的文化自信，破坏我国民众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以达到制造民族矛盾和分裂中国的目的。国内国外突发事件的特征基本一致，在非媒介化社会的大众传播时代，突发事件信息的传播与告知，是在特定的时空限制中以固定的节目或版面与公众见面，公众“在场”被动接收并根据接收情况来调适自己“场下”的应对。较之非媒介化社会“在场”接收方式，媒介化社会中的公众更多是以“不在场”的方式了解并主动参与到信息生产的场域中，在互动连接中与媒体职业生产者在开放的空间里进行协商博弈，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和关系交织在一起，各类正面有序和负面杂乱的信息与声音杂糅在虚拟的世界里被无形放大。一方面，信息铺天盖地抵达各个接收终端，导致私人领域各种焦虑、紧张甚至无助瞬间内爆；另一方面，无把关的传播管道挤满了各种诉求，此起彼伏地寻找着利己的方案，让本来就充满着变数的突发事件更加成为各方争执的焦点，难以形成合拍的节奏，阻滞着治理的进程，影响着治理的效果。

因此，虽然媒介化社会中媒介化治理与非媒介化社会中媒介参与社会治理有着相同的愿景，但驱动理念指向的动力有一定的差异。非媒介化社会中媒介参与治理主要依赖舆论监督，通过媒介公权力的使用促使政府权力组织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解决相关问题，而媒介化社会中的媒介化治理则是依赖信息的无界流通，通过媒体组织和自媒体生产主体乃至社会公众联动政府权力组织的协商，凝聚对突发事件进行善治的共识。当下我国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框架下，[9]凝聚以人民为中心的共识，关注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舆论走向，寻求步调一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激活每一个个体的力量，在共同体建设的认知和认同中，化解突发事件的各类矛盾与冲突。

二、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實践走向：媒介化社会中的行动路径

突发事件所引发及演化的各类问题，已引起国内外高度重视。在国内，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抑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坚持全国“一盘棋”思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率先垂范，靠前指挥，根据事件的层级与影响，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优势，以变应变，动员和调度各方力量，将事故灾害降到最低，以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根本利益。社会各方力量也舍小家顾大家，出钱出力出智进行全方位援助，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友爱精神。在国外，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联合资讯中心负责信息处理、传送、存储和保密，确保掌握信息和舆论主动权；日本建立内阁情报集约中心24小时待命，各职能机构分头应对不同危机事项；欧盟及成员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时间修改“地平线2020计划”资助条款，确保快速共享数据用于疫情应对工作。[10]与此同时，还采取心理急救方案、危机事件压力报告、认知行为疗法、危机事件压力管理方案等心理干预方法，帮助事件当事人发掘和调动自身潜能，以有效预防和减轻焦虑、抑郁等症状，使其重新建立或恢复危机前的心理平衡状态。[11]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各类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嵌入社会生产生活之中，成为结构性因素，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变迁与治理。[12]突发事件所引发的公共危机，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突发事件的暴发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危机与风险也伴随着治理的整个过程。为此，在媒介化社会中对突发事件进行媒介化治理，在共识凝聚的基础上，还应把握媒介化治理的实践走向，积极探索具体的行动路径，激活政府、组织及个体参与突发事件共治的主体意识和共同行为，集聚成多元治理的效率保障。

1. 信息中介化，以在认知关联中澄清突发事件的真相

我国对于突发事件媒介行动的认知突破，始于2003年的“非典”。当年年初“不明病毒袭击广州”，很快全国二十多个省区相继出现疑似病例，甚至东南亚、澳洲、北美、欧洲也出现相同病例。在管理部门没有正式界定病毒名称及其传染性时，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网络聊天以及坊间的口耳相传，认为是吃了不该吃的野生动物带来的病毒所致，可通过熏白醋、喝板蓝根来加以预防，一时间，全国陷入焦虑、恐慌与不安之中。直至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其定名为SARS，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各路媒体全方位介入报道，谣言得以澄清，集体响应政府的行动，“非典”疫情才慢慢得以控制。

“非典”是非媒介化社会中的突发事件，各类媒介独自中介化的行动，使得信息在各自利益诉求的渠道中独立运行，无法互联互通和互惠分享，不同主体间难以相互合作，流言谣言自然满天飞，抢购风潮在所难免。新冠肺炎疫情则是媒介化社会中的突发事件，即便不明原因病例当时还未确诊为具有人传人性质的新冠肺炎时，手机短视频、博客、微博、微信、QQ等自媒体已发挥融合传播的威力。民众借助自媒体信息中介化行动的无缝链接，在惊愕、关注、评议、转发的认知关联与互动中相互合作，队伍越来越庞大，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传播面越来越宽广，引起了政府、医疗组织和各路媒体的快速反应。在确定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果断采取封城措施，切断病毒传染链条，控制病毒传播范围。中央强调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13]在武汉从封城到解封的76天时间里，《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湖北日报》等主流媒体在云端与民众持续分享新冠肺炎疫情动态和治疗进展的短视频，今日头条、微信、QQ等平台型媒体和线下标语口号、喇叭等加盟，人们在线上线下交流、鼓励、监督和互助，使疫情防控工作顺利进行。

进入后疫情时代，在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严峻形势下，健康码、行程码、防疫码等置于手机终端，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接人员等信息更加透明，防控更迅速。无论是疫情处置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冲突，还是相关部门及人员失职受到的惩处；无论是援助物资分配不公引发的舆情危机，还是民众不配合防控导致的疫情扩散；无论是少数西方国家莫须有的指控、甩锅和抹黑使我国受到质疑，还是援助他国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等，在遵循媒介逻辑的中介化行动中，媒介化的信息传递和舆情分析既让民众分辨是非，又让媒介发挥了抚慰社会的功能，在媒介嵌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防范和化解突发事件衍生的各类问题。

在媒介化的社会中，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化治理作为信息中介化的行动，从开始告知病毒人传人的性质，让民众自觉戴上口罩和出示健康码与行程码；在疫情持续笼罩的阴霾下，报道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医护人员的逆行壮举、军民团结的互助友爱，凸显防疫抗疫全国“一盘棋”的思维与响应；在国际社会不配合甚至有少数西方国家借机将疫情标签化、政治化的复杂态势下，报道事实真相，廓清舆论乱象，抚慰心理创伤，驳斥逆全球化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让民众在相关事实信息和舆情辨别的认知关联中了解了突发事件的真相，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突发事件的共治奠定了基础。

2. 边界模糊化的结构，在社会动员中整合多方主体力量

传播技术飞速发展，推动媒体边界结构不断被打破，创造出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和新的人类交往形式。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隐喻，揭示了原本依赖地域距离和文化差异建立起来的地理空间在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作用下边界变得日益模糊，[14]人们因此获得感官的延伸，实现对所能触达空间的拓展。梅罗维茨称之为“消失的地域”，原有的空间隔离不复存在，进而影响信息的传递方式和人的交往行为，形成新的社会秩序。[14]在新的网络传播环境下，数字技术和智能交互将身体虚拟化，万物皆媒让人既置身于“在场”的现实时空，又投身于“在线”的虚拟世界；用户生产内容、机器生产内容、机构生产内容、专业媒体生产内容在全程、全员、全息、全效媒体融合的变革下，带来内容触达的破界和媒介边界的模糊化；人工智能、传感器、无人机、H5、AR、VR、MR等新兴技术的使用，突破传统专业媒体的垄断，抖音、快手、微信的全方位覆蓋，互联互通、即时交流、在线评论、随手转发的特征，罗织在随心所欲、自由自在、随时随地观看与思考的网络结构中。互联网信息技术成为形塑和建构社会的基本力量，媒介逻辑、技术逻辑同构社会规制和文化传统，个体的认知、交往及行动框架因此发生改变，营造出网络赋权的全新情境。[15]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传统媒介环境下，记者拿着纸笔、扛着影像设备走进新闻现场，所采写的新闻只能在各自的媒体刊播，触达界面的区隔让信息局限在对应的接收终端，即使有二次乃至N次传播，接受对象还是有限。面对地震、火灾、爆炸等一些无法进入的特殊新闻现场，只能是望而却步，遗憾缺席。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技术的全方位应用，弥补了因缺席而带来的遗憾。天津港大爆炸，现场浓烟遮蔽视线，情况危急，但任何人员无法靠近。新华社记者使用无人机对现场进行航拍，传回的图像不仅用于新闻报道，也为当时的救援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16]基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六度分割理论”，这些图文并茂的报道一经刊发，就进入了互联网空间，旧媒体成为新媒体的内容，畅通无阻地延伸至各个接受终端，在关注、评议、转发的过程中，迅即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推动政府迅速制定救援方案、组织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个体旋即进入救援现场。政府、组织、个体等多方主体力量的整合，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减少财产损失，减弱生态破坏，救援序幕从此拉开。媒介化治理无形之中将媒介从专业信息的提供者升维为社会力量的组织者、整合者、指挥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媒介化治理作为边界模糊化的结构，同样发挥了社会动员的整合作用。《南方都市报》记者蹲守在医院隔离病房，抢拍一个个感人的真实瞬间；《经济日报》记者辗转于医院、社区、企业，推出“来自战‘疫一线”系列全媒体作品；《现代快报》记者深入社区调查登记，快速核查出尚未收治隔离的人员名单。与此同时，面对网上的各种质疑，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第一时间去现场核实情况，让疑虑得到缓释；面对人民群众的困难，利用网络广泛征集求助信息，加速困难的有效解决；面对各种谣言和小道消息，快速采访专家学者，以权威声音进行辟谣和澄清。特别是《我在武汉街头入睡，请别对着我的被子浇水》，将镜头锁定因武汉封城滞留在城内无家可归的农民工，向读者讲述社会底层群体因疫情突发而无处安身、被迫生活在地下通道的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17]与非媒介化社会不同的是，这些报道和故事，甚至在未经刊发之前，记者已在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中上传，自媒体的跨界联通，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森严壁垒，在关系模糊化的结构中触抵社会的各个接收终端，为提振抗疫信心、排查感染人员、阻止谣言扩散起到了社会动员的即时效应。“媒介即权力”，传播媒介是一种支配性力量，可以对个人和社会施加影响、操纵和支配，改变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实现对客观世界和社会现实的建构，并作用于外部环境，带来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改变。[15]

3. 多元互动化机制，在情境建构中引导舆论的正确走向

机制是人类社会或自然现象的内在组织和运行变化规律的体现。在媒介化社会中，机制表征为借助高度发达的传播技术在相关制度和体制优化的前提下，面对社会转型可能带来的危机与风险，协调导致危机或风险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发挥参与危机或风险治理的主体的效用。在媒介化社会，面对造成人们生命财产损失的突发事件，人们在焦虑、恐慌和担忧中，积极寻求全域融合的媒介信息、知识、观点等加以分析和判断，并通过媒体平台的多元互动，了解国家政策、事件进展、相关措施和舆论样态，从而对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加以甄别，主动参与到风险防控和危机治理中，形成多元互动化的良性循环机制，防止集合行为和群体极化现象的衍生。

当突发事件出现，并非每一个个体都能自愿并自觉地融入行动一致的治理中，因此，需要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由于事件危害的猝不及防、个体不同信心与耐心的差异，甚至境外敌对势力的蓄意煽动等，各种谣言、矛盾和舆论乱象随之而生。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部分谣言让一些公众疯狂抢购特效药；一条“今晚21时30分白岩松邀请钟南山院士介绍疫情”的虚假信息在QQ群、朋友圈甚至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被浏览上亿次，给原本就处在高度紧张中的公众“火上浇油”。[18]还有一些所谓“网络公知”“大Ｖ”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利诱下挑起事端，散布谣言，组织民族、宗教势力进入舆论场，挑拨党群干群关系。特别是民粹主义者在网络政治空间“和稀泥”“煽风点火”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流舆论的走向，误导了公众言论，造成了社会民众严重的群体性恐慌心理。[19]

在媒介化社会中，多媒体融合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崛起，使得个体化的媒介实践扩大，个人或组织化的行动者网络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内容生产，[20]融合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圈子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在多元互动化机制的作用下，随机切换私人空间公共化和公共空间私人化，信息传播速度呈几何式增长，突发事件频频掀起舆论风暴。危机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暴，所形成的受众卷入和社会影响巨大，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公共辩论、价值反思、秩序调整、利益平衡、权力制约的一种调节机制和生活常态。[21]媒介化社会中各种新兴的媒介实践，形塑了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建构了新的社会行为规范，同时，舆论乱象带来的舆情危机，亟须作为多元互动化机制的媒介化治理进行化解与引导。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防疫抗疫面临着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国际上，一些媒体借机采取双重标准，扭曲事件真相，以谎言、偏见制造负面舆论，给我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制造了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积极拓展与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西班牙国家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等国外媒体的合作，将最新抗疫信息传播给国外受众，[22]以事实真相驳斥谣言与偏见，在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情境建构中，正确引导国际社会舆论。在国内，机构媒体、平台媒体、自媒体全方位联动，确保防疫抗疫相关信息及时客观向社会公众披露，邀请专业人员对相关信息和舆论进行讨论和解读，推进应急预警决策机制灵活应用，推动应急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应对。[23]此时，作为多元互动化机制的媒介化治理，在凝聚以人民为中心共识的情境建构中，引导防疫抗疫社会舆论的正确走向。

三、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的价值取向：媒介化社会中的责任担当

价值取向属于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是指主体基于自己的需要对事物价值问题的倾向性认识或采取一定行为的价值倾向，[24]也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等”。[25]倾向、立场、态度等，都是基于行动和认知基础所作出的具体价值判断与选择，肩负着行为主体的行事追求。在媒介化社会中对突发事件进行媒介化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体现了多方治理主体的行为追求和责任担当，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促进善治的制度优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的普遍福祉，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 促进善治的制度优化

治理所寻求的是善治，即“实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达到最佳状态的一种新颖关系，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26]玛丽-克劳德·斯莫茨认为，善治包含四大要素：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责任制；信息畅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27]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通过媒体融合的互联互通，使信息在各个接收终端自由流动，在传播信息澄清事实真相的同时，将多元治理主体的倾向、立场、态度等汇聚到在场的网络平台进行迅速交互、认知与判断，此时，法治的引领、行政的推动、公众的参与等聚集一起，凝聚成共治的磅礴力量，共同肩负着突发事件治理的责任担当，让善治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地贯穿到治理的全过程之中，纠偏不当措施，纠正错误言论，修补政策弊端，改善制度环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顶层设计的制度的现代化，基本行动逻辑是在遵循现有国家政治制度框架下修正和完善各类制度安排。[2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9]这就需要结合新时代中国的国情，综合创新制度安排，全面推进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民主的、科学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30]“孙志刚事件”中的媒介参与治理，推动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的更新；“非典”事件中媒介信息的中介化行动，推进着信息及时公开的新闻发布制度的完善；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媒介化治理，警示着各国对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卫生体系、失业保障、就业政策、社会救助制度等）进行逐步修正，都是促进善治制度优化的实际行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2.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31]是人類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准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灵魂、基本目标和根本底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以广泛参与、求同存异、理性包容的协商民主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32]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平正义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义，也是社会治理坚守的底线。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东中西部、城市与乡村的资源与发展不平衡，物质性、精神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分配也难以均衡。每当突发事件出现，地域封闭性、文化习俗多样性和民众信仰差异性等客观存在，会导致思想认知上的分歧和行动步调上的不一致，各种社会矛盾、封建迷信思想和错综复杂的张力在不同地域环境中油然而生，影响着应对突发事件所需集体响应与行动的一致性，牵制突发事件的治理进程。进入媒介化社会后，传统的权力决定信息分配的关系正在被“信息决定权力分配”的范式所改变，[33]突发事件的各种信息和言论在各类接收终端跨界自由流动，将各类权力主体的意见串联到对事态的关注中，聚焦到对事件善治的探求上，聚集群体的智慧和耐心，防范急于求成和畏难情绪，同时也将各种不公正不道义的言行布白于天下，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创设良好的舆论氛围。在媒介化社会中对突发事件进行媒介化治理，依循多主体、多中心、多层次、多向度合作与互动的治理逻辑，遵循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的协商与共享原则，将公平正义在持续的信息流和舆论流中内化于全民的心、外化于全民的行，形成开放氛围，减少治理内耗，消除治理纠纷，自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3. 增进人民的普遍福祉

增进人民的普遍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目标导向，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顺应人民期待，切实保障人民的各种权益，补短板，强弱项，兜底线，出实招，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34]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在当下风险社会里兼具如下特征：一是突发性，即在什么时间、地点以什么方式暴发及暴发的程度等都难以预料；二是破坏性，一旦暴发，就直接造成生命伤害与经济损失，还会对社会结构、人们的心理结构和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破坏性影响；三是演化性，由于自然或社会原因的持续作用，事件类型会产生错综复杂的演化，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处置不当，可能演化成影响恶劣的政治事件；四是持续性，突发事件发生后，总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起伏变化中蔓延与传导并形成社会的集体记忆；五是可控性，人类在遭遇、抗争和自救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激活智慧的潜质，借助组织、制度、文化、技术和传播等的力量，使负面影响降低直至最终实现可控。在媒介化社会里，集多种特征的突发事件，通过媒介化治理的手段，整合多方主体的力量，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政府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让突发事件及其衍生的各类风险与危机降到最低；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络，促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35]提升治理效益的获得感；优化社会救助和帮扶制度，提高卫生健康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36]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最终在政府、组织、制度、文化、技术和传播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降低人员生命与财产损失，兜底救治保障，推动善后重建，不断增进人民的普遍福祉。

结语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在当下媒介化社会里，突发事件是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对象，在媒介化社会里发挥媒介化治理对突发事件的治理效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范畴。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向，凝聚以人民为中心的共识，确保社会稳定、民心安定、各业有序、矛盾化解、效率优化等目标的实现；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通过信息中介化行动，在信息公开的认知关联中澄清突发事件的真相，消除人民的焦虑、恐慌与不安；遵循突发事件的处置逻辑，激活危机救治的灵活应变能力，在媒介边界模糊化结构的社会动员中整合治理主体的力量；提升舆情危机的公关能力，在多元互动化机制的运行中应对复杂的舆论乱象，通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情境建构，嵌入式引导国际国内社会舆论的正确走向。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应有效把握当下与未来、局部与整体、内部与外部、稳与进的关系，[37]在共识凝聚、路径探求的基础上发力，以源头防范为起点，以社区防控为基础，以全过程治理为追求，以善后重建为目标，阻断突发事件等各类风险的传导与演化，促进善治的制度优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的普遍福祉，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郝继明. 如何认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质[J]. 学习与实践，2010（9）：76-83.

[2] 马海燕，俞国良. 重大危机事件中青少年的认知特点与心理干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 南京社会科学，2021（11）：76-82.

[3] 樊攀，郎劲松. 媒介化视域下环境维权事件的传播机理研究——基于2007年—2016年的环境维权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QCA）[J]. 国际新闻界，2019（11）：115-126.

[4] 姜红，印心悦. “讲故事”：一种政治传播的媒介化实践[J]. 现代传播，2019（1）：37-41.

[5] 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 媒介化治理——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11）：37-56.

[6] Landwehr C. Discourse and Coordination：Modes of Interaction and their Roles in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J].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10， 18（1）： 101-122．

[7] 俞可平. 中國的治理改革（1978—2018）[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48-59.

[8] 吴宁，卢涛，罗鹏，等. 地震对山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J]. 生态学报，2008（12）：5810-5819.

[9] 丁柏铨. 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研究[J]. 编辑之友，2022（8）：5-15.

[10] 金瑞庭. 世界主要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和管控重大危机的经验及启示[J]. 中国发展观察，2020（Z2）：121-122.

[11] Zhang L， Zhou·J. S， LI·L. J. Crisis intervention in the acute stage after trauma[J]. Int J Emerg  Ment Health， 2015， 17（4）：714-716.

[12] 袁明旭. 国家治理体系视阈下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2018（3）：36-44.

[13] 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N]. 人民日报，2020-02-11（1）.

[14] 袁星洁，赵曌. “再造地方性”：媒介化理论视角下地方媒体的传播创新[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6）：149-155.

[15] 陈杏兰. 传播学研究“媒介化”转向的“元”思考[J]. 中国出版，2021（24）：39-42.

[16] 王建华. 天空之眼，摄影升维——新华社“天空之眼”无人机队新闻摄影实践与思考[J]. 中国记者，2017（1）：14-16.

[17] 丁柏铨. 新闻舆论工作的特点及队伍建设的目标[J]. 新闻与写作，2020（7）：67-73.

[18] 黄毅峰.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谣言治理[J]. 行政與法，2021（9）：53-59.

[19] 张爱军，曹腾飞. 突发事件中网络政治次生舆情形成及纠偏研究[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12.

[20] 陈龙. 深度媒介化趋势下新闻传播学科再定位和再调整[J]. 社会科学战线，2022（4）：178-184.

[21] 胡悦，刘霜. 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化危机理论与方法[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4）：166-175，238-239.

[22] 吴锋，马建森. 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应急反应能力表现及评估——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媒体应对为例[J].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2（1）：69-78.

[23] 李维安. 抗疫情亟需提升应急治理的有效性[J]. 经济管理，2020（3）：8-10.

[24] 肖凤翔，陈潇.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重构路径[J]. 职教论坛，2015（9）：4-7.

[25] 于维力，张瑞. 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J]. 学术交流，2018（12）：55-61.

[26]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20-32.

[27] 刘永红，聂应德.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法治现代化的内涵及功能[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05-109.

[28] 赵宇峰，林尚立. 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中国的逻辑[J]. 中国行政管理，2015（5）：6-11.

[29]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 求是，2014（1）：3-6.

[30] 俞可平.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38.

[31] 张文显.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 中国法学，2014（4）：5-27.

[32] 冯留建.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6.

[33] 蔡文之. 国外网络社会研究的新突破——观点评述及对中国的借鉴[J]. 社会科学，2007（11）：96-103.

[34] 王敏，陈树文. 公平正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视域[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55-162.

[35] 肖杰良，胡丹华. 一张社保卡 连接你我他[J]. 中国社会保障，2021（4）：46-47.

[36] 公丕祥.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J]. 法律科学，2022（3）：3-18.

[37] 刘驰. 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三个视角”[N]. 吉林党校报，2021-05-15（2）.

Media Governance of  Emergencies： Concept Directing， Practice Trend and Value Orientation

HUANG Liang-qi（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Media governance i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media society.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mergencies in the media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object of the media governance. Emergency media governance adheres to the people-centered concept，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clarifying the truth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mediation， integrating multi-governance subjects through boundary fuzzy， guiding public opinion to correct action path by multiple interaction， activating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participating in emergency's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common behavior， blocking all kinds of risk and crisis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 system optimization， safeguard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mproving the universal welfare of the people， and jointl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anagement ability.

Key words： emergencyevent; mediatization of governance; concept direction; practice trend; value 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