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梓欣，许 鑫

0 引言

构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不仅顺应我国将项目管理应用于科研领域的趋势，也是数字人文项目实践的迫切要求。从宏观环境来看，我国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中强调“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科研项目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对科研机构自身的项目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微观领域来看，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以项目制的形式开展实践活动，涉及多维度的规划、协作和管理等。但是，在数字人文实践中，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项目管理既不属于领域内专业知识，也非技术专长，容易被忽略；另一方面，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相关的会议及课程更多关注项目规划而非项目管理[2]。为此，如何将项目管理应用于数字人文项目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选取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国外高校数字人文中心，获取资料数据并进行编码分析，在识别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主要阶段及各阶段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Management Framework，DHPMF)。该框架的提出不仅对当前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理论研究做出补充，而且具有较好的可调性，可推广到各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以期优化数字人文项目管理。

1 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

1.1 项目管理

关于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的定义，首先需要理解“项目”的内涵。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PMI)[3]、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IPMA)[4]及英国项目管理协会(Association for Project Management，APM)[5]三大国际项目管理机构对“项目”的界定可归纳为：是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临时性工作；而它们对“项目管理”的界定可归纳为：是将知识、技能、工具与技术应用于项目活动，以实现项目特定目标的过程[3-5]。项目管理能帮助组织创造价值和效益，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但不同领域的项目各有特点，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实施管理。因此，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需要基于数字人文项目的特征进行合理设计。

1.2 数字人文项目

项目是数字人文的基本单位[6]。随着数字人文项目纷纷开展，人文学者对“项目”有着基于数字人文领域的理解。Brown等认为，学者们通常以项目组织数字人文研究工作，而这些项目是面向未来的，重点是实现预期成果和发掘潜力[7]。Anne Burdick等认为，数字人文领域的“项目”在更多语境下着重于其动词词性，即数字人文项目具有展望性和投射性，涉及多个循环反复的流程和多维度的协调、实验和生产[6]。国内学者韩豫哲认为，数字人文项目呈现实践性、合作性、现实性等特点[8]。

可见，数字人文项目既有一般项目的常规属性，也带有数字人文的色彩，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问题(主题)导向，数字人文项目通常围绕一个研究问题或者面向特定主题的资源库展开。二是探索性，数字人文项目面向未来，是以创新人文知识为基础的生产性、实验性和持续性的研究过程。与传统人文项目不同的是，数字人文鼓励迭代、包容失败、促使项目持续性开发。三是合作性，数字人文项目是基于团队的跨界协作。在人文知识与数字技术的交织下，项目的复杂性和规模往往需要有不同专业技能的合作者。四是依托网络基础设施，数字人文项目由设计到呈现都离不开网络，共享平台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项目推进中所涉及的诸如数据融合、记录迁移等困境。

1.3 数字人文项目管理

对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Management，DHPM)”的概念及其内涵，可借鉴项目管理概念定义为：应用项目管理的理论知识、方法、工具与技能，对数字人文项目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学界虽然对这一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很多学者认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与传统的项目管理存在差异。Siemens对“如何将一系列面向商业的项目管理工具和技术传授于数字人文社区的人”这一问题进行探讨[9]。Tabak提出，考虑到数字人文项目的特点，需要开发更适用于该领域的项目管理模型、原则和方法[10]。因此，基于领域视角，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本质上是项目管理在数字人文实践中的特色化应用，即根据数字人文项目的特性，对项目管理的原则、方法与工具等进行灵活地调整。

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复杂性需要从以下两方面来把握。一是，数字人文项目的特性决定了其管理过程的差异。不同于传统的人文项目，数字人文项目由传统的单人模式向协作模式转变，分布式知识生产对知识的整合造成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在持续时间较长以及人员流动性较强的项目中，知识的继承与创新使模块化和渐进化成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主要特点；区别于其他类数字项目，数字人文项目并非是简单的人文资料数字化或数据仓库构建，而是人文知识与数字技术融合的综合性研究。由于计算与人文之间思维方式和实践的差异，产生了多样化的声音，达成共识是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所面临的难点之一。二是，已有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包括了五大过程组和十大知识领域，但并非将这些知识原封不动地应用于所有项目。因此，如何基于数字人文项目的特性对这些知识进行必要的裁剪，使项目管理更适用于具体场景，需要从具体的项目实践中提炼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

1.4 相关研究述评

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领域主要有两方面的研究。一是从“人”的视角出发，探讨“人”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中的作用。比如，聚焦于项目团队，Siemens通过与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数字人文研究团队访谈，探讨了团队的性质及成功要素等问题[11]；侧重于团队成员，Currier等探讨公共服务图书馆员、技术服务馆员和行政图书馆员三类人员的技能如何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阶段相协调[12]。Hartsell-Gundy等概述了研究图书馆员与数字项目研究人员如何合作，完成关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校园学生激进主义”的数字项目[13]。二是从“项目”的视角出发，探讨项目管理各环节以及管理模式。例如，关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部分阶段，Brown等通过回顾Orlando项目，探讨了数字人文项目与“完成”的关系[7]。Tim等回顾Transcribe Bentham项目，提出“项目管理的重要部分是在项目完成时进行反思，以吸取教训”这一观点[14]。部分学者则从整体上对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过程或模型进行研究，如Reed对William Blake Archive项目的管理实践进行案例研究，探讨了已建立的数字人文项目在管理上的挑战并提出建议[2]。Tabak将学术信息实践的模型与敏捷软件开发的相关概念相结合，设计出用于管理数字人文项目的混合模型[10]。

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起步较晚，国内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研究较少。部分学者将其视为参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技能，如苏芳荔等提出，项目管理技能应为数字人文工作任职要求之一[15]；还有部分学者将其作为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如汪莉将项目管理计划视为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跨学科合作的策略之一[16]。这反映出国内淡化数字人文项目管理问题，没有单独地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视为研究主题。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单案例或单要素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实践，鲜有对其共性进行提炼的，更缺乏对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理论体系的探索。因此，本研究提炼各高校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实践的共性，构建面向数字人文领域的项目管理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思路

数字人文项目依托数字人文中心开展，项目管理是数字人文中心的主要内容[17]。因此，本文以国外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为调查对象，通过访问各中心网站，初步了解项目管理现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采取扎根理论方法，选取符合一定标准的中心作为研究对象，获取相关的资料及数据；接着，以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为工具，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编码分析；然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构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扎根理论法对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实践开展研究。扎根理论由Glaser等于1960年代提出，是一种在经验资料上构建理论的归纳性质性研究方法[18]，适合于在研究课题不太成熟的背景下进行理论探索。本研究对收集的文本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饱和性检验，并在编码过程中不断抽象和比较，以构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

2.3 对象选取

本研究对具备可访问性的高校数字人文中心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一是范围内标准，所选取的中心(非高校的研究中心除外)具有明确开展项目管理的标识，如网站或具体项目中的相关文字介绍及公开文件等；二是领域内标准，明确该中心项目管理是围绕数字人文项目开展，而非将一般科研项目管理套用于数字人文领域；三是影响力标准，所选取的数字人文中心项目管理开展得较好，保持项目的输出和更新且获得认可。

本研究的对象选取过程如下：一是以国际数字人文中心网络Center Net中已登记的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作为调查对象，并根据这些中心的网站所推荐的其他高校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案例进行扩检，整理出备选名单；二是依据以上标准，最终确定8所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埃默里大学、耶鲁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布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及康涅狄格大学。上述所选中心是数字人文领域的知名机构，如埃默里大学及布朗大学等多次作为国内数字人文中心建设研究的典型案例[19-20]。此外，这些中心在项目管理方面也颇受认可，如普林斯顿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及康涅狄格大学等数字人文中心的相关人员在2018年墨西哥城数字人文会议上发表了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有关的会议报告[21-22]。因此，这8所中心在数字人文领域和项目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3 研究过程

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对以上8所中心网站中涉及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资料进行收集，包括网页介绍和公开文件(如示例文档、文档说明及具体项目的有关资料)。但是，扎根理论研究是一个数据收集与分析交互进行的过程，每次收集的数据经过分析会产生新的概念或问题。因而，数据的收集方法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做出调整。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本研究收集这8所中心项目经理所发表的有关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博客、研讨会报告等，以提高数据的深度与广度。经过反复阅读和筛选，剔除与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关联较弱及公开文件隶属于其他机构的，最终确定60份资料。

本研究于2021年3月20日至4月21日进行，以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为研究工具。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网页资料转换成符合NVivo12的文本格式后，和其他资料一起导入到NVivo12，对前5所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的资料数据进行编码分析和框架构建，后3所的资料数据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来源列表

3.2 数据编码

(1)开放式编码，旨在实现原始数据的概念化和范畴化。考虑到语义的完整，本研究对60篇原始资料进行逐句分析。为避免主观上的影响，从原始文本中提取出涉及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重要语句，通过删减无效词语得到关键词语，将同义、近义的关键词语进行调整和筛选，提炼出初始概念。其中，将重复频次少于2次的初始概念删减，得到39个初始概念。通过对概念的抽象和整合，共获得12个范畴，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开放式编码结果

(2)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所形成的初步范畴的基础上，通过挖掘范畴之间的关联(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语义关系、情境关系、相似关系、差异关系等[23])，以提炼出主范畴。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借助时间先后关系及语义关系，对12个范畴进行比较和归纳，最终形成4个主范畴，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结果

(3)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抽象提炼出核心范畴，系统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的关系，以“故事线”的形式描绘范畴间的关联，并用原始资料加以验证。这里的故事线是指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完成“故事线”后也就发展出新的实质性理论构架[24]。本研究通过对上述4个主范畴进行持续比较与分析，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确定为核心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描绘了一条清晰的故事线(如表4所示)，进而构建出了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

表4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3.3 理论饱和度检验

按照扎根理论的规范流程，本研究对预留的后3所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布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及康涅狄格大学)的项目管理资料重新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性编码，结果未发现新的重要概念及已有范畴之间的新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编码在理论上已达到饱和。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根据扎根理论编码结果，围绕“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这一核心范畴，用“故事线”归纳和构建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DHPMF)，如图1所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是由具有逻辑关系的关键项目阶段组构成的，共有4个，分别为项目界定、项目规划、项目实施及项目结束。各阶段组是递进的，提案、项目章程、计划及可交付成果是阶段组间转换的关口。各阶段组由一系列旨在实现数字人文项目不同阶段目标的活动集构成，不同阶段组包含不同的活动集。

4.1 项目界定

项目界定是利益相关者在全面规划和实施之前，就数字人文项目的目标、范围、成果等达成一致的过程。定义项目是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第一步[9]，活动集为提案、可行性评估和制定项目章程，旨在实现项目概念化，使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保持统一，减少合作中产生误解的可能性。

首先，提案作为项目界定阶段的输入，最初来自个人的想法或研究问题，经过集体初步讨论，探索议题发展为项目的可能。其次，由个人提出的议题转变为集体目标，需经过数字人文中心集体评估。数字人文中心成员可分为以下角色：D角色(D-role)，承担项目数字方面的工作；H角色(H-role)，承担项目人文方面的工作；DH角色(DH-role)，承担项目数字与人文相结合的工作[10]。集体评估是以上3种成员按一定的集体标准进行可行性分析的重要环节。集体标准往往围绕机构战略目标而设定，如伦敦国王学院King’s Digital Lab在可行性评估中就提出，“从战略角度考虑项目的合理性”及“与RSE团队和所涉及的更广泛的机构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25]。最后，将集体目标写入项目章程中。项目章程作为项目界定阶段的输出，包括下内容：明确项目愿景，即确定项目目标、范围及主要可交付成果，阐释项目价值；制定大致的路线图，概述项目主要的里程碑及实现这些里程碑所需的日期；项目团队简介，描述参与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并列出具体项目中的各类角色及其职责；列出项目的影响因素，识别出风险、约束和假设；列出项目需求，包括预算及资源；制定数字输出的未来计划，即设计数字输出的保存计划。

在项目界定的过程中，由研究问题发展为数字人文项目，由个人目标发展为团队愿景，离不开多方参与主体的协商。耶鲁大学Digital Humanities Lab提出，初步咨询是探索项目远景与范围，并评估其作为数字人文项目可行性的机会[26]。将协商后达成的共识写入项目章程后，共识便成为承诺；一旦项目章程获得批准，项目将正式启动。

4.2 项目规划

项目规划是创建面向项目及其过程的行动方案，旨在减少数字人文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但同时要“认识到不确定性不能完全消除”[9]。因此，基于数字人文项目的探索性，项目规划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其活动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工作计划是针对数字人文项目过程的规划。扎根理论结果显示，工作计划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定沟通计划，以确定沟通对象、需求及渠道。比如，埃默里大学ECDS在制定此计划时，需要“识别人们对项目的兴趣及沟通需求”[27]；二是制定时间表，以明确项目主要里程碑及截止日期，并建立清晰的工作流程。时间表的制定还要考虑人员变动而导致的计划调整。

(2)设计方案是针对项目的规划。其制定过程需要考虑两个方面：设计方法和设计材料。扎根理论结果显示，数字人文项目多采用最小可行产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作为开发方法；普林斯顿大学CDH之所以选择MVP产品迭代开发方法，是因为无法准确预测开发和数据工作将如何发展[28]。设计材料是指选择基础设施并组织数字资源，然后创建设计草稿，将其纳入设计方案中。

(3)数据管理计划。这是数据类型、组织、保存以及分享等内容的概述，以指导数字人文项目的数据管理实践。普林斯顿大学CDH的数据管理计划[29]包括“数字类型和存储格式(Types of Data and Storage Format)”“数据标准和捕获程序(Data Standards and Capture Procedures)”“数据存储、安全性和备份(Data Storage，Security and Backup)”“访问、共享和重用(Access，Sharing&Reuse)”“长期保存计划(Long-term Preservation Plan)”等。

4.3 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的活动集主要关涉以下两条行动路线。一是基于项目的产品开发，包括原型生产、测试以及改进。康涅狄格大学Greenhouse Studios认为，该阶段是“团队着手原型设计、测试和改进的不断迭代的过程”[22]。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迭代都是借助原型不断“试错”的实践。因此，接受失败也是项目实施阶段的组成部分。二是基于项目过程的沟通管理，旨在维持团队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尽量减少因协作问题导致项目进展缓慢。其内容涉及：安排会议、跟踪进度、报告以及更新文档。安排会议，旨在提供为实现目标而进行对话的场合；跟踪进度，侧重于对照计划评估进度，以确定是否有差异、分析其潜在原因，并做出快速反馈；报告，即记录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更以及做出的决定等而形成的书面文件，可分为内部文件和公开文件；更新文档，即对项目章程和项目计划进行必要的修订，并将其新版本分发给所有团队成员和利益相关者。此外，在数字人文项目中，项目过程与研究产出同样重要。报告和更新文档能将数字人文项目中生产的分布式知识记录下来。良好的数字人文项目过程文档是研究输出，也是最终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伦敦国王学院King’s Digital Lab在项目实施阶段，将组织定期的审核会议，并采用项目模板及管理工具，使相关文档保持最新状态[30]。

当原型成为可交付成果时，项目也由实施阶段进入到结束阶段。要使原型成为可交付成果，需要由数字人文项目中三类角色的成员对原型进行评估。由于可交付成果的传播是项目结束阶段的重点工作，评估需要将原型置于传播环境，以传播标准进行衡量。

4.4 项目结束

在项目结束阶段，除了要对数字人文项目及其管理过程进行审查和反思，还要考虑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其活动集主要包括：

(1)交付，包括提交可交付成果和报告。当所有成果都提交后，项目经理将编写该项目的最终报告，其将在项目结束会议上做评估。

(2)评价，即对团队成员进行评估。其难点是，由于项目的协同性，团队成员的微观贡献难以区分。在具体的项目管理实践中，项目过程文件记录了团队成员在各阶段所做出的知识贡献，有助于团队成员的个人绩效评价。例如，埃默里大学ECDS将书面评价视为记录个人或团队对项目的贡献[31]。

(3)传播，包括对项目的宣传和知识分享。数字人文是一个面向公众的研究领域，其项目成果可以在专业学科之外共享。一方面，宣传能帮助项目与本领域内的其他研究产生互动和联系。每一次互动都是知识的演绎性表现[6]，从而促进基于项目的多领域知识交流和拓展。另一方面，采用出版(正式发布)和经验教训交流(非正式发布)两种方式，将产生于项目过程的隐性知识转换成显性知识，能增进知识及信息的分享。比如，维多利亚大学HCMC在项目结束阶段发布博客，特别强调博客内容将能帮助到未来在本网站上工作或在另外的项目中处理类似问题的人[32]。知识经由网络的大规模传播，将构建更具互联性、开放性以及参与性的学术环境，而数字人文项目在这种环境下将不断地更迭和创新。

(4)可持续发展，是数字人文项目面向未来的保存策略，包括存档、托管以及维持。由于数字环境的迅速发展，数字人文项目可交付成果的维护比传统人文项目更具挑战性。数字人文项目的可交付成果往往是模块化和渐进式的，有利于横向项目的开发，能够在已有项目的基础上建造新的、更稳健的项目[33]。因此，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存策略，还需要关注数字人文项目的未来计划。伦敦国王学院King’s Digital Lab在项目“退役”方案中关注的问题包括：在何处托管和维护项目成果及主要研究人员对该项目的未来计划以及当前的研究进展[34]。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从上文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本文所构建的框架是面向数字人文项目渐进式发展过程的基本管理框架，由项目界定、项目规划、项目实施及项目结束4个关键阶段组构成。提案、项目章程、计划及可交付成果不仅是阶段关口，也是各阶段的成果，映射出项目的迭代及知识的继承与创新。数字人文项目结束是暂时的，无论是外部技术环境的变化，还是内部数据重用，都将在原有项目中产生新的问题。所以，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是循环更迭的。

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方面，该框架的要素来自目前已有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最佳实践，是对这些实践共性特征的凝练，能作为我国高校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基本框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该框架具有可调节性，各高校可根据自身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情况，对本研究所提出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框架进行“本土化”，形成带有本校特色的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体系。

除了上述的应用价值，该框架也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带来以下启示。

(1)团队合作是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关键。在数字人文项目实践中，团队合作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多学科背景下的沟通问题。因此，无论是通过项目章程达成理念上的一致，还是通过沟通计划达成工作上的融洽，都需要尽量避免因误解而给项目带来干扰。此外，团队沟通和协作策略将随着项目的推进而改变，项目初期的沟通方式并不适用于项目成熟期。

(2)宣传推广已成为数字人文项目管理的必要环节。与传统人文项目成果的区别是，数字输出是数字人文项目的代表性成果。对数字输出的推广不仅可以提升项目的“能见度”，更能促成项目成果的社会转化。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中，需结合项目特性开展宣传活动，要考虑到受众、推广平台及推广形式等多个要素。

(3)项目可持续发展是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所面临的挑战。随着数字环境的发展，受技术更迭、资金不足及人员替换等影响，数字人文项目的数据及成果能否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保持长期访问及共享，是检验项目管理能否取得良好成效的试金石。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中，长期的保存策略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保存策略需要兼顾当前及未来的可用性。

本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受到时间、信息及环境等因素的限制，研究对象和数据存在局限性。一方面，由于国内各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刚刚成立，数字人文项目管理还在探索中，本研究对象的选取仅限于国外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另一方面，数据以二手资料为主，全面性、准确性等有所欠缺。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国内各高校数字人文项目管理数据及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数据加入进来。二是研究还仅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后续研究可基于此框架展开量化实证分析，从而进一步完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