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中国医药科学》 涂桂林

连日来，美国参议院解除动物实验强制令，成为全球医药界人士的热议话题。

据了解，美国参议院于2022年9月29日一致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现代化法案2.0（FDA Modernization Act 2.0，S.5002），“终止动物试验授权”，取消了联邦对新药进行动物试验的强制要求，允许药品研发和生产中使用可替代动物试验的方法，来研究药品有效性和安全性。

这一消息令医药界大为震惊，迅速在全球引燃。2021年荣获“首都名中医”称号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书记、纪委书记郭蓉娟在接受《中国医药科学》采访时表示，不做动物实验，新药研发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就得不到可靠保障。

纵观市场新药研发成本费水涨船高

新药研发通常需要 10年至15年的时间，平均投资 10 亿美元，最高可达 60 亿美元。

长期以来，临床前动物试验研究的结果是新药研发进入人体试验的重要依据。

新药研发，需要鉴于不同的动物对同一款药物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做2 种或以上的动物试验，以充分测试该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不同剂量下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如此，新药研发需要进行大量的动物实验。

自2008年起，美国每年使用的实验猴多达7 万头。其中约半数通过进口获得，有60%来自中国。

大量使用动物进行试验，除了引起动物保护组织人士的反对，还受到国家政策、资本涌入等因素影响，导致动物模型价格近年来涨势迅猛。

食蟹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17年以来，食蟹猴价格从每只1 万元左右，暴涨到每只达18 万元。

快速上涨的猴价，导致新药研发成本费水涨船高。

为了保障稀缺猴资源持续供应，确保新药研发临床前动物实验的顺利开展，一些CXO 企业纷纷出手“抢猴”，有的企业收购价已经超过9 亿元。

历史上不进行动物实验，有过沉痛的教训。

1938年，为了杜绝药品安全事故，避免悲剧重现，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规定所有药物上市前都需要提供安全性证据。从此，新药研发用于人体之前，先在动物身上测试安全性，成为过去几十年唯一的选择。

20世纪60年代，欧美有些国家的医生都在使用“反应停”（沙利度胺）这种药治疗妇女妊娠反应，结果导致1 万多名的婴儿出现短肢畸形。事后证实，在该药的开发过程中，研究人员并未关注动物试验情况。

FDA 出台的这一法案，最主要的影响是对临床早期的模式动物，例如小鼠、兔子等。猴子是新药用于人体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卡，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人或者某种技术，能够较快地承担得起这么大的安全责任。

出于对安全的担忧，医药界的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动物实验的成本价很高，一些制药企业面临诸多资金困难，但眼下新药研发临床前的动物实验不可少，这个成本不能省。

近看技术类器官还处于研发阶段

人类从未停止探索生命与健康的脚步。

研究人员发现，尽管新药研发临床前的动物实验不可少，但动物实验其实也有本身的局限性，也存在弊端。

比如，能在动物细胞中很好地进行基因编辑，并不代表能在人体细胞中重现。

近10年来,医药界大力开展类器官研究，渴望以此模式取代动物实验，减少动物的痛苦和死亡。

从技术层面看，类器官是指一种功能性的模型，是利用干细胞、祖细胞等在体外培养出的3D细胞培养物，并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组织类似物。

类器官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模拟人类疾病，能直接测试上百种不同的人类细胞和组织对药物治疗的反应。目前，结肠癌、前列腺癌、肾癌、膀胱癌、乳腺癌、肝癌、胰腺癌等多种原发性肿瘤，都建立了对应的类器官。

2021年11月3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审中心发布《基因治疗产品非临床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和《基因修饰细胞治疗产品非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首次将类器官列入基因治疗及针对基因修饰细胞治疗产品的指导原则当中。

2022年8月，FDA 批准了全球首个完全基于“类器官芯片”研究获得临床前数据的新药（NCT04658472）进入临床试验。

类器官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在短时间内，构建出高度模拟人体内真实情况的体外培养模型。

随着类器官技术研究的热度急剧上升，可应用的领域繁多，包括疾病建模、新药开发、精准医疗、组织和器官再生医学等。

FDA 这一法案出台后，投资圈的目光过多地瞄向类器官，大家看到了类器官研发这个爆点的方向与潜力。

国内一家做器官芯片的企业，本来已融资结束。现在，许多投资机构又急切地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鼎晖投资的高级合伙人柳丹，出于对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他既投了一家做类器官的公司，也投了做基因编辑小鼠的公司。在他看来，这是在时间维度上的一种价值投资方面的对冲。

当然，类器官的相关技术，还处于研究、发展阶段，离成熟还有很大差距。

以肺纤维化为例，这种疾病涉及人体代谢、消化系统里面成纤维细胞等复杂的病理病变，不是单一的肺的问题。如果单个的细胞去做临床前试验，不可能去验证这个药在肺纤维化过程当中，在细胞上面的效果。如果仅在一个肺芯片上试验效果不错，也不能说明这款药就能成功。

虽然一些投资人清晰地看到了类器官的发展与未来，但大家心里也明白，类器官技术成熟度和样本库存量仍有限，新药研发过程中，制药企业依然会遵循适用性策略，想取缔动物实验，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所以，类器官的研究、发展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至少目前新药研发临床前的动物实验，还没到可以做减法的地步。

冷静思考数据模拟成新技术切入点

FDA 这一法案还包括另一项拟议改革的内容：不再强制生物类似药（即生物药的仿制药）进行动物试验。

生物仿制药大约10 多年前在欧洲开始出现时，对它究竟跟原研药差多少，那时候的科学、临床认知、市场反馈都还不能下结论，因此FDA 出于谨慎，规定即使是仿制药，也要做动物试验。

经过这么多年的频繁试验和证据积累，足以证明减少生物类似药的动物实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也能得到可靠保障。

我们已经处于新药研发的快速发展阶段。

郭蓉娟说：“中医属于植物药，西医属于化学药。因而，中医与西医的药物研发，其过程和思路不一样。”

中药主要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一次次就医看病，以身试药得出的有效结论。

如果一个人通过用药，病情好了，身体有劲了，那就说明该药有效，这个药方是对的，就有了成功经验；如果用药后没有效果，病情没有好转，那这个药方就有问题，没有对症，就必须另想治疗办法。

几千年来，中医主要是基于人的研究，所有的宝贵经验都从人身上获得，都是不断地通过临床积累，通过给人看病获得。“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中医才能做动物实验，去研究它的机制，研究为什么有效果。比如我们研究的抑郁症，必须先认识到抑郁症的特点，认识到中医治疗的优势，然后再做动物实验，目的在于揭示中医的优势在哪里。”郭蓉娟说。

西医的医学体系，新药研发必须先从动物实验开始，然后到临床测试，最后进入临床使用。“如果没有动物的实验，西医的新药研发，不知该从何处介入，不知如何开展研究。”郭蓉娟说。

西医用的是化学药，新药研发不能直接在人身上使用，必须先进行大量的动物实验，从中找到药物的机制。当药物的机制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达到了可靠指标，便可进行临床测试。郭蓉娟说：“一般，临床测试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才能使用，才能推广上市。有些药上市后，经过10年至20年的使用，后来研究发现出现不良情况，只能退市，只能采用新药替代。”

新药研发模式不断变化，这是必然的过程。

在新药研发中，其药理和毒理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依赖动物实验，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实验。基于动物模型与人体真实情况的差异，其中有巨大的通过数据模拟预测的空间，这正是新技术的切入点。

很多人担忧类器官缺少血管形成、神经支配等重要的生理过程，不具备动物一样的内分泌，免疫功能等的综合“系统”，但是，随着类器官技术的不断进步，新药研发中对动物实验的依赖性必定会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