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致

随着殖民扩张和现代人文、地理科学的发展，法国海外探索从1880年代起趋于专门化，大幅增加在亚洲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化、社会、资源、历史、地理考察任务，产生深刻的文化、经济、政治影响。在此过程中，中国古代石刻经卜士礼（S.W.Bushell）、罗伯特·肯纳威·道格拉斯（R.K.Douglas）、毛里斯·巴列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等人介绍①英国驻华使团医生卜士礼在1881年9月11日第五届柏林世界东方学者大会上介绍山东武氏墓室石雕拓片。伦敦国王学院中文教师道格拉斯在皇家亚洲协会学报1886年10月刊（Vol.18，No.4）的Ancient Sculptures in China一文中介绍山东武氏墓室石雕。法国外交官、法兰西学术院成员巴列奥洛格在L’art chinois（1887）的石雕章节中以《金石索》为基础，介绍山东孝堂山郭氏墓祠和嘉祥武梁祠石雕。1891年和1907—1908年，沙畹对武梁祠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进入欧洲视野，成为确定中国雕塑艺术地位、意义和发展脉络的重要材料。此后，法国在华语言、民族、历史类考察都将古代石雕作为任务对象之一，引发图书馆博物馆对金石博古类文献的收藏，展开汉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新领域，修正法国世界史框架②“随着鄂尔浑和叶尼塞碑铭的发现、中亚考古发掘、敦煌藏经洞的打开、中国古代石雕的发掘研究和越来越多中国文献开始为法国学者所了解，中国在世界史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自此，世界意味着全球各地，而不仅是欧洲和西亚。这些地域曾将全人类的过去都归为己有。”参见Henri CORDIER，“ÉDOUARD CHAVANNES”，in Journal Asiatique，XIe série，t.XI，1918，p.224。。

古代石雕中的汉代墓葬类石雕因指向中国早期文化制度、社会结构和艺术形式而备受法国学界关注，引起数项专门考察行动。其中，维克多·谢阁兰（V.Segalen）、奥古斯特·吉尔贝尔·德·瓦赞（A.G.de Voisins）、让·拉尔蒂格（J.Lartigue）考察队于1914年运用先进测量摄影装备考察陕、川两省汉唐陵墓、石雕与佛教造像，测量数据，绘制地形图、分布图、整体结构与细节图，制作拓片、照片，进行图像与风格研究。这是20世纪初法国人“在中央帝国所展开的考古之旅中收获最多的一次”①Émile Chatelain，“Discours du président 1914”，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14，No.7，pp.625-626.，是“西方学者第一次以近代考古学方法对中国西部地区汉代墓葬遗存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考察②［法］谢阁兰、［法］瓦赞、［法］拉尔蒂格著，秦臻、李海艳译：《汉代墓葬艺术》“译后记”，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339页。。

国内外学界对法国在华考古行动的研究大致分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在华考古结果的宣传工作与专题研究。1900—1930年代，《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会议简报》（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和《地理年鉴》（Annales de géographie）③1891年由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创办。该刊Chine.Les dix-huit provinces，lesétablissements européens栏目介绍全欧关于中国考察研究的最新各语种出版物，评介在华考察结果报告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内容。等刊物发布在华考古任务过程、结果和相关研究；沙畹（E.Chavannes）、伯希和（P.Pelliot）和马伯乐（H.Maspero）对在华考察结果进行文化史、地方史解读或文献编目；亨利·达登·德·提扎克（Henri D’Ardenne de Tizac）和加斯东·米荣（Gaston Migeon）使用考察队文献或法藏艺术品，研究线刻艺术，进行个体作品图像详描或风格史书写。法国在华考古任务动态也受国内学界关注，1930年代起，冯承钧先生翻译谢阁兰1914考古报告和沙畹、伯希和等人的汉学研究著作，王重民先生、向达先生赴法拍摄抄写敦煌卷帙或编纂目录④此外，1930年喜龙仁（O.Siren）的中国古代雕塑研究、1956年劳伦斯·史克门（L.Sickman）和宋柏（A.Soper）的中国艺术与建筑研究，1946年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研究和1991年安娜·帕露丹（Ann Paludan）的中国神道研究都引用了1914年谢阁兰等人在华考古结果。。

第二层面的工作从梳理全球知识流动的角度诠释20世纪初期法国在华考古工作。法国学界自上世纪90年代起重思本国各世纪海外考察任务，调查整理海外考察档案，研究考察行动背景、过程、人员、影响等。贝尔纳·布里宰（Bernard Brizay）梳理19世纪后半叶起近百年间法国传教士、商贸考察团（里昂）和海军军官在华考察的背景、成员、内容及影响；阿尔弗雷德·费耶洛（Alfred Fierro）在研究地理协会早期发展情况时展示协会亚洲考察和知识传播策略的转变过程。地理学家努玛·布劳克（Numa Broc）运用地理协会（La sociétéde Géographie）和国家图书馆地图部文献（Département des cartes et plans，BNF），编撰《法国探险者辞典》介绍考察者身份，梳理考察任务的路线与内容⑤集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RMN）组织整理馆藏考古手稿和图像资料，从2004年起陆续出版1907—1923法国在华考古任务图像与路线集，伯希和与拉尔蒂格在华考古笔记与照片，对法国人在华考古任务进行整体性介绍。。此阶段中，国内学界侧重对法国在华考古进行内容评述、文献整理和研究方法讨论⑥参见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世界汉学》2005年第1期；《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200周年与伯希和的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古丝路重镇龟兹历史文明探索——〈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有关库车绿洲的记述》，《丝绸之路》2012年第22期。桑兵：《伯希和与中国近代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丁斯甘：《从〈通报〉看20世纪上半叶法国西域史地研究》，《国际汉学》2021年第3期。宋雪春：《百年来法藏敦煌写本文献编目成果述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21年卷。周洁：《谢阁兰对长江上游摩崖造像的调查与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21年第4期。黄蓓：《考古诗人谢阁兰的摄影》，《中国摄影》2022年第4期。赵成清、叶书亚：《法国汉学家谢阁兰的中国石刻研究》，《西泠艺丛》2022年第7期。陈文爽：《中国考古学与美术史：诗人谢阁兰的另一种异国情调》，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年。孙正可：《论谢阁兰的中国雕刻研究——以霍去病墓石刻研究为例》，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9年。。

简言之，学术界对法国在华考古行动的研究从考察任务内容介绍、结果阐释转向对考察行动背景、方法和意义的多元解读，勾勒出20世纪初中国古代历史和物质文化进入欧洲视野的方式与意义。本文通过研读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考察队书信、笔记、考古报告和资助机构相关资料，还原考察任务的确立缘由、展开过程与研究方式，呈现考察队是如何展开专门化和规范化的考古研究，参与欧洲现代世界史和东亚艺术史构建，从而成为学界持续阐释对象。

一、筹备阶段：考古任务与资助政策

近代法国在华考察任务的确立受多重因素制约，如派遣机构的政策方针和资助原则、考察队资历与知识积累等。通览《谢阁兰书信集》（两卷）可知1914年考古计划的提出背后有两重决定因素：谢阁兰北京汉学博物馆计划和沙畹的指引；而考古计划得到官方认可资助则与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公共教育部、海军部、杜塞艺术与考古图书馆的政策倾向和考古队成员资历密不可分。

谢阁兰汉学计划萌发于1912年：“中国需要被复苏，通过考古发掘、通过罕存的珍宝，在闪溢金光与蜜意的旧物堆陈中，以最曲折的路径、回溯最幽杳的时光。”①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ed.by A.Joly-Segalen et al.，Paris：Fayard，2004，p.1261.（1912年3月29日给友人亨利·芒斯宏H.Manceron的信）谢阁兰于当年10月赴彰德府为袁克定担任医生，开始酝酿汉学计划（分为图书馆和博物馆）②1912年秋冬，谢阁兰向赛努奇博物馆负责人亨利·达登·德·提扎克、前任驻华使馆秘书加斯东·热赛·古雷里（Gaston Jessé-Curély）和时任法外交部政治事务负责人马士理去函索要欧美艺术收藏和博物馆的规章条例，均获支持，并由后者引荐埃米尔·塞纳尔。，打算“给饱经磨难的古代中国一个庇护所”③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76，pp.150-155，p.57，150，pp.208-209.（1913年2月3日给友人H.Manceron的信）。他借1913年6月21日给法国驻华公使康棣（A.Conty）的信函详陈博物馆计划的意义目的，概要如下：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消除关于中国艺术的陈见，帮助理解中国，使之从近代封闭中走出；向中国人简要介绍欧洲艺术，改变过去欧洲人忽略中国本土艺术技艺，将18世纪绘画技法奉为圭臬教授给中国人的局面，使其在中西古代艺术比较中获得启发；进行亚欧艺术双向比较，研究希腊文化对亚洲文化的影响，为西欧当代艺术提供新资源，促进艺术复苏；传递一种学术精神，“单纯关注中国的事物、精神，以汉学研究本身为目的而进行努力”④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76，pp.150-155，p.57，150，pp.208-209.。因需外交部的官方支持，汉学计划也谋划扩大法国影响力，作为“法国牵头的美术监管机构，把艺术中国变成一个小埃及，展开考古挖掘和文物流通”⑤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76，pp.150-155，p.57，150，pp.208-209.（1912年12月31日给马士理P.De Margerie的信），“把法国思想运用到中国的造物上去”⑥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76，pp.150-155，p.57，150，pp.208-209.（1913年6月21日给康棣的信）。

谢阁兰于1913年7月回法，8月底至10月中旬逗留巴黎，为汉学计划进行游说，9月初依照沙畹建议调整计划。9月5日给拉尔蒂格去信道：“今天上午在沙畹家吃饭时他给出如下建议：研究西安周边的唐代墓葬、四川的汉柱以及佛教雕像。明天拜访考狄（H.Cordier），12号拜访塞纳尔（E.Senart）。”⑦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76，pp.150-155，p.57，150，pp.208-209.自此，谢阁兰开始初步准备工作（添加测绘任务），商榷路线、筹集资金设备。本阶段所获资助与相关机构的方针策略密不可分。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海外考察通常受多个机构联合资助，如公共教育部、地理协会、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海军部、殖民地部和外交部等。受联合资助的考察项目通常肩负多重任务，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目的交错难分。1914年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在华考察行动目的较为单一，主要资助机构有四：

第一，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1914年在华考察任务主要受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的支持和管理。考古属于学院重点部署内容，因为学院“本质是研究历史科学的学院”，其工作目的在于“认识之前所有时代，了解前人所言、所思、所爱、所行；发掘往昔社会中的诸多事件与行动者的相关细节，勾勒文明进步轨迹”①Alfred Maury，L’ancienn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les académies d’autrefois，Paris：Librairie académique Didier et Cie，1864，p.2、6.。自“1850年起，学院被公共教育部正式授权评估海外考察和旅行项目计划，分析项目可行性，通过特定委员会向入选旅行者、考察者提供建议指导和指引手册”②19世纪法国的科学旅行任务执行者都会携带由法兰西学院、自然博物馆或博学协会等不同机构制定的旅行指引或调查问卷。指引手册有不同类型：航海旅程实用信息类、科学任务指导类（观察、采集、运输等）通常由海军部代发或邮寄，预设旅行目的、规约任务展开方式。参考Jean Leclant，“Les mission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àlépoque des grandes expéditions scientifiques en Afrique et en Asie”，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2008，No.3，pp.1249-1255；Lorelai Kury：“Les instructions de voyage dans les expéditions scientifiques françaises（1750-1830）”，in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1998，Vol.51，No.1，pp.65-91。。学院设多个奖项和基金，资助考察。谢阁兰、拉尔蒂格、瓦赞1914年在华考古任务的对象、目的和主路线由学院教授沙畹和考狄两人指定，获学院加尔尼埃（Garnier）③该基金成立于1884年，资金来自法国驻巴达维亚大使博努瓦·加尔尼埃（Benoît Garnier）所赠，每年资助法国人在中非或高地亚洲进行科学旅行，行程、目的与期限由学院匡定。谢阁兰1917年江浙地区考古和拉尔蒂格1923年晋豫陕考古均受该基金支持。基金20000法郎资助，考察队及时向学院汇报任务进度，由联络人沙畹、考狄在学院大会通报。另外，谢阁兰还在沙畹建议下向公共教育部申请5000法郎和考察任务执行者头衔。

第二，法国公共教育部。谢阁兰在1914年2月27日给妻子的信中告知获得公共教育部的资助（3000法郎）和考察任务执行者头衔。公共教育部从1840年起组织、资助科学考察项目，颁发“考察任务执行者”头衔，表明任务科学性；从1864年起出版受资助考察的结果报告，形成科学与文学考察文献丛书（Archives des missions scientifiques et littéraires）；1874年成立“科学与文学旅行考察委员会”，审核资助申请，“判定标准包括：是否以推动知识进步为目的、任务科学性、目的地未知程度、任务难度、考察队资历”④Stéphanie Soubrier，“Leséconduits de la Science：les demandes de missions lointaines rejetées par le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1842-1900）”，in Revue d’histoire du XIXe siècle，2018，Vol.2，No.57，p.86，79，75.。审核工作倾向于遴选由学者、医生、公务员、军人组成的考察队⑤Stéphanie Soubrier，“Leséconduits de la Science：les demandes de missions lointaines rejetées par le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1842-1900）”，in Revue d’histoire du XIXe siècle，2018，Vol.2，No.57，p.86，79，75.。截至1914年，公共教育部共通过2307项申请，亚洲旅行考察占四分之一⑥Stéphanie Soubrier，“Leséconduits de la Science：les demandes de missions lointaines rejetées par le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1842-1900）”，in Revue d’histoire du XIXe siècle，2018，Vol.2，No.57，p.86，79，75.。

第三，杜塞（Jacques Doucet）艺术与考古图书馆。杜塞图书馆⑦杜塞图书馆当时所藏中国书籍含金石、书法、考古和书画四类，其中明清金石类书籍居多。谢阁兰在进行筹备任务时也数次赴图书馆查阅资料。向考察队提供资金（4000法郎）购买摄影装备耗材和馆内尚未收藏的中国艺术、艺术史类书籍。谢阁兰在1913年9月14日给拉尔蒂格的信中转录杜塞来信片段：“您愿意让我的图书馆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图书馆吗？帮我购买所有关于中国艺术史的书（我尚未收藏的），帮我带回照片和拓片来。向我要钱，三千、五千，甚至一万、两万，只要您需要。我的计划是将照片和拓片赠予索邦大学，筹建中国艺术史讲席。”⑧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228，232.谢阁兰回应如下：“1.计划带回一系列局部研究，把局部从整体剥离来看，为艺术、批评、艺术史提供资料；2.计划带回系列照片、拓片专题藏品。”⑨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228，232.（1913年9月15日给杜塞的信）图书馆赞助资金的分配与创始人的全球艺术视野密不可分：杜塞认为艺术和考古文献的缺失是法国文献和艺术领域的极大缺憾，他和顾问团与巴黎乃至全球学者进行联系，在建馆十年间收集10万余册艺术史领域的书籍，对“成像技术、印刷术、装订法及文献学都很感兴趣”⑩Alain Schnapp，“Poursuivre l’idée de Jacques Doucet”，in Perspective，2006，No.1，p.5.，大量收集相关作品，并于1910年创办艺术考古资讯刊物《艺术与考古汇编》（Répertoire d’Art et d’Archéologie）。

第四，海军部。海军部主要向考察队提供人事和设备两重支持：同意在任务期间将谢阁兰和拉尔蒂格从海军部借调至外交部；提供测量装备，包括6个海军鱼雷兵款腕表、八分仪、人工水平仪①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p.248-249，p.477、512，pp.276-277.、战争测距仪、六分仪和测高仪②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p.248-249，p.477、512，pp.276-277.（见谢阁兰1913年10月、1914年6月26日和8月4日给海军部路易·德·福尔柯Louis de Fourcauld的信）。1914年在华考察任务测绘部分拟“考察北至巴塘南至丽江府的金沙江流域，延续1909—1910年海军部夏尔·德·伯利亚克（C.De Polignac）和路易·奥德玛尔（L.Audemard）从丽江到叙府的考察，实现对金沙江的全面考察测绘”③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p.248-249，p.477、512，pp.276-277.（见1913年11月25日给公共教育部部长的信）。扬子江上游水文测绘和航行指引（instruction nautique）编撰均属法国海军部远东舰队重点任务。

考察任务得到上述机构支持，不仅因其符合各机构资助方向，另一重要原因是三位成员均有海外旅行、从医或测绘经验，自带雄厚资金。谢阁兰（1878—1919）博士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和殖民地医学院，执行1914任务时已升任海军一等医生，有11年法国本土及海外行医经验；他于1909年和瓦赞在西部探索旅行时对西安地上文物进行了解，积累甘川山地穿越经验，并在酝酿汉学计划时研读金石类书籍，如《金石苑》《金石索》《金石录》等。拉尔蒂格（1886—1940）毕业于海军学校，该校素有探险家苗圃之称，注重培养学生航行测绘技能，专设地图与图绘中心供外派人员使用；他在参与1914任务前已有两年扬子江上游军事测绘经验，并因表现出色被都大号（Doudart de Lagrée）舰长推荐给法国海军水文测绘处。德·瓦赞伯爵（1877—1939）青年时学习法律，继承丰厚遗产后移居巴黎，专注写作、收藏和旅游，有丰富的欧非旅游经验；他是谢阁兰前两次在华探索、考察之旅的主要赞助人：为1909—1910年探索之旅承担全部共同费用30000法郎，为1914年考察任务出资50000法郎④此段综合参考Numa Broc，Dictionnaire illustrédes explorateurs et grands voyageur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II Asie，Paris：CTHS，1992，pp.280-281、p.215；Philippe Rodriguez，Jean lartigue，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12；Jean Lartigue，Notes d’étapes，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11；Gilles Manceron，Victor Segalen，Paris：J-C Lattès，1991。。

二、实地考察方法与路线

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海外科学考察“不再以未知罕见为热点，或以拓展博物知识为焦点，而是转入区域性专门考察阶段，考察内容与方式更为严格和科学化”⑤参考Numa Broc，“Les explorateur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reconsidérés”，in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1982，Vol.69，No.256，pp.237-273。。该时期法国在华考古任务旨在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制度、艺术风格和发展脉络，实地行动有鲜明的意图性和选择性，关注特定时代层，遵循文献指引。

谢阁兰等1914年在华考察的区域、路线都受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教授指引。1913年9月上旬谢阁兰在沙畹和考狄的指导下初步确定考古对象：“2月从北京出发，考察西安府一带汉墓、唐墓，随后南下考察成都地区的汉柱，尽可能发掘四川考古资源。随后去巴塘或缅甸。具体路线待定，还需考虑地方局势。”⑥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II，p.219.（9月10日给拉尔蒂格的信）随后，他和沙畹、考狄数次讨论，咨询伯希和、塞纳尔，进行路线调整；另在考狄的建议下，添加测绘任务。谢阁兰在9月21日给拉尔蒂格的信中总结沙畹、考狄在考察区域划定中的决定性指引：“任务第一部分：北京—成都，已有沙畹指示的考古地图。第二部分是扬子江上游考察，受到考狄⑦考狄时任地理协会（1821年成立）委员会常任委员，后于1924—1925担任协会主席。在地理方面的肯定，比当年奥德玛尔中校考察更为深入细致。测绘对象包括雅砻江上游，考狄认为这部分河段完全不为人所知。”①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II，p.240，pp.279-280，p.400.任务区域陕、川两地深受当时法国探索家关注：陕西渭河谷地“被视作中国的诞生地和历史核心”②Philippe Berthelot，“Notes sur les résultats scientifiques d’une mission diplomatique en Chine”，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05，No.5，p.406.，地表文物遗存多，帝王陵墓保存状况好；“四川高地是亚洲最少为人所知、最难探索的地区，是1880年后法国人探索测绘的重要对象”③Maurice Zimmermann，“Explorations du comte de Marsay et du capitaine d’Ollone dans le haut Sseu-Tch’ouan”，in Annales de géographie，1907，t.16，No.90，p.464.；菲利浦·贝特罗（P.Berthelot）1905年发现嘉定府有大型石窟造像，亨利·多隆（H.D’Ollone）1906—1909年间发现雅州汉柱汉兽，强调了四川的考古重要性，但是未曾有团队对四川汉唐雕刻进行专门系统的调查。

1914年考古任务的具体路线设计也离不开中文文献的指引。此前，沙畹向汉学界指明了方志、史籍④此前，法兰西学术院通讯成员汉学家Dr.Emile.V.Bretschneider也曾使用方志的《古迹》卷、朝代史和《日下旧闻》《春明梦余录》《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等文献对北京地区古代建筑进行考察研究。参见E.Bretschneider，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Pékin et ses environs，traduit par V.Collin de Plancy，Paris：Ernest Leroux，1879，pp.6-11。和金石文献的考古价值：“在卷帙浩繁的方志文献里夹杂着石雕信息，多数信息晦涩或有纰误，但这背后隐藏着几丝真相和发现石雕的可能性。沙畹最大的贡献是奔赴实地考证。”⑤Paul Pelliot，“Edouard Chavannes”，in 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u Musée Guimet：Salle Edouard Chavannes，1921，p.12.考察队采用沙畹方法，“通过省志和县志设计路线，以确保沿线遇见尽可能多的考古遗迹”⑥Catherine Delacour，“introduction”，Jean Lartigue，Notes d’étapes，ed.Esclarmonde Monteil et al.，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11，pp.11-12.。拉尔蒂格将所用中文资料分四类：“1.一般性金石学著作，2.省、区和各地方专志，3.专门金石学著作和考古调查报告，4.历代典籍中有关历史、地理、风俗、仪式的描写、注释、评述。”⑦［法］谢阁兰、［法］瓦赞、［法］拉尔蒂格著，秦臻、李海艳译：《汉代墓葬艺术》“拉尔蒂格引言”，第7—8页。他“在收到考察任务确立的消息后，立即先行展开准备工作，购买四川、陕西、河南通志”。1913年9月至次年1月期间，拉尔蒂格和瓦赞两人“创建县名索引表，包括1.所有可能经过的县；2.道路两旁100里以内的县城；3.对县名进行编号，两位中国先生跟着补充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调整洛阳到西安路线，确立西安到成都府详细路线”⑧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II，p.240，pp.279-280，p.400.（谢阁兰1913年11月25日给沙畹的信）。

考察队虽接受法兰西铭文和美文学术院的规约指导，但在实地考察中活用多种搜寻方法，摸索适宜的观量记录方式。1914年2月1日，考察队如期从京出发，进入实地考察阶段。他们时常分两队进行探索，灵活结合文字、地图和当地协作推进任务。谢阁兰在1914年4月21日给连襟塔蒙（J.Tramond）的信中透露实地工作方式：“混合使用多种方法，要在实地考察中才能决断衡量各种方法所占的分量：在中国书籍中寻找、询问当地人、金钱许诺、当地官员善意的帮助，还有雇佣工的主动帮助。”⑨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II，p.240，pp.279-280，p.400.雇佣人员主要含马夫、管家、骡队（平原地区）、挑夫队（川滇部分山地）、向导、拓工等。考察队每到一地都需上衙门拜访、出示护照，间或进行求助。此外，考察队还受沿途法国领馆和传教士的接待与帮助。

下表为任务考古部分的途经地点和内容表（据拉尔蒂格考古笔记整理，分两路行动时备注考察人）。

表1 考察团1914年考古任务线

续表

在实地工作中，考察队大量使用测绘与成像设备。测量和摄影工具“改变人的感知方式，对自然的觉察与再现方式、重新定义人和周边世界的关系”①Bourguet Marie-Noëlle and Licoppe Christian，“Voyages，mesures et instruments：une nouvelle expérience du mond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in Annales，1997，No.5，p.1116.，形成特定的认识与审美范畴。除海军部赞助外，谢阁兰自行筹集寄往中国的测绘装备包括：六分仪、节距测量仪、空盒气压计（0—40000∕0—60000m）、指南针、温度计、曲线测长仪、测高器、测绘线、冈特测链、普通手表、对数表、法国经度测量局出版的历书和年鉴；摄影装备包括蔡司箱式立体相机、8.5×10大画幅相机、24×30大画幅相机配两个蔡司镜头（广、窄角各一）、2000—3000张玻璃底板，全套冲洗设备，拉尔蒂格的柯达折叠相机②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p.241-242，p.400，304.（谢阁兰1913年9月21日给拉尔蒂格的信）。

不同于先前在华考察研究把图片当做文字资料的辅助阐释证据，谢阁兰等人注重运用摄影测绘描摹等手段揭示石雕视觉图像的多层结构和艺术价值的内在层次，把作为艺术品的石雕放进地理环境中，从空间、图像、数据多个层面进行观察理解，由此呈现石雕艺术的规律性和多样性，指出图像和文字表达的相互辅助性。在实地观测记录中考古队“分摊承担描述工作，以便形成较全面的结果”③V.Segalen，J.Lartigue and G.de Voisins，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Atlas 1，Paris：Paul Geuthner，1923，p.XI.，对考古对象进行“观赏、描述、勾绘和拍照”④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p.241-242，p.400，304.（1914年4月21日给连襟塔蒙的信）。考察队一方面进行大量局部和整体描摹，再现石雕和墓穴“真正的线条”或线条走势，表现石雕风韵和动态，因为“临摹是观察、赏析石雕的最好方式，辅助文字描述”⑤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p.241-242，p.400，304.（1914年2月9日谢阁兰给妻子的信）。另一方面用摄像技术“获得尽可能全面的描述，最大程度再现石雕涵意”⑥V.Segalen，J.Lartigue and G.de Voisins，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L’art funéraireàl’époque des Han，Paris：Paul Geuthner，1935，p.10.：使用立体相机和胶卷相机呈现整体形状或局部细节，并用大画幅立体相机再现形状、亮度、尺寸和方向等基础视觉变量对成图的影响，力求严谨再现立体效果。此外，“通过摄影，或是在现场细致测量、描绘，然后通过拓片对照可以恢复图画的比例，才能产生具体逼真效果的复制品”⑦［法］谢阁兰、［法］瓦赞、［法］拉尔蒂格著，秦臻、李海艳译：《汉代墓葬艺术》“拉尔蒂格引言”，第11页。，有利于塑模制作石雕复制品，减少文物移动损坏。考察任务相关底片多由考察队成员、北京摄影师雷尼诺恩（C.E.Le Munyon）、成都医学院（Ecole de médecine de Tchentou）教授普波兰（Dr.Poupelain）医生冲洗。1914年8月11日考察队收到一战爆发的消息，当即中止任务的测绘阶段回国参战。多数照片通过法国驻成都领事阿尔伯特·博达尔（A.Bodard）的外交邮袋、法国驻成都副领事古博（Goubaud）携去上海寄回国（连同多箱手稿物件一起）和谢阁兰妻子回国随行携带，分三批运送回国，留待后续整理研究。

三、考古结果书写模式

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1914年在华考古石雕知识的形成分实地和专门整理两阶段进行，不同于先前考察任务的是考察队一并承担了考察和后期研究工作。在沙畹之前的石雕考察者均与巴黎学者分工：在华考察者带回拓片，吕推及李默德（J-L.Dutreuil de Rhins et F.Grenard）1890—1895高地亚洲考察任务带回13幅西安碑林拓片①Gabriel Devéria，“Estampage d’inscriptions chinoises provenant de la mission de MM.Dutreuil de Rhins et Grenard”，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897，No.3，pp.268-281.，夏尔·欧德·伯宁（Ch.E.Bonin）1898—1900中亚考察任务②伯宁1895—1896受命考察越南北部到西伯利亚地区的中国西部边界；1898—1900（同行者为海军军官沃塞尔Vicomte Vaulserre）在公共教育部和外交部、殖民地部联合支持下，从西藏一路北上考察四川、青海、新疆甘肃蒙古（部分路线和丝绸之路重叠），考察内容包括博物学、民族、语言、地图等。Numa Broc，Dictionnaire illustrédes explorateurs et grands voyageur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II Asie，pp.37-40.带回8幅甘肃碑铭拓片③Édouard Chavannes，“Rapport sur les résultats archéologiques de la mission Bonin”，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01，No.1，pp.133-135.，菲利普·贝特罗1904—1905外交部多语碑铭任务带回西安开封拓片10幅和一块龙门石雕④Philippe Berthelot，“Notes sur les résultats scientifiques d’une mission diplomatique en Chine”，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05，No.5，pp.406-414.，亨利·多隆1906-1909民族、地理考察⑤在法国亚洲协会（le Comitéde l’Asie Française）和地理协会等机构的资助下，多隆在华西主要考察西藏四川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注重收集不同语言文字的碑文拓片、词汇、方志、和佛教造像照片，补充了法国对这些地区的地图知识。参见H.D.，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in Journal des savants，8eannée，Juillet 1910，pp.332-333。带回225幅拓片⑥Henri d’Ollone，“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linguistiques dans la Chine occidentale”，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10，No.4，pp.250-266.，交由汉学家德韦理亚（J.G.Devéria）或沙畹，由之进行通报、研究，阐释重点为石雕背后的朝代脉络与文化制度，任务者另行简要介绍石雕位置、布局、造型。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工作大会轮值主席埃米尔·沙特兰（Émile Chatelain）也曾在1914年度会议上总结新的历史背景对于当时海外考察工作的新要求：“具体实践中必须将发掘文物，介绍事实、思想与科学方法和批评工作结合起来。”⑦Émile Chatelain，“Discours du Président”，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14，58eannée，No.7，pp.603-604.1914考察队在研究中未完全采用前人诠释方法，而是将感性审美和客观分析结合起来，分析石雕风格，凸显艺术价值，发展出独特的书写模式与价值理念，试图建立中国石雕艺术史。

（一）多层次书写

1914年考古结果的书写传播分三阶段进行：实地记录阶段、初步整理公开阶段、集中整理与出版阶段，展示行动现场、进行类型学分析和艺术史思考。考古成果主要通过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出版物和集美博物馆图片展等渠道进入公共视野。

第一阶段包括考察期间谢阁兰和拉尔蒂格的书信和考察笔记，记录考察过程和初步思考。谢阁兰笔记中标记出发时间、天气路况风景、开销，图文并用描述考察对象整体、细节与特征，将石雕与周围空间和历史背景结合。拉尔蒂格笔记中记录出发、途经和抵达地点、里程、路况、空间与地形（部分日期分为地理观测与考古笔记两部分）、开销，用文字和图绘描述考察对象周遭环境、方位、风格、外形、纹饰等，记录测量数据、关于艺术风格地域和朝代特征的思考。此外，他们还向沙畹、考狄不定期汇报考古进程，由之在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工作大会上进行通报，《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会议简报》1914年2、3、4、6卷和学院刊物《学者报》5—11月卷均有相关记载。谢阁兰另向学院秘书、公共教育部秘书、杜塞图书馆秘书汇报考古进展，并给《时报》（Le Temps）和《权威报》（Autorité）寄去共5篇文章。

第二阶段为考察结果的初步整理公开，由谢阁兰承担。他于1914年12月18日在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大会上宣读《瓦赞、拉尔蒂格、谢阁兰中国西部考古任务结果初步汇报》，介绍任务途中发现的石雕、石阙的分布地、年代、造型、雕纹；确认崖墓的时代、用途，介绍崖墓内部结构与分布地；介绍四川佛教造像分布、年代和图像形式、风格。1918年7月起，谢阁兰结合1914年和1917年两次考古结果，撰写《中国，伟大的雕塑艺术》，梳理中国雕刻艺术的时空发展脉络，结合视觉经验和感性印象，展示汉代石雕的精湛艺术价值与独特生命美学。

第三阶段为谢阁兰去世后，拉尔蒂格整理阶段，包括发言与书稿。1920年7月东方学者大会在巴黎举行，拉尔蒂格在6日举行于集美博物馆的全体开幕会上总结介绍1914年考古任务发现。1921年，集美博物馆创办考古学报，旨在“迅速发表相关文献、传播最新发现”①Henri Cordier，“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u Musée Guimet Fascicules I et II”，in Journal des savants，1922，Vol.20，Jan.-Fev.，p.42.，首卷刊载拉尔蒂格的《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考古任务：中国西部》。1923—1924年间，两卷1914年考古图片集问世，拉尔蒂格在前言中介绍行动展开的环境和考察内容。1935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杜朗（Dourlans）基金资助《1914年在华考古：汉代墓葬艺术》出版，书稿由拉尔蒂格在1921—1923年间执行扬子江炮舰都大号指挥任务期间②1923年9月，拉尔蒂格移交都大号指挥权，进行为期两月的考古行程，对豫陕晋一带唐墓和魏唐佛教雕像进行考察。考古照片于次年转交集美博物馆。参见Jean Lartigue，“Rapport de sa mission en Chine”，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24，68eannée，No.1，pp.52-53。（受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和谢阁兰遗孀委托），综合参考谢阁兰考古笔记和他本人考古笔记写成，后由伯希和审稿加注修订，旨在扩展关于汉代艺术的认识、思索汉代艺术在整个中国艺术中的地位。

（二）石雕研究视野与价值取向

石雕既是认识对象本身，也是指向汉代精神文化等抽象结构的载体：作为古代墓葬制度的重要内容，它反映社会规则、价值观点、个体情感需求与幻想、社会根本精神，同时也体现统治阶层的经济状况和地位。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考察队关于石雕艺术价值的描述包含风格阐述、价值判断、规律总结等多层内容，把客观事实与形象、印象和想象结合起来，一方面发掘视觉图像层次，一方面总结研究石雕作品对审美经验、生命经验、思想价值和朝代气象的表述，为法国汉学带去新的研究视野和价值引导。

20世纪初期，欧洲学界对中国石雕艺术的研究工作紧密围绕历代金石博古类文献和实地考察结果展开、借鉴西方风格史方法。其中法国汉学家沙畹和考狄更注重发掘汉代石雕的历史价值。例如沙畹注重挖掘石雕社会生命，结合造型图绘与历史文献、朝代纪事，进行风格类型区分；但他声称“山东墓葬石雕的艺术价值远不及埃及雕塑，石材过硬、工艺刻板、表达手法幼稚单一，人物面孔姿势千篇一律”③Edouard Chavannes，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Paris：Ernest Leroux，1893，p.III.。考狄虽在1914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年度大会上宣称石雕是法国汉学亟待发展的方向，但认为“中国石雕艺术价值不高；南北朝和唐朝的佛教雕塑因受健陀罗艺术影响，符合西方人审美，有较高艺术价值”④Henri Cordier，“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14，No.7，pp.675-676.。这两种观点难以揭示中国古代石雕的丰富艺术内涵。相较之下，谢阁兰等人更加提倡把石雕放进中国文化、艺术背景中，解读其独有风格和发展历程。

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考察队对中国石雕艺术史进行内在规律总结和发展脉络梳理，形成两则核心理念：一为谢阁兰“溯源美原则”：认为“在同一艺术风格里，早期作品最美”⑤Victor Segalen，Œuvres complètes，Vol.2，ed.Henry Bouillier，Paris：Robert Laffont，1995，p.748.，中国非宗教石雕有三个鼎盛时期①Victor Segalen，Œuvres complètes，Vol.2，pp.756-757，p.775，780，790：

表2 中国古代墓葬石雕艺术发展阶段（汉—唐）

这些时期的石雕各自彰显出强劲的个性风格与地方特色，此后朝代追逐精巧失去创造想象力走向衰颓。理念二是拉尔蒂格提出的整体艺术史观，主张“将石雕类作品纳入到中国自汉以来逐渐形成的整体艺术系统中进行定位、考察”②［法］谢阁兰、［法］瓦赞、［法］拉尔蒂格著，秦臻、李海艳译：《汉代墓葬艺术》“拉尔蒂格引言”，第5页。。这种艺术史观把石雕作为研究目的而非手段，以时间、地区为框架，以艺术解读、技术分析为内涵，呈现中国石雕的历史演变、地域分布、艺术特征与精神风貌。

考察队对石雕艺术价值的揭示主要从生命美学和精神风貌书写两个层面展开，其中石雕生命美学主要体现在谢阁兰《中国，伟大的雕塑艺术》中。书稿辟专章讲述石雕中的行动与生命力量，“在石雕中，汉代人重新活过，他们战斗、舞蹈、斗争、奔跑，生活、热烈地生活”③Victor Segalen，Œuvres complètes，Vol.2，pp.756-757，p.775，780，790；“我们今天很难再创造出汉代石雕那样鲜活热烈的动态姿势”④Victor Segalen，Œuvres complètes，Vol.2，pp.756-757，p.775，780，790。四川石阙上的人与兽处于永恒的动，“活跃、拥挤、奔涌，无数的人与兽，可怖的、庸常的、奇异的或常见的，各个姿势狂放，肌肉中有无穷活力，几乎要从石头上把自己撕扯下来，几乎要在石头上活过来……这些元素分布在四川地区，它们在墓柱上相缚、扭缠、穿梭、奔突，有些则更为持重肃穆，从下方稳托石碑”⑤Victor Segalen，Œuvres complètes，Vol.2，pp.756-757，p.775，780，790。石雕生命美学不是一种隐喻，而是对造像美感的直接描述。在这种美学视野里，石雕图案并非象征符号，而是行动本身。谢阁兰从周围环境、整体构图、解剖图、各部分关系、动势、整体印象、视觉效果等多个角度进行详描，说明汉代石雕鲜活灵动的表现力，揭示石雕造像直接传递了汉代人纯粹、炽热、激烈的生命态度。

石雕与精神风貌、群体价值的关联主要在拉尔蒂格整理的《汉代墓葬艺术》中得到论述。与前书不同，此书倾向于认为石雕的表达力指向精神层面，给人肃穆而鲜活自由的印象，造型本身并非表达中心。拉尔蒂格从地形、分布、朝向、材质、雕纹、规格、形制、功能、铭文等多重因素详述墓葬石雕、陵寝的精妙技艺，诠释石雕艺术价值在于表达汉代精神风貌：“汉代石雕艺术上承周朝青铜铸造，下启明清皇宫设计，质地坚硬，构图和谐，外表或威势慑人或引人倾羡，内里则活泼富丽，一如宏大的汉代气象。石雕中人和动物虽线条简单，却富有独特、强劲的表现力。石雕艺术充满雄性气概，不解温柔婉转、不屑怜悯弱者、无视信仰宗教，但是遵循社会制度伦常，尊崇父母先祖君王，诠释了一种尚武慕强的审美精神。汉代石雕是东亚艺术中最和谐、合理的作品。”⑥V.Segalen，J.Lartigue and G.de Voisins，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L’art funéraireàl’époque des Han，pp.272-273、p.274.拉尔蒂格并不否认石雕的艺术价值：“因现存作品少，中国石雕是世界艺术史中最难研究的分支。但是现存的石雕已经昭示着一种高雅、独特、强健的艺术。”⑦Jean Lartigue，Notes d’étapes，pp.49-50.（拉尔蒂格1914年3月10日给康棣的信）

以上两部作品中均暗含着鲜明的图像意义结构和相应研究模式：描述题材图像中的活动、主体与事件，结合文字资料分析图像的传统含义或隐喻意义，将石雕回置地理空间或历史背景中，阐释石雕和石雕图像所承载的人类精神倾向、诉求。事实上，石雕不仅是作品，也是社会事件，是特定社会关系与文化制度的物质化。这两部作品从造型美感和精神深度两个维度揭示石雕艺术价值，书中再现石雕的雕纹、构图、位置、质地、整体设计和建造技艺，将石雕造型、历史意义、视觉体验结合起来，把石雕物质外形与考察者的主观印象、想象结合起来，书写汉代石雕风格的内在秩序和表现力。

结语

法国海外科学考察事业经过了18世纪的乌托邦憧憬、百科全书式知识建构，19世纪博学考察、历史地理科学发展，待到20世纪初，考察者在出发前对目的地的了解变得更细致深入，行动更规范①参考Jean-Luc Chappey and Maria Pia Donato，“Voyages et mutations des savoirs，entre dynamiques scientifiques et transformations politiques”，i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2016，Vol.3，No.385，pp.3-22。，目的更明确。

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1914年在华考古行动受资助机构的指引，在前人考察基础上展开任务，对象专门化、装备精良；实地任务中参考中法两国文献与资源，通过多种途径搜寻，综合使用测量数据、临摹图、照片、文字、拓片揭示考古行动中视觉经验的多层结构，形成独特观察方法；考察者兼负考古结果研究工作，结果书写呈多时段、多层次特征，综合采用多个领域知识和方法对考察结果进行整合。此次考古研究模式受资助机构引导和考察队个人审美倾向与知识积累的双重影响，不再把石雕当做历史的佐证，而是从意义形式和群体价值等方面详细描述石雕风格，强调汉代石雕的独特价值和多层意义；同时尝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呈现中国艺术的多元多态、内在逻辑和独有脉络，呼吁中西艺术的互鉴互动。考古结果书写还通过详细分析墓葬石雕造像风格指出以下事实：中国石雕艺术是一门独立发展的艺术门类，无法简单套用西方的世纪分期法，也不应过高评价外来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本土石雕自有其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艺术价值，指向中国特有的思想、伦理、精神维度，是和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同等重要的艺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