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凤仪

传世文献中“作册”一词稀见，仅在《尚书·周书》的个别篇章中偶有用例。另外还有“作策”一词，例子也很少，在早期文献中“作策”可与“作册”混用，自汉代开始，“作策”逐渐以动宾搭配的“作策命”义为主，已异于早期用法。与传世文献情况不同，商周铜器铭文中“作册”多见，这些材料也引起过学界的研究兴趣，不过，对“作册”的讨论往往包含在史官课题之内，相关讨论亦较为细碎，少见集中于“作册”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对以下两个现象的解释仍有不足。

第一，出土商周金文中，“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①本文中语境仅指称谓词所在的铭文篇章，包括与词语关联紧密的段落和词语出现的具体句子，而不牵涉其他更为复杂的语言学讨论。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大致表现为，殷商至西周早期，只有“作册”之称，西周中期开始出现“作册尹”和“作册内史”，用例数量超过“作册”，成为最主要的含“作册”称谓，到晚期三种“作册”的组合形式都很罕见了。在使用上，“作册”均冠于人名前，尚未有“作册”单独使用的情况，并且“作册+名”可以明确指代不同人物，而后出的“作册内史”“作册尹”常见于册命铭文，几乎不能指向明确人物，而是指代一类职官。

第二，文献与出土材料的记录存在明显差异。总体上，出土材料所见的“作册”相关用例远多于传世文献所见。详细差异如，传世文献记载的西周职官体系中无“作册”一职，亦无含有“作册”一词的其他史官职名，偶于《尚书·周书》中可见“作册逸”“作册毕”等人物的事迹；而西周铭文中不同“作册某”人物②即以“作册+人名”为称谓的人物。的事例较多，“作册内史”和“作册尹”也是比较多见的史官职名。至于商代“作册”，目前则未见传世文献相关记录。

本文拟在分析整合商周出土材料“作册”文例的基础上，梳理由商至周“作册”一词内涵的变化情况，并尝试从西周政权对入周殷遗贵族的统治策略角度，分析“作册”在词语使用方面发生转变的原因。

一、“作册”研究回顾

现当代学者的诸多讨论中，以王国维《书作册诗尹氏说》①王国维：《书作册诗尹氏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60—761页。为最早。其文援引金文词例，疏解《尚书》之“作册”及《诗经》之“尹氏”的含义与区别，主要观点有三：第一，“作册”意为制作册书法度；第二，“作册”是官名，西周金文中“作册”多冠于人名之前，与《尚书》中官名的表示形式相同；第三，各职名关系：“作册”即“内史”，又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尹氏”是“内史”之长，又称“内史尹”“作册尹”“命尹”。

陈梦家《成康及其后的史官》则在周礼册命礼仪的范围内讨论“作册”，重点是礼仪中的“史官代宣王命”制度②陈梦家于文中均称“乍册”，此处为行文方便，一律称为“作册”。陈梦家：《成康及其后的史官》，《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8—400页。。其中特别指出，虽然“内史”与“作册”职能通用，但也应格外注意“内史”“作册”“尹氏”三者异源的问题③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99页。，后人追记时经常混淆才会将三者等同。

以下论著同样指出西周时期“作册”和“内史”相通。张亚初、刘雨认为“作册”和“内史”可能是一种职官的不同称呼，不过在分类中，将“内史”“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合项④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30，34—36，36页。，“作册尹”“作册”合项⑤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30，34—36，36页。，“诸侯作册”单列⑥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30，34—36，36页。，可见也有意识区别几种含有“作册”的称谓。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将诸“作册”人物区分为殷商王朝作册、周王朝作册和封国作册，认为“作册尹”为内史之长，又称“内史尹”“内史尹氏”“尹氏”等⑦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2、80、150页。，虽未明言，当是从王国维说法。

而主张“内史”在西周中期或晚期代替了“作册”的有以下主要著述。陈佩芬认为“作册”是起草册命和文书的职官，会参与各种重要的礼仪仪式；又指出“作册”作为职名在商末周初盛行，西周中期时已经少见，到西周晚期，“内史”替代了“作册”⑧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西周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69页。。李峰则提出：第一，“作册”负有书记类职责，西周早期时“史”与“作册”都是常设官职，二者应有区别，“作册”可能比“史”更显要；第二，西周中期时，“作册”一职被弃用，其职能被“内史”吸收，“作册尹”大概即“内史尹”，此时及之后铭文中的“尹氏”指“内史尹”“作册尹”，或二者合称⑨Li Feng，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55-58.。

此外亦有“作册”研究关注商代文官入周与礼制文化的传递。王进锋提出“史”和“士”都可以称为“作册”，并以臣辰家族为例，指出在西周初年有不少殷商文官家族进入周朝为官，并且延续了在商王朝的职能，而文官延续促成了商周礼制的因袭⑩王进锋：《臣、小臣与商周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0—188页。。刘翔指出从商至周“作册”都属史官系统，也认为周王朝鼓励欢迎史官家族由商入周，商史官则将礼仪制度带入周王朝⑪刘翔：《作册职官与商周之际的文化递嬗》，《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关注“作册”释义的文章则相对较少。秦建明从字形和徽记入手，认为释作“方”的诸多金文字形是摹画耒的形象，“乍”字形乃二“方”并排即两耒耦行之状，“乍（作）”的含义与农业有关。又指金文中的徽记①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35，1136页。、②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35，1136页。即“作册”二字，含有此构形的徽记包含了职掌和氏族名号两部分，用以施于旌旗之上③文章将徽记中象耒的部分解读为“乍（作）”，得出徽记意为“作册”，但是“乍”的大量甲骨文字形都与此类徽记中的耒形不同，恐怕不能以这类形体为“乍”字。秦建明：《释作与作册》，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第二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64—1172页。。

另有个别意见认为，在商周易代过程中，“作册”的职能发生了性质变化，从面对神的祭祀官变为面对人的宣命官。白川静提出“作册”原本是掌管牢牲的官员，后来成为执掌祭祀祝词和诰命的职官④［日］白川静：《白川静著作集别卷·金文通釈1［上］》，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2004年，第168页。。这一论述虽有其材料根据，但推测的成分仍较大，暂时还缺乏连贯的商周文字材料作为妥当证据。

综观已有论著，其中大部分体现了相近的认识：“作册”是贯穿于殷商西周时期的职官，它与“史”职能相近，是一种史官，虽然“作册”一职经历了由盛行到弱势的变化，但在整个西周时期始终沿用。当然，也有学者对“作册”的职属和在西周时期的延续时段等细节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上述共识，某种程度上来说承袭发展了王国维《书作册诗尹氏说》的主要观点，该文在“作册”的课题上有启发引领之功，但或许是由于成文时期较早，现在来看文章的材料使用、讨论框架和论述过程都稍显简略，这可能也多少影响了后续研究的思路和架构。总体上，《书作册诗尹氏说》主要是联系铭文记录和传世文献记录之间的相通处，对于差异部分讨论不是太多。

考察前文所述诸多“作册”研究，可知其中部分研究在处理铭文材料的方法上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未对西周铭文再进行分期，将西周早中晚三期的“作册”用例视作一体进行笼统处理，忽视了材料的时代差异。第二，未留意各种“作册”称谓的历时改变和数量差别，以致忽略了“作册”一词的使用变化情况。第三，对“作册”职能简单采取归纳概括的描述方法，模糊了不同时期“作册”人物职责权利的差异，有时甚至会使个例变成通则，不利于辨明词语内涵。

二、殷商之“作冊”

最迟在商代晚期，“乍”和“册”组成的“乍（作）册”已出现。商代文字材料中，“乍册”在使用时往往冠于人名之前，可知其是职名，至少可以明确该词应表示人物身份。虽然相较来看，商代出土材料对于“作册”的描述不是非常丰富，不过综合考察相关记录，我们能够对商代“作册”的职官性质和地位等问题有大体的掌握。

（一）“乍”与“册”

在甲骨卜辞中“乍”主要有起始、肇造的含义，如甲骨卜辞常见“乍邑”之辞⑤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421—422页。，这类义项一直保留。此外，“乍”也有与祭祀相关的用例，目前已知的卜辞祭名中包括“乍”祭⑥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421—422页。，但由于文例不足，“乍”祭的性质、具体祭仪等暂时还不能明确⑦对“作祭”讨论较详细的可参见彭明瀚《卜辞“作祭”考》，《殷都学刊》1990年第2期。。

“册”的字义争议较少，普遍认为该字象竹简编连成书册之形⑧册，惯常解释绳编简册，释字字典类书籍亦基本取用这个解释。，也有个别意见认为是象圈养牺牲的栅栏之形⑨［日］白川静著，温天河、蔡茂哲合译：《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21页。。甲骨卜辞中，“”有与“册”通用的情况，文例以用作动词为主，偶尔用作氏族名或国名。在认为“册”和“”相通的前提下，“册”字名词外的用法和含义可被总结为三种，包括以战书宣战义、以名册代替实际牺牲献祭义和以简册册封义①杨升南：《周原甲骨族属考辨》，《殷都学刊》1987年第4期。。整体而言，“册”字义应是象简册形，以此字义为出发点，作名词时为书册义；用作动词时，“册”具有持书册告诉某对象的含义，在告诉对象上，既包括现实的人群国族，也可指祖先神灵。

（二）徽记中的“冊”及“”

徽记单独使用一个“册”的情形很少，偶尔有“册”搭配日名的铭文，最常见的形式是“册”与其他族徽构件组合成一个徽记⑤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徽记中的“册”应当是身份标识而不是氏族标记，徽记中共有“册”并不代表器主之间必然有宗族关联⑥如果“册”本身是氏族名，它与各种不同族徽组合出现则不甚合理：这意味着“册”族要广泛与其他氏族联合而产生出新的氏族，它自身也会是重要而庞大的氏族，那么更大概率我们应当见到较多的单独以“册”为族徽、氏族名的徽记铭文。。对于含“册”徽记所表示的人物身份与其族属关系，有两种理解的可能：一是以氏族徽记为主，标明此人为某氏族的“作册”；一是以“册”为主，说明此人是商的“作册”，氏族铭文的部分则是用以标明族属。张懋镕以“册”为作册的简称，指出徽记铭文含“册”表示某氏族是作册世家，并观察到“册”与“亚”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徽记中，认为当某氏族有“作册”官衔时，即不能再拥有“亚”的官衔⑦详见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第4—5页。不过，一个徽记中“册”与“亚”绝对不能共存的证据不够充分，从较保守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族徽联缀了“册”或“亚”只是用以标识器主个人的身份，不代表族群共享某职能；“册”与“亚”不共存于单一徽记中，说明一个人不能同时任二职。。

（三）甲金材料中的“作册”

“作册”一词，偶见于甲骨文和玉器铭刻。可检索的甲骨文材料中含有“册”字的记录有二百余条⑧《汉达文库：甲骨文数据库》以“册”为关键字检索可得221条结果，除《合集》05945、《合集》41875等条目原字迹不清晰，“册”是根据文意补充得出的，其他文例均有“册”字。数据库网址：http：∕∕www.chant.org∕Bone。，其中“作册”连用的仅有“作册”（《合集》01724反）和“作册西”（《合集》05658反）两例。甘肃曾出土一件刻有“作册吾”之名的武丁时期玉戈，与妇好墓出土的玉戈在形制规模、纹饰风格上都很相似⑨玉兵器具有礼器作用，其拥有者“作册吾”在当时应是重要人物，并且有一定的权力和责任去往殷商边疆地带，他的职责也有可能更偏向武职。玉戈信息参见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多数“作册”用例见于晚商青铜器铭文。

根据器主和奉祀对象的关系，以上诸器可分为三类。

表1 商代铜器铭文所见“作册”人物及参与事件

1.器主是“作册”，无明确祭祀对象，包括作册兄鼎、作册般鼋。

作册兄鼎铭文仅“乍册兄”三字④该器虽然规模不大，但纹饰细致做工精美，器物制作精良而铭文仅有器主称谓，有彰显器主尊荣的意味。器物信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第37—38页。，该鼎出土于殷墟郭家庄墓葬群的M50墓，同墓另出一件兄册爵⑤兄册爵铭文即“兄册”二字，反映“册”在商代金文语境中或有不及物动词的用法，当然也有可能“兄册”是倒置的动宾结构词组，则“册”为及物动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第38页。，墓主人应名“兄”，身份为“作册”。参考墓葬内涵，作册兄是当时当地具有较高地位的贵族官员⑥铜器有兵器如矛戈、容器如鼎卣簋觚爵及铃等物，陶器有小罍和簋等容器，玉器有玉管玉兔等，贝类包括毛蚶、贝等。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第10—11页。。

作册般鼋器铭文记录商王在洹水射获鼋⑦在铜器初发表时的讨论中，学者如李学勤、朱凤瀚、王冠英、裘锡圭均持此类意见，详细叙述或有微小差异，总体观点相近。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朱凤瀚：《作册般鼋探析》，《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王冠英：《作册般铜鼋三考》，《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裘锡圭：《商铜鼋铭补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由于洹并非常见的田猎地点，这次活动可能不是惯常田猎，而是一次特殊的洹水射猎，也有意见认为鼋铭所记是在洹水上举行的射礼⑧袁俊杰：《作册般铜鼋所记史事的性质》，《华夏考古》2006年第4期。。商王射获了鼋后，命令

2.器主是“作册”，以父辈为祭祀对象，此类包括寝农鼎、作册般甗、作册丰鼎。

寝农鼎宋时见录，目前无实物，此器虽定名为寝农鼎，但根据铭文内容和之徽记，器主应当是作册友史。器铭反映商代“作册”可参与到对田土的省视活动中，上述作册般鼋铭文中有“寝官”②“寝”之职官可能是某类在寝宫内服侍王的近臣。参见朱凤瀚：《作册般鼋探析》，第10页。执行王之赏赐的情况，那么作册友史可能是受到了来自王的赏赐。作册般甗当为帝辛时期铜器③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页。。甗铭显示作册般可能参与了商王征夷方之事，并有一定功绩，因而受到了王的赏赐。作册丰鼎铭则记述作册般逝世，其兄弟作册丰接任“作册”，说明商代“作册”具有一定的世官性质。

这一类别“，作册”人物仅出现在铭文所记述的事件中。陶觥时代约在殷商末期④该器因未公开，资料有限，基本资料及释文详见朱凤瀚：《新见商金文考释（二篇）》，《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第132—134页。“，作册”见于觥铭之“小臣赐百工王，作册友小夫俪”一句，大意为王赏赐百工给小臣，由作册之族人中任职“小夫”的人配合协助作简册⑤朱凤瀚认为陶可能即小夫，是作册之下属，负责制作此次赏赐事件的简册，因此制器。朱凤瀚：《新见商金文考释（二篇）》，《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第137、139页。。六祀其卣器名又作“作册卣”⑥本文认为此器器主应为其。亚其斝铭文有“亚”字框，可与此卣的“亚獏”徽记对应，甗铭文“作祖癸彝”又可与“作祖癸彝”对应，可见其是器主。亚其斝参见庞文龙、刘少敏《岐山县北郭乡樊村新出土青铜器等文物》，《文物》1992年第6期。甗参见刘雨、汪涛《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5页。，一般认为“其赐作册”意为其受赐于“作册”⑦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第9页。。

商代甲骨文中“作册”记录罕见，有观点认为是“作册”的日常职责稳定没有变动，在执行事务前不需要占卜，所以很少出现在卜辞中⑧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82页。。但是，商代金文中“作册”比较常见，他们能获得不同贵族的赏赐、能参与包括狩猎行军在内的诸多活动、能赏赐其他官员，甚至能令商王亲自造访并赏赐，活跃度较高，这与“作册”日常职能固定的理解之间有些矛盾。综合各篇铜器铭文，可见殷商晚期的“作册”人物能参与的事件种类多，又常能获得王的赏赐。由于商代甲骨金文材料中的“作册”之间共同点并不突出，至多可知他们大概是朝廷中地位尊崇的人物，当中部分人可能负责与军事有关的事务。在现有商代铭文中，还未见其他职官在与“作册”类似情况下被赏赐的事例，说明“作册”受赏事件具备一定特殊性。“作册”常被认为是商代的主要史官⑨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第481页。，但殷商的文字记录不能明确反映“作册”具有后世史官记录言行的职能。

三、西周金文所见之“作冊”

西周时期的出土文字材料中，在“作册”以外，还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等新的职名称谓。目前可检索到的含“作册”的西周时期铜器铭文，同铭按一篇计入，共有29篇，涉及的铜器共34种43件。表2简单展示含有“作册+名”“作册内史”“作册尹”各称谓的铭文在西周各期的分布情况⑩对于表格和计数作如下处理：同铭皆按一篇计数；“作册宪尹”并入“作册尹”计数；多器归于一个单元格内，表明器铭彼此为同铭关系。。

表2 西周各期铜器铭文所见“作册”称谓词

其中“作册+名”包括多个具体的人物称谓，因构成形式相同合并统计。早期人物有“作册夨令”“作册大”“作册麦”“作册睘”“作册折”“作册寓”“作册宅”“作册嗌”“作册䰧”“作册疐”“作册”，中期人物有“作册吴”，晚期人物有“作册封”。明显早期人物占多数，并且各人物均为器主。而且，这些“作册某”参与的事件多样，与殷商铭文中的“作册+名”使用语境存在相似之处。除了明显的历时数量变化，西周早期含有“作册+名”用例的铭文，在徽记使用似乎也存在一定差异。早期各例中，祭祀用器多会附加徽记，如作册令器有徽记“”“”“”，作册折器有“”，作册睘器有“”，作册器有“”，作册大器有“”，无具体祭祀对象的器物则不附加徽记，可能是因为祭器使用徽记能令器主的氏族身份更加明确。至于中期的作册吴器和晚期的作册封器，无论是否有具体祭祀对象，都未使用徽记，当然中晚期的例子总数也过少，无法与早期相比。

西周中期，出现“作册尹”和“作册内史”，二者不能对应至明确人物，这与早期“作册+名”的具体指向性差别很大。到西周晚期时，各类“作册”称谓都极少出现在铭文中了。三个阶段整体来看，“作册+名”和“作册尹”的用例最多，分别集中于西周早期和中期铭文。表3展示不同“作册”人物参与的事件，可以看出各种“作册”称谓适用的语境①表格大致按照时期顺序，但为更直观体现铭文事件的差异，对西周中期铭文的排序稍作调整，未按王世先后排列。。总体上，身为器主的诸多“作册+名”人物能参与种类多样的活动，而“作册内史”“作册尹”等人物，多数是参与其他职官的册命仪式，且固定负责仪式中的宣读王命和代王赏赐环节。

表3 西周时期“作册”人物所参与事件

在西周铭文可见的各种“作册”称谓形式中，“作册内史”和“作册尹”的使用语境单一且稳定。大多数“作册内史”“作册尹”见于册命铭文，最多见的适用句式是“王呼+作册内史∕作册尹+册命”和“王令+作册内史∕作册尹+册赐”。二者的用法固化，反映出在西周中期和晚期两种职官的职责很可能也比较单调，几乎只参与册命或册赐仪式。另外，在西周中期，处于与相同语境而数量上相对占优的是“史”和“内史”二职，到了西周晚期，则以“尹氏”和“内史”为多②此为据《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数据库》全文检索“呼”所得结果的初步统计结果。（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数据库》，http：∕∕inscription.sinica.edu.tw。，体现出负责同样任务的职官中，“作册尹”和“作册内史”也不占主要地位。

四、“作册”与西周史官的联系梳理

“作册”往往被视为史官的一种，对其性质职能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多是在此认识基础上展开。通过考察铭文，我们发现西周金文中“作册”与其他史官职名的使用语境有较明显的差别，基于此现象，有必要反思“作册”与西周史官之间是否存在稳固无疑的关联。仅针对“作册”一职，根据铭文材料，最少晚至西周早期，“作册”与“史”之间的关联还没有明确建立，即使到了西周中期，二者间的联系也不够清楚稳定。通常认为“作册”是史官，主要有三项依据：“作册”的字面含义，铭文中存在的“作册内史”之称，传世文献中人物名称的互用。但是，现综合考虑商周铭文记录，三者都存在一定的商议空间，并非足够稳妥的证据。

首先，“作册”一词，据字面可以理解为“起草制作简册文书”，自然也很容易将“作册”理解为负责文书记录的史官。但考察现存较早期的商代“作冊”用例，这部分人物所参与事件的性质比较多样，总体来看地位也相对尊贵，不能确认“作冊”一职在早期便负有记录的责任。

其次，西周中期，铭文中出现了“作册内史”一词，普遍意见认为这是同类职名叠用的情况，即“作册”同于“内史”。如果这样的对等关系存在，那么可以推知“作册内史”和“作册”“内史”应当有相同或相近的用法，而在册命铭文中，“作册内史”和“内史”也确实有相同的使用语境，但是“作册”却明显不同，目前尚未见到“王呼+作册∕作册某+册命”的用例。

最后，以传世文献为据证明“作册”即“史”。这个推论，首先是依据《逸周书·克殷解》“尹逸筴曰”③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4页。、《史记·周本纪》“尹佚筴祝曰”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1—92，1245页。、《史记·齐太公世家》“史佚策祝”②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1—92，1245页。等文例，将“尹佚”“史佚”“尹逸”关联。另外，又根据《尚书·洛诰》的“王命作册逸祝册”③孔安国撰，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4—496页。和《逸周书·世俘解》的“武王……乃俾史佚……”④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464页。等例，通过私名和参与事件的相似，得到“作册逸”“尹逸”“尹佚”“史佚”指代一人的结论，进而认为各称呼在商周时期通用。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上述文献的成书时期都晚于西周，以晚出文本作早期事实的证据原本就会有一定风险。另外《尚书》中“作册逸”的记录和其他“尹逸”“史逸”的记录，在文句和事件上都不能一一对应，不像《逸周书》和《史记》可作比较严谨的对照，也使得一系列证据没能环环紧扣。

西周金文中，“史”“内史”“内史尹”“作册内史”都曾作为宣命官参与册命仪式，而能承担相同责任的还有“尹氏”“尹”“作册尹”等官。从铭文来看，西周职官体系内的各种史官，其职能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是传递命令，特别是在仪式上宣布王命，与这些职名相关而又不参与传布王命事宜的仅有“作册”一职。综合这些现象考虑，“作冊”虽然也是职官的一种，却并非西周的史官职名。西周早期的“作册”和“史”本身是无关联、不重合的职官，后来新产生的职名看似使二者相通，实际更可能是西周的史官职名对“作册”的覆盖和替代。

五、商周“作冊”的差异与转化

西周早期铭文中的“作册”用例和商代铭文用例近似，中期开始铜器铭文中“作冊”的使用语境产生了明显变化，而使用上的变化显示了“作册”词语内涵的转变。

商代“作册”不能直接定义为文书类职官，“作册”在商代地位应较高，职掌范围也比后世意义的史官更广，“作册”可能与“亚”对应①六祀邲其卣铭文显示，在职的“作册”可以赏赐“亚”，此铭文徽记含有“亚”形，一般理解为被赏赐的器主其其时应任“亚”，且有亚其斝之器物，说明其确实曾担任过“亚”一职，当然也有可能当时其仍未任职。这些现象反映出“作册”与“亚”的关系可能并非完全对等，或者两种职官之间存在交叉的互动关系，即在任的官员可以赏赐对方即将继任的后备官员。，分别为商王朝最重要的文武官员。目前关于“作册”的商代铭文材料以帝辛时期的为主，大部分属于商代铭文中篇幅较长的铭文。西周早期乃至中期前段的“作册”人物几乎全部以“作册+名”的形式出现在铭文中，且这些“作册”人物所参与的事务，在种类和重要程度上都远超中晚期“作册内史”“作册尹”参与的事务。西周中期偏后至西周晚期，金文中各种“作册”用例迅速减少了，仅见的“作册尹”是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至于“作册封”之例，铭文则并未记录具体的政治事件。根据“作册”类称谓在西周金文中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可以发现最迟到西周中期，“作册”一词已几乎不再独立使用，转而以“作册内史”和“作册尹”的组合形式存在于西周金文的政治语境中，但到西周晚期，弱化至此程度的“作册”也极少使用了。

不同研究都显示出，在西周初年，新建立的西周政权对殷商遗民施行了各方面的安抚措施②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求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6—59页。，以使归附的殷人顺服并能够最终融入周文化，这些措施持续影响着殷商族裔和文化在西周的留存状况。周人对殷遗的统治策略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分散安置，打破聚合的统一力量；二是通过宣扬周有天命，以威慑压制殷遗的反抗情绪；三是日常事务采取怀柔安抚的方式，使殷遗融入周人政治体系③宫长为、徐义华：《殷遗与殷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197页。。

本文认为，在殷商晚期至西周早中期，“作册”内涵的转变是西周政权对殷遗怀柔举措的一个细节成果。通过殷商铭刻材料记录，可见当时的“作册”是地位尊崇且能在氏族中世代传递的职官头衔。西周早期，金文中的“作册”具备与商代晚期相类的使用语境，说明此时的“作册”尽管是殷商遗族，但很可能仍保留着一定的尊荣。建立伊始的西周政权直接吸纳了商王廷的部分重要职官，又保证他们有较尊贵的地位，能够在文化方面巩固商遗民的归服心态。不过，对比殷商与西周之“作册”所参与的事件，殷商的“作册”几乎都是与商王发生互动，而进入西周的“作册”，则频频出现与公、侯互动的情形，甚至如“作册麦”这样直接成为诸侯属下正吏的“作册”，可见这部分贵族地位还是有所下降。在西周早期活跃的一批“作册”消逝后，王朝并未接续任命新一代的“作册”，到西周中期，反而以“作册”之词结合周人文化的“内史”“尹氏”等职名，新发展出“作册内史”“作册尹”等职官称名。西周职官体系中的“作册”类职官，已不具殷商“作册”那般的尊崇地位。西周中期后段至晚期，商人的“作册”几乎已名存实亡，西周政权对这一重要殷商职官的转化终告完成。

结 语

商周铭文中“作册”一词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发展转变的体现，造成这种改变的主要推动力，可能是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简而言之，“作册”是殷商职名而不是西周史官职名，“作册内史”和“作册尹”是西周史官职名。具体来看，在出土材料文例中，“作册”几乎不单独使用，除了极个别甲骨文例，绝大多数须搭配具体人名，而“作册内史”和“作册尹”则可以单独使用，不过应用情况较少。“作册”一词发展到西周时期，已具有了两个义项：一是遗存的殷商职名；二是一些不稳定的新生西周职名的次要组成部分。到了西周晚期，两种含义的“作册”都很少再使用。而传世文献中记载的西周官制没有“作册”之官，甚至也没有“作册内史”和“作册尹”等职名，或许正是因为“作册”并未纳入西周职名体系，后世文献成书时，普遍可见的文书中已无“作册”一职，最终导致了出土材料和文献之间的“作册”记录差异。

殷商职名在西周政治语境中的使用变化趋势，经历了早期沿用至中期衰落再到晚期逐渐隐没的变化，可能反映了商文化遗存逐步被周文化覆盖取代的过程。周人吸收殷商的文化、沿用殷商的制度，是通过不同的统治策略互相配合，在数个世代间逐步转化殷商的文化概念，使得商人最终归服并基本融入周的文化中。殷商贵族中的“作册”人物归服周人后，仍沿用了在殷商王朝的职名，但殷商的“作册”之官，没有移植入西周政府的职官体系，而是与其他西周职名结合以适应周人文化，经过世代交替，殷商“作册”之官逐渐消失在西周的政治语境中。归附周人的殷商旧族，仍能够在新政府保持活跃，但由于他们依然拥有殷商的职官身份，或许并无必要担任西周职官系统内的要职①我们所见的西周早期的诸位“作册”，最主要的身份就是“作册”，目前尚无充足的互证材料说明其中有人同时担任其他重要职位。，随着他们的逝去，部分殷商职官也不再延续。“作册”这样的重要职名跟随殷遗贵族进入西周，词语本身虽然保留了一段时间，但是词语的内涵却没有成为周人文化的一部分，反而在新的语言环境中逐渐被弱化，西周王朝最终实现了对殷商遗留职官文化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