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银河，吴兴岩

（大理大学，云南 大理 671003）

茶马古道民族村落，主要是指分布在茶马古道沿线并依赖茶马古道上马帮贸易活动而发展起来的民族村落。历史时期，居住在茶马古道沿线或途经地的傣、佤、彝、拉祜、回、白、藏、傈僳、纳西等民族，依赖古道上常年累月穿行、停息及进行商贸活动的马帮，形成了众多以马帮生计为主的茶马古道民族村落。并且，各村落之间通过马帮贸易活动相互勾联，形成了一个集民族生态、经济、历史和文化等为一体的茶马古道少数民族村落文化带，也是集中展示各民族马帮贸易活动历史过程和特征的多样性历史文化景观带。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作为滇藏茶马古道重要的途径地和贸易中转点，分布着较多的茶马古道民族村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双重目标的影响，大理部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相继走上了景区化发展的道路。2001年，大理沙溪寺登街以“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入选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并开启了复兴发展之路，更掀起了大理茶马古道古村镇修复和开发的热潮。学者对大理茶马古道村落马帮进行历史文化溯源、保护和开发，围绕“村落马帮历史建筑遗迹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保护”、“茶马古道马帮贸易与区域社会发展”等主题，探讨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的历史变迁、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的旅游景区化发展模式及其影响等问题，“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大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形成、发展变迁和大理与国家发展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1 近二十年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茶马古道村落独特的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价值的凸显、文化旅游市场需求的发展、民族村落遗产保护及扶贫攻坚地推进，茶马古道村落由历史性地域概念向兼具地方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的旅游文化符号转变，掀起了地方层面的茶马古道村落旅游开发热潮，学术层面的多学科研究也随之展开。以“大理茶马古道村落”为主题在超星平台上检索，从2000年到2021年，涉及到大理茶马古道村落的研究成果约为39项。其中，期刊论文15篇、学位论文4篇、会议论文2篇、报告8篇、信息资讯8条、年鉴1条。再辅以其他网络检索，可以找到少量关于单个茶马古道村落的专著。对这些论著加以归纳，其内容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

1.1 关于村落历史与文化方面的研究

在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村落历史与文化。学者们以某一代表性茶马古道村落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村落历史的全面回溯，深度分析村落历史发展进程、宗教文化空间的演变、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变迁、集市与民间贸易、马帮见建筑遗迹的历史文化价值等。如，杨福泉在考察描述滇藏茶马古道沿线村落的专著中，对茶马古道名镇沙溪寺登街的历史及主要景观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强调了藏商和滇西北各民族之间在长期的茶马古道商贸交流中所建立的亲密互通关系。桂榕、张晓燕从历史记忆和文化空间切入，系统梳理了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村和周边回族村落共同构建的厚重回族马帮商贸历史，并深刻分析了东莲花村马帮历史建筑和文化遗迹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意义。马克伟也通过扎实的民间调研和访谈，较全面系统地整理记录了东莲花村的历史发展过程。杨惠铭则以“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为主题，全面调查梳理了沙溪寺登村的马帮贸易历史与村落形成演变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寺登村丰富而厚重的马帮历史建筑遗迹和文化传统。

也有学者们就大理茶马古道村落的某一个物质或精神文化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历史文化价值分析。如，马志明，张会君通过梳理东莲花村村落居住格局的历史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2008年以来所获得的各项荣誉，重点分析了清真寺的建筑历史、伊斯兰的文化地位及其在民族团结中的历史性作用。张春继以白族民居建筑装饰为例，探讨了白族避邪文化。敏俊卿，马利强从古带丝绸之路的视角，对巍山东、西莲花村的历史进程和伊斯兰宗教文化价值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及旅行游记对茶马古道村落历史文化景观形成过程、美学价值及新容新貌进行了探讨。如，《雨燕的村庄》（李智红，2006）；《巍山古城：时光的逗留地》（沧江鱼，2012）；《茶马古道七日完美旅程》（悦游，2013）；《丙察线在最后的茶马古道上穿行》（瓦尔等，2013）；《东莲花，茶马古道上的回族古村》（陈平，2014）；《凤阳邑 古道依稀铜铃响》（李美姣，2017）；《凤阳邑美丽乡村建设》（张朝丽，2017）；《沙溪寺登村》（苍铭等，2017）；《文献记录中的沙溪寺登村》（苍铭，2019）《“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大理古镇》（高磊，2021）等。

1.2 关于村落文化保护与开发方面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理几个比较典型的茶马古道村落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各种命名和项目支持，由此推动了村落开发与保护之间关系的实践研究。如沙溪寺登村、巍山东莲花村等村落既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传统村落、旅游特色小镇等荣誉，也获得了保护和发展资金的支持，从而启动了村落新时期的新发展，且大部分村落都走上了旅游景区化发展的道路。学界的研究也因此体现出了较强的个案研究特点。

在村落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方面，学者主要通过对村落历史和村落空间分布特征的梳理，重点分析村落独特马帮文化及遗址景观的历史文化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如何以历史作为资源基础，服务村落现实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如，《世界建筑遗产沙溪寺登村保护的经验与启示》（车震宇、王海涛，2010）；《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大理白族古村落发展模式探讨—以沙溪寺登村为例》（颜梅燕等，2015）；《世界濒危建筑遗迹寺登古村景区化现象及其影响探析》、《谁是民族村落景区化发展的主体》（段银河，2015）；《大理古驿道村落文盛街村景观形态及其保护研究》（王哲，2016）；《遗产廊道沿线聚落时空关系研究—以“茶马古道”大理段为例》（曾湛荆，2016）；《对滇藏茶马古道沿线村落型遗址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凤阳邑为例》（高林子等，2019）；《文化遗产地乡土建筑旅游适应性转型研究—以大理剑川县沙溪古镇为例》（黄成敏，2019）。

此外，有部分学者以村落为依托，重点探讨村落传统节庆仪式和宗教文化的再生产及其当代意义、村落特色历史建筑及空间保护与开发等。如，《仪式展演中的文化再生产—一个大理白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杜新燕，2014）；《文化视野下的云南回族传统建筑研究—以大理巍山回村“东莲花”为例》（胡斌、王跃，2016）；《茶马古道上的沙溪古镇》（董静，2016）；《洱源县凤翔村景观空间特征研究》（罗君灵，2019）；《传统村落旅游城镇化中的公共空间变迁—以云南沙溪寺登村为例》（吴桂宁、段坤尧，2020）等。地方性年鉴及日报中，关于茶马古道村落的报道也时有涉及，但相关内容比较简要且前述研究文献中基本已有涉及。

2 近二十年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自1990年代木霁弘、陈保亚等人围绕“茶马古道”展开的系列学术考察和记录片拍摄活动以来，“茶马古道”作为学术概念开始在学界得到众多学科的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随之，在旅游推动下，“茶马古道”旅游发展逐渐成为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主题符号。理论层面的“茶马古道”研究和实践层面的“茶马古道文化旅游”呈现出了并行不悖、相互交叉的发展态势。具体到大理茶马古道村落的研究，总体表现出实践先行，研究相对薄弱的态势。

2.1 学科理论视野下的专题研究

通过梳理近二十年大理茶马古道村落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个案研究的特点较为突出，且研究的对象主要聚焦于已有一定程度旅游开发的村落，如沙溪寺登村、巍山东莲花村。凤阳邑、凤羽、喜洲古镇等也有相关研究，但主要是从白族村落民族特色、宗教文化信仰、历史建筑、聚落空间等层面展开的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因此从研究方法方面来看，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的研究总体上以历史文献资料梳理、实地考察为主，理论联系当前村落发展实际的分析为辅。尤其是几本比较有深度的理论论著，其研究更多体现出历史人类学、民族学和建筑学的特点，大多将村落社区放置于中国深厚的历史大背景下，立足村落现状，调研村落发展历史、空间演变特征及其与大社会的互动关系和互动结果。

2.2 地方文化人士笔下的村落历史研究

相较学界的研究而言，地方本土文化精英的研究是当前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研究中比较明显的部分。这部分本土文化精英一般都受过一定的现代文化教育，有自己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对村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一定的情怀。因此，大多是在工作之余或退休之后义务调研、访谈和整理村落的历史发展资料，并在村落内部进行积极的宣传和普及，对村落居民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研究目的是相对纯粹的奉献情怀，且作为文化持有者对自己的村落文化有天然的熟悉和亲近感，还在村落中有熟悉的人际关系，因此，本土文化精英的研究方法一般采用的是实地调研和个案访谈的方式，对村里老年人的访谈及访谈整理往往成为其研究成果的重要信息来源。该类研究成果一般没有明确的学科理论概念和系统的学术思想，但是，其调查的全面细致往往使其成果成为了解村落比较可靠的参考资料。

3 结论与反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边疆地区的建设，有效推进民族地区的振兴，充分发挥兴边富民在新时期民族团结和边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茶马古道沿线民族村落的振兴发展，是落实这政策的重要路径。然而，相较于茶马古道研究，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的研究还相对比较少，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的研究则更为薄弱。基于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发展在村落振兴及脱贫成果巩固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加强对现有开发路径有效性的研究。具体而言，以下方面有待重视及深化研究。

马帮历史文化博物馆建设与开发研究。目前，大理已开发了几家茶马古道和盐马古道马帮历史文化博物馆，并且已经投入运营接待，如巍山东莲花村马帮博物馆、云龙诺邓盐马古道博物馆、剑川沙溪马四爷茶马古道马帮博物馆、剑川羊岑盐马古道马帮博物馆等。但是，除了东莲花马帮博物馆之外，其余基本都是个人博物馆，虽然也吸引了一定的游客，但因投资有限，且多数博物馆产品主要是馆主搜集的马帮旧物，产品单一并有一定的雷同性，因此，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效应并不明显，学界对其的关注和研究也比较少。

茶马古道线路旅游及研学旅游产品开发研究。据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大理境内三家私人马帮博物馆都有在尝试做线路旅游和研学旅游，主要集中在“参观马帮博物馆”、“重走马帮路”、和“品味马帮饭”三个方面。沙溪马四爷马帮博物馆也正努力将沙溪古镇历史文化、白族歌舞民俗、美食民俗等元素设计融入到马帮文化体验中，并尝试和外面的大理地区的旅行社合作，推出包含马帮文化体验的研学旅游线路和产品，但目前规模还比较小，相关的研究更是欠缺。

总体而言，当前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中，部分村落已经走上了景区化发展的道路，村落居民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在逐渐参与其中，但是，参与力度和参与人数都比较少。茶马古道村落是有效推动文旅融合振兴村落的重要资源，也是建设内生性发展模式的核心吸引力资源。茶马古道村落旅游资源是内生性资源，通过动员和刺激村落内生性力量的参与，并充分利用内生性资源，构建内生性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将推动大理边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的可持续振兴。而学者的针对性深入研究，可以从理论指导和经验总结两个层面，服务于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的开发规划、开发实践。因此，大理茶马古道民族村落的发展，亟需学界更多的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