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霞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入选的595 幅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有描绘家国情怀、弘扬英勇无畏精神的军人题材；有意象哲理意味题材；有寓意与情感寄托植物与静物题材；有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题材；有描绘中国少数民族地域与民俗风情题材；有描绘普通老百姓、劳动人民的题材。叙述方式多以“摄影图象式”的媒材转移、平铺直叙为叙述手段，缺乏具有感染力的典型化叙事处理方式。因此，叙事油画的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环境背景等应典型化处理，亦或运用具有戏剧冲突化的“否定之否定式”“悲剧式”叙述方式，表现某种积极的思想，使观众更喜闻乐见。

一、叙事典型化

典型化是指文学艺术家借助艺术想象或虚构对社会人物事件等不典型材料进行集中概括、加工的一种手段，由个别人物心理、情感、行为等表征揭示一般或普遍人共有的情感、心理等特征，通过典型主体内容表现共有思想本质、从单一偶然人物事件中显示发展的必然。叙事油画典型化是指，叙事油画创作在叙述描绘某种思想时，叙事方式应避免只是“摄影图象式”的媒材转移与平铺直叙，而选择典型化的处理方式，包括：主题思想典型化、题材选取典型化、故事情节典型化、人物典型化处理、背景场景典型化、创作视角典型化、构图典型化、色彩基调典型化等。

此界美展部分叙事性油画作品存在“拿来主义”的现象，借助摄影图像对人物形象、背景、事件、环境等进行了照搬，缺失了对叙事作品“典型化”处理的环节，观众看完作品后不能进行深度思考，因此其也便不能达到对人民、社会、国家发展提供积极正确价值观的启迪与引导的效果。黑格尔提到：“在荷马的作品里，第一英雄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恩克斯认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别林斯基看来，现实主义文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塑造典型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质。艺术家要运用典型化的方法，把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人塑造成具有新的思想和性格的‘陌生人’，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表现重大的社会问题。”彭吉象提到：“在具有个性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应当体现出具有一定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的必然规律”。从这四段话我们可以理解到，在艺术创作中，为了表达某种主题思想，作者应综合多种人物性格形象特征于一人身上，从普遍中提取概括出个人形象。在典型的个人形象中承载与传达能引起人民正能量导向思考、判断、选择的思想情感，所以，典型形象、典型事件、典型环境较之“平铺直叙式”的普通形象、普通事件、普通环境，具有更鲜明的启迪与引导意义和更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与生命力，这也是典型化特征的优秀文学作品能够经久不衰、源远流长的原因。所以叙事油画创作者应从典型化入手，在叙事主题、思想、人物、环境、背景、事件、情节以及创作形式语言等方面皆应选择典型化的处理方式。

此界美展部分叙事性油画作品运用了“典型化”叙述手法，例如：袁元《敦煌女儿》，无论叙述事件、人物形象、环境背景等皆选择了典型化叙述手法。袁元选择了把一生都奉献给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樊锦诗先生作为讴歌、弘扬具有爱岗敬业、奉献牺牲精神的广大工作者的典型形象代表，选择了与樊先生伟大事迹有着共同“舍身为他”寓意的敦煌壁画《萨锤太子舍身饲虎》作为叙述的典型背景环境。作者在对典型人物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简陋艰辛的生活环境的逐渐深入、研究、理解中，不知不觉注入了自己崇敬的情感元素，创作出了感人的艺术作品，使得这份崇高的精神与品德得到了良好的传递。除此之外还有些叙事油画作品的叙述方式具有“典型化”叙述特征，例如：维护世界和平题材的《为天下安宁之二》《我是一个兵·呐喊》《煅》等；表现渔民生活的《海之红礁》《金色沙滩——向海而生》等；表现工人题材的《春运之回家》《城市梦》《暖·冬》等；描绘为人民服务的快递员《都市蜜蜂》《暖阳下》《润无声》等；表现工匠精神的《匠匠巧匠》《坚守》等；表现农民生活的《丰收喜悦》《吉祥祖国》等；表现地域民俗题材的《一声呐喊》《一路向北·冬日里的红》《可可西里的红灯》《起点》等；表现家庭幸福生活的《幸福的歌》《果蔬欢·百姓乐》《和煦时光》《家庭系列之花样年华》《幸福时光》《阳光下·春风里》等。这些作品皆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典型化”的叙述方式。例如：续合元、续鹤贤在《为天下安宁之二》中，运用厚重、苍劲、有力、趋于装饰的手法，叙述了中国维和部队支援营救非洲难民的故事，作品运用了人物形象典型化、故事事件典型化、叙事环境背景典型化、艺术表现语言典型化等叙事处理方式。人物形象叙述典型化：中国军人挺拔刚毅形象的塑造与非洲难民脆弱无助形象的塑造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被营救人物或许不仅是老人、孩子、妇女，但是作者对弱势群体人物形象的选择更凸显出了救援的必要性、紧急性，更凸显出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故事事件典型化：叙述有主次，主场在前景，讲述了中国维和部队保护、抚慰已被营救的老人、孩子、妇女的情景；次场在远景，讲述了逐渐向前景走来的另一批被营救人员。事件罗列逻辑清晰、有主有次、前后呼应，更加有力地烘托出了“营救”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延展性，映衬出了中国军人 “为天下安宁”所付出的艰辛。叙述环境背景典型性：选择了具有领事基地建筑的粗犷之地，清楚地交代了中国维和部队的身份属性和工作环境。油画绘画语言形态典型化：作品中直线形态较多，分别表现在人物衣服、地面、建筑的塑造与刻画中，刚硬直线与人物面部柔弱曲线形成了曲直刚柔对比，进一步烘托了主题，加强了画面冲击力与渲染力。作品以中国军人为人物代表，以他们付出的艰辛为故事主题思想代表，从侧面讴歌了为人类安宁和平做出努力的其他军人及其相应的主题思想。启迪、引领人民思考，弘扬大义、大情感、大情怀、大责任、大担当，作者运用有温度的画笔谱写与传达了正能量的价值导向。

作品唯独有一个不足之处，即缺乏情感的注入。作品中军人与难民之间缺乏应有的情感互动，军人面部千篇一律的刚毅的表情里，应多些对刚从困难中被解救出来的难民的抚慰，这一缺失使得作品中呈现出的情感状态有些“愣”与“陈列”的意味。相比较，《海之红礁》《一声呐喊》等油画作品在人物形象、环境背景、表现语言形态上更具情感上的典型性与艺术感染力，令人看后过目不忘。以于来的《海之红礁》为例，作者运用典型的绘画语言形态，把经年日久在海边捕鱼的渔民形象刻画得入骨三分。色彩语言的典型：渔民背的颜色被概括成与土地一样的土红色。造型典型化：因经久劳作，渔民背部形态清晰的肌肉群犹如他手中刚打捞出的石块一样坚挺、光滑，身上的背带裤犹如放鱼的水桶一样，宽大、厚重、坚挺、棱角分明。构图典型化：整个人物几乎占据了画面的4/5，另外1/5 部分刻画了湛蓝的蓝天、白云与海边陆地。情感典型化：作品夸张典型的形色质塑造，使得作品主题思想灼灼发光，加深了人物形象的感染力，观者很容易与渔民如礁石般不怕苦累、勤劳坚毅的精神产生共鸣。李善阳的《吉祥祖国》，环境背景典型化处理方式：画面远处有寓意的火车与高原。人物形象与构图典型化：几近占满整幅画面的三位面带微笑的藏族人民。情感典型化：阳光下，她们灿烂通透的笑容里，写着对生活满足的心情。《果蔬欢·百姓乐》无论人物、背景、环境和语言形态皆具有典型性，作品叙述了一家人在超市买菜的场景，这种场景仿佛在每家每户中都会存在，这些被提取概括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行动、环境背景，点燃了普遍人的共性，引起了普遍人共鸣。《城市梦》讲述了携家带口、大包小包进城追逐城市梦的农民工，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叙述了农民工的心声与现状，为农民工立言。还有运用典型化叙事手法描绘家庭幸福生活系列的作品，例如：《幸福的歌》《和煦时光》《家庭系列之花样年华》《幸福时光》《阳光下·春风里》等，从这些主人翁洋溢着笑容的作品里，可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满足与快乐。总而言之，作者在以上油画作品里描述的“典型个别”，代表的皆是一般与普遍的社会事件，传达的是普遍的情感。观者从这些个别人物形象、事件、背景环境中，仿佛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在对画面中传达的价值观与思想精神产生共鸣的同时，其积极正能量的思想精神也不约而同地得到了升华。

二、“否定之否定式”“悲剧式”叙事油画叙述方式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反应，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文艺深深融入人民，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与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矛盾辩证的统一体，油画艺术创作者不仅描绘人民生活、事业中的顺境与美好，对于真实存在于人民生活、事业中的逆境、丑恶，也应真实的描绘与表现，但也要思考表现的方式效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现实主义角度阐述了文艺工作者如何揭露表现“丑恶”的问题。“丑恶”并不是不能揭露，而应有方法、正能量的揭露，揭露丑恶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本身，而是通过对“丑恶”的呈现与对比，衬托出“美善”的好及引导人们对美善的向往与追求，激励人民在面对困难时勇敢前行。由此而知，可运用充满冲突与戏剧变化的“否定之否定式”或“悲剧式”叙事方式在叙事油画作品中展开叙述，在一个事件中同时出现两种对立的元素形象、故事情节，“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等，两种对立事物的对比出现，使得对立面更朝两极化发展，“丑恶”事物给人感觉更加“丑恶”，“美好”事物给人感觉更加“美好”，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艺术对正能量事物的启迪、引导、宣扬作用。“否定之否定式”“悲剧式” 叙事方式呈现的是一种 “美好—不美好—美好”的审美逻辑，即是一种：“美好事物呈现－丑恶对美好的破坏－否定丑恶、打败或克服丑恶，重获美好”的审美逻辑。此种叙事方式本质在于通过事物正反面或正反两种事物进行对比，交替出现，否定丑恶、烘托主题、传达正能量。在“美”与“丑”戏剧化、激烈冲突中，延长了观者观察思考作品主题思想的时间，随着观者对作品观看思考的逐渐深入，对故事事件的进展与结局加入了自己经验化的判断与反思，在失去美好事物的悲痛与怜悯中，激起更加强烈的对美好事物的追逐与努力之心，唤起人们对崇高美好事物的歌颂和对丑陋事物的抵制，杜绝丑陋事物的再生，此种方式较之于“平铺直叙式”的一般叙述，加强了绘画的感染力、生命力与艺术性。

此届美展大部分油画作品都在“单刀直入”式的陈列、歌颂、弘扬美好事物，少有运用“否定之否定式”或“悲剧式”叙述方式来创作的作品。较小部分油画作品虽想法不够大胆，作品不够典型，但已展现出了“否定之否定式”的叙事方式逻辑。例如：耿德法的《有梦》、李海华的《红纸鹤》，这两个作品不同于其他油画作品，以叙述美好事件或欢喜的一瞬定格主题思想，而是运用了充满戏剧性的“否定之否定式”叙事方式。

耿德法的《有梦》叙述了灰黑的夜空下，海边无力低飞的燕子，尽管它已经疲惫不堪，羽毛掉尽，也在努力的继续前行。作者借燕子的境遇与选择，传达了人们在面对困境时，应选择克服困难、努力坚持、继续前行的主题思想。较之入围美展的大多数作品，这幅油画作品在叙事过程中呈现了正反两种事物及事物正反两个方面。正反两种事物：画面中象征着生命、期望、美好的燕子是正面事物，反之，漆黑冷寂的海岸线旁，燕子刚挣脱出的渔网是反面丑陋事物。事物正反两个方面：若正常环境下燕子轻松自如的飞行是正向的一面，那非正常环境下燕子遇到的挫折就成为了一种反向。作品形象直白的把事物两个方面——对自由生命的渴望与自由生命将被侵蚀，和两种敌对的事物——形成美好环境的事物与破坏美好环境的事物并列在画面中，形成两股敌对力的碰撞，引发了观者身临其境的思考。犹如在空旷的广场看两个人在打架，亦或是眼前风和日丽下的山景忽然坍塌，瞬间打破了观者内心的平静，调动起观者本能的回归生的欲望，及如何去生的思考。假设让观者看空旷的广场上的两个人聊天，或观看风和日丽下的山景，或许观者只会瞥一眼、感受一下，这与前者相比产生的心理效应的力度完全不同。前者的心理冲击会产生时间的持续，甚至决定着观者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观者在面对同样或类似挫折时的处理态度与方法，而这些将融为观者人生经验的一部分。较之前者，后者对观者产生的心理效应微乎其微，或许看完就会被忘记。分析正反两种事物对抗的过程，正是两种力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否定之否定式叙事方式”：燕子向着希望与自由正常飞行——渔网网住了燕子，燕子面临着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机——燕子奋力挣脱渔网，残落的羽毛散落在天空中、渔网中、海边，与反面事物一番争斗后，燕子遍体鳞伤、筋疲力尽，但它还是坚毅的继续向前飞行。前面作品所展现的过程就是 “美好—不美好—美好”，“美好事物呈现－丑恶对美好的破坏－否定丑恶、打败或克服丑恶，重获美好”的一种呈现方式，这种“否定之否定式”叙事方式全面呈现了矛盾发展的全过程，两种力的对抗引起了观者强烈的心理冲击与思考，以此重构着观者正能量的思想价值观，发挥了艺术熏染、启迪心灵、引领思考的艺术功用。

另一幅运用了“否定之否定式叙事方式”的油画作品是李海华的《红纸鹤》。一群红色的千纸鹤在鲜红色残破的鸟笼上空飞翔，美好事物——主角希望的美好事物被破坏—主角奋力抗争极力挣脱丑陋事物，美好事物战胜了丑陋事物。比起“平铺直叙”叙事方式，此种“否定之否定式”叙述方式延伸了观者对作品主题思想情感的参与度，使得作品更具有感染力。

恩克斯曾指出，悲剧的产生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新旧事物相互矛盾斗争的结果。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通过毁灭美好去揭露丑恶。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悲剧所引起的对人的恐惧与怜悯之情，在积极方面能起‘陶冶’作用。尼采在《悲剧的诞生》提到：“悲剧历来被看作艺术的高级形式乃至顶峰，因而成为一个重大的美学课题”。解析“悲剧式”叙事方式较之与“否定之否定式叙事方式”少了战胜矛盾、获得新生的最后环节，即是：“美好—不美好”，“美好事物呈现－丑恶对美好的破坏”。犹如鲁迅所言，悲剧把美好的事物毁坏给人看，没有填补人民对美好事物追求所得到的满足的空缺，而是让美好事物被毁掉、牺牲、消失，给观者留下无限的回味、反省、深思，思考避免被毁坏的方法与途径。所以较之“否定之否定式”叙述方式，“悲剧式”叙述方式对观者心理冲击是更强烈，更震撼的，“否定之否定式叙事方式” 给观者钩织了一个通过努力避免毁灭的完美的闭环，观者通过作者作品中给予的导视图，沉浸式的体验模拟整个发生过程。但“悲剧式”只是呈现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给予了观者无限遐想的空间，让观者凭借自己的综合素养、人生阅历等，自己来填补未来的可能性，使事物的发展具备了无限种可能性。

在油画创作中运用 “悲剧式” 叙述方式难度较大，叙述不合适会走向负面的极端，但中国油画若想从“高原”走向“高峰”，这何尝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此种叙事方式作品首先要考虑的是主题立意，即主题必定要正能量，描绘反面事物的目的是为了衬托、引领正面的事物。犹如现实主义叙事油画题材中对革命烈士的描绘与讴歌，一方面歌颂烈士的伟大，另一方面以此警醒身在和平年代、过着幸福生活的人们，要居安思危、团结奋进、自立自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这也为油画艺术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如何打破皆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式的叙述，适当的采取“悲剧式”的叙述方式，在矛盾与冲突、美好事物与丑陋事物斗争中，推动历史的车轮。运用自己有温度的画笔，深刻的描绘时代特征、民族繁荣，发现与深挖为历史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英雄人物及其英勇事迹，歌颂英勇行为，传递崇高的情怀，同时也使得人们更加珍惜英雄们奋力拼搏出来的美好生活，也以此警惕丑恶事物的再次出现，传递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美德和精神。

三、结语

纵观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叙事油画的面貌特征，较之往届，其更多聚集了对人民的关注与描写，艺术更加精湛，制作更加精良。但叙事油画存在“平铺直叙式”的叙事特征，很难引起人民的共鸣。因此，可选择叙事作品典型化处理方式，概括提取典型人民的典型形象、事件、环境、语言形态等。运用具有戏剧冲突特征的“否定之否定式”或“悲剧式”叙事方式，一方面有冲击力地加深观众的思想情感参与度，感染、启迪、抚慰人民，有效地引导人民积极地获取正确价值观；另一方面以此种叙事方式促进中国现代叙事油画可以在“高原”的基础上，进一步涌现出表现家国情怀、民族时代繁荣，立意高远、感人至深、流芳百世的“高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