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浩正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明清易代，天崩地裂，一大批士人甘守清节，放弃功名而成为遗民，归隐乡间，潜心著述，江西南城籍士人徐芳(1618—1671)[1]即是遗民群体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徐芳，字仲光，号拙庵、愚山子、道明，明末进士，官山西泽州，入清后以青鸟术自隐，其事迹主要见于《同治建昌府志》卷八《人物志·儒林》[2]。徐芳工诗文，在诸遗民中文学成就突出，尤以带有寓言性质的小品文著称，其作品在明末清初江西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徐芳现存作品集有散文别集《悬榻编》六卷，以及杂俎小说集《藏山稿外编》二十四册(不分卷)，均已于近年被整理再世：前者被影印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6册，由北京出版社2000年刊行[3]1-267；后者经马晴校点，收入欧阳健、欧阳萦雪主编的《全清小说·顺治卷》第6册，由文物出版社2020年出版[4]51-438。近日，笔者翻阅徐芳友人别集时，发现徐氏重要散轶作品若干篇。为进一步研究徐芳的文艺思想，今选取《休园诗馀序》《灵蛙记》两篇加以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其一，即收录于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卷三的《休园诗馀序》：

予少固陋，性不喜词曲。以为吾儒之学，自性命、道德、经史以外，有古文诸体，又复有诗，诗又有歌行、律绝古近诸体之不一，其以游泳性情，抒发胸次，亦既足矣。填词音度柔靡，多脂粉淫亵之气，士诵法孔孟，以立言自命，才情笔墨，不宜用之于此也。后读苏子瞻、欧阳永叔两公集而得其诗馀，虽宋元词曲所从出，其韵节爽隽所以感人，又有出于诗文之上者。因叹声音道微，而时代迁移，愈工而益侈。雅颂之变而乐府也，犹蝌蚪之为篆隶也；乐府之变而诗馀，又变而词曲也，犹篆隶之为今书行草也。虽孔孟复起，不能尽去以复其故；惟矩其正，无即于其蔓，于以见才而明所学，亦无不可矣。且以《三百篇》未有之先，而《击壤》《卿云》，讴吟既已代续；其尤著者，《五子》以昭其法诫，《拘幽》以表其幽贞，《箕山》以写其清狂，《狡童》以志其哀怨。古高人逸士，奇怀亮节，托旨深遥，而临风慨慷，固有吐字成声，不极其情不止者，安见宋元人之必逊汉唐，而词之有戾于道也？

同籍广陵郑士介先生，以诗文名江淮有年。近进而为性命之学，治圃旁舍，艺花布石，尽谢尘事，日匡坐其中，名曰休园；间以其绪馀寄诸翰墨，所著《迩言》《省录》诸书，皆足以砥柱颓流，羽翼名教。近复出其所制诗馀数十首示予，予怪先生学道人，乃更以才见也。已徐而读之，则静者可鉴，庄者可铭，秀者可餐，珍者可佩。或洪钟鍧击，或边鼓轻敲；或挥麈清谈，或拈花微笑；或猿鹤空山之寂历，或皋比广座之方严；或西台恸哭之悲凉，或苏门长啸之萧远。盖先生之学与所得于性命道德、经史百家之微者，毕寓于诸篇之中，其感人诚深，而其情之见乎辞者，亦乌能以已也？黄鲁直喜作艳语，秀铁面诃之，而《广平》《梅花》，固不害其心之铁石；即宋初填词，首称欧、苏两公，而其言其人，固已卓然于千古矣。词何戾于道？词如先生，道不在是耶？

呜呼！高人逸士，奇怀亮节之郁勃于世，茹之不能，而吐之不可，苟非读《骚》痛饮，与縻其情于名花怪石、长篇短什之间，亦安所置其胸次哉？予既自愧所学之陋，而又虞以才艳先生者之失先生也，为表而出之。夫诗馀若休园者，可也[5]526-527。

按，“广陵郑士介先生”，即郑侠如(1610—1673)，系出扬州名门望族，为扬州名胜影园建成者郑元勋(字超宗)之弟：“郑侠如，字士介，号俟庵。……超宗有影园，赞可有嘉树园，士介有休园，于是兄弟以园林相竞矣。”[6]郑氏家族以盐商发家，喜修筑园林，又常于园中举办诗文宴会。郑侠如为崇祯十二年(1639)贡生，顺治十年(1653)建休园[7]323，遂成文人诗酒雅集之处。其著有《休园省录》《休园迩言》《休园集句》《休园诗馀》。故《休园诗馀》大抵为郑侠如在其私人园林中吟诗作赋、陶冶性情之作。

徐芳于崇祯十二年(1639)举乡试第二，郑侠如于同年成贡生，故徐氏文中以“同籍”称之。崇祯十五年(1642)，徐芳南下返乡，拜访时任扬州推官的挚友且为同年进士的汤来贺[3]208。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来贺父(汤绍中)与公(郑元勋)同榜进士，以是交善。”[6]徐芳或在汤来贺的引荐之下结识郑侠如。徐氏抄本《藏山稿外编》卷首题有“郑士介阅”[4]54，且书中有“庚戌中秋日记于广陵旅次”[4]364等文字。据此推断，康熙九年(1670)中秋前后，徐芳游扬州，适逢郑氏书成，应好友之邀，写下此篇序言。

徐芳作此文的深层原因，在于二人精神气骨之相通。据王猷定记载，时袁继咸为扬州副使，忤逆宦官杨显名，当地权贵皆避而远之，惟郑侠如与郑元勋二人前往，与言地方事，所言切中肯紊。袁继咸所治襄阳陷，黜贬贵州，过扬州，郑侠如盛宴以送之。国变后，弘光朝廷欲起用郑侠如。顺治二年(1645)，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东下反明，弘光举朝忧虑总督袁继咸叛明，郑侠如则坚信袁公，为之激烈陈词[5]504-505。郑侠如辞官归乡，“乐善不倦，凡育婴养老，拯溺敕焚诸事，无不殚心力为之”[8]。郑侠如不畏阉党，心系复明事业与黎民百姓，其忠贞至性，可谓明遗民典范。乾隆五十三年(1788)，郑侠如所著《休园省录》《休园诗余》遭禁[9]85，或因其中有“违碍谬妄感愤语句”[10]568，从中亦可见他对旧朝的怀恋。再观徐芳，徐氏仕隆武朝廷，为奸人所嫉，辞官归里[2]，接济灾民[11]607，晚年寄情于诗文。徐芳的人生经历、高尚人格与郑侠如极其相似。

徐芳别集《悬榻编》部分篇目可见徐芳文论观，而鲜见有表露其词论的文字。故该序对于进一步考察徐芳文学思想尤其是词论，大有裨益。明末复古思潮兴起，相对于泥古、以古为高的风气，徐芳主张文以代变。徐芳从音乐的角度简要概述词体的历史发展，词在诞生之初的“音度柔靡，多脂粉淫亵之气”，到北宋欧阳修、苏轼笔下之“韵节爽隽所以感人”，由此感叹词体随着“时代迁移，愈工而益侈”，词体风格从单一趋于多样，由粗略趋于精细，总体呈现日渐繁荣的面貌。他将这一过程类比于“雅颂之变乐府，犹蝌蚪之为篆隶”“乐府之变而诗馀，又变而词曲也，犹篆隶之为今书行草”，将词曲视为诗歌之变体，“虽孔孟复起，不能尽去以复其故”。徐氏认为，词体的诞生与变嬗是历史前进的产物，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体现了他发展的文体史观。

徐芳批判“词戾于道”的传统观念，充分肯定词体书写内容的丰富性。词若能承载作者真情，置其胸次，便是优秀之作。序文开篇言“予少固陋，性不喜词曲”，以少时偏见现身说法，过去认为诸文学文体中唯有诗歌、古文符合儒者之道，士人不应将才情笔墨置于词曲，他视此为鄙陋之见。他以欧阳修、苏轼所作词与《击壤》《卿云》等颂扬上古政治之歌为例，说明词固然在诞生初期多局限于男女爱情，题材狭窄，而经历代文学家之开拓，离愁别恨、壮志雄心、家国情怀等内容都可写入词之中。从历史变迁来看，词不戾道，是词体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既然“词不戾道”，那么词体可视为士人抒发个人抱负、讥讽时政的又一载体。徐芳呼吁士人不应过分囿于成见而对词曲退避三舍，亦要走出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应以词曲表现伟大深沉的情怀。徐芳在序文中盛赞郑侠如词曲诸体兼备，其原因是“先生之学与所得于性命道德、经史百家之微者，毕寓于诸篇之中”，郑侠如将儒者所学知识与历史哲学等内容汇入词中，方成其诗“感人诚深，而其情之见乎辞者，亦乌能以已”。作家要写出情真意切、托旨遥深的词曲作品，离不开对经史典籍、诸子百家的贯通。

徐芳对词体的肯定及要求词体解放，可见其文论观的进步性。他既不似传统士大夫那样对词嗤之以鼻，亦不似嘉庆后期兴起的常州词派，因过分强调词曲的载道价值而矫枉过正。徐芳的文论思想是相对温和与包容的。他从传统文论重视诗文轻词曲的角度，围绕词体符合儒者之道的中心进行论证，符合文人士大夫以道为本的传统心理，既充分肯定“道”理应具有的包容性，又充分肯定词本身的文体价值，娓娓道来却暗藏机锋，这便是此文的匠心所在。

其二，即收录于周亮工编《赖古堂文选》卷十六的《灵蛙记》：

予居竺峰之夏，有蛙焉潜于予之宅，或隅或奧，不能测也。至晚，则步而出道阈之缺而往焉以为率；其入以旦，人不及见也。方其伏也，不鸣不食，竟日无息；其出也，必坐于缺而观焉，伺人之寂而后发，亦不知所向；其行于庭也，舂容盘薄，履舄交错，不疑不慑。予戒家人毋扰之，蛙亦坦坦焉，自无所扰也。其往复以时，昏旦之节无少谬焉。

噫，异哉！予闻蛙之性，畏人而利野，故恒聚其族于山林陂泽之间；或分而坎之，以自邃其居，蕃育其子孙。掠之者恒饵而致之，非能历其穴而搜取之也。或哦也，人过之噤焉；或嬉若哺也，睨人声则蹩而遁矣。而今皆不然。奉其身以归于庭户，与人相偪处，以为乐郊也。其有所昵而然乎？其晨而内也，惧踪迹之不简而虐于人也；其昏而外也，又将以求所欲而餍之，或更一展其力于山林陂泽之间，未可知也。要以其退不违时，其进不忘返，有明哲之义焉，此其知不后于人也。不然，以予之不杀，诚足以并处而偕适；万一不幸而谬入于人之室，日曳股以遨游，其间一童子能俘而馘之，此其祸岂待钩饵之及哉？然而蛙固不往也。

盖吾闻之人，虫鸟之属远于人，亦恒有鹰鹯蛇鼠吞噬搏螫之患，故其性每乐于近人；而又以为人之馋而毒甚于鹰鹯蛇鼠也，则远之。蛇鼠鹰鹯之害一，而人之害十也。幸而无害焉，则固乐于近之也。噫！人者，物之庇也，乃至使物毒之甚于鹰鹯蛇鼠也，则吾不忍言矣[12]1185-1187。

按，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江西金溪人，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次年成进士。崇祯十四年(1641)，周亮工任山东潍县知县，明亡后投奔弘光朝廷，因目睹朝廷腐败，辞官归南京。顺治二年(1645)降清，官至布政使、户部右侍郎等，后被弹劾，几度入狱，幸免死罪。周亮工，性严岸，能为诗文、骚赋、词曲、印篆、书法、绘画等，著作有《赖古堂集》《书影》《字触》《同书》《读画录》《印人传》等。

徐芳与周亮工均为江西人，且为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进士同年，入清后往来频繁，足见二人金兰之谊。康熙元年(1662)，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成，请徐芳为之序[13]15-30。康熙六年(1667)一月，徐芳过南京，访周亮工书斋情话轩，为其《字触》作序[14]3-11。同年三月，又为亮工《赖古堂文选》作序[15]23-42。《悬榻编》卷二另有《宅相四十吉祥编序》一篇，系徐芳为周亮工父亲堪舆著作所撰序[3]77-78。周亮工不仅多次邀徐芳撰写序言，其编选《赖古堂文选》二十卷，共收录徐芳散文9篇(卷三收《优昙集序》[15]335-338，卷十五收《麻姑观瀑记》《铸仙岩记》[12]1105-1112，卷十六收《灵蛙记》[12]1185-1187，卷十八收《捕鲮人说》《棘说》《蝇说》《鸡犬说》《沙桐说》[12]1395-1412)。其所辑录的明末清初士大夫尺牍总集《尺牍新钞》三集更收录徐芳尺牍多达52通(《尺牍新钞》卷六收14通[16]441-471，《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四收4通[17]247-251，卷十收5通[18]576-582，卷十四收2通[18]832-838，《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三收16通[19]219-244，卷五收11通[19]374-395)，包括《尺牍新钞三选结邻集》卷三《与周栎园同年》等三通[19]234-241徐芳向亮工其人倾诉心曲者。

周亮工与徐芳的友谊，源于二人相近的文论观：论诗首重性情，主张独自树立；宗尚唐宋八大家古文，亦否定一味摹古；强调文章的实用功能。周亮工在《西江游草序》中言：“古人为诗，未有舍性情而专言格调者，今人好称格调而反略于性情，此诗之所以不古也。夫诗以言性情也，山泽之子不可与论庙堂，华曼之词不可与言顦顇，其情殊也。今无与于颂述而黼黻其貌，本无所感慨而涕泗从之，以不情之悲喜为应酬之章句，所谓鞞铎之不中于音也而挟其行卷，诩然曰：‘我盛唐，我六朝也。’余窃怪之。”[20]周亮工有感于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泥古的习气，他在《南昌先生四部稿序》中予以批评：“余见数年以来，文人竞尚八家，叹息之音呜咽满幅，层叠之句反复连篇，自以为韩柳复生、曾苏再见，而不知不至复入于晚宋不止，亦何以厌向者慕效王李之心？彼趋王李而斟酌之，去其秾纤，根极典要，著为沉博绝丽之文，不出数年，必将大胜乎为八家者。而八家醇洁简劲之风，反至代受诬呵澌灭，不可再振。”[21]586又于《托素斋诗序》中云：“予于古文之道，固未及窥，而甚伤乎今人之文之靡，思一返诸古。”[21]578-579徐芳认为诗歌应“以性情为先”“使事而不流于杂，谈理而不堕于迂，模古而不伤于痕，蹈空而不病于凿”“情文兼至”为至高境界[3]192-194。时人以“深者通诸性情，大者助乎名教”[3]3论徐氏文章，以“机杼必自己出，语矜创获，不蹈袭前人一字；刿鉥湔濯，而归之大雅”[22]191-192评周亮工诗文，更见二人创作旨趣的一致：既要求创作个性，又需回归经世致用的本旨。

徐芳是篇《灵蛙记》即事论理，从居所中某只青蛙的日常姿态着笔，生发议论。蛙性本“畏人而利野”，畏惧人类，喜居野外，今却寓于人类庭户之中，与作者朝夕相处而以此为乐，且进退有时。其明哲保身之智，颇不亚于人。故徐氏总结道，动物是否亲近于人，人与自然是否能和谐共处，取决于人性善恶与否。若以吞噬、掠夺他者为本性的鹰鹯蛇鼠与人类相较，人类的危害与流毒可十倍于前者，作者对此深感痛心。徐芳反思人性的丑恶、贪婪，期待人与动物和谐共处，极富教育意义。其明写“我”之戒杀与蛙之悠然自得，痛斥人对他者的迫害，行控诉清廷之实，不失为一则替百姓发声、影射当局迫害的讽世寓言，寄寓着清初士人对当权者凌虐百姓等恶劣行径的厌恶之情。

观《灵蛙记》之寓言性，可谓与徐芳《诺皋广志》中的篇章一脉相承。书写奇人异事、鬼神怪异或乱世中的人间百态，实则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铁蹄当前，借物喻人，指桑骂槐，方可曲折流露内心情感。此类手法的使用，既是受制于现实政治的无奈之举，也是文学家采用艺术技法的必要选择。故中外学界对徐芳作品的现实意义予以肯定，《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卷第三十七章《晚期的文言小说》指出“徐芳显示出文言小说作为社会评论工具的潜力”[23]763-764；张俊《清代小说史》认为《诺皋广志》“隐曲地流露出作者的民族反抗情绪”[24]184-185；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评价徐芳其人“对于现实相当关切和大胆介入”，其文“以其讽刺性的杂文最有特色”[25]376-379。徐芳作品的现实性指向，与明末清初不少作家的“疾恶如仇和亡国之痛”[26]是一脉相承的。

明遗民以文学作品抒陈有关时事之见，徐芳可谓其中典型。正如徐芳在尺牍《答傅瀛宾(戊子)》中，认为春秋时期的隐士楚狂、沮溺“非天下冷人也，而正天下之热人；热极矣而无如何，则不得不归于冷耳”[19]375-376，是语岂非明遗民自道？徐芳入清不仕，归隐山林，看似遗世独立,不问世事，然吟诗作文不辍。这类小品文的书写，正见遗民身居方外，而心系朝野、心怀民瘼的儒士本色。

这两篇轶文具有多重价值。其一，它们是进一步考察徐芳交游的重要材料。徐芳与遗民同道郑侠如过从甚密，与身为贰臣的周亮工保持友好往来，说明遗民之交，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政治身份的差异，以文会友、以学术会友是遗民交往之重要缘由。其二，这两篇轶文反映了徐芳其人多方面的文学观念。《休园诗馀序》表现其文以代变的词体观，他不反对文人写词，认为词亦可为载道之器。《灵蛙记》为徐芳小品散文的代表作品，写青蛙等动物遭人迫害，实则剑指清廷，暗喻怨愤。清初文论总体上已从明末的书写性灵、张扬个性，逐渐向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现实性回归，换言之，即由“明人的放浪形骸、重情重性逐渐转到清人严谨务实、推崇教化”[27]。本研究所辑两篇轶文便是具体而微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