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 100081）

0 引 言

CBMs并无统一定义，其最初被用于军事领域，指敌对国家单方或者相互采取军事、政治等措施，以预防、消除因误解导致的冲突升级。传统CBMs大致可归为涉及“能力（Capability）”和“意图（Intention）”两种类型[1]。欧安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将建立信任措施分为军事领域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CSBMs）”，及非军事领域（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CBMs；也有人将“透明”措施从CBMs中单列出来，并称为“透明及建立信任措施”（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TCBMs）。本文所述CBMs指涵盖军事、非军事领域的广义CBMs。基于不同领域和角度，CBMs被划分为更具体的类别，但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从军控视角出发，瑞典前首相帕尔梅提出5类CBMs，分别为信息性措施、沟通性措施、接近性措施、通知性措施和限制性措施。美国史汀生中心的肯尼斯·艾伦提出6种CBMs，分别为宣誓性措施、沟通性措施、限制性措施、透明性措施和检验性措施。两种CBMs分类不同，但都旨在降低军事冲突风险，核心内容同样适用于非军事领域（如外空、网络空间）[2]。实践发展也证明，CBMs正从较狭义的军事领域（如早期的核安全领域）拓展到新兴安全领域（如外空、网络）。具体到网络空间，以CBMs消除或降低网络冲突风险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可能性方面，网络空间主要威胁已经从互联网创建初的黑客攻击等非国家行为，转变为国家间的网络竞争、争端与冲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著名网络问题专家刘易斯认为，在21世纪国家已成为网络空间最危险行为体[3]。网络空间国家争端可能加剧网络冲突烈度，但追求理性的国家行为体也成为网络空间稳定的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