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允 亮 孟莉莉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在汉代文坛上，《楚辞》是众人关注的热点。《楚辞》一书以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为核心，附之以汉代士人的拟作，经刘向汇总编纂为十六卷定本，后经扬雄、班固、贾逵、马融等人的推阐，直至王逸集大成式的《楚辞章句》出现，其在汉代文坛上的经典地位终于确立。《楚辞》的接受与经典化，与屈原形象的确立有密切关系。作为楚国的宗臣，屈原因其清忠洁白的品格及自沉汨罗的悲剧命运，深受汉人的敬重与同情。随着屈原地位的逐渐上升，由于丰富其人物形象的需要，很多《楚辞》中无确定作者的作品，被有意无意地归之于屈原名下，成为确立其崇高形象的佐证，这一情况以《远游》一篇最为典型。《远游》旧传为屈原所作，然其文中透露的信息却显示此文当作于西汉时期，它之所以被归入屈原名下，与《楚辞》在汉代经典化的大背景有关。因此，本文拟从此入手，梳理《远游》的作者与写作时代，并结合汉代《楚辞》接受的大背景，剖析其被认定为屈原之作背后的原因及意义所在。

一、《远游》的作者问题

《远游》为《楚辞》中的一篇，其主题与《离骚》相类，多表现主人公神游四海八荒之意趣，历来认为是屈原所作，如汉代王逸即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1](P1925-1926)

因《远游》一文与司马相如之《大人赋》语言上多有雷同，故历代学者在以《远游》为屈子所作的前提下，多有认为《大人赋》为模袭《远游》而成者，如宋洪兴祖：“司马相如《大人赋》宏放高妙，读者有凌云之意，然其语多出于此，其妙处相如莫能识也。”[2](P415)又如明汪瑗：“《大人赋》非独不能窥屈子之所到，而文章之妙亦未能闯其门也，况升堂入室乎？其所述远游杂乱靡统而又剽袭太多，此相如所作之陋者也。读者有凌云之意，盖未尝读《楚辞》故也。使武帝曾读《楚辞》，则读相如之赋如嚼蜡耳，吾见其昏昏唯恐其卧之不暇也，安得有飘飘凌云之意乎？若张衡《思玄赋》其命意措词文体间架是全篇学夫《远游》者也。”[2](P416)又如清朱乾：“屈子《远游》为游仙诗之祖。君子重其志而玮其词，谓其才可辅世，而忠不见谅于君，无所控诉，托配仙人，东南西北入于无何有之乡，千古悲之。相如拟之而为《大人赋》，志在于投世主之好，其文则丽，其志则淫。此邪正之分也，学者于此可以识去就矣。”[3](卷14)但以《远游》为屈原所作也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先不说《远游》文中有非屈原能作的矛盾之处，就以《史记·司马相如传》载汉武帝览《大人赋》而“飘飘有凌云之气”来说，《汉书·淮南王刘安传》载，武帝初年，刘安朝见武帝，武帝命其作《离骚传》，可见武帝接触楚辞类文学甚早，远在司马相如作《大人赋》之前。如《远游》真为屈原所作，武帝应该早已见过。若其与《大人赋》高度雷同，武帝再看《大人赋》的时候怎么还会有“飘飘有凌云之气”这么大的反应呢？如果说汉武帝作为帝王都没有见到的《远游》，却为司马相如得到并拟之成文，这种逻辑是很难讲得通的。

故而，后之学者转而认为《远游》乃模拟《大人赋》之作，如清吴汝纶：“此篇殆后人仿《大人赋》托为之，其文体格平缓，不类屈子。世乃谓相如袭此为之，非也。辞赋家展转沿袭，盖始于子云、孟坚。若太史公所录相如篇数，皆其所创为。武帝读《大人赋》，飘飘有凌云意。若屈子已有其词，则武帝闻之熟矣。此篇多取老、庄、《吕览》以为材，而词亦涉于《离骚》《九章》者，屈子所见书博矣。《天问》《九歌》所称神怪，虽宏识不能究知。若夫神仙修炼之说，服丹度世之旨，起于燕齐方士，而盛于汉武之代，屈子何由预闻之？虽《庄子》所载广成告黄帝之言，吾亦以为后人羼入也。”[4](P495)

《远游》与屈原其他作品中的不同之处，也被学者注意到，并成为否定其为屈原所作的证据，其中以清人胡浚源为最力：“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虽《天问》博引荒唐，亦不少及之。‘白蜺婴茀’，后人虽援《列仙传》以注，于本文实不明确，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可知旧列为原作，非是。”[4](P491-492)

胡氏以此为据，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怀疑：“史明谓读《招魂》《哀郢》，又谓作《怀沙》之赋，《哀郢》《怀沙》俱在《九章》内，则《招魂》与《九章》皆原作可知。惟《远游》一篇，史所不及载，《汉志》屈原赋二十五篇，计二十五篇之数，有《招魂》则无《远游》，有《远游》则无《招魂》，必去一篇，其数乃合。大抵《远游》之为辞人所拟，良是。细玩其辞意亦然。”[4](P492)他甚至认为：“《远游》一篇犹是《离骚》后半篇，而文气不及《离骚》深厚真实，疑汉人所为。此亦如《招魂》之与《大招》，细玩知有不同。此篇若以赋游仙，则深洞玄旨，后世谈修炼家言断无能出其右者。若道屈子心，似反达怀，忧解愤释矣。朱子病其直，非惟直也，病乃太认真。盖《离骚》之远逝，本非真心，不过无聊之极想，而兹篇太认真，转成闲情逸致耳。”[5](P1898)

除胡浚源外，怀疑《远游》非屈原所作者还有近人姚永朴和今人王泗原。姚永朴认为：“太史公《屈贾传》赞云：‘读《离骚》诸篇，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又云：‘读《服鸟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按：《远游》与《服鸟鸟赋》同一旨趣，扬子云《反离骚》云：‘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观于《远游》，又何尝弃由、聃之所珍乎？” [5](P1902)王泗原认为：“辞句呢，袭《离骚》的不少，有的整句抄，并大仿司马相如《大人赋》。《史记索隐》引张华云：‘相如作《远游》之体，以大人赋之也。’这是因果颠倒。相如奏《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若《远游》前此已有，汉武的飘飘然就不待《大人赋》。汉武帝于辞赋是内行，下过功夫的。相如蒙不过汉武帝，当然更不敢蒙。《大人赋》而袭《远游》，这个天子绝不会大悦。所以这篇不但不是屈原作，也决不是先秦的文辞，如《卜居》《渔父》之比，断然是汉人所作，且在司马相如以后。即使在汉人的楚辞中，格调也是卑的。”[6](P310-311)除这些学者之外，当代学者刘永济、胡小石等也都认为《远游》不是出自屈原之手，乃是后人的伪作(1)刘永济以为《远游》所言与屈原思想不合，乃后人伪托之作，见刘永济《屈赋通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页；胡小石以为伪托当出汉武之世，见胡小石《远游疏证》，收录于《胡小石文录》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3-103页。。

除了逻辑上的推演外，《远游》文本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对认定它为屈原所作非常不利。如《远游》中曾言“奇傅说之得星辰兮，羡韩众之得一”，此处“韩众”为谁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对于韩众的身份，王逸在《楚辞章句》里并没有解释，只是说了一句：“众，一作终。”[7](P164)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引《列仙传》云：“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 [7](P164-165)但是，《列仙传》一书的来历其实也有问题，虽其旧题为刘向所撰，但《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所撰书目不言有《列仙传》，故《四库全书总目》撰者疑其为魏晋间方士所为 [8](P1248)。因此它关于韩终的记载很可能是后人因仙人传说附会出来的，可信度并不高。其实，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名为韩众的人，他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二年载：“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 [9](P319)至秦始皇三十五年又载：“始皇闻(卢生等)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9](P325)《史记正义》云众“音终” [9](P326)，则两处所言韩众、韩终实乃一人。顾颉刚认为，韩众是围绕在秦始皇身边为他求药的燕齐方士之一，后来畏罪逃亡，不知所踪，后人因而附会出仙去的传说，他其实就是《远游》中提到的“韩众”[10]。顾氏的这种推测是合理的，梁刘孝胜在具有神仙色彩的《升天行》诗中曾写道“少翁俱仕汉，韩终苦入秦”，足证仙人传说中的韩终与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韩终实为一人[11](P920)。因此，《远游》一文的写作年代当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后。

近来有学者论证《远游》中的韩众跟《史记》中所载的韩众并非一人，因为历史之韩众为人所恨(见谷永之上书)，《远游》韩众为人所羡，故各是一人[12]。但这种观点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历史形象与神话形象上的不同，并不能否定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最有名的如《离骚》引傅说为殷贤相，《远游》复引傅说以为仙人，如此不同用法，难道是说傅说有两人吗？更典型的则是刘安，他在历史上因谋反自杀，后世也有他成仙而去的说法，故而有鸡鸣天上、犬吠云中的传说，我们难道可以认为传说中的刘安和汉朝的淮南王毫无关系吗？其他像汉武帝、东方朔这一类由历史人物而被附会神话的人物甚多，所以，以此来否定《远游》韩众与《史记》韩众毫无关系并不能够成立。因此，从韩众这一信息来看，《远游》不可能出现于屈原时代，应该是秦以后的人拟作。

二、《远游》的写作时代

《远游》因和《大人赋》高度雷同，经常被拿来作对比。对于二者的关系，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大人赋》乃模仿《远游》而作。另一种则认为《远游》实出于《大人赋》之后，为模仿《大人赋》而作，如清吴汝纶等即持此种观点。郭沫若因《远游》和《大人赋》相类，甚至提出过《远游》为《大人赋》初稿的说法[13](P205)。以上种种，足以说明《远游》和《大人赋》间的密切关系。

从武帝看到《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的反应来说，我们认为《远游》不可能出现于《大人赋》之前，再从两处细节上来看，《远游》更应该是模仿《大人赋》之作。

首先，《远游》在描述主人公周游天下时曾有“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一句，这是主人公结束南方巡游转往东方漫游的一环，但这一句却极易滋生误解。明人汪瑗在解读此句时说：“太皓，东方之帝也。自南方而北面视之，则东方在右，故曰右转。……或曰，‘吾将过乎句芒’‘历太皓以右转’二句，是言自南方而游东方，下三句是言将自东方而游西方也。自南而东乃曲行，故曰右转。自东而西乃直行，故曰径度。下文‘风伯为余先驱，氛埃辟而清凉’即申‘前飞廉以启路，阳杲杲其未光’二句之意耳。其说亦通。”[2](P406-407)从汪氏所言的“或曰”来看，因表述上的含混不清，《远游》这句话的解读并不确定。“太皓”即“太昊”，于五行属东方之帝，作者在主人公结束南方巡游时，明明说“吾将过乎句芒”，句芒为东方之神，则是准备往东方游历，自南视北，东方居右，故有右转之言。但太昊本居东方，又何须右转呢？“历太皓以右转”一句，不仅方向不明，也和上句“吾将过乎句芒”所言自相矛盾。汪瑗虽引或曰之说进行补充，却掩盖不了这句话晦涩难通的事实。《远游》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真实原因应该是，它出自对《大人赋》的生硬模仿，《大人赋》有“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一句，两篇文章里都有“以右转”的描述，但是《大人赋》先是在北方游历，由南视北，东方居右，由北方右转正好到东方，其下所描写的也是在东方所游历的景象：“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后潏湟。厮征北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而《远游》在模仿《大人赋》时，却忘了和自己上下文的协调，故而造成相互违戾的结果。

其次，《远游》中还有一例类似的情况，文章主人公在南方巡游时，作者有这么一句描述：“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这一句话也颇令人费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说：“海若，海神之号，《庄子》有北海若。冯夷，河伯也，一曰水仙也。《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亦曰：‘冯夷得道，以潜于大川。’盖海若尊而冯夷卑，故令海若而命冯夷舞也。或曰，本谓令海若冯夷舞耳，曰‘令海若舞冯夷’，错文以成章也。”[2](P412)汪氏对此处提出了两种解读方式，一种认为作为神灵海若尊于冯夷，所以“令海若舞冯夷”即为通过海若命令冯夷而舞也；另一种则认为是一种独特的句法结构方式，认为“令海若舞冯夷”即为令海若冯夷舞。但这两种解读均属推测，并无十分可靠的证据。所以也有其他学者觉得汪氏这句话解读有问题，认为“令海若舞冯夷”之“冯夷”为舞名，与上文“使湘灵鼓瑟”相对[14](P585-586)，但冯夷为河神之名众所周知，解为舞名虽新人耳目却于古无据，所以这种解释也不能让人信服。种种歧见表明《远游》这句话本身就存在着问题，而之所以出现问题，也是因为作者在写作时，存在着对《大人赋》的机械模仿。《大人赋》中有与此句相似的一句：“奄息葱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远游》的“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与此句有着直接联系。但是在《大人赋》中“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灵娲、冯夷各司其职，表述得明明白白，《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虽然将《大人赋》中的一句拆分成两句来表达，却反而更加夹缠不清，迂曲难通。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大人赋》和《远游》在字句上虽极相似，但在同样的地方，《大人赋》用的自然明白，《远游》却存在逻辑矛盾、表述含混等问题，这足以说明《远游》作者在创作时存在着对《大人赋》的刻意模仿，所以才会出现顾此失彼、词不达意、表述含混等毛病。换句话说，在实际的创作中，是《远游》模仿了《大人赋》，而不是《大人赋》模仿《远游》，《远游》的出现应在《大人赋》之后。

这就牵涉到《远游》的作者和创作时间。首先，《远游》作者应为淮南王刘安身边的士人。《楚辞》与淮南王国关系密切，因淮南都城寿春曾为先秦旧楚之都城，故其地多楚文化之遗存。武帝亦因其故，当淮南王刘安入朝时，命其为《离骚传》。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楚辞》一书的产生与淮南有着密切关系。章太炎即言“《楚辞》传自淮南”[15](P549)。姜亮夫亦言“自《离骚》至《招隐》为书，必刘安之所为”[16](P398)。汤炳正也认为淮南王国文士之撰作，乃《楚辞》成书过程中之关键一环[17](P97-102)。同样，《远游》一文，也和淮南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远游》中有“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一句，对于其中涉及的乐曲《咸池》《承云》《九韶》等，一直众说纷纭。王逸于此句下注云：“思乐黄帝与唐尧也。《咸池》，尧乐也。《承云》即《云门》，黄帝乐也。屈原得祝融止己，即时还车，将即中土，乃使仁贤若鸾凤之人，因迎贞女如洛水之神，使达己于圣君，德若黄帝、帝尧者，欲与建德成化，制礼乐，以安黎庶也。美尧二女，助成化也。《韶》，舜乐名也。九成，九奏也。屈原美舜遭值于尧，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内之大麓，任之以职，则百僚师师，百工惟时，于是遂禅以位，升为天子。乃作《韶》乐，钟鼓铿锵，九奏乃成。屈原自伤不值于尧，而遭浊世，见斥逐也。”[1](P2045-2047)宋洪兴祖于此句下注云：“《周礼》有《大咸》，尧乐也。《乐记》云：‘《咸池》备矣。’注云：‘黄帝所作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为言施也。言德无不施也。’又《吕氏春秋》云：‘帝颛顼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淮南》云：‘有虞氏其乐《咸池》《承云》《九韶》。’注云：‘舜兼用黄帝乐。’御，侍也。《孟子》所谓‘二女婐’也。《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周礼》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7](P173)朱熹则云：“《咸池》，尧乐。《承云》，黄帝乐，又曰颛顼乐，又曰有虞氏之乐，无所稽考，未详孰是。二女，娥皇、女英也。”[18](P110)汪瑗解曰：“张者，设而陈之也。《咸池》，王逸、朱子皆注为‘尧乐’。奏者，举而作之也。《承云》，王逸曰：‘即《云门》，黄帝乐也。’又曰颛顼乐，又曰有虞氏之乐。朱子亦莫能考定也。瑗按：《礼记》注曰：‘黄帝乐名《咸池》，尧乐名《大章》，舜乐名《韶》，禹乐名《夏》，汤乐名《大濩》，武乐名《大武》。’与此又不同，未知孰是。二女，娥皇、女英，尧之女、舜之妃也。御，侍也。《九韶》即舜乐。歌，歌咏也。言使二女侍侧以歌咏《九韶》之乐章也。《离骚》曰‘舞《韶》’，此曰‘歌《韶》’者，盖乐有歌有舞，单言之者，盖举此以知彼，而文互见也。”[2](P412)可见，关于《咸池》《承云》《九韶》的归属莫衷一是，至于这些乐曲为何会被作者联系在一起，更是无法考校，二女为何在此出现也令人困惑。其实，《淮南子·齐俗训》里有一句话，对于这句话的解读有直接的作用：“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但传统认为《远游》乃屈原所作，对它与淮南文化之间的联系往往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不存有这种先见，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远游》这句话用了《淮南子》中舜的典故，不仅乐曲的名字一模一样，不需要臆测转换，而且舜娶尧之二女娥皇、女英为妃在这里也对应得上。由于忽视了这一点，所以过去的解释往往迂曲难通，无法令人信服。

“间维”之外，正如陆时雍在《楚辞疏》中所言，《远游》结尾“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儵忽而无见兮听惝怳而无闻”的表述，在《淮南子·道应训》中也能找到相类似的表述“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无瞩”。从二者的表述来看，《远游》无疑是在《淮南子》的基础上做了增饰，前者由后者转换的痕迹非常明显。又《淮南子·道应训》中曾载：“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毂之上。”高诱注云：“(卢敖)秦时燕人，始皇召为博士(即诸生)，使求神仙，敖亡而不反。”此处高诱以卢敖为秦始皇之博士，因求神仙亡而不反，至汉时被附会为神仙。有意思的是，《远游》曾提到的另一个神仙韩众，其原型也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因求仙不返，至汉时被附会为仙人。两人身份相似，经历相类，后世形象也相差无几。从这一点上看，他们作为仙人形象出现的时间也大致相近，《淮南子》中卢敖作为仙人出现的同时，韩众也作为仙人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远游》与《淮南子》代表的淮南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远游》与《大人赋》内容上虽较相类，思想基调上却大相径庭。《大人赋》主要表达人间君主高升远引的仙游想象，故其思想基调多夸奢靡丽，想象浪漫宏伟。《远游》虽也以仙游为主题，其缘由却在于躲避世间之迫阨，同屈原一样，《远游》作者也有对尘世生活的诸多不满。此外，由于《远游》同淮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武帝时期淮南王国周围的士人群体，一方面因刘安自身与中央皇室之间有两世血仇，隔阂甚深，处于惴惴不安之中；另一方面随着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加强，宾客游遨于诸侯王之间已引起武帝侧目，淮南宾客之盛更为当日中央所疑忌，故而这群人虽附庸于刘安，表面上以探求方术为生活，精神上却顶着巨大的压力。《远游》开篇“悲时俗之迫阸兮”，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由《远游》与《大人赋》之关系看，《远游》当出于《大人赋》之后，故其文有对《大人赋》之模仿。《大人赋》约作于元狩五年左右(公元前118年)[20]，而刘安于数年前(公元前122年)已自杀身亡，因淮南王谋反案在当时影响巨大，武帝以此为契机对诸侯王势力穷追猛打，淮南宾客此时之生存环境可想而知。刘安在世时这些人尚有朝不保夕之感，等到他因谋反而畏罪自杀时，作为失败者的关联群体，这群宾客的处境更可想而知。在这种压抑紧张的氛围之下，借抒写仙游以抒发精神压力亦属自然。由此看来，《远游》应出于淮南宾客之手，表现的是这个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压力。因淮南文化的熏染，及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影响，使得《远游》呈现出一种杂糅的特色。这些失意群体赋写篇章只为抒发愤慨，本无意于扬名，故其文字并不讲求工拙，多与《离骚》《大人赋》等相同，也没有留下更多的作者信息，使得作者暗眛不彰。直到刘向编录《楚辞》时，因其与《楚辞》文风接近，才将这样一篇无名氏的文本编选进去。后人出于篇章解读的需要，不免要为其拟定作者，讨论起创作缘由，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其为屈原所作渐成共识。

三、《远游》与《楚辞》的汉代接受及经典化

王逸的《楚辞章句》中，除了他自己的注解之外，还吸收有汉代的旧注。这些旧注最为特殊的地方，是采取韵文的形式作注，被后世称为韵体注。这些注解基本四字一句，两句一韵，节奏整齐，特色鲜明。《四库全书总目》已注意及此，其卷一百四十八集部“楚辞类”《楚辞章句》下云：“《抽思》以下诸篇注中，往往隔句用韵。如‘哀愤结縎，虑烦冤也。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结屈，如连环也’之类，不一而足。盖仿《周易·象传》之体，亦足以考证汉人之韵。”陈鸿图更从音韵学的角度将此认识推进一步：“传统以来，一般认为韵文注出自东汉王逸之手，但上文各例只得阳、耕同用倾向于东汉，但如鱼部家、华的合用则表现出西汉时期的押韵特征，这是东汉以后难以模仿的用例。这些部分如果照小南一郎楚文圈的传承，就可能是前人遗留的旧训，值得加以重视。”[21](P293)在对韵体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学界逐渐认识到它是流行于王逸之前的民间旧注。

《远游》中韵体旧注贯穿全篇，与王逸的注文有明显区别。如“奇傅说之托辰星兮”，下注云：“贤圣虽终，精著天也。傅说，武丁之相。辰星、房星，东方之宿，苍龙之体也。傅说死后，其精著于房尾也。”其中前面“贤圣虽终，精着天也”属于韵体旧注，后面对于傅说和辰星的注释用散体语句，为王逸附加的注释。相同的情况还有“绝氛埃而淑尤兮”，下注云：“超越垢秽，过先祖也。淑，善也。尤，过也。言行道修善，所以过先祖也。”前面八字来自韵体旧注，后面的散体文字出自王逸之手。这种情况说明在王逸之前，《远游》已经有了不少注解，而且按照注解用韵的特色考察，这类旧注可能出自西汉中晚期，比王逸生活的时代要早很多年。

在这些旧注中，《远游》已经被和屈原联系起来了，如“悲时俗之迫阨兮”旧注云“哀众嫉妒，迫胁贤也”，“遭沈浊而污秽兮”旧注云“逢遇暗主，触谗佞也”，“免众患而不惧兮”旧注云“得离群小，脱艰难也”，“忽临睨夫旧乡”旧注云“观见楚国之堂殿也”，“仆夫怀余心悲兮”旧注云“思我祖宗，哀怀王也”，其中文句注释所提及的楚国、怀王、暗主、被嫉妒等关键词，都和屈原的生平及作品所言一致，这种做法显示出以《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潜在逻辑。

拟定作者的过程是作家形象建构的一部分。古代篇章多不著录作者，故对篇章作者的拟定多出后人之手。对于这一现象前人已经注意到了，如余嘉锡即云：“古书既多单篇单行，刘向始合中外之本定著为若干篇，作者既不自署姓名，则虽同题为某子，本非一人之笔，其间孰为手著，孰为口传，孰为依托，必有不可得而辨者。”[22](P219)“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22](P157)书既如此，赋亦宜然，所以很多赋的作者序言之类信息都是后人添加的，清人王芑孙即云:“西汉赋亦未尝有序。《文选》录赋凡五十一篇……两汉赋七篇，其间有序者五篇。《甘泉》《长门》《羽猎》《长杨》《服鸟鸟》，其题作序者，皆后人加之，故即录史传以著其所由作，非序也。自序之作, 始于东京。”[23](P336-337)而《远游》之所以被认为是屈原之作，一方面因其文风与屈原相类，另一方面则是由汉代的屈原接受所决定的。熊良智先生曾经描述过这种现象：“《史记》所载《招魂》《渔父》的作者与《楚辞章句》不同，以及《楚辞章句》中《惜誓》《大招》的作者传说的不同，可以看出早期著述的特点和传播特点。著述不自署名，又多先后成于众人之手，流传又多单篇别行。”[24](P267)又言：“作品单篇别行，又不自署姓名，则编纂结果只能依据成书者的认同与判断。《招魂》因司马迁认同而为屈原作品，因王逸认同而为宋玉作品，《渔父》因司马迁、刘向之书而成屈原事迹，因王逸而成屈原著述。”[24](P250)与此相同，《远游》被定为屈原之作，也与汉人对屈原的接受有关。他们出于对屈原的崇慕与认同，不自觉地将作者不明的作品附会于屈原身上，以丰富其文学创作的内容，构建其仙游不息、上下求索的形象，抬高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行为。

屈原是《楚辞》文学形成的核心，汉代的《楚辞》接受，也围绕着屈原形象的构建而展开。曹建国通过考察汉代的咏屈赋、拟骚作品等，归纳出了汉代屈原形象变化的脉络：“西汉的屈原更像是神仙家的形象，在遭受不公待遇之时，便可以远游辞世，沉身汨罗也只是成仙之人的蝉蜕而已。到了东汉，随着思想一致时代的来临，屈原及屈赋解读的神仙之思逐渐淡化，甚至如班固以儒家经义为标准，对屈赋中所体现的神仙观念进行了批判，屈原之死也成了彰显君恶的罪状。最终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标志，对屈原及屈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于是神仙之思变成托物比兴，‘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的神游变成了‘怀念楚国，思慕旧故’的陪衬，这都是为了凸显屈原的‘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与之同时，《离骚》称‘经’，而屈原之死也被赋予了大勇大德之儒家伦理意义。”[25]纵观整个汉代，屈原形象有从神仙向忠臣变化的特点，这说明屈原形象在汉代的接受并非固定僵化的，而是根据接受者的需要被形塑构建，诚如熊良智所言：“屈原的历史地位，虽是由他的诗歌创作决定的，却是在汉代的文学思想中发生的。”[24](P206)正是屈原形象的日益崇高化，成为《远游》被归于屈原名下的大背景。

汉代的屈原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今可考者来说，对屈原及其作品有明确接受的人包括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傅毅、王逸等，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刘向与王逸二人。刘向以屈原作品为核心，将相关作品汇总并编纂为十六卷本《楚辞》，据王逸《楚辞章句》所述，这个是最早的《楚辞》文本。除了屈原的作品之外，《楚辞》还收录了宋玉的《九辨》、贾谊的《惜誓》、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作品，体现出了一定的编纂宗旨。这个经典文本的出现，为汉代《楚辞》学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相传《楚辞》古本《离骚》篇题后有“经”字，很多学者都认为《离骚》称经为刘向所为。明王世贞曾经评价过刘向的这种行为：“梓《楚辞》十七卷，其前十五卷，为汉中垒校尉刘向编集，尊屈原《离骚》为经，而以原别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东方、严忌、王褒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调者为传。”[26](P166)

当然，《离骚》称经是否刘向所为，今天已无法详考。但《离骚》称经是汉代《楚辞》学史上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刘向被与之联系起来，足见其在汉《楚辞》学中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出现了汉代《楚辞》接受史上集大成式的作品《楚辞章句》，此书当为王逸任东观校书郎时所作[27](P200)。据其《楚辞章句序》所言，之前的《楚辞》学虽有一定的成绩，然也有各种不足：“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当代学者蒋天枢曾经评价过王逸所做的工作：“叔师依十六卷本《楚辞》作《章句》，叙不依例列全书后，而厕《离骚》之末者，《离骚》旧题曰‘经’。统贯全书；而作叙之意主在屈原，与‘缵述其词’者无预也。自谓‘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所识所知’‘楚人以相教传’之旧说，其说出自屈原赋流传以来所积累之笺识，亦即《章句》中所备采之说，而‘稽之旧章。合之经传’，则于‘所识所知’之外，更参考刘安、班固、贾逵各家《章句》，并博考群书，以定著十六卷《章句》。”[27](P200)

可见《楚辞章句》是王逸在吸收前期《楚辞》学基础上的汇总之作。除了作《楚辞》学知识上的融汇整理之外，王逸还在《楚辞章句序》里对当时存在的以班固为代表的贬低屈原及《离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一方面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另一方面讲到屈原的作品，他也极力赞扬：“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可以说，虽然均持儒家之义进行裁决，但班固和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可谓大相径庭。王逸的观点表明，即使不那么符合儒家经义之道的屈原及其著作，经过长期的磨合、接受、阐释，在东汉时也已经被确立为士人之楷模，成为大家效仿学习的对象了。

综而言之，《楚辞》之所以在汉代能发生巨大影响，端因其核心作者屈原及其核心作品《离骚》正好契合了汉代士人的心灵需要。徐复观曾总结其原因：“《离骚》在汉代文学中所以能发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出身于丰沛的政治集团特别喜欢‘楚声’，而不断加以提倡。另一方面的更大原因，乃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怨’，象征着他们自身的‘怨’；以屈原的‘怀石遂投汨罗以死’的悲剧命运，象征着他们自身的命运。”[28](P253-254)

随着《楚辞》在汉代的接受与经典化，它也被时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解读、阐释，在这个过程中，屈原及《楚辞》的经典意义也逐渐被阐发出来，汉代士人“不遇中的焦虑，胁迫中的凄惶，失落中的抗争，期待中的回望，在屈原的遭遇和楚辞中都有了异代知音的共鸣与同情，这几乎成为古今中国社会知识阶层共通的人生情结。由此表明，文学传播是一种历史的构成，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历史也是现实构成的一个平台”[24](P360)。在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作家的经典形象被逐渐建立起来，相应的增饰与附加自然必不可少，与之相关的经典文本也逐渐形成。《远游》本来是西汉中期无名士人对《离骚》及《大人赋》的拟作，但因屈原的巨大影响力，它在被收入《楚辞》之后，继而又被认定为屈原所作，成为形塑屈原形象的有力资源。《远游》在汉代的出现及解读，正是经典作家推动经典文本形成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