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珺

从1959年开始，由于多种原因，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商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坚决制止这一不正之风的蔓延。

一

196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将《中央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草稿)》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审阅。刘少奇对这个指示稿进行了许多修改，并加写了一些话。

10月1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指示》指出：“在商品实行计划供应和合理分配当中，对于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某些消费品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是必要的、合理的。当前的问题是，有些地方照顾的范围偏宽，标准偏高。个别单位的干部甚至互相包庇，通同作弊，或者自定特需供应，同群众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在某些地方存在着商品供应‘走后门’的现象。有些商业人员对于上级干部、本人家属和亲戚朋友，采取不正当的方式供应商品，私相授受，甚至把好东西留下内部私分。有些地方对负责干部随便实行‘优待供应’，破坏商品分配制度。有些单位以‘协作’‘挂钩’为名，互开后门，假公济私。还有些公社、农场、工厂、企业和机关，乱销乱用自己生产的生活资料，或者借口送礼形成变相地‘走后门’。这样，就使市场供应的商品减少，市场紧张的情况增加。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都是不顾大局、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表现和违法乱纪行为。”

为遏制商品供应“走后门”现象，中央还制定了具体措施。但考虑到实际情况，《指示》还指出：“各地在整顿特需供应、反对‘走后门’的同时，还应当从各方面领导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切实安排生活，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副食品生产要自己动手，遵守政策，不得另外雇工，不得与民争地）；应当从各方面改善商品的分配和供应办法，力求方便群众。此外，各地区对于高空、高温、井下、水底作业等工人，飞行人员、航海人员、专业运动员、体力消耗较大的艺术人员以及病人、产妇、婴儿等必不可少的特需供应，必须努力保证。”

二

《指示》发出后，各地根据查出的“走后门”案件纷纷将材料上报中央。对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刘少奇十分重视，多次作出批示。

1961年6月11日，湖南长沙县将关于对福临公社干部生活特殊化“走后门”处理的情况上报中共中央。报告说：“在农村商业调查中，群众揭发当前商品分配中不合理的问题比较普遍，特别是干部生活特殊化和物资‘走后门’的现象比较严重。”为了纠正和改变干部生活特殊化“走后门”的不良现象，报告采取了三项措施。

6月17日，刘少奇将这个报告转李先念阅，并批示：“请你们抓住几个省、几个县、几个公社、几个大队，由上而下的公布商品账目，认真加以清查，以便了解过去是怎样分配商品的，在今后，又应该怎样改进商品分配办法。在过去一年多内，商业部门和粮食部门除犯了其他的一些错误以外，在分配商品方面，也犯了许多极端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是你们自己和我们都还不大清楚。必须迅速查清，并坚决改正。”

7月25日，财贸整风试点工作组以《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题，反映河南新乡粮食和商业部门“走后门”问题。材料中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少部门的不少掌握业务工作的人员，以本身业务工作为资本，在正常业务工作关系上，加上了索取紧张商品的条件。材料一口气列举了九个方面的问题。

8月25日，刘少奇批示邓小平将这份材料印发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同志，并写下一段长长的批示：“在讨论粮食和市场问题时，对此件所提出的问题也加以讨论。粮食和市场物资越紧张，粮食和商业部门‘走后门’的现象也越严重。据我了解，某些商品的大部分是从‘后门’分配的，农民根本买不到。这件事情，粮食和商业部门有责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也有责任。如果不加整顿，我们所设想的要用商品去向农民交换农产品，要用实物对工人表现按劳分配，都将有很大的一部分要落空。如何杜绝商业和粮食部门‘走后门’，如何组织群众监督粮食和商品的分配，使国家所掌握的人民急需的商品能够最合理地进行分配，以促进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是当前粮食和市场问题中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刘少奇的这个批示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重视，后来，这个批示作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

1960年3月，刘少奇在天津自行车厂观看各种型号的 “飞鸽牌”自行车

三

1961年10月19日，刘少奇在听取李先念等汇报商业工作时指出：“拿国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谋求个人的方便，是不允许的，更不能拿个人‘走后门’来的东西，去随便换东西。商业队伍要加强，骨干更加强些。一个城市要有商业监察机构。商业部门的监察机关要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

随后，李先念布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立即组织6个工作组到全国各地调查商业“走后门”情况，同时还向周恩来请示，建议召开各省、市党委财贸书记会议，研究如何杜绝商品“走后门”。10月22日至11月2日，这个会议如期召开，刘少奇、李先念先后到会作报告。

1962年4月16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反映财贸部门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的情况。报告说：“反对商品‘走后门’以来，许多地方商品‘走后门’的现象，得到了有效制止，群众反映很好。”报告还指出了反对“走后门”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若干具体政策界限还不够明确，各地要求进一步加以解决。有些职工甚至领导干部，对反对商品‘走后门’的重大意义仍然认识不足；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个别地方对运动的领导不够有力，有些松劲。”为此，报告还提出了几条解决建议。

4月20日，刘少奇对这个报告作了一些修改和批示。在“反对商品‘走后门’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运动的时间，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安排”这段话前，刘少奇加写了一句话：“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只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进行，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不要进行，只检查干部是否有多占多吃等行为。”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商品“走后门”现象，根源于计划经济的分配体制和商品短缺等原因。“七千人大会”后，国民经济调整进一步展开，反对“走后门”运动也和随即开展的清仓核资工作合并开展，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疏通了商品流通环节、缓解了商品紧缺的问题，还查处了一批违法乱纪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在这场运动中，当时主管全面工作的刘少奇及时掌握运动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保障了运动的有序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