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聿温

空军原司令员王海，是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击落、击伤敌机9架（其中击落4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海大队”，更是战功卓著，威震蓝天，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敌机29架，令敌闻风丧胆。

王海是山东烟台人，快人快语，正直豪爽，犹如一团烈火。在人民空军，他一直是军事干部，带兵的人，担任过飞行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司令员等职。在每一个军事首长的岗位上，他都尽职尽责，卓有建树。

一

笔者还在上中学时，就知道王海的名字。笔者1970年入伍。当1974年笔者调空军报社当编辑时，王海是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第二部长。虽然上下班和开大会时也能偶尔见到他，却根本没有直接接触。只是从老同志口中，听到过他的一些传说。其中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王海原任空5军副军长，“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有人说他“骄傲自满”“反江青”，甚至还有人诬告他是“特务”，等等。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对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说：王海在空5军的处境很困难，已不便在那里工作，是不是给他调动一下为好？要不在空5军七斗八斗，能把他斗死！吴法宪接受了刘懋功的建议，这才把他调到军训部，等于保护了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王海

二是，王海性格倔强，人品正派，坚决不上林家贼船。部里有个处长，和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关系密切，几次想拉王海去毛家湾林彪家里“看电影”。那个年代，去毛家湾“看电影”可不是件小事，而是多少人羡慕得眼红的“政治待遇”。去了，攀上林家这根高枝，说不定就能飞黄腾达；不去，属于“不知好歹”“政治站队错误”，很可能得罪林家，招来横祸。但王海想，如果“看电影”是组织上的安排，领导上会通知我；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作为个人，到林副主席家去看什么电影！一个处长，鬼鬼祟祟地用这种方式拉拢我，太不正常了。于是，他冷淡地告诉这位处长：对不起，我还有事，不去了。这位处长还不死心，三番五次到王海家中当说客，又拿鲁珉说事：“到毛家湾看场电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鲁珉都去看了，你为什么不去？”鲁珉也是朝鲜战场上的一级战斗英雄，战功赫赫，当时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林立果是副部长），是王海的老战友，两人很熟。王海也知道鲁珉和老婆经常去毛家湾“看电影”，但他仍不为所动，斩钉截铁地对这位处长说：“鲁珉去是他的事，他愿意去就去，但是我不去。”这位处长看王海态度坚决，就不再找他了。王海晚年回忆这件事时，感慨地说：“如果我怀有私心杂念，想找个靠山，跟他们同流合污，那就不会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了。”

再就是，王海嫉恶如仇，性烈如火。1971年林彪出逃后不久的一天，空军司令部召开二级部长会议传达“九一三”事件。传达完后，大多数同志都很高兴，也有一些同志表示难以相信。其中气象局一位副局长（副师职）说：“我不相信，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最忠诚，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王海一听，火冒三丈，上去扇了他两个耳光。因为当时在场的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对王海这种冲动的举动，司令部的领导也没有当面提出批评。但散会后王海冷静下来，觉得自己的举动实在不妥，非常后悔，下班后专门等在楼下，向那位同志表示道歉。那位同志也很大度，不仅痛快地接受了王海的歉意，并且真诚地说：“哎，没关系，你打得好，这个耳光把我打清醒了。”这件事让周恩来总理知道了，他批评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有的人可能这个弯转不过来，不要急，可以等待。

二

1975年7月，王海被任命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由副军职提升为正兵团级，一下子跃升了三级。

笔者调到空军机关10年后，有了一次和王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看到了他性格豪爽、气质独特的一面。

1985年，空军报社和外场部联合开展“机务评奖”活动，为期一年，届时评出“双十佳”（即10名最佳机务个人和单位），予以表彰。尽管活动是由两家二级部组织的，但文件是以空军政治部、空军工程部（后称装备部）两个大部名义下发的，规格很高。此项工作报社由一处负责，笔者是副处长，直接承担。一天，笔者和本处杨编辑、外场部阮助理组成三人工作组，到部队调研和参加完广州一个会议后，准备向空军首长作一次专题汇报。

当时，王海已经由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调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机务工作，他人又正好在广州。这样，我们的汇报，就在广空招待所内进行。

这是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放着一排半圆形沙发。花白头发的王海身材魁梧，精神矍铄，步履矫健，声若洪钟。他率先在中间的沙发上坐定，我们三个则在他周围落座，笔者拿着笔记本，开始向他汇报。

2017年7月25日，王海去军事博物馆看望他在抗美援朝空战中驾驶过的079号功勋战机

汇报内容大致是：活动的缘起、目的、意义、方法步骤、完成时间、表彰安排以及目前部队开展情况等，最后请他作指示。

王海是个和蔼可亲、非常有趣的人。他一开始坐在沙发上认真听取汇报，听着听着，就站起来了，在房间里背着手来回走动。我以为他有什么事，就停下汇报，等候他发话。只见他用手指指我：“说，你说你的。”于是，笔者继续一本正经地按原来思路汇报，他继续来回在房间中踱步。听着听着，他假如来了灵感，或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就突然停到我面前，用手比画着说几句，然后示意笔者继续汇报，他则继续踱步。我们的汇报，渐渐变得轻松活泼起来，中间另外两位同志随时随地插话，间或有爽朗的笑声。

最后，王海表示同意我们的汇报，指示我们抓好典型，宣传好机务部队。他说机务很重要，也很辛苦，直接关系到飞行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战斗力，云云。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汇报，两个多小时，虽然不像给其他首长汇报工作那样气氛严肃正规，但感觉亲切自然，该解决的问题也都得以解决了。这是笔者唯一一次向王海当面汇报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印象不减。那年的“机务评奖”活动，在他的关心指导下，取得了圆满成功。

三

王海 （前右）和加布里埃尔 （前左）

王海的个性气质，在他与外国人打交道过程中也有自然流露。1984年7月，他跟随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应邀访美。当张爱萍介绍到他时，美空军参谋长、四星上将加布里埃尔惊奇而又激动地走上前去：“你就是那位朝鲜战场上的王海？当年在朝鲜我就是在一次空战中被你打下来的。”王海跟他热烈握手，同时对他说：“如果你们再进攻我们，我们还要把你们打下来！”张爱萍打圆场说：“真是不打不相识呀！”当年的对手，今日成了朋友。1987年4月，王海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再次应邀率团访美，还专门看望了已经卸任的加布里埃尔。

那几年，王海和加布里埃尔有张一起交谈的合影，广为流传，而王海击落加布里埃尔的说法，也在国内不胫而走。对此，笔者曾有过狐疑，和一位搞摄影的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写照片说明词时还是应当加个“们”字，但是形不成共识。想不到多年之后，王海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中，坦坦荡荡地写到了这件事。他说：“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加布里埃尔说，‘我就是在一次空战中被你打下来的’，这句话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有误，把‘被你们打下来的’译成了‘被你打下来的’。因为，在机群空战中，加布里埃尔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是我把他打下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打掉了他，反正是我方空军把他打下来的，这是肯定的。”

实事求是，说得何等好呀！不居功，不自诩，不夸大，这就是王海的人格魅力。

王海写回忆录，出于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的动员。杨尚昆对他说：“将来有时间，把你的经历写一写，留给年轻人看，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王海说：“没什么好写的，比起前辈来差得远了。”杨尚昆听了，很认真地说：“不能这么说。你从一个青年学生当了人民空军的飞行员，抗美援朝中打了不少仗，当了空军英雄，又在空军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那么多年，最后当了空军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你对空军建设作出了贡献，怎么能说没什么好写的呢？把你的经历写出来，不是为你自己树碑立传，而是为了教育后代。人们可以从你的经历中了解历史，懂得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王海听进去了，于是离休后开始写回忆录，前前后后写了五年，才得以完成。

王海回忆录《我的战斗生涯》2000年2月出版后，笔者第一时间从书店买回一本拜读。因笔者当时正在写作《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需要参考王海回忆的有关内容：林彪座机究竟为何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

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吴法宪组织真正懂飞行的人，详细考察论证，实事求是找出飞机坠毁原因，并指定专家组由王海牵头。王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专家组的结论：第一，飞机没有空中爆炸。第二，飞机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第三，飞机上没有搏斗，驾驶员潘景寅也不可能搏斗。

令笔者喜出望外的是，后来，王海司令员亲笔题款签名，将他的回忆录赠送给笔者一本。笔者望着老首长的苍劲笔迹和两方别具一格的鲜红印章，心中顿时升腾起一股对老一辈无比崇敬的心情。

王海是1992年11月由中央军委下令，退出空军领导班子的。

2020年8月2日，王海老司令员在京逝世，享年94岁。噩耗传来，笔者所在的一个空军战友微信群内，一片惋惜哀悼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