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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周恩来研究组的“志愿兵”

2022-12-08李海文

党史博览 2022年11期
关键词:陈浩李晨大姐

■ 李海文

198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举行有关周恩来的座谈会。图为参会人员合影。后排:左一为李琦、左二为方铭,右一为陈浩

周恩来从1927年夏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是任期时间最长、接触干部最多的中央领导人。他负责统一战线、外交工作,在国内外广交朋友。为了了解掌握周恩来的方方面面,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需要采访的人太多了。于是,我们请来了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陈浩。她刚从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就到周恩来研究组当“志愿兵”,不拿一分钱,也没有任何补贴。

与外事口的同志很熟悉,积极带队采访

陈浩与李琦均曾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与方铭在重庆相识,是老朋友。李琦亲自出面和她谈话,邀请她到周恩来研究组,她爽快地答应了。我推测方铭也起了作用,因为她在第一线工作,知道采访人手不够,更重要的是,打开局面特别需要陈浩这样的老同志。

陈浩来之前,方铭找我谈话,介绍陈浩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要我照顾好她,并告诉我,陈浩的丈夫是李晨。我知道李晨以前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我的中学校长杨滨曾对我和妹妹海平说过,市委对人和蔼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们的父亲,一个是李晨。当时,我们听了都很惊讶。父亲在家里严肃、不苟言笑,但是我由此记住了李晨的名字。我和陈浩一见如故,分外亲切。方铭将她安排在一楼和自己一个办公室。方铭身体不好,不常来。办公室有一张床,陈浩中午可以休息。

1983年春夏之交,陈浩第一次来。她1.58米的个子,衣着朴素,不像外事干部。她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一片。我常常找陈浩商量工作,聊天。

陈浩的到来,减轻了方铭的负担。陈浩和外事口的同志很熟悉。1983年6月28日,她就带着郑淑云、熊华源、廖心文到外交学会采访柯柏年。7月26日,请余湛到室里和我们座谈。不久,余湛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因工作忙就来不了了。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座谈中,余湛说:

资产阶级国家只有贵族才能当外交家,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办外交是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要求我们忠于祖国人民。我们的外交部是我们自己建起来的。外交部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少数专家顾问。

我是第三批派到国外的。我们是在1950年6月底7月初赴中国驻波使馆工作的。出发前的一天,总理接见大家。总理对大家极为关切,这也是每个接触过总理的同志的共同看法。凡是不认识的,他都要问姓名、籍贯、干过什么工作。那时候许多人刚从部队下来。特别是女同志调来后,脱下军装让去当大使夫人,思想都不通,有的提出离婚,有的不干了。为此,总理还请邓大姐出面做工作。后来总理做了个规定,女同志去使馆工作,对外是夫人,对内是工作人员。在接见时,总理逐个询问女同志是否分配了工作。

当时总理曾问我们: “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回答: “什么也不会,不会打领带。”总理说: “不懂没关系,要学习。”总理还让后来的一批同志带话给我们: “要善于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内部重于外部。”

当时,我们来不及制装,军装还有些脏。总理说,没关系,他们知道你们是打仗的,都是兄弟国家嘛!我就是穿着军装出去的。总理照顾大家的心情,讲过在使馆内可以穿军装,但外出要穿西装。

当时我们使馆很简单。记得第一次使馆举行庆祝国庆,是苏联大使和参赞帮助办的。请客是招待冷餐。苏联大使让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帮助买路易十四式的沙发、买家具。苏联大使还责备波兰为何不帮助中国使馆建设。

这些生动的历史,使我们了解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是如何初创,如何白手起家的。很可惜,这些史料都没有编入书中公布。

陈浩还带我们采访马海德、杨放之、陈应、陈叔亮、康岱莎、凌其翰等。她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西花厅的同志很熟悉,1984年2月,带我们采访了邱南章、刘九洲;9月11日,带我、廖心文和成也竞一起采访邓大姐的秘书张元。张元带着孩子在西花厅外院的西厢房住了十几年。1984年两次请李金德等部长到我们的小会议室来谈,还联系楼上的邻居叶子龙到市委大楼进行访谈。

1984年3月5日、5月30日,我们去采访中央书记处原书记刘宁一,因为有陈浩参加,他马上同意了。1987年4月16日、4月23日又谈了两次。我们还想请他谈谈1960年世界工联会议和反修斗争的事情,但他一口拒绝,说,这些事只能向中央说。老同志遵守纪律,严守秘密。

有时我们联系了采访对象,陈浩感兴趣也去。我俩曾一起到沈醉家里,沈醉讲到特务在重庆盯曾家岩的情况,说凡是到过曾家岩周恩来公馆的人,他们都一清二楚,连戈扬穿一件红毛衣都知道。就等蒋介石一声令下,一网打尽。讲到此处,不由得得意起来,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出来后,陈浩生气地说:真够猖狂的!皖南事变前后,陈浩、李晨正在贵州、云南做地下工作,也是特务抓捕的对象。

1985年9月29日,周恩来研究组召开有关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的座谈会。图为参会人员合影。前排左一为方铭;后排左二为陈浩,左三为李海文

为抢救活材料,提议召开座谈会

一个一个地采访,难以完成抢救活材料的任务。陈浩提议召开座谈会,她列出名单,给每个人打电话商量、落实。我到收发室送请柬。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召开过如下几次座谈会:

1983年11月19日,在对外友协王炳南的办公室里召开座谈会,参加者有王炳南、童小鹏、吴青、罗青、陈舜瑶、沈野等,谈南方局外事组的事情。

1984年11月16日,周恩来访问亚非欧十四国座谈会。11月17日,周恩来访问亚欧十一国座谈会。12月27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警卫工作人员座谈会。

1985年9月28日,成元功、雷英夫、李树槐等谈1954年日内瓦会议座谈会。9月29日,黄镇、师哲、浦寿昌等谈万隆会议座谈会。11月14日,王幼平、韩念龙、陈叔亮、康岱莎等谈周总理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等六国座谈会。11月15日,黄华、章文晋、成元功、何英等参加筹备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的一些活动座谈会。

1986年5月29日,黄镇、师哲、浦寿昌等座谈万隆会议。

1987年1月9日,刘昂、马列、李岩、王伏林、吴群敢、戚剑南、顾明、杨纯、童小鹏、郭英会座谈会。3月5日,雷任民、傅生麟、江明、陈明、白向银、周化民、童小鹏、张敏思、戚剑南座谈会,谈周总理对外经、外贸工作的关怀和领导。

因为陈浩和这些负责干部都很熟悉,座谈会举办十分顺利,院子里停满了汽车,盛况空前。很多老同志都互相打听:你接到文献的邀请了吗?大家热爱周恩来,以参加这样的座谈会为荣,到了会场纷纷发言,我们从中了解了大量新鲜、生动的资料。同时,扩大了周恩来研究组的知名度,我们外出联系采访更加便利了。

陈浩不争名,不争利,她花了大量时间筹备,开会时都由副主任金冲及主持。李琦、方铭每次都参加。开会不管时间长短,我们都不准备饭,一个是机关食堂简陋,没有这个能力;最主要的是,这些同志都年过七旬,高级干部,出了差错我们承担不起责任。只是在会议中间上一次点心。几乎每次会议都超过12点,但还有人要发言。

1984年11月16日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座谈会,来的人有20多个,是座谈会中最多的一次。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黄镇一进来就大声地问:孔原来没来?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原来出访十四国时,内部有一个孔(原)、黄(镇)、童(小鹏)小组。我赶忙到会议室对面的办公室用红机子给孔原打电话,说:因为你身体不好,没敢请你。现在同志们都来了,大家都要见见你。他很快从交道口的家赶到。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大家争先恐后发言,会场气氛热烈。开得时间长,怕他们年纪大身体受不了,准备12点散会,但驻阿尔巴尼亚前大使罗士高一定要发言。他说:

总理访阿时正逢元旦,因跑了一些国家,感到很疲劳,想在阿尔巴尼亚休息一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休息,而且更累了。

在向总理汇报工作中有两次给我印象很深: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阿尔巴尼亚很佩服我们,但也流露出一种思想,认为是他们帮了中国的大忙。我们中央负责同志在讲 “援助是相互的”。这句话常常是在援助别人的时候讲;而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这句话时常常是要别人援助,依赖别人的援助。我向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总理听后笑了一笑,没有吭气,也没有批评我。我估计总理知道这一情况。还有一次,是在周总理到阿尔巴尼亚前夕,胡志明想访问阿尔巴尼亚,以调解苏阿关系。我向总理反映了这件事,这一次总理没有笑。他稍稍思索了一下说,别人有别人的想法,他们的事由他们自己处理吧。

总理到阿尔巴尼亚之后,向我详细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但他没有问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困难,也没有提应该如何援助他们。就我们援阿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之前援助的数目并不多,“文化大革命”中援阿的数字上去了,这个数字是否经总理批准我不清楚,但我想即使是通过了总理也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我敢给孔原打电话,因为我们之前访问过他。那天,童小鹏也去了。孔原对童小鹏说:你怎么也来了?童小鹏回答:平时见不到你呀。童小鹏和金冲及坐在大沙发上,孔原坐在小沙发上,不讲话,快睡着的样子。我见童小鹏和老金攀谈起来了,就搬把椅子坐在孔原的旁边,问张浩的夫人徐克俊在北方局工作的情况。可能很少有人同他谈北方局的人和事,孔原一下有精神了,谈了不少当年的情况。

1957年10月27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与离开总理办公室去支援文教战线的五位秘书合影。自左至右为:周恩来、韦明、杨纯、姚力、邓颖超、康英、陈浩

而且,孔原在参加座谈会后,于1987年3月17日主动约我们,并将秘书王炳国找来,向杨增和、熊华源回忆周总理与新中国人民海关建设,关于中央取消大后方党的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等问题。前几年,我碰到孔丹,给他一件孔原谈话的复印件。他看后说:还是和你们谈的内容多。

1985年春夏,李晨、陈浩先后到美国。陈浩英文很好,在美国拜访、看望了许多老朋友,同时采访了二三十位友人,并作了录音,回国后翻译并整理成中文记录。她还到美国几个大的图书馆查阅资料,看到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给外国友人的信件,有的是她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由周恩来签名发出。可见,美国重视档案,保存得很好。她回来说:写《续西行漫记》的海伦·斯诺年老体弱,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是文物,不得改造、拆除。她拒不接受中国的帮助,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因陈浩和外交部的人熟悉,1985年利用外宾来访的机会还采访了费正清(6月10日)、谢伟思(7月15日)。谢伟思抗战时在美国使馆地位高,因支持中国共产党,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失去了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而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历史,按地位排序,接待时将他排在后面,陈浩对此愤愤不平。她说,周恩来一直教导大家不要忘记老朋友。

陈浩同我们参加学术讨论会,壮了我们队伍的声威。她到外地出差,也抓紧时间采访当地的同志。据不完全统计,她采访了200人以上,抢救了大量南方局、外交战线的史料,功不可没。

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一会用干部,二会出主意。李琦、方铭将陈浩请到周恩来研究组做“志愿兵”真是高明。

记忆里的周总理

陈浩很少谈自己工作中的贡献。从聊天中得知,陈浩的父亲曾是詹天佑的助手,中国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的知识分子。她说:家里有人做错了事,父亲震怒,家里人都跪下,一个大院子跪满了人。她小,不用跪,躲在廊子后的屋角看着,不敢出声。家教甚严,父亲在家里的威严、家长制可见一斑。我从陈浩女儿李小萍处得知,陈浩的父亲原是山东的农民,后上了德国人办的技术学校,刻苦学习,德文、专业课好,因而成为詹天佑的助手。即使受到近代科学教育,他仍然不准女孩子上学。陈浩从小要强,爱学习,在哥哥的辅导下学习文化,自己悄悄考上北师大附中。能考上中学的名校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不少亲朋前来祝贺。这样,陈父不好驳大家的情面,只好同意陈浩上学。姐妹三人只有陈浩上了学。陈浩与李晨是同班同学。

1946年5月11日,李晨、陈浩结婚,周恩来和邓颖超、钱瑛等出席。邓颖超向他们表示祝贺,并提出:夫妻之间应做到“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陈浩有空时写了少许回忆录给我看,她写道:钱瑛大姐的秘书张清华为准备婚礼,悄悄到街上买一些糖、花生,碰到陈浩,神秘地笑一笑。到了晚上,她才知道是为她和李晨的婚礼准备的。可是她很快将这些生活气氛浓的小事全删了,介绍了“八互”,但不说邓大姐是在她婚礼上说的。2007年她出了一本书《学习周恩来》也是这样。她在书中写道: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言行一致的革命的实践家,言必行,行必果。他们认真地按 “八互”原则,身体力行,注意栽培爱情之花,不断总结经验,使之盛开不败,越开越鲜艳。他们夫妻之间既是爱人,又是同志、战友、知己和良师,夫妻互敬、互爱、互信,事业上互勉、互助,生活上互让、互谅、互慰。这样,他们的夫妻生活达到了和谐美满的境界,不仅毫无后顾之忧,而且还能促使彼此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邓大姐说:“‘八互’不是目的, ‘八互’的目的是要两个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其实,陈浩和李晨不也是这样吗?陈浩夫妻幸福美满,家庭和睦,两人相伴七十载。李晨在2016年12月29日逝世。陈浩今年103岁,仍然头脑清楚。

陈浩工作踏实,埋头苦干,一直负责资料工作。周恩来信任她,常常交给她一些工作。1947年11月10日,周恩来特别写下:“政协及三人会议的材料,由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一个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后来她参加了编写《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此书199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50年后,终于完成了周恩来的嘱托。

20世纪50年代,总理办公室调进不少干部,有的人不安心工作。有一位女同志劝陈浩也离开总理办公室,陈浩不理她。陈浩说:她是大英雄,在敌后根据地骑着高头大马。

陈浩说,“文革”开始后,她就很难见到总理,而李晨见过一次。李的堂哥李振翩是美籍医学专家,年轻时与毛泽东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1946年在南京时,国民党组织苏北被打倒的地主以难民身份到梅园新村游行,周恩来说我们犯不着和他们冲突,留下少数人坚守,让大家化整为零,疏散出去。李晨就到李振翩家躲避了一周。1972年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李振翩回国要求见毛泽东主席,为此周总理接见李振翩,接见时特别让李晨参加。周恩来见到李振翩第一句话即热情地说:“感谢您掩护了我们的同志。”这么一说,李振翩特别高兴,即毫无拘束地谈起来。在座的林巧稚、张孝骞也随便地谈起来。可见总理对干部情况之熟悉,并且关心、爱护干部。李晨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北京工业大学首位校长、党委书记。林巧稚、张孝骞都是医学专家。她们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受到迫害。周恩来用这种方式保护干部、专家。

陈浩讲的诸多事情中,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1976年唐山地震后,邓颖超搬到东交民巷15号院2号楼。周总理逝世后,陈浩一直惦念着邓大姐,但是没有机会见面。8月的一天,陈浩在街上碰到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喜出望外,马上要求见邓大姐。过了几天,8月21日晚8点,李晨、陈浩夫妇按照约定的地点在台基厂路口副食店门口等着,邓颖超坐车过来,招手让他们上车,事先已通知司机上长安街向木樨地开去再开回来,利用这个时间和他们见面。这是在重庆、南京地下工作常用的接头方式。陈浩、李晨多年没有见到大姐,十分激动。邓大姐说:“我也很想念你们,也想见见你们,只是怕连累你们,所以现在不得不在车上说话,又好像当年在重庆似的。”

“又好像当年在重庆似的”这句话令陈浩感慨不已。陈浩不止一次向我讲起这件事,每当讲到邓大姐说的这句话,大家都唏嘘不已。

陈浩对我很关心,常常给我讲历史,鼓励、关心我的成长。一次我们到东交民巷13号外交部公寓采访,先到她家里集合。李晨坐在沙发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进来。陈浩马上把我介绍给李晨,说:你不是喜欢做工作的人吗,她就是爱做工作的。弄得我不好意思。她的夸奖是对我的鞭策、鼓励。1993年,我们到江苏南京参加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学术大会。大会结束,我们去车站。刚一上车,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主任裴坚章大声说:海文,我要调你和章百家到我们室工作。我笑笑,没有说话。过了几个月,陈浩问我,裴坚章找你了吗?我说:没有。她悄悄说:别去外交部,那里特别看重外语。事情过去了几个月,她还一直想着这件事,令我十分感动。

最难忘的是,陈浩和郑淑云让我陪她们去了一次西花厅。陈浩和郑淑云都曾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经常可以见到邓大姐。一天下午,陈浩高兴地通知我,吃完晚饭一起去西花厅。这是我第二次到西花厅。进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向左边第一个门是西花厅,进去有长长的一段路,陈浩边走边向我介绍情况。现在的水榭,困难时期都是干的,分给同志们种菜。走到前院,她说:

当年前院和后院有一个高台阶的大门,后来总理身体不好了,才将高台阶去掉,车子可以开进后院。50年代,因为邓大姐身体不好,每晚10点一定要睡觉。深夜总理从外面开会回来,知道邓大姐早已休息,就下车步行,不走正门和客厅,而走离邓大姐远的最西边临街的小夹道回办公室,离开办公室也轻手轻脚走回寝室。周总理还交代,夜晚来开会的人也要走小夹道进入总理办公室。所以有的同志称这个小夹道为周恩来小道。

我听了感到特别新奇,提议今天就走这个小夹道,体验一下。陈浩、郑淑云和我从小夹道走到屋后绕进院子时,正好赵炜从西屋出来要到邓大姐的正房去,突然看到三个人从侧面出来了,吓了一跳。因为这个夹道已经多年没有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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