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彤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6）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守正

（一） 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谁创造了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带领人类社会走出了唯心主义谜团的笼罩，揭露了英雄史观的愚昧。他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人是历史产生的源头和发展的动因，一切以无视和否定这一事实为支点的谬论无疑都得不到真理的偏爱，更无法探明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一方面，人的生存是产生历史的前提。人因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生产自身物质和精神的两种生活方式而有别于动物，而实现人基本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来创造。所以，以人为主体的生产活动是历史的前提，提供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是政治活动的主体。不同的生产关系演化出了相应的社会关系，进而有了阶级关系的相应分化。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的中心问题始终是阶级间的斗争，从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上看，是国家政权的更替或者社会公共权力的分配问题，围绕这两者的展开都属于政治活动的范畴，都得由具有不同政治身份的人来参与，再集合而成代表不同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所以，以人为主体的政治活动是历史的动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性。

谁主构了中国梦？人民群众是梦想的主人公。“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2］，习近平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带领新时代人紧紧接住了唯物史观的接力棒。他指出，人民主体性不容置疑，党的事业即是人民的事业，中共党史和中国国史即是党领导人民的团结奋斗的纪录片，所以中国梦就是全体中华民族的梦想。新时代下，人人都是奋斗者，每个人实现梦想的机遇应是均等的。一方面，中国人民要积极探索美好生活。党中央做出“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研判，其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基于广

泛的人民力量和多样的个人实践。美好生活的定义和标准是多元的、复杂的和主观的，但人民对它的向往是统一的、绝对的和客观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时刻保持奋斗精神。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论本质和表现是同质的，党既从群众中脱颖而出，也是群众本身。面对“老路”和“邪路”的根本性考验，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扎根于本土，根植于人民的选择中，党的初心就是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二） 从“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到“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

如何定位党群联系？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群众路线在毛泽东引领的探索中初具雏形。“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一方面，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划分革命立场。面对从何处寻找革命依靠力量的难题，毛泽东开创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阶级分析法，点明了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盟友是农民，是占人口最大部分的群众。谁受剥削最严重，谁的革命热情就最饱满，谁就是最拥护我们的盟友；谁包庇少数人的利益，谁就会站在反革命的阵营，谁就是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收集群众意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归纳出群众路线的实践路径：“从群众中来”并不是将所有意见不加筛选和判断的照单全收，而是要将无系统的、分散的和看似互不相关的群众意见经过抽象思维转换为系统的、集中的和有机整合的意见；“到群众中去”是将处理过后的意见带到群众中去，化为群众的实践活动。得到的经验是否有效、收集意见的渠道是否通畅、根据意见做出的决策是否符合实际需求，都将在这一环节得到检验，成为下一步反馈调节的直接依据。

如何善用党群关系？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是贯穿于一切领域的明线，工作方法自然要阐扬与时俱进的品质，与新时代新规律新情况协调与互补，但同时，瞬息万变的时代特性也不能作为撼动群众路线根本方法的支点，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和紧紧依靠人民才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一方面，要坚持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得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他强调，如何组织、宣传、教育和引导群众的工作依然是最根本的政治任务，要坚持将广大人民群众紧紧联合在党的环绕之内。新时代下，群众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还要更为扎实地推进这项基础性和常态化的根本工作。另一方面，要发扬能施展群众自身能力的优秀经验。针对毛泽东曾批示推广的“枫桥经验”，习近平也承继了这项重要指示，他强调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经验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依靠人民群众将矛盾消除在最小范围内的智慧展示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在群众工作中的共生价值。

（三） 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如何激发主体动力？此时人才问题已然成了四个现代化的主体动力障碍，连党内都存在着不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路线实现了从斗争到发展的重大思维转变，这源于主体类别的综合态扩大和工作内容的平衡向发展，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的新特点。一方面，提出知识分子是同样重要的群众主体。邓小平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4］群众的伟大实践汇集成了党的方针政策，而过去侧重于从生产关系来划分和概括群众，这已不适用于概括此时多元化的群众类别，更满足不了多样化的群众需求，既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推动力是科学技术人员，实现和享受共同富裕的群众主体就理应涵盖脑力劳动者。另一方面，强调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要实现双保障。邓小平明确指出，利益问题不能止于温饱，精神世界是否丰盈间接决定着生存的质量。同时，人的精神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只讲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是狭隘的偏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绝不变现为收益无差别的均等化，这严重堵塞了劳动主体的创造力。

如何释放主体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重要关头，思想观念的瓶颈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却堵塞了社会发展活力迸流的出口，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从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中汲取智慧。”［5］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扎根于人民之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力军作用是不可动摇的根基，人民的劳动是社会经济的原生动力，过去的辉煌和未来的成就都寄托于保持党的政策和人民实践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社会的创造能力。习近平提出，在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的六个重大问题中，社会发展活力的问题即是如何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改革不仅是顶层的设计，更要与基层探索相统一，在鼓励人民的新实践、尊重人民的新观念、跟进人民的新需求、保障人民的新生活等环节都要打破对陈旧程式的依赖。

（四） 从“密切党同人民联系”到“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如何防范化解脱离危机？在新旧秩序迭换的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的依存关系是迎面而来的考验。一方面，党的工作要兑现实质民主。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对中国能否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在国际上此起彼伏，江泽民指出，对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的盲目借鉴，必定在中国式政治形式中造成排异反应，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抗风险能力的两个历史性难题再次横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对此，“三讲”问题正式提出，广泛开展了对党性党风的教育活动，提高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意识。另一方面，党群联系要达成程序民主。江泽民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和扎根基层，特别是深入艰苦和困难地区，从老百姓的口中去收集最确切的意见，增进同人民的感情。他还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铲除腐败，既要善用发动群众的看家本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检举揭发，重视人民群众提供的线索，且要并用专门机关依法专办的铁手腕，制定保护条例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如何持续深化血肉联系？在党的十九大规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背景下，政治能力的提升路径实质是坚守人民情怀的磨炼之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以承前启后的高度重申：“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7］，这是新时代中站稳人民立场的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持之以恒地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是最为人民敏感和痛恨的顽疾。一方面，以政治巡视进行自我革命。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它不仅承担着党内监督的职责，更是联系群众的纽带。在此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以“四个意识”为政治准线，针对性地解决“灯下黑”难题，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另一方面，扎紧制度的笼子。一是为人民立法。人民主权观在内容和实质上的完善与深化源于对人民各方面需求地回应。《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后，成为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百科全书，为民事活动提供了系统的依据。二是以制度的框架限定权力的自由。权力从人民中来，行使权力既要受到监督，也要自觉承担相应责任，严肃对待任何对党纪国法的试探和挑战。

（五） 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如何增强群众路线感召力？从偏重经济利益向社会建设同步跟进的蜕变中，科学发展的旨向不只是以人民群众为始发和归宿的方向性规定，也是对悖离人民实际需求、执政党自身能力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现状和错误倾向的反思。“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人民群众，“本”形容其显要的、唯一的、直接的主体性，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科学发展的实践主体。党领导人民从斗争进化到发展的时间越久，就越容易滋生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产生认识彻底的慢性病，尤其是部分党员干部被丰富的物质诱惑和境外渗透的思想腐蚀，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就被置之于脑后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科学发展的价值主体。胡锦涛强调，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是牺牲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例，是不符合社会民生建设的政疾，除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群众的需求还不能从这些形式主义的工作中得到解决，严重损害了执政党自身的形象。相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在发展中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等问题才是亟待解决的基础性利益。

如何保持群众路线凝聚力？一方面，坚持人民的实践主体地位是成功经验。作为群众路线认识论的基础，人民主体观标示了人民与国家命运和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党“百战百胜”的根柢是人民的向心力，人民始终要以主人翁的姿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将国家大梦细化为无数的个人小梦。另一方面，坚持人民价值主体是制胜法宝。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时代的雕塑者，把握着时代的脉搏。中国精神凝聚着人民力量，是人民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底气，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不止于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它还战胜了内忧外患的民族磨难，扛起了历史的重托。

二、从群众到人民：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创新

“人民”和“群众”并非同质的可替换概念。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界定了“人民”概念的合理合法性，从侧面表明了区分人民和群众本质差别的重要性。一方面，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具有阶级性。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的整个历史中，民与君相对，指社会底层的被统治者，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传入后，人和民逐渐融合成了人民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结束了两千多年君贵民轻的弊病，人民的内涵开始随着政治需求同步变化。毛泽东思想对人民的定义从敌我关系出发，以劳动群众为主，有针对性地区别出少数反动势力和敌对分子，这种定义影响深远，体现了人民内涵的历史性和肯定了人民本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群众作为量的集合，具有广泛性。在古代，群众指群体，与民的概念不同，它是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和价值判断的指代。在当代，从常见的对应关系看，政府与群众、干部与群众、领导与群众等关系都体现了少数与多数的对比，这强调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代表产生于大多数的群众。此外，群众也包含了专政对象。

从“群众”到“人民”不是单纯的包含关系。从一分为二的角度看，群众是不包含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的集合体，人民是对社会历史发展具备进步意义的人的绝大多数。在革命中，群众是作为革命同盟者的民众，在建设中，人民是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从辩证统一的角度看，人民群众指代所有对社会历史发展发挥正向效用的人，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将群众凝华成人民是执政的阶级和群众基础。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对象是人民，从量上看，它是最大的同心圆，包含着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人；从质上看，它是最进步的大集体，吸引着越来越多优秀的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能仅归因于从革命到建设的时代背景变化，这更是构筑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治理的选择。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明确统一了党坚实领导和人民政治支持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

（一） 人民立场

人民即江山，江山即人民。民心即指向，对为谁立命的问题认识不清造成了一些大党老党的崩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中，习近平的人民立场具备人民性的理论品格和执政本色。他认为，历史伟业是人民的智慧，党政干部必须保持“无我”状态，切记自己从人民中来，并时常走到人民中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后，党中央总结了十四条需要坚持的基本方略，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政治立场，而人民立场的变现意味着将群众路线理论进行可视化处理，变更为可被人民感知和评价的服务，人民关心什么、期待什么、痛恨什么，就要打通距离这些问题源头的最后一公里，将问题意识在各个环节的分析和决策中执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为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的提炼，再次提升了人民主体地位，是习近平群众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立场。一方面，工作内容的统摄性。人民生活是由众多基础领域的有机组合，人民中心论在内容上的融入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配合。既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又要解决就业这一最大的民生问题；既要在物质上促进收入分配的合理规划，又要在精神上做到价值追求的积极引导。合理判断民生预期也尤为重要，理性地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点，及时有效地安抚人民急躁和悲观的负面情绪，让人民生活地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感。另一方面，工作标准的新格局。习近平强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困扰人民的疑难，有计划有倚重有主张地铺开群众工作的设计和安排。人民诉求是裹挟着众多方面的综合反馈，进行顶层设计的构想和基层实践的变现，首要一步是听懂人民的意图。

（二） 人民主体

人民是阅卷人。党和人民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归结于人民性，这是党群关系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基础。习近平强调，“赶考”远未结束，共产党人要谨记应试者的身份，以转变主观的工作作风为起始，纠正老爷作风和衙门习气。党和人民不是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教育与被教育等简单的直接的线性关系，而是调查者和被访问者、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开拓者和支持者等多维度深层次的互动模式。人民的要求愈是明确，群众工作定位就愈发准确，群众工作做得越好，就越能抓住民心，人民就越敢表达，两者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新时代下，尊重人民主体性要保持对几个方面的清醒认识：一是在根本方向上为社会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引领。二是在根本立场上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基本的价值遵循。三是在根本制度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觉拜人民为师。相较于党员干部，人民从过去被动的跟随者蜕化为思想的输出者。习近平指出，人民是老师，只有甘当其学生，真诚地向其求教，才能与其交朋友并收获认同与支持。一方面，人民是智慧的宝库。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潜藏于人民之中，群众路线就是向人民学习的路线。另一方面，践行主动性学习。眼睛向下，脚步也要向下，深入基层，扎根人民之中。习近平反复强调群众观中“实践第一”的特性，他认为，欲为其师先通其道，密切联系群众不是等群众上门和靠群众反应，而该戒掉高姿态，主动调查和积极沟通。他对在陕北七年的窑洞岁月总结道：懂得了群众的含意。扎实的基层工作经验让他对人民观的论述具有大众化和口语化的优势，极具感染力和亲和力，是打通党员干部和人民语言沟通屏障的率先垂范。

（三） 人民标准

人民是最高裁决者和评判者。党自成立以来，“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的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8］时代从未停止抛出难题，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需求日新月异，对党工作的主观评价标准也在加速演变，民生问题包罗万象的特征决定了标准体系的综合性和动态性。在经济方面，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目的，不仅要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即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市场经济，还要明确为谁服务的属性问题。在政治方面，一是人民即是治国理政的药方，以民情和国情为镜，及时纠正错误。二是补牢腐败问题的漏洞，对制度设计和体制构建的漏洞两手抓，以零容忍的态度和无禁区全覆盖的行动纠察腐败现象。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公权的制约。在生态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最能为老百姓直接感知，却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这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需要从人民的生态文明思想中着手。习近平形象地提出，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将生态系统的共生性更加通俗化和具象化地刻画进人民的头脑中，此外还有许多政策和策略以脍炙人口的形式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宣传效果，为生态文明思想的建设打开了思想觉悟的大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是标准。党的使命之所在、价值之所有和生命之所托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感，人民作为体验者和评价者，逐渐拥有了更多主动权和表达权，人民的生活在愈来愈多的领域收获了尊严感。携手人民共创美好生活的立场从本质上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人民的需求即是人民的标准，从强调抽象的物质需求转变到描绘具象的美好生活，当下不完全不彻底的发展现状难以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完全适配的矛盾尤为显著，短板领域的发展任重道远，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差距不容小觑。一方面美好生活涉及的领域愈发广泛，不仅有更高端的客观物质标准，还有文化、安全、环境、网络、法治等更优质的主观生活体验的期许。另一方面，已经满足的需求会进行持续繁衍。“生存—享受—发展”的三层需求在不停糅合，美好生活的内容更加新奇、层次更加细化、体系更加完备。从生存时代走到现代化的奋斗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标准虽因人而异，但畅想是真切的，人民当下的目标是更加坚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此才能认可在新时代下的生活具有更高的尊严感。

（四） 人民至上

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至上”是围绕为民服务宗旨的新延展，具有唯物史观的理论支撑和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文化底蕴。从以人为本发展到人民至上，后者是对群众路线中“为了谁”和“依靠谁”的新回答，话语的表达更加深刻和笃定。一方面，人民至上论是唯物史观中人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新表达。马克思揭示了人是现实的，并否定单个人在主观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也源于主体的广泛性。在新时代的特定历史场域下，人民至上论正是基于统一了价值取向和目标导向的新话语，是唯物史观的新时代化。另一方面，人民至上论是对民本思想的新超越。民心与执政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议题，对得天下与守天下的方法不能顺势变化导致了许多政权的崩溃。习近平强调，政治的本质是民心，治国理政的要诀就是以民心为旗和以民意为舵。与根植于宗法血亲关系的封建专制不同，党的群众路线并不以巩固统治和加强威严为旨向，相反，人民至上论以人民的利益为终极导向，坚决杜绝共产党人与人民异质化。从“为人民服务”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到“人民至上”，党对为民服务观的论述深化到了新的层次，人民的至高无上性升华到了新的高度。

情利交融和德法兼备。人民至上作为全新的政治话语，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是习近平公开讲话中的高频词汇并成为了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标识和意蕴，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坚持人民至上”［9］是党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深究其背后的逻辑指向，人民至上的相关论述显现了鲜明的特色。一方面，理论高度和情感温度融合。习近平将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用易于接受和传播的形式渗透进了人民的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忘初心”原本活跃于大众话语中，他巧妙地运用到党的政治立场和宗旨的宣传中，克服了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难以具象化的天然障碍。回溯历史，情与利的取舍始终是难以平衡的考验，当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和人民个人利益的小局相抵触时，人民至上强调必须以人民的具体利益作为终极指示。另一方面，思想教育和制度保障兼备。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都是以筑牢人民至上的思想根基为目标的理论教育。同时，人民至上的宗旨意识与我国的制度优势同频共振，在制度中贯彻人民权益的准则，构成了人民至上理念全面系统的实现路径。

三、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党群众路线创新的重大意义

（一） 立足长期执政的理论

理念形态的时代化。在愈加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下，部分党员干部的人民立场出现了动摇，群众路线过时论的杂音时有冒头，特别是面对长期执政罕见考验，精英治国的思想倾向开始“萌芽”。新时代下，群众路线仍旧是毋庸置疑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不可动摇的政治路线。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节点上，群众路线从人民主体的价值力量和实事求是的价值精髓两方面推动了其理论意义的现代化。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是唯物史观的本质体现。人民是历史价值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性是人民性。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10］立足于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他强调人民的创造精神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将群众路线提升到了生命线的新高度，彰显了其决定党生死存亡的急迫性。针对党的先进性和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他反复强调这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都蕴藏其中，而人民主体是具体的，是因时而变的，所以群众路线必须顺势而为。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的中心议题，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抓牢人民这一根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环境中，他强调，人民是主体，成果也由人民共享。面对现存和潜在的客观挑战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握紧理论的武器。

其次，群众路线与思想路线相辅相成。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以客观实际为据来制订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区别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标识，不但政治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上还要掌握大众思想变化的客观规律并辨析其物质利益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指出，群众工作是架在党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并首次提出密切党群关系是其本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核心，赋予了群众路线以新内涵，对领导干部应辩矛盾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旨：在认识上掌握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准确分析其规律性和差异性，在方法上探究科学有效的新途径。当前，党群关系在局部地区中和具体情况下仍然存在紧张和冲突，恶化的风险不可小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新时代群众路线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当下及往后的群众工作仍需回归密切党群关系的本质，突出表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 贯彻问题意识的实践

实践顺序的有序化。当今时代是科技化、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科学中的人工智能通过将人的活动数据化，大大提高了人的活动的可预测性。具体到群众路线中，过去的文本、广播、线下活动等实践形式已难以覆盖当下的需求，网络问政平台顺势推出并与人民生活绑定得愈加紧密。群众工作在充分利用时代提供的便利条件的同时，也警惕着多元化生活在急速变动的时代下导致了许多显性问题的积变。表象问题是矛盾的外化形式，抓住重点是理通问题导向的线索，认识和化解问题是打开群众工作局面的金钥匙，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先后和轻重将导致时效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首先，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有效对接。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是嬗变的，目前的分配制度还存在收入差距较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比重较低等问题，第一步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同时，公平正义要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蛋糕”也要分好。习近平强调，将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统一，既不能在刚需上锱铢必较，也不能好高骛远，警惕口号喊得震天响，福利却落不到人民身上；要合理引导预期，不能给人民开空头支票；要坚守底线，做好社会政策的托底工作；要格外重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编织一张横纵到底的安全网。

其次，首次将党内整风与群众路线直接挂钩。民意不是抽象的玄奥的概念，关键是牵住问题的“牛鼻子”，民生热点就是民生难点，是人民群众的痛点。“四风”问题严重败坏了党对人民的感召力和人民对党的向心力，共产党人要敢于刀刃向内，铲除不正之风的病灶，这探索了贯彻群众路线的新举措；基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均匀的问题突出，党中央不断强调人民生命至上并实施健康中国的战略；习近平在人民教育上强调，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关键是促进教育公平。一是深层次的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乡村优质教育的资源紧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明显不和谐，要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二是教育综合质量亟待提高。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的问题，党中央及时出台“双减”政策，严抓将校内负担转嫁到校外的情况，为提高教育质量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三） 客服本领恐慌的方法论

工作要求的具体化。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本领恐慌的问题，群众问题的复杂性和衍生性与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水平的单一性和局限性造成了能力危机。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新的状况，工作队伍的内在素质在整体上似乎提升了，但实际表现却出现了内在素质与外在本领的转化困境。光有干劲缺乏本领容易造成盲目地蛮干，新方法不会用，只依赖于老套路的惰性思维要杜绝；只懂理论缺乏经验容易造成主观专断，只求新求变的冒进思维要坚决防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八大本领”标准，其中，矛盾化解本领、中介运用本领和情感沟通本领尤为重要。

首先，通过三种本领拓展实践价值。一是矛盾化解本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加快，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浮现出来，在医疗保障、收入分配、社会治安等方面中，矛盾的耦合性日益突显。所以，调和矛盾的水平成了评价群众工作的显性标准，特别是对潜在的和反复的矛盾，更要注意调查和跟踪。譬如，医患纠纷、以药养医等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医患关系中的对抗性的矛盾保持在了和谐共生的统一体中。二是中介运用本领。在群众工作的主客体之间并不是真空或者无缝隙的状态，中间媒介的选择决定了沟通平台的质量。在传统的方法依赖于通过真理启迪人民的思想和通过人格垂范凝聚人民的信赖，但在新时代下，中间媒介的选用不再拘泥于典型的表现形式。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随着网络社会的成熟已经大部分转化成了虚拟的网络用户，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新思路孕育而生。三是情感沟通本领。各级党员干部要保持人民公仆的身份意识，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特别是在与人民密切接触的基层工作中，掌握与群众沟通的语言，拉近与民心的距离，这对群众工作的情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群众工作构成了社会管理的基础和常态。群众工作和社会管理的内容和目的是一致的，同时它也间接决定了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当下正处于社会矛盾集中涌现的转型期，社会管理亟待加强，人民在公共服务中的体验感有待提升。习近平认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与群众工作的主体契合。针对政治职能转变不到位的问题，他指出，可以让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实行简政放权，政府在服务中实施管理有利于处理政府和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改变了政府在人民面前的一元主体地位的传统，充分调动了人民的“两个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