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吉玲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中被动卷入现代化潮流。为了抵抗衰败化，获取自主现代化的资格与身份，中国历经百年曲折探索，终获新生、重新崛起，实现了从世界舞台的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巨大转换。这一重大历史变迁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抑或“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奇迹”等话题的持续关注和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究竟有没有自身的某种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因意识形态、价值立场、思维方式等多种差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避免地被“他者”置于随意解读与质疑之境地。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凭借现代化发端的时间优先及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拥有颐指全球的霸权地位，试图塑造“一元化世界”，将“全球化等于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等于‘西方化’等于美国化”①梁建新：《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在“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鼓噪下，西方社会毫无悬念地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形成了“以资本逻辑建立全球统治为根本诉求的文明观话语”②赵坤、刘同舫：《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共生”——破解“西方中心论”》，《理论视野》2021年第2期。。他们热衷用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西方理论及其政策主张“他者化”中国道路，将之歪曲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但是，从实践结果来看，无论是否愿意承认，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独特而有效的发展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页。，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实践自觉和基本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百年奋斗重大成就，作出“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的重大判断，进一步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和总任务，提出了从百年党史追问历史任务、以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一课题已日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内涵与特征、经验及意义等若干方面，研究内容渐趋深入、具体和多元多层，在整体上不断推进和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内涵和伟大意义的研究与认识。然而，研究热度和数量的上升并不意味着研究已然完善与成熟。尤其是，从形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立场与国际表达的时代要求来看，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逻辑、独特内涵、话语建构、现实课题及世界意义等，这些重大问题仍有待超越表层从发生学意义上作出更加深入系统的探源性阐释。鉴于此，尝试在“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⑤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69页。下，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文化根基、内涵特质、话语权建设等方面探明其形成发展的辩证逻辑，是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创贡献、深度解码现代化道路之中国样本的题中之义，对坚定不移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在客观历史规律与主观价值选择的统一中确立指导思想、明晰道路方向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现代化就是以形成某种现代性为目标指向的历史展开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自觉考察了现代社会产生的根源，描绘了以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为支柱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在社会生活领域所造成的一系列深刻变革，阐明了以启蒙理性、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革命为基础的资本现代性对现代文明开启的历史进步性，科学揭示了其作为特定阶段上的“绝对力量”实现对世界统治的某种必然的合理性，强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与此同时，他们也尖锐批判了以资本剥削活劳动为内核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催生的社会关系的物化、“抽象”的统治、形式化的控制、合理化的蒙蔽等现代性病症②参见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理学”诊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孕生的“非正义性”缺陷，认为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4页。.。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现代性的建设性批判基础上探寻世界历史的走向，指明了克服与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通达路径，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制度导向的新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课题。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彻底否定了现代性的单一性观点，揭示了现代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客观历史规律与主观价值选择等辩证统一的基本规律，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和全新的方向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现代化以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方式强行揳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提出各种救国方案，但均以失败告终。其间，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为代表的被动性“社会改良”，虽然都具有“一定的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客观意义和资源积累”④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3页。，但终因其以挽救封建腐朽统治为目的的“反现代化”的本质取向而遭遇了整体挫败，并由此导引了“社会革命”的出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封建专制政体，为构建现代国家提供了基本前提。其“三民主义”方案既坚定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又警觉并试图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为中国主动现代化提供了全新思路。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并未建立起新的政治权威，“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⑤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页。。历史表明，中国最初并不具备西方现代性的生长土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已然不能适用于中国，“单纯模拟西式理论并不能阐释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核心问题”⑥张明：《改革开放与中国话语的创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对于身处民族危机与国家重建危机所引发的风险社会中的中国，其现代性的开启更加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来引领救亡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统天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现代性开始被历史性地引向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制约的轨道之中。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民族开启自主现代化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实践借鉴，送来了最具指导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现代性叙事的历史耦合。正是在现代化浪潮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交融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觉醒，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应运而生。党自觉承担起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辩证批判基础上的现实超越的历史使命，在坚守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内核的同时，从中国“实在主体”出发，致力于自主探索建构既克服和超越西方现代性弊端又适合中国自身的、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定向的新现代性在中国特定时空结构中的生成与发育问题。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沿着抵抗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现代性启蒙烙印行进，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取得了全面胜利，从而实现了中国自主现代化所需的民族独立这一先决条件，确立了组织筹划现代化的新的政治权威，并由此打开了依据中国实际独立自主解决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全新格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在事实上促成了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性精神所引导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正式融入中国新现代性的生成发育的历史实践中。自此，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实现了“联姻”，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现代化“化”马克思主义的互动逻辑得以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内在地统一起来。

二、在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中弘扬传统文化、厚植道路自信

“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①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9页，“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5页。。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实际”和思想遗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群体成员共享的隐含的深层社会-认知表达，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特定文化语境。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其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精神基因都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既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潮流的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至今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③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彩图78注。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15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元素①参见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02版。。这些思想有助于经世治邦、弘道化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想追求、价值基础、精神支撑和思想智慧，赋予其独特的民族“基因密码”，使之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殊文化身份认同的价值内涵，生发出基于中华民族特定思维与认知方式的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无法超越的“前见”的历史存在形式，与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非中国”烙印的外来文化发生“视界融合”，并在其“中国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媒介转换作用，尤其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探寻道路上的“出场”与“在场”及其循环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与对话语境。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理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老子“小国寡民”、孔子“均平”、墨子“尚同”等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具有一定的价值相融性；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资本主义生产破坏自然环境的自然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实践论与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注重实践的观点和立场旨趣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民贵君轻”“民本君末”等“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生二”“分而为二”等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等等。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价值理念与思想方法等方面的相融相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被认同接受和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现代化运动决不是中国文化的死亡而是中国文化的‘再造’。”②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8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自主性强弱及其成效大小，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的生发。我们党高度重视依据特定历史条件科学扬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的重大论断。“两个结合”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强调既要防止教条主义，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要防止复古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赓续中华文脉，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创新。这实际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开拓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而贡献中国智慧的根本基点与文化机理，提出了新征程上厚植道路自信之文化根基的全新思路，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时代要求和现代生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在实践总结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中探索发展规律、丰富道路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凝结着对党领导人民自觉探索建构中国新现代性的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重大成就、基本经验的系统梳理、深刻总结与理论升华，体现为道路内涵渐趋丰富、道路特色逐步彰显的理论发展图景。

（一）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

认清基本国情、科学分析和判断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首要问题。“走自己的路”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既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表达，也宣示了以新现代性的生成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展开的根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强调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与完善的重大创新性命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从质与量的双重规定性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点与立论根据。党的十九大依据改革开放近40年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与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变革，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页。的重大政治判断，宣示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及‘两个大局’”的立体多层的战略判断，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时代坐标，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不变”与“变”，彰显了“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⑤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75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客观依据。

（二）设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体系

依据历史方位科学合理地设定现代化目标，是现代化道路具体展开的关键。我们党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持续拓展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逐步确立了立体多维的现代化目标体系。

其一，“‘工业化’—‘四个现代化’①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即“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2页。—‘富强、民主、文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总体目标的演进，彰显了系统思维统领的现代化目标的横向动态发展逻辑。总体目标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总体布局的日臻完善，蕴含着超越西方现代化及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模式、实现现代化建设范围向全领域全方位覆盖、推进党领导下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整体制度设计等道路内涵。

其二，“‘温饱’—‘小康’—‘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演进，体现了现代化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渐次推进的动态发展格局。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逐步分解和落实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基本历史任务，蕴含着超越苏联、东欧国家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现代化、最大程度降低发展成本、持续有效推进现代化整体变革等道路内涵。

其三，“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根本价值目标—终极价值目标”，蕴含着现代化内涵向物质、精神和人的素养等多层面深度延伸的道路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实现秩序。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与实践主体，是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建设者、最终评判者及成果享有者。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目标的确立筑牢了党性与人民性、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辩证统一的价值立场，彰显了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资本至上价值立场的根本超越的道路优势。

综上，总体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横向同时性目标，阶段性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历时性目标，价值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横向实质性目标。它们各自呈现出动态推进、多层建构的目标生成机制，并在整体上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体系，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航向与价值取向。

（三）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

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特定发展理念的引导。发展理念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既是发展目标的价值映射，也发展行动的思想先导，从根本上决定着现代化发展的成效。发展理念与基本国情、时代特点、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呈现不断发展的演进态势。

我们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根据发展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适时提出相应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指导现代化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又快又好’—‘又好又快’”“‘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等，是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的持续深入的探索和回答，在整体上显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内在演变。现代化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展开进程中的思想指引与行动遵循，集中体现着过去、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发展着力点、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方向，是贯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命线。现代化发展理念的持续性变革体现了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新观念，在破立并举中不断调整发展的认识理路与实践逻辑。其中，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发展理念深刻阐明了现代化进程中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当前与长远、人与自然、对内与对外、公平与正义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体现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本质的发展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发展中“美”的整体化的追求。新发展理念还包含着对全球各种发展困境的深刻反思与深度探究，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对其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启示。

（四）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发展理念的真正落实，有赖于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和实施。发展战略是指推动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和方法。能否准确研判战略、科学谋划战略、真正赢得战略主动是关系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科学谋划了“具体量化的‘三步走’①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指20世纪，本文注）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指21世纪，本文注）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页。]—进一步细化的新‘三步走’②在“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基本实现时，党的十五大制定了21世纪上半叶现代化建设新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参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新时代‘两步走’③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参见《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0页。]”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体系。这一战略目标体系科学描绘并逐步细化了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系统回答了“如何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现代化”的问题，展示了以时间目标为思维起点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纵向推进的总格局，彰显了党“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以及实现渐进式发展与跨越式发展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论优势。十八大以来，党坚持战略思维，形成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思想，确立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七大战略。由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七大战略’”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实施战略体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战略目标、实施动力、本质要求及重要保障等多重战略内涵，在整体上科学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展示了以发展向度为思维起点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横向实施的总格局。现代化实施战略体系既体现了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领域、主攻方向的清晰把握与严密科学的顶层设计，也体现了党全面开创和协调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局面的全局思维。

（五）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的“共性”中获得了自己区别于其他国家和类型的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规定性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科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廓清思想迷雾，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②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02版。，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四个‘不是’”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中华民族的个性相统一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带领人民在中国大地上独立自主书写的、不与人类文明“脱钩”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④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74页。。“五个‘是’”的科学论断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模优势”“规模负荷”及其彻底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的“规模效应”，揭示了其共时性矛盾叠加并联式发展所催生的新现代性展开的高度复杂性，表征了为劳动者谋共富谋平等谋幸福的“人民至上”逻辑对资本剥削劳动导致贫富分化、社会极化的“资本逻辑”的超越，坚持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相统一对物质泛滥、精神贫困的“现代性之殇”的超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页。的西方环境理论的超越，独立自主发展对依附西方发展的历史宿命的摆脱，“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西方经济利益共同体的超越，以及“强而不霸”、合作共赢对“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西方治理逻辑的超越等。“四个‘不是’”的否定性话语判断与“五个‘是’”的肯定性话语判断在整体上科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创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术语的革命”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之思想伟力。而如果从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强力冲击下中华民族探索和推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旗帜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主观价值选择，正是生发并规制此一系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两大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我们所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而中国共产党“有效承载和集中反映现代国家的价值理念和现代社会的利益诉求”③唐皇凤：《现代国家建设对执政党建设的回应性塑造》，《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的方向把航者、理论创造者、科学筹划者、制度设计者和有力推进者。百年来，我们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继承并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定向，在中国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性地书写了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单纯由西方文明体系与制度框架定义和评判的单极现代化格局，彰显了不同于复古逻辑、资本逻辑、传统社会主义逻辑的新现代性逻辑，证成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国别特色。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与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涵育和激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创造内生动力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要求。

四、在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中消弭话语隔阂、增进道路认同

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的认同是通过话语和话语权实现的。从“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④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维度建设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权，是中国道路在国际国内语义场上谋求和增进认同的重要条件。在新的历史境遇下究竟以何种姿态达成这一认同是问题的关键。

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发达经济体发展的持续低迷，西方现代化话语权威正遭遇消解，而为了竭力维护其话语霸权，西方国家转而加紧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肆意污名化，在客观上提出了扭转中国话语弱势境地、争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紧迫性课题。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激化，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屡遭发展危机，同时，拉美、中东、非洲的一些盲目追随西方道路的国家都陷入了“民主陷阱”“发展陷阱”，西方现代化理论话语的权威性持续下降。西方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脆弱、经济衰退、抗疫不力、政治腐败，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制度性危机及其诱发的普遍的信任危机。西方话语体系“已无力应对贫富分化加剧、价值共识缺失、阶层分裂严重等内政治理难题……在导致资产阶级政府和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同时，也诱发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信任危机”①王岩：《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坚持“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新冷战”思维，为了竭力维护自身利益、转嫁国内危机、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逆时代潮流掀起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治理结构失衡。西方国家以其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抹黑中国对外援助和“一带一路”倡议，极力渲染反华情绪，并在抗疫问题上结成“话语同盟”集体造锅、甩锅、污名化中国，频频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知。西方通过制造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设置话语陷阱，炮制中国负面话题，掌控中国道路的议题走向，垄断话语方向，抛出“捧杀”“棒杀”“唱衰”中国的话语论调，在对中国道路的刻意歪曲误读中强制编织国际受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模式”之争恰恰映射了西方话语霸权下基于中国立场的国际表达的相对不足，亦即中国话语的相对“贫困”及其在国际话语中的整体缺位。为此，跳出并解构具有明显排他性、单向性和代他性的西方话语霸权体系，识别并破除其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逻辑和移花接木的话语陷阱，自觉建构具有鲜明开放性、融通性和主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主话语体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

另一方面，伴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与之相适应，“‘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松动迹象”②陈曙光：《论中国话语的生成逻辑及演化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迎来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话语发展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成功推进的“客观实在”，深刻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仅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特别是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的国家之一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还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展现了实力担当的大国形象，在国际社会越来越赢得多方的认可、赞赏与支持。中国抗疫典范的树立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国际舆论的高光点，前所未有地彰显了其在理论指引、价值取向、制度供给、领导体制及文化内涵等多个方面的独特优势，对内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道路认同与自信，对外则有力地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知与理解。总的来看，我国迎来了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态势下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和舆论优势的有利时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可见的实践”，是党领导人民长期艰辛探索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制度选择、实践历程、基本经验、理论成果、显著成就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支撑、坚实的实践基础、科学的理论内涵和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创设了有利于话语意蕴表达和意图实现的情景语境，使“中国式现代化”获致了话语的历史厚重感和真实性，彰显了事实性话语建构意义及其在社会传播中的公信力。这为开拓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空间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助于减少话语建构阻力，夯实话语自信的内在根基。为此，切实抓住和利用好这一话语历史机遇，坚持用中国实践涵养中国话语、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实践，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群众作为言说、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地位，牢牢掌握中国发展进步的判断权、解释权，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提升话语自信和话语自觉的根本要求。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更加迫切地依赖于围绕宣传阐释好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讲清楚成就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及制度因素，不断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底气和行动力；讲清楚中国道路对世界发展进步的智慧贡献、力量供给与显著成效，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力。

上述挑战与机遇并存交织的复杂境遇表明，目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证成尚未有效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中国话语权。中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已然转化为道路之争，使道路问题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如何赢得世界对中国道路的广泛理解和认同，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稳定且有利友善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是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下中国话语发展的紧迫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有赖于国际语义场上中国文本的表层介入转向中国话语的体系建构。面对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模式”的“随意打扮”和话语挤压，“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在国际传播中将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争夺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

从实践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其实践展开内在包含着对西方先发内生型现代性文明的积极扬弃。这就决定了作为话语范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是以缩小中西话语间距、消弭话语隔阂、消除话语误解、寻求话语认同为目的的话语创造。它以破除西方意识形态二元对立思维为基点，利用“现代化”这一具有国际通约性的话语表达，将中国经验与西方及人类社会发展相联系，建立起现代化国家身份认同的话语范式，进而为中国道路的中国话语建构确立起具有最大共识基础的有力支点。这一话语范式体现了中国话语的极大包容性与自主开放性，自觉达成了中国话语对内表达与对外表达的对接与统一，是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将国家发展战略转化提升为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话语标识。在这一话语标识的引导下，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介中国故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匡正中国议题谬论，阐明中国一贯主张，最大限度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知疑惑，进而提升中国话语的说服力，成为切实解决好“失语挨骂”问题的内在要求。在“强起来”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设应致力于深耕延拓话语谱系，提升话语内涵力。一是深耕话语理论谱系，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表达置于世界现代化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维谱系中加以考察，强化对其原创性理论贡献的话语阐释；二是拓构话语历史谱系，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置于复杂多元多变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置于“救国—立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置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由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等多维历史叙事图景中加以考察，强化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及历史现实未来相贯通的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话语建设。三是延展话语价值谱系，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选择与价值显示置于古今通观、中西比较、国际国内协同的多维坐标中加以考察，强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理念的生命力和比较优势的话语阐释，凝练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现代化核心话语。为此，应着力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辨识度，围绕阐释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同构性，开辟出从特殊性转向一般性、从个性转向共性、从超越转向引领的话语发展新向度，深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在原创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破除西式现代化路径依赖、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世界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话语国际传播效能，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辐射力。积极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领导中国人民用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万众一心有效应对现代化风险挑战的故事、坚定不移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故事，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开放性、正义性及生命力，展示好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0页。的良好形象，进而塑造好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积极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现代化观、中国观、中共观。要围绕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融入度，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积极发掘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识点及思维语言习惯的贴近点，实现中国向度的国家发展战略与世界向度的国家形象塑造的话语联通，协同多元话语主体资源推动符合世界期待的、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中国故事文本实质性参与到国际传播的话语建构之中。通过持续提升中国道路议题设置能力与舆论引导力，不断开辟中国与世界对话交流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