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云

中国式现代性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何以可能？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重点探讨的热点主题。如果仅仅就地理位置而言，那么远离西方现代性的诞生地欧洲，中国式现代性便已经有了成为新现代性的足够理由。但从学术讨论看，核心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在于现代性发生场域不同，还在于我们走上了已成为现代性共识的现代化道路，并采用了被学界视为现代化核心要素的市场经济。近年来，中国学者再次聚焦中国式现代性问题，并把批判资本奴役逻辑视作中国式现代性成为新现代性的关键，为正确回应相关问题找到了突破口。但是从内部结构看，资本奴役逻辑批判仅为新现代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启蒙价值观的辩证守护和现实社会共同性的建构，对于新现代性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文尝试从学术史角度分析新现代性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在考察中国式现代性实存形态的基础上，阐释中国式现代性作为新现代性的基本维度，以助推学界相关主题的深化研究。

一、新现代性何以可能的基本理论范式分析

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为我们系统分析现代性的一般原则与特征提供了理论视角，也为我们阐释新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学者以黑格尔提出的理性批判为指引，在批判后现代的基础上强调继续推进现代性筹划的重要性。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等学者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强调现代性的反思特质，把知性反思现代性作为新现代性的可能版本。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反抗现代性的语境中揭示走向新现代性的可能，他们提出的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alter-modernity）实为新现代性的代名词。

首先，新现代性区别于批判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主张批判的现代性的重要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与哈贝马斯，主张后现代性的重要代表则是弗朗索瓦·利奥塔、雅克·德里达等后现代理论家。

法兰克福学派中两位重要人物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阐明了他们对启蒙思想的基本看法，其中包含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开启了批判的现代性思考之维。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启蒙原先是为了人类的进步而提出来的，但是随着人们过度地按照技术理性设计整个社会，启蒙本身的目标被严重扭曲。《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从人类偏离启蒙价值目标开始分析，深入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剖析，然后回到以主体或客体为第一性的同一性哲学批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就进步思想的一般意义而言，启蒙意味着人类由恐惧走向自主，但结果却是“彻底启蒙的世界却被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①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页。。虽然现代性批判的层面不断深入，但是批判的现代性价值目标没有改变，这个目标就是通过批判当下现代性来尝试重建人类的价值理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不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看到启蒙的神话和人类的异化，“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②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现代性批判语境中，更多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谴责及其悲观的哲学理想表达，最多也就算是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离批判的现代性话语还有一定距离。

哈贝马斯推动批判的现代性理论逐渐走向成熟，他在前期著作中基本延续了阿多诺的现代性批判思路，之后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单维度批判，以权力、资本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调整为目标，建构了以交往理性为逻辑的现代性分析框架。从哈贝马斯的理论分析看，他从来没有拒绝过现代性，而且还明确把现代性历史筹划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目标。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人类“一项未完成的设计”①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页。，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事业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现代性只是有不完善的地方，因此任务在于从批判当下现代性入手，不断完善现代性筹划，并不断推进这一筹划。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没有触碰现代性的核心即资本权力与财产结构，只是尝试对资本主义信念进行改良，未曾想要挑战资本主义秩序与规则。

对于后现代学者来说，现代性事业应该被中止，作为现代性事业的写作应该被解构。在利奥塔看来，“奥斯威辛”就是现代性的代称，它是需要加以解构的对象。现代性事业普遍性的实现并未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当权者所放弃或遗忘，但鉴于其存在的奴役特质，应该被清算和替代。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当中，资本主义启蒙时代的价值目标已经被压缩成技术理性，其显性符码是“成功”，成功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奋斗目标，而且成了人类社会的价值目标。利奥塔指出：“成功是技术科学愿意接受的唯一标准。但是技术科学不能够说明什么才是成功，或者为什么成功是好的、公正的或是真实的，因为成功是自夸自赞的，就像法律不加任何考虑就批准一件事一样。”②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3页。其他后现代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价值目标的缺乏，以及资本权力与财产关系的物化特征，这是后现代学者的重要理论贡献。但是后现代学者也有自己的弱点，他们在解构了旧世界之后，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拯救现世的方案，因此，要从后现代的多元性叙事走向新现代性有比较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哪种小叙事更具有相对稳定的现实性。

其次，反思的现代性预见了超越现代性的可能。主张反思的现代性的代表人物是吉登斯，基于对现代性知性反思特征的分析，他看到了在全球化语境中超越传统现代性的可能性。但是，囿于欧洲原发型现代性的制度分析，反思的现代性最终未能超越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西方语境。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经由知性反思不断扩张，并最终走向现代性的全球化，全球化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超越传统现代性西方场域的可能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将极端怀疑的原则制度化，坚持知识不断被修正的可能性，强调基于专门知识体系反思并重构知识体系的开放性，从而减少了某些特定领域和生活方式的总体风险，使现代性具有知性反思特征。吉登斯所主张的反思现代性具有明显的扩张特性，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现代性的全球化，现代性的全球性后果是一个辩证的结合体：一方面，从制度的扩张而言，现代性的全球化具有明显的“西方化”③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特征；另一方面，从世界相互依赖及全球性意识的形成而言，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具有超越欧洲传统现代性的趋势。

虽然吉登斯从现代性的全球化看到了走向超越传统现代性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极其微弱的，因为原发性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经验基础。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核心要素”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因此现代性分析必须从制度层面展开，现代性本身也由此得以界定，即“具体指在后封建时期的欧洲首先形成，而后却在20世纪日益具有世界和历史性影响的制度及行为模式”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在吉登斯的分析框架里，现代性有四个方面的制度维度，基础性的是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其次是监控制度与军事制度。这里的“工业主义”重在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由物力和机械的大规模使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其指向的正是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过程。这里的“资本主义”重在强调包含竞争性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商品生产体系，实指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经济。

可见，虽然吉登斯关于现代化与市场经济作为现代性一般性维度的分析为我们的理论分析提供了重要视角，但是他最终因为囿于欧洲中心主义视野，终究未能提出超越现代性的现实方案，而他所提及的现代性全球化更是被现实的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现实击得支离破碎。

最后，由反现代性走向新现代性的可能性。在现代性反思领域，哈特和奈格里属于先锋派，他们对反现代性走向新现代性保持着充分的信心。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反现代性就内在于现代性本身，反现代性是现代性引起的反抗因素，这里的反抗因素是复数，既包含着反抗者主体，也包含着反抗场域。因此，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现代奴隶制度既是反现代性的要素，也是现代性的有机要素。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部，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形成了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张力，但反现代性同样是殖民国家现代性不可或缺的要素。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现代性不是单纯地出现在欧洲或是殖民地，而是贯穿在两者的权力关系中。也因此，反现代性的力量，如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并非外在于现代性，而是完全内在于现代性之中，内在于权力关系之中。”③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8-49页。

概括起来讲，反现代性内在于现代性有三条理由。第一，反现代性并非要阻止现代性的扩张，反现代性的目标是在现代性权力关系内部争取自由。第二，从地理关系看，被殖民国家的反现代性本身是殖民体系内部发生的，因此，反现代性是在地理上内在于现代性体系的。第三，反现代性在时间上与现代性同时发生，现代性收编反现代性要素都在反现代性运动或事件发生之后。在细数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特质之后，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反现代性本身是不可能直接超越现代性的，除非从反抗转移到“另类模式”，并摆脱现代性的权力关系。这里的“另类模式”，说的就是新现代性。因此，新现代性意味着与现代性及其权力关系的彻底决裂，“另类现代性既是从反现代性传统生发而来，同时又脱离了反现代性，它超越了二元对立和反抗”①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哈特和奈格里提出了新现代性基本原则。新现代性要确立的第一条原则：把资本权力及其财产结构作为反抗的对象。这一条原则比较好理解，本质上就是对资本奴役逻辑的批判，在现实中表现为对资本野蛮生长的限制。第二条原则：为新现代性提供“新的价值、新的知识以及新的实践”②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9页。。这一条原则体现的是现代性批判中的价值观救赎，也是对后现代关于启蒙思想反思的积极回应，强调启蒙思想所指向的主体性需重建。第三条原则：新现代性必须奠基于共同性之上。这里的共同性指资源的公共性保护和社会筹划的共同组织结构。公共资源的共同性如果指一般的社会性占有，那就并不包含什么新的内涵，“公共”两字也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而共同组织结构，如果指的是生命政治指向的组织形式，那么在利益分歧严重的现实社会，这种组织形式的脆弱性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从现代性内在逻辑看，各民族国家推进的现代化过程是现代性生长的逻辑基础，现代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化过程的现实效应。由于现代化过程包含着不可或缺的实践筹划与市场经济内容，因此，现代性必定包含现代化筹划与市场过程的社会效应。对此，我们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作出分析。同时，基于抵抗西方现代性而提出来的新现代性，必须能够积极回应三个主要问题：能否重建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启蒙价值观？能否破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奴役逻辑？能否重建以共同性筹划为前提的有序社会关系？对此，我们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作出分析。

二、中国式现代性作为现代化效应的实存性

之所以从西方学术史讲起，是因为中国式现代性问题讨论原先就是在批判西方理论范式的前提下开展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一批学者专注于现代性问题研究，刘小枫等学者相关学术成果③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颇具影响力。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新现代性”④任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概念，接着又从现代性话语建构角度主张走出西方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⑤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国式现代性作为新现代性主题讨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中国式现代性早已是实然性存在。

首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中国式现代性是一种实践意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系统谋划中国的现代化事业。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①《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的现代化目标。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②《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后来通称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五年计划”的整体筹划下，中国共产党有效推进了各领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充分认识，中国现代化遭遇到了近二十年的实践困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1979年，邓小平从中国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特点出发，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63页。概念。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提出了“三步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基于“贫穷”现实的国情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并在批判性分析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筹划。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反思过程，也是一个在激烈交锋中达成中国现代化道路共识的历史过程。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丰富和完善中国现代化基本理念，作为实践意识的中国式现代性再次成为人们的主导性话语。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逐步推进，以往没有遭遇过的诸多现实问题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思考中国现代化进一步深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01版。重要目标，实则是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的现代化范式创新。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分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强调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重申了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中国式现代性主题讨论提供了重要视角，“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08版。。

其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中国式现代性体现为生产方式变迁的社会效应。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化主要在高度指令性计划背景下得以推进，中国现代化具有高度组织化特征。在具体的工业化领域，生产力三种基本要素形成的系统结构，归根到底由生产资料的计划性分配所决定，表面上劳动者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实际上在生产力系统中它是被决定的。从现代性本身所对应的权力结构来说，生产力三种要素形成的系统背后是指令性计划所代表的生产资料分配权，因此，这个时候的现代性与我们通常讨论的以资本逻辑为前提的西方现代性完全不一样。

在20世纪80年代试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条件下，中国本土现代性出现了内部的差异性变量，这就是市场变量。在大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仍然由政府部门决定的情况下，市场变量的权重不算大，但对于中国式现代性的转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开始参与到现代性的建构场域，并慢慢改变现代性的反应模式，即由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的反应模式，转化为行政权力自上而下与市场引导的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反应模式。现代性的这种反应模式隐藏着反抗性因素，这种反抗性因素来自不同企业主体与不同民众之间的感受力，在利益诱惑下发生的权力寻租催生了“官倒”，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反“官倒”情绪是中国现代化特殊阶段的现代性反应。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快速建构阶段，市场的作用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是资本的快速成长。资本的快速成长是最典型的现代性事件，它反映的是社会生产要素强大的市场组织力，带来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更为普遍的权力寻租、局部的劳动异化。资本奴役逻辑对行政权力的侵蚀、人们思想观念的物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实践的副产品，以往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现在在中国大地上也出现了。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背景下，资本野蛮式生长确实遇到了制度性障碍，因此从现代性的界域来说，资本野蛮式生长程度仍在可控范围。随着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权力监督制度与相关执法体系的建设取得了有效进展，资本野性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控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思想文化当中的资本逻辑也慢慢消解。

再者，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中国式现代性体现为日常生活意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现代化筹划，党和国家的现代化意志本身来自现实个体主体的现代化期待，同时现实个体主体的现代化体验和日常生活意识又反映了党和国家的现代化战略推进。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的科学与民主启蒙为中国现代化筹划提供了智性前提，但科学与民主本身有待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转化。因此，在中国现代化正式进入实践探索期后，中国民众只把它当作一场改变生活条件的社会变革，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这场变革将带来生活方式的整体变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现代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被高度压缩，中国现代化在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意识当中占据着次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战略开启之后，中国民众关于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意识逐渐走向显性层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意识到现代化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民众的这种现代化感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愈益强烈，因为现代化筹划越来越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试行阶段，人们已经意识到生活方式一定程度发生改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建设阶段，人们普遍意识到再不加入现代化筹划，将被崭新的生活方式所抛弃。同时，这种现代化日常生活意识还被现代化的负面情绪所强化，人们在目睹触目惊心的腐败和道德“滑坡”体验中感受到了现代化筹划中资本力量的强大。

以改变我国“贫穷”面貌为初衷的现代化筹划，并没有在以制度或文化原因提出的各种质疑声中被悬置，而是在不断完善后继续以社会发展为目标向前推进。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整个现代化过程当中，中国民众关于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意识已经根深蒂固，现代化已经由内而外地转化为中国民众的现实生活方式，或者说，这种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从中国民众关于现代化的生活体验与意识自觉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具有充分的民众基础，其根基是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普遍现代化。这种现代性根基的历史内涵是不断变动的，因为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停留于某个固定的点上。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又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共同富裕”今天在民众当中形成了比较高的共识，这是中国式现代性新的生长点。

最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中国式现代性还体现为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与宗教意识的复调式兴起。之所以说是复调式，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主流价值观与其他多元价值观的交锋与对抗。在文学艺术层面，传统叙事并没有被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所解构，而《有关大雁塔》也吸引了众多受众，就如卡夫卡的现代主义作品与杰姆逊的后现代解读可以共存一样。在政治思想层面，社会主义制度理念因改革成就而日益深入人心，同时，西方社会思潮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社会主义主流思想与各种社会思潮展开正面交锋，不同形式的社会思潮之间相互激荡、此起彼伏。在宗教意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仍然占据主流，同时，西方宗教论著与宗教思想的出现，引发了一部分人的研究兴趣与理性反思。因为本文重点讨论哲学层面的现代性问题，暂时搁置对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与宗教意识的系统阐释。

由此可见，从中国式现代化筹划的实践意识，现实生产方式的社会效应，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再到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与宗教意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中国式现代性早已成为实然性存在。

三、中国式现代性作为新现代性的基本维度

中国式现代性之所以能够成为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成功解答了西方现代性在自身逻辑中无法解答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批判性继承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启蒙价值观，有效引导市场经济过程中资本的有序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建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

首先，辩证守护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启蒙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辩证批判的态度对待启蒙价值观，把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目标，并基于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新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理念。

不管是在早年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中的理论思考，还是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思路中的历史反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在两个基本维度展开，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生产力维度和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维度的批判相辅相成，与之相应，经济基础的批判与上层建筑的批判相互照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懂得用辩证法观照历史，肯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意义，实质在于肯定历史不断前行的延续性；而用革命等手段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现实历史进程。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坚持的辩证法立场解读为前后矛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意向与推动社会整体发展的意图对立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来说，革命仅仅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现实的选择。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在批判性审视启蒙价值观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从现代性主体意识的历史转换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早就作出了相关考察与分析。正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是唯物史观产生的重要动力，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新世界观的诞生，从而就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示、扬弃和共产主义的未来”①黄明理：《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4期。。在总结人类社会意识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了人类社会意识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过渡，“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创立之后，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全面而自由的价值理念，将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能动地与人类实践产生互动，这种互动是主体自由自主地推进的，它本身是现代化过程的主体性建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主体性的理解虽然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建构维度，但与哈贝马斯言称的以语言交往为基础的交往主体间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主体间性首先是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主体之间的现实关系。

在现实的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把人民作为实践出发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制度设计到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实践意识，以及自下而上的民众日常生活意识，无不体现中国式现代性的主体性建构维度。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主体性建构过程当中，资本权力及其物化意识的消除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提醒我们，“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我们不能脱离现代化过程而空谈现代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性反应，特别是实践意识与日常生活意识层面的现代性反应，必然依赖于现代化过程的实际进程。就此而言，说中国式现代化筹划更为合理，讲中国式现代性具有自觉性更为恰当。这既是中国式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式现代性作为新现代性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基本特征。

其次，坚守批判资本奴役逻辑的主体向度。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诞生的，主张在批判资本奴役逻辑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实超越，以推进实现人的现实解放。

从本质上看，西方现代性很难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核心内涵区分开来，因此新现代性一定与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紧密相关。这也是为什么讨论新现代性绕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西方学者经常把马克思本人对待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辩证分析当作反对新现代性的依据，这是缺乏文本依据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对于过往的封建社会来说，其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资本驱使的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人类开启新历史阶段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整体历史来看，资本主义是有历史局限性的，特别是在人类主体的现实解放程度上，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基本矛盾，从而无法摆脱资本及其人格化代言即资本家的利益狭隘性。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出发，积极回应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权力与财产结构的消解问题，提出了以改变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为基础的现代性方案。马克思主义相信，合理的经济制度设计将推动其他领域资本权力渗透问题的解决，这是彻底消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权力与财产结构消极社会影响的根本。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就指出，劳动异化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1844年写下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批判加了引号的“劳动”，其实质是批判劳动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在文中指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4-255页。到《资本论》阶段，马克思批判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把解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矛头直指资本奴役逻辑及其衍生的社会关系，从而为构建新型现代性提供了理论指引。

在现实的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理念，把消解西方现代性所蕴含的资本权力与财产结构为己任，防范资本的野蛮生长，积极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在以人的解放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要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01版。。从具体的发展指标看，资本的积极作用在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政府的作用在于依法防范资本野蛮生长，消除和化解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隐患。

最后，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性筹划。关于共同性筹划问题，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建立在合理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变革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不能依赖抽象的人性设定，也不能仰仗于生命政治之维，因为身体的感受性在利益面前会变得相当脆弱，特别是在利益分歧依旧存在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式现代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设计理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框架，体现了资本权力及其财产结构批判的彻底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性的包容性。哈特和奈格里把中国式现代性的包容性解读为向资本主义的妥协，恰恰是没有读懂中国式现代性的现实辩证法：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了社会生产力集体占有基本原则，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相反，当哈特和奈格里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众的文化情绪作为依据，谈中国建构新现代性的可能性时，他们误把中国式现代性的例外解读为现代性本身，缺少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历史的基本方法论。而当哈特和奈格里把发展观念作为批判目标时，他们把资本逻辑观念与人类社会发展新理念混为一谈，陷入了抽象的理论思辨，“社会主义国家的筹划却同样致力于发展的观念，颠倒性地重复了它们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图式与结构”②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3页。。

在实践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提供了新现代性的共同性基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设计保证了人民利益实现上的共同性，这是新现代性得以建构最为根本的共同性。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筹划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对当今世界上其他任何执政党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完成的考验，更不用说继而提出共同富裕现实目标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设想的人民共和国理想，在中国正是在经济制度的共同性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就如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建设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一样。从现实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虽然我们短暂地经历了资本物化的阶段，但就现代性的整体筹划来说，我们并没有出现类似20世纪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的系统性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化解了国内累积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效化解了多次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经济危机，提出并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战略，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与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力量，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性的积极维度。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中国式现代性不仅已然存在，而且在启蒙价值观辩证守护、资本奴役逻辑批判以及社会共同性重建方面，实质性区别于西方现代性，初步形成了作为新现代性的基本框架与自身特征。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中国式现代性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而生成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内容不断丰富的新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