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然

《琴史》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古琴史专著，整部著作共六卷，前五卷汇集了自上古至北宋时期的琴人、琴事，末卷为琴学专论。作者朱长文(1041—1100)是北宋的大儒，以传扬高雅志趣和“琴之德”的功效，繁荣古琴研究为初衷撰写了这部《琴史》，其中的见解能够反映出当时文人对琴的看法。

心性问题作为主体精神的内核，是一个人或流派整体哲学思想的基础。对心性观的讨论，就是对人的主体性、心灵、精神及其意义和价值的追问[1]。朱长文在《琴史》中虽然没有特意强调心性的特质及其之于琴学思想的意义，但他以心性的维度出发来论琴，将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渗透在《琴史》中，显现出对心性的重视。书中呈现的心性观对后世琴学有巨大影响与贡献，如李贽的“琴者，心也”[2]，徐上瀛的“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3]等都能体现出对其的继承。

一、本于人情、自娱自适之心性

关于琴乐的产生，《琴史》言：“音之生，本于人情而已矣”，[4]64琴音“发于心，应于手，而后可与言妙也。”[4]67可以看出，关于琴乐来源的观点是对《乐记》音乐思想的继承。情的抒发通过作为载体的器，以乐音为形态展示出来，情、器、声，三者紧密地联系为一体，即“出于情，发于器，形于声，若影响之速也。”[4]64在此基础上，朱长文还对琴抒发情感的特质给予极高的肯定：“夫八音之中，惟丝声于人情易见，而丝之器，莫贤于琴。”[4]64

琴音最初来源于心，最终作用于心，琴与心相通，由此使得奏者与听者相连：“古之君子不撤琴瑟者，非主于为己，而亦可以为人也。盖雅琴之音，以导养神气、调和情志、摅发幽愤、感动善心，而人之听之者亦皆然也。”[4]64所有外在展现的琴音基础都在于内在之心性，彰显出不同类别的心性情思。基于此，朱长文认定“惟乐不可以伪为”[4]67，琴乐是主体心性最真诚纯粹的彰显。朱长文对内在心性情思的关注其实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视、对人之主体性的强调。此为朱长文琴学思想中心性观的基础。

在重视心性主体的基础上，朱长文在《琴史》中又赋予其以不一样的时代特色。朱长文的著书场所“乐圃园”是北宋有名的庭院，众多文人汇集于此说文治学。此远离朝廷和世俗生活之地，对于不愿出仕、一心尚雅的朱长文来说是著书立说的最佳场所。他在《乐圃记》中说：“苟不用于世，则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乃形，逸乃心。”[5]乐圃园作为他心灵的曲径通幽之地，其存在本身就是文人理想境界的现实展现。这种“逸心”的文人情怀在他的琴学思想中亦有彰显，那就是在肯定主体心性的基础上自娱自适的心性观。

朱长文阐释编撰《琴史》目的的《叙史》是末卷最后一篇文章，作为整部著作的总结，其开篇首句就是对琴本质的归纳：“夫琴者，闲邪复性、乐道忘忧之器也。”[4]68他认为，琴是治心养性的工具。这里涉及琴作用于人的三个方面，第一是情感，琴使人不为邪恶之事所牵累，能够排忧解愁、远离负面情绪。第二是人性，在功利的社会中，琴是能洗涤心灵，助人远离世俗、返回本真之性的器物。第三是关于道，琴是对意义世界追寻的媒介。由此可见，他将自己所推崇的理想境界寄予在琴上，呈现出一种对本性的自然、自适的推崇，使得身心达到最佳状态。

在朱长文看来，习琴是主体将心性情思由内而外的显现过程。这种显现只为自己的内心服务，是以琴为媒，寻求心情舒畅、自在安然的最佳安置方式，于世俗之中所寻求的一份自娱自适的安定与满足。《琴史》中多处对具备此种心性特质的琴人加以赞赏。在《琴史·白居易》中他评论道：“夫乐天之于琴，其工拙未可知，而高情所好，寓情于此，乐以忘忧，亦可尚也。”[4]50在这里，朱长文更看重琴所承载的心性内涵，而非琴技的优劣。只要将精神涵养寄寓于此，“盖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4]59此处朱长文对范仲淹的夸赞，也同样透露出对心性的关怀。君子之琴，只求对自身的关照，自得自适即可，无需取悦他人。所以，琴就是他心中维持心性的最佳器物：“古人处穷厄而弦歌不辍者，所以平其心气而不至陨获也。”[4]19琴可使古人心和气顺，免于丧失志气，朱长文倡导以自娱自适的心性来彰显自我、面对艺术、面对世界。

二、正心养德之心性

《琴史》中彰显着强烈的道德意识。如果说本于人情、自娱自适的心性观是与音乐审美相关，将琴作为一种乐器的话，那么以“和”为核心的心性内涵则是关于道德层面，将琴看作养人伦、助教化的社会工具。他所倡导的“琴之德”其实是对人的道德心性的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为了朱长文道德心性主体的目标，与儒家思想强烈相关，此为朱长文琴学思想中心性观的另一特征。

朱长文认为，仅将琴看作是娱情的乐器是不够的，它必须还应是一种具有社会功能的媒介：“可以包天地万物之声，可以考民物治乱之兆”[6]，如此才是“八音之兴，众乐之统也。”[6]在《琴史·尽美》中朱长文提到，弹琴不仅作用于自身，还可以与政治相通：“是故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音而已，达则于以观政焉，穷则于以守命焉。”[4]67除了“观政”，朱长文还强调琴的社会价值，提出“和”：“圣人既以五声尽其心之和，心和则政和，政和则民和，民和则物和。夫然，则天下之乐皆得其和矣。天下之乐皆得其和，则听之者莫不迁善远罪，至于移风易俗而不知也。故乐者上出于君心之和，下出于民心之和。上出于君心之和而复以致君于善也；下出于民心之和而复以纳民于仁也。”[4]62此可视为朱长文琴学思想中道德心性的总纲领。圣人用琴音使“心和”，从而推动民心和睦、政治和顺、社会和谐、万物融洽。在这里，朱长文十分肯定地罗列出了社会和谐的因果关系，“心和”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万物和谐的逻辑起点。以心为基础之“和”，是在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思想，道德心性观在此处展现出来。

如何才能“和”？具体来说，就是《琴史·序》中所提出的“琴之德”的概念：“故奏之宗庙，则祖考来格；用之房中，则后妃和顺；作之，则君臣恭肃；教之庠，则俊造成德；施之闺门，则长幼咸序。是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充养行义，防去淫佚，至于移风易俗，迁善远罪而不知者，琴之德也。”[6]朱长文在这里清晰地表明了习琴的具体功效。于个人而言，可以去除淫邪、改善心性、洗礼精神。于社会而言，可以移风易俗，实现“礼”的要求。“琴之德”促进社会之“和”，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琴所彰显的情思是自心而发的，另一方面，从“琴之德”对个人“血脉”“精神”“行义”等的改变可以看出，又是人内在意识的需要。发出与需要的过程正好构成了整个逻辑框架。也就是说，个人心性精神的修养是改变社会的必要因素，那么琴作为一种媒介，由琴人的心出发，又对接受者人心进行涵养，整个过程是对社会和谐的促进。这种以心为基础的功能即为“琴之德”，由此，他将古琴的地位看得很高，言“众器不能俪其德”[4]62。

琴之德作用于人之性情的总结性描述就是“正心”。朱长文在《琴史·尽美》中言：“琴有四美：一曰良质，二曰善斫，三曰妙指，四曰正心。四美既备，则为天下之善琴，而可以感格幽冥，充被万物，而况于人乎？况于己乎？”[4]66在文末又强调：“是故良质而遇善斫，善斫既成，而得妙指，妙指既调，而资于正心，然后为天下之善琴也。”[4]67所谓“正”，是人品行修养之正，精神涵养之正。“正心”是祛除淫邪、发扬正性的善性之心。扩而言之，涵养“正心”包含琴之德中“充养行义，防去淫佚，至于移风易俗，迁善远罪而不知”这些帮助人心正向、善性养成的内容。在这两处，朱长文将人正向的内在意识视作“天下善琴”的必要品质，是达到最高标准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三、心性境界的最高追求：生命旨趣

朱长文对心性的重视还表现在人与天地自然相关的生命意义和关于琴、心、道的生命精神上，表现出对具有生命旨趣的心性境界的最高理想追求。

在《琴史》中，人与天地自然相关的生命意义首先体现在琴的来源方面。朱长文写道：“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徽有疏密者，取其声之所发，自然之节也，合于天地之数。”[4]61“夫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4]67琴的创制蕴含着天地之道、自然之理，琴本身就是万物的展现。琴中蕴含万物，与万物相通，与琴交流即是与万物交流。将琴的创制与天地自然相联系，琴人的精神世界以一种具象的形式得以建构。这是古人对自然崇尚与热爱的最朴素的心性观念的体现，也是沿用道家与天地自然相通作为人心的最高境界的彰显。

人与天地自然相关的生命意义还体现在琴制方面。朱长文认为，琴是精神世界的具体形态的展现。他延续了古人“制器尚象”的观念，将琴作为一种“尽意”的器物：“圣人之制器也，必有象。观其象，则意存乎其中矣。琴之为器，隆其上以象天也；方其下以象地也；广其首，俯其肩，象元首股肱之相得也，三才之义也。高其前以为岳，命曰临岳，象名山峻极，可以兴风雨也。虚其腹以为池，一曰池，一曰滨，象江海幽远，可以蟠灵物也。”[4]63-64琴的创制源于自然万物，琴体的每一个部分自然亦与其相合。琴作为一个有形的器，是对无形的“意”的展现，而此处之“意”呈现出人心所营造的与天地自然相关的生命意义。

除此之外，《琴史》还涉及心与琴、道与器的形而上层面的论述。朱长文借对师文的赞赏，道出他所推崇的道器合一的境界：“夫心者道也，琴者器也。本乎道则可以用于器，通乎心故可以应于琴者，师文之技，其天下之至精乎！故君子之学于琴者，宜工心以审法，审法以察音。及其妙也，则音法可忘，而道器冥感，其殆庶几矣。”[4]15他认为，心即是道，作为器的琴应与心相通，以琴明道，才能达到“天下之至精”。在这里，朱长文明确提出君子学琴的三个步骤：工心、审法、察音。以心为根基，从心出发，经由法度的端正，最后由具体可感的音发出，以辨别察觉琴中形而上之内涵。当达到妙境之时，“法”与“音”皆可抛弃，是道与器、心与琴合一之际。此处关于生命旨趣的心性观念，我们可以有以下归纳：第一，朱长文将心与道等同，这里的心并非悟道的途径，而成为了道本身，是把主体心性放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第二，琴人习琴以明道，而心即是道，那么寻道就成了一个返回自身的过程。此与道家“归本”思想相似，庄子认为，最真实的生命应归依回到本性之中。朱长文在这里表明，人自身生命就是终极意义之所在，涵纳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此处对回归内心的倡导就是对生命精神的赞扬，这种生命意识就是心性境界的最高追求。

综合来看，朱长文所强调的人与天地自然同在，心与道相连，由此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这是一种对永恒的生命观念与价值的追求。此处的人不是普通世俗的个体生命，而是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大生命的彰显。朱长文推崇的琴学思想是涵养天地、与生命脉动相连的心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