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龙龙

一、问题的提出

“人的行为假设”与“人性假设”不同，它更侧重于挖掘隐藏于人行为背后的动机，而非人性的善恶。如果用经济理性、社会关系、社会习俗或道德观念等分别独立地归纳人的行为动机，未免过于偏颇。因为它们都只能从一个侧面对其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但如果选用诸如“复杂多样”“不断变化”之类的词语来概括人的行为动机，又显得过于强调其运动或变化属性，忽略了其内在相对静止或稳定的成分。所谓内在相对静止或稳定的成分是指人行为动机中暂时处于稳定和平衡状态的部分，它是认识和研究人行为的前提。当该成分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反复出现时，就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规律性的存在。而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律性的存在，研究者们就可以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人的行为作出较科学、合理地预测和推断。

简单地说，“文化人”就是用文化来总结人的行为动机，即在自然界的“人化”和人自身的“化人”过程中，人的行为动机都是“向文而化”的。所谓“向文而化”指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向着更和谐的方向发展，同时人本身也朝着更文明的目标迈进。“文化人”是一种合理的理论假设，因为：第一，从内涵上来看，文化是一个丰富的集合概念。自然的“人化”与人自身的“人化”都是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都是“人化”过程中的一个“活动”或一种“产品”，所以它们其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看成是文化的缩影或象征。更微观地讲，无形的精神面和有形的物质面是文化的两个组成面，其中精神面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经济理性、社会关系、社会习俗等，而物质面则指的是承载精神面的客观存在，如房屋、建筑、书籍等。如此一来，“文化人假设”比“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等理论假设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内容更加丰富，且对人行为动机的总结也更为全面和完善。第二，从形式上来看，文化会在时代、地域、民族等方面的影响下，于现实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而这与人行为动机的变化属性极为相似。文化也好，人的行为动机也罢，从其现实性上来说，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和动机。第三，从内核上来看，文化具备相对稳定性。文化中包含着一些处于相对稳定和平衡状态的因子，比如历史传统、伦理习惯、价值观念等。人的行为及其动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具备着相对稳定的特征，且这种相对稳定的特征与文化的相对稳定性有着十分显著的因果关系。

“人行为动机的‘文化’假设”简称为“文化人假设”。目前，学界与“文化人假设”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层面尚不够深入。研究者们只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初步达成了相对普遍的共识：第一，肯定了文化对人行为的塑造和决定作用，以及“文化人假设”的研究价值[1]；第二，认可了卡西尔“文化人假设”开创者的地位，肯定并赞扬了马克思·韦伯、威廉·大内和弗朗西斯·福山等人对“文化人假设”做出的贡献[2]。但由于受到研究起步晚、时间短以及受重视程度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当下对“文化人假设”的研究仍存在着诸如发展历程梳理阙如、哲学反思驳而不纯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在梳理、提炼与归纳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文化人假设”的发展历程作出了相对系统的梳理，明确了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双向文化人假设”的基本命题，并对其当下的研究内容和未来的探索方向，从“解释”和“改造”两个维度作出了较深刻反思，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文化人假设”的发展历程

随着研究进程的有序、平稳地推进，“文化人假设”的探索经历了从“符号动物”到“精神气质”，“组织文化”再到“互相信任”“向文而化”的转变，实现了从思想到理论的蜕变。纵观“文化人假设”的整个发展历程，按照研究时间的先后顺序，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思想萌芽期、思想发展期和理论成型期等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思想萌芽期

德国著名哲学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被国内外学界公认为是“文化人假设”的思想滥觞。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卡西尔奉为“文化人假设”理论的创立者，把《人论》看作是“文化人假设”理论的开山之作[3]。实际上，这种观点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待于进一步商榷。首先，《人论》中没有明确提及“文化人”“文化动物”，却多次出现“符号”“符号动物”等表述。因为在卡西尔论述中，“文化”仅仅是“符号”的形式。虽然两者实质相同，但显然“符号”比“文化”更接近人的本质。所以才说“人是符号动物”，而不讲“人是文化动物”。其次，《人论》中固然有对“文化”问题的简要勾勒，但其主旨并不在剖析“文化”对人行为的影响，而在于描绘人类文化哲学的宏伟蓝图。因此，与其说卡西尔是“文化人假设”理论的创始人，倒不如说他是“文化人假设”思想的拓荒者。

作为一个勇敢的拓荒者，卡西尔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他反对将人看作“经济理性的动物”，主张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或“文化动物”)，开辟了用“符号”(或“文化”)界定人和人性的先河；第二，他把人类现实活动中的“劳作”，而非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或生理本性”，当作是“人性圆周”及其六个“扇面”的决定因素，强调了从现实维度探究人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重要性[4]；第三，他用“一个有机的整体”描述人类文化，认为人能够发挥“主动性”、建设“理想世界”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文化的“自我解放”，这凸显了“文化”和“文化发展”对人自觉行为(如创造新社会生活形式或改变旧社会生活形式)的激发和决定作用。由此可见：卡西尔只是用精练的语言阐述了自己对“文化人假设”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并没有系统地对其进行论证，“文化人假设”理论创始人的表述并不准确。

总之，卡西尔不仅给人贴上了“符号”(或“文化”)的标签，还将其研究和讨论的维度限定在社会现实层面，与以往从抽象层面探索人和“人性”的哲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他提出的“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发展能激发人行为的主动性”等主张，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给“文化人假设”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其研究价值和意义作出了直接、正面的肯定与评价，把“文化”对人行为的影响摆在了一个十分重要且关键的位置。因此，尊卡西尔为“文化人假设”思想的拓荒者具备较充足的合理性。

(二)思想发展期

继卡西尔之后，马克思·韦伯和威廉·大内被国内大部分学者一致看作“文化人假设”的继承者和发扬者[5]。但比较可惜的是，研究者们只是在论述“文化人假设”的部分发展历程时，偶有提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Z理论》皆对“文化是影响人行为的重要因素”均持赞同态度，至于他们二位是如何继承与发扬卡西尔“文化人假设”思想的，却未作出深刻地剖析。

与卡西尔有所不同，韦伯更注重“精神气质”(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给人行为带来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带有新教伦理基调的“行为谏言”才是推动社会变革、支配人商业行为的根源所在。另外，在提及“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对人行为动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时，他还特别指出：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经济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变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6]。由此可见，韦伯对“‘精神气质’与人的经济行为、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认知比卡西尔要全面的多，尤其是他针对“反作用”的阐释，弥补了先前“文化人假设”思想中对“文化与人的行为之间辩证关系”在认识论层面的不足。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上，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与整个社会历史条件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入手，详细阐释了“精神气质”对人的行为，尤其是人的商业行为的支配作用与重大影响。这种立足于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来研究人行为的做法，承袭了卡西尔“关注现实维度”的一贯主张，顺应了20世纪初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潮流，把“文化人假设”的研究领域从整个人类层面缩小到整个社会层面，从“精神气质”的维度进一步完善了“符号动物”的“文化人假设”思想。

如果说卡西尔和韦伯的研究属于相对宏观层面的探索，那么大内的《Z理论》则属于比较微观层面的调研。与前人不同，大内着眼于“日本企业生产率高于美国企业”的现实，用组织文化中的“信任”“微妙性”“亲密性”等三点，高度概括了日本企业在管理和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7]。“信任”“微妙性”“亲密性”产生的根源在于日本企业独特的组织文化及其对组织文化的重视和建设。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传统的影响下诞生的组织文化，对日本企业在当时的组织行为，尤其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最终引导日本企业走上了较为辉煌的成功之路。

同样都是主张“文化塑造行为”，大内与韦伯、卡西尔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研究的对象更具体、更微观。卡西尔将关注点放在人类文化这样一个十分宏观的维度，提出了结合社会现实来研究“符号动物”的想法；韦伯立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精神气质”对其行为产生的支配作用上；而大内则将研究对象进一步从社会精神范畴具象到组织文化领域，重点论述组织文化对组织行为(尤其是与生产效率相关的组织行为)的关键影响及该影响的发生条件等。

如卡尔·马克思所言，人是现实中所有社会关系的集合[8]。人类文化、社会精神、组织文化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研究者们对人类行为、社会行为、组织行为的动因作出的尝试性思想判断与解析。虽然在系统性和全面性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却给“文化人假设”理论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和可行的探索路径。

(三)理论成型期

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作出了新的阐释，他认为斯密只是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经济因素，并没有把人的经济欲求当作其参与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因为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将社会习俗、道德观念等也看成是影响人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福山还指出一条可以揭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精髓”的道路，即探讨文化对人行为的塑造。沿着这条“精髓”的道路，福山对文化的定义、文化对人行为的影响均作出了较清晰的界定和论证。首先，他依据变化速度的快慢，把文化划分成两个部分，即变化特别慢的伦理习惯和变化比较快的“其他部分”，同时他还肯定了文化的两个构成部分都对人的行为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谓的伦理习惯主要指的是人们继承而来的一些道德习俗、道德规范、规则、观念等，它对人行为模式的选择发挥的影响似乎比“其他部分”更根深蒂固一些[9]。对于任意一个个体来说，伦理习惯会通过影响其主体判断标准和主体选择依据的形成，来达到强化或改变主体行为的目的。当然“经济理性”(即追求个体功利最大化)也能发挥类似的作用，只不过它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要素，影响力和重要性都十分有限。对于由多个个体组成的群体来说，成功组成群体的前提在于“互相信任”，而“互相信任”的产生则取决于文化。所以文化对群体所产生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也是决定性的。此外，文化还会像“强化或改变主体行为”那样，借助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来模塑群体的行为。总而言之，无论是对个体行为，还是对群体行为，文化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决定和塑造作用。

至于“其他部分”，福山并没有给出过多的介绍，《信任》中似乎也很难找到与其内涵、作用等相关的片段。当然，这在“文化人假设”的论述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未经过周密、细致地对比，很难让人理解为什么伦理习惯对人行为的影响力会比“其他部分”更大。即便事实如此，可“其他部分”对人行为模式发挥的影响似乎也没有小到可以避而不谈。诚然，对“其他部分”在论述上的回避或缺失是福山“文化人假设”中存在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缺陷。除此之外，福山对伦理习惯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或塑造着人的行为，也欠缺对应的说明和论证。吹毛求疵地审视固然会让福山的“文化人假设”变得不像想象般那么完美，但却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文化人假设”的发展寻觅到新机遇、开辟出新道路。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福山不仅延续了卡西尔、韦伯、大内在人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组织文化等方面的主要观点，而且还在逻辑层面把文化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地分析。尽管可能在“文化人假设”阐释的全面性、彻底性和说服力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与前人相比，他对“文化人假设”的论述更具概括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因此，可以将福山和《信任》看成是“文化人假设”完成从思想到理论蜕变的一个标志。在迈入理论成型期后，“文化人假设”的探索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在论述逻辑、研究方法、理论构建等方面仍存在着大量可拓展和完善的领域。

进入新的探索时期后，学界对“文化人假设”的研究也取得了部分新的进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李德顺教授等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他们秉持“解释并改变世界”的研究理念，打破了“解释哲学”的桎梏，把“文化人假设”的研究再次下沉到实践领域，并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文化人假设”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做出了贡献：第一，继续扩展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界定为一个“向文而化”的过程，认为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相同的，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二，首次从群体和个体的角度对“文化人”作出较直接、全面的解释，把拥有复杂社会关系且被社会认可的人称之为“文化人”；第三，率先把实践引入文化领域，将实践当成文化的本质活动，认为文化的核心和实践的主要特征都在于“两个尺度的统一”，即“主体的尺度”与“客体的尺度”的统一[10]。

三、“单向文化人假设”与“双向文化人假设”

自从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为人的行为研究打开了通往“文明世界”的大门之后，韦伯、大内和福山等人先后从社会精神、组织文化和伦理习惯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社会行为动因、组织行为动因及个体行为动因分别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为“文化人假设”勾勒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即使后进者们仍不断地致力于丰富和完善“文化人假设”的理论内涵、思想体系，也没能从根本上摆脱“单向文化人”的思维模式。所谓“单向文化人”的思维模式主要是指那种侧重于探讨文化对人行为的单向影响，较少涉及两者之间双向影响的思维形式。这种“单向文化人假设”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第一，在现实维度中，文化是人行为的主要动机；第二，在社会生活中，文化决定并模塑了人的行为；第三，文化对人的行为发挥着深远持久的影响力。上述三个基本命题充分肯定了文化对人行为的影响，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受到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在实践中积极、主动地通过新行为培育或创造着新的文化。所以，“单向文化人假设”存在着明显的瑕疵。

(一)“单向文化人假设”的不足之处

人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还是文化的创造者。随着学界对“文化与人”“文化与人的行为”等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持续发展，“单向文化人假设”的缺点就慢慢地显现了出来。具体来看，“单向文化人假设”一共存在以下四个不足之处：

第一，对“文化”一词的模糊使用。每个学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都不尽相同，迄今为止，尚无定论。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将其定义为“与自然相对的，人为的”一种存在，但在卡西尔、韦伯、大内、福山等研究者的观点中，“文化”好像主要指的就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可他们并未给出过类似的概括性描述，只是分别从较微观的层面对自己理论中所涉及的“文化”作出了类似“符号”“精神气质”“信任”“伦理习惯”等界定。

第二，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单向文化人假设”把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精神层面的文化，认为人的行为是文化的外化或具体表现。这种论断过分地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忽视了“文化”和人行为的客观物质基础，只是一味地强调“文化”对人行为的决定作用，而没有看到其决定作用发挥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及限度，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

第三，过度推崇文化的精神面，忽略了文化的物质面。物质面和精神面是文化的两个构成方面，在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时，两者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缺一不可。单方面地凸显任何一方的作用都是不可取的。在“单向文化人假设”的研究历程中(从卡西尔到福山)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对文化物质面所具备的影响力的探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人假设”的发展，导致了“文化人”研究的没落。

第四，同预设主义的理念相切合。“单向文化人假设”试图把文化归结为人行为的“元动机”，他们试图用简单的“向文而化”来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人的行为提供一种预设式的概念阐述。然而这种预设式的推断缺乏对“向文而化”中“文”的全面认知。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行为一定会出现，并且会逐渐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随后新文化便会在此基础上崭露头角，慢慢地推动原先的旧文化完成革新。这样一来，如果还将新文化归结为新行为的初始动机似乎不够彻底。所以从新和旧两个层面去理解“文”的发展属性，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文化与人行为之间存在的那种双向能动关系。

(二)“双向文化人假设”的基本命题

从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的角度出发，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文化与人的关系”的经典论述后，有必要提出“双向文化人假设”，并用其来取代“单向文化人假设”。因为相比之下，前者在方法论上更具现实性、辩证性和发展性。作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假设，“双向文化人假设”也对应地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命题，即：第一，在现实维度中，文化是人行为的动机，人的行为是新文化诞生的基础；第二，在社会生活中，文化塑造着人的行为，同时人的行为也培育着新文化；第三，文化与人的行为互相影响、彼此作用。

关于第一个命题，主要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就其现实性而言，文化和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抽象层面的思辨性概念。文化也好，人也好，都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发展。社会实践是两者的立足点，也是两者迈向更高一级发展状态的起点。第二，“文化”和“人的行为”都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都包含着新、旧两个方面。继承而来的旧文化和实践中创造而成的新文化构成了“文化”的主要内涵，旧文化模塑而成的旧行为和培育出新文化的新行为组成了“人的行为”的完整表述。第三，文化与人行为的关系一共可以分为传承和创造两个阶段。在传承阶段，旧文化是人行为的动机，对人的行为发挥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在创造阶段，人的行为是新文化产生的前提，是培育新文化的关键。

关于第二个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首先，人兼具文化传承者与创造者这两重身份。人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传承着前人创造的旧文化，也借助自身的一系列新的行为创造并培育着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人的行为同时承载着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两大功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二，在文化对人的行为发挥模塑作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人的行为也对文化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当人的行为与文化的主要内容相一致时，人的行为会在社会实践中增强着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而当两者不一致时，文化会因受到来自人行为的影响而发生或微小或显著的变化，尤其当人的行为得到较大范围的模仿和较高程度的接受后，会催生出与该行为相配的新文化，对原来的旧文化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改造或完善。

关于第三个命题，需要从“人化”和“化人”两个层面去解读。“人化”指的是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的“人化”，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自然界逐渐与人发生联系，变成“人化”的世界；人自身也在按照“人的标准”进行自我改造，使其摆脱蒙昧状态，成为真正的“人”，即“化人”。正如李德顺教授所言：文化就是“人化”。在“人化”世界的形成过程中，人的行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而在人成为真正的“人”即达成“化人”目标的历程中，人的行为不仅是践行文化的载体，孕育文化的“温床”，还是展示人完成“化人”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最后，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命题，其中所涉及的“文化”都极容易遭到误解。常见的误解主要有三类：第一类，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只有“文化”，这显然是忽视了其他客观因素的重要性，脱离了物质条件的支持或限定，讨论人的行为动机就会失去了意义；第二类，把“文化”的内涵错误地理解为精神产品的总和或与政治、经济等相对的那种存在，从一个狭义的视角去解读和批判“双向文化人假设”；第三，认为只要有人的行为就一定可以培育出文化，没有将人行为的普遍性和社会接受度考虑在内。总之，“双向文化人假设”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辩证地看待文化与人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文化是人行为的动机”或“人的行为是其自身的动机”。因为前一种是“单向文化人假设”的主要观点，后一种则是对“双向文化人假设”的曲解。正确地理解是建立在对文化和人的行为所处发展阶段的全面把握之上，即在传承阶段，文化是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因；在创造阶段，人的行为培育并促进了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三、“文化人假设”的哲学反思

反思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对“文化人假设”进行哲学反思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11]，就“文化人假设”的研究内容、发展方向能否提升人们在该领域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展开批判性思考。

(一)“文化人假设”研究内容的反思

近二十年来，围绕“文化人假设”展开的专项研究较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就目前发文情况而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第一，从知识社会或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出发，着重讨论“文化人假设”对管理理念或管理基础的影响[12]；第二，立足现实，重点研究“文化人假设”在企业管理、公共部门管理、高校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等具体管理情景中所发挥的作用[13]；第三，在回顾西方主流的人性假设发展历程的前提下，较为笼统地阐述“文化人假设”所带来的启示[14]。显然，无论从“解释世界”，还是从“改造世界”的层面而言，现有的研究内容都存在着很多的不足。

从“解释世界”的层面来看，现有“文化人假设”的研究内容更倾向于探讨文化对管理(如管理活动、管理理念等)的影响，缺乏对该影响的产生过程、发生逻辑的探究。比如在企业管理领域，仅关注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有哪些影响，及这些影响对企业管理有何种启发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明确企业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过程对企业中管理者的行为、被管理者的行为，乃至整个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因此，现有的研究内容在“解释”的力度和程度上均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从“改造世界”的层面来看，现有“文化人假设”的研究内容与实践的联系不够紧密，大多数研究者将焦点放在了理论完善或理论发展领域，鲜有对典型案例或实践行动的研究。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只有扎根于实践，才能不断地形成对“文化人假设”的新理解、新认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文化人假设”最终的落脚点是社会实践。只有关注并重视与“文化人假设”相关的社会实践，积极地萃取实践经验，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二)“文化人假设”研究方向的反思

反思“文化人假设”的研究方向就是从其当下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从“解释”(理论完善)和“改造”(实践探索)的角度，对未来“文化人假设”的研究主题或方向作出尝试性地分析。

从理论完善层面来看，未来“文化人假设”的研究主题很有可能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探究“文化人假设”的理论前提，揭示其主要内容与合理性；第二，研究文化对人行为的塑造逻辑，发掘出隐匿其中的规律性存在；第三，剖析文化、实践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套可以用来塑造和管理人行为的方法论。从实践探索层面来看，典型案例的剖析、实践经验的萃取和定量模型的搭建会成为另外三个未来研究的侧重点。完善理论本身不是目的，付诸实践才是。所以，如何更好地反映实践中文化对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更好地在实践中塑造或强化人的行为必然是未来“文化人假设”研究的两大中心议题。

四、结语

“文化人假设”是一个不断发展且具有相对稳定特性的理论假设。从卡西尔、韦伯、大内到福山等，“文化人假设”实现了由思想到理论的蜕变。在整个蜕变过程中，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只有研究主线，即探索文化与人行为模式的关系，一直贯串“文化人假设”的整个发展过程，从未发生过显著的改变。

实践是发展“文化人假设”的基础，也是“文化人假设”最终的归宿。“文化人假设”的出现源于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文化人假设”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文化人假设”理论的持续完善则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和指导社会实践。在未来的研究中，实践探索和理论完善势必会成为“文化人假设”的两大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