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席席

一、晚明文人尚“癖”思潮的兴盛与特质

晚明文人对于个人生命价值的肯定，有时并不必然顺从古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世”[1]的政教理念，亦不必然立功立德立言以实现生命不朽，他们把探求的、渴望的目光转向了更为广阔和深邃的生活世界，倾全力经营以至成“癖”。

“癖”之本义与疾病有关，《黄帝内经》与《诸病源侯论》等传统医书对其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书中认为“癖”之病生是因为人身体内有所系着，停滞不散，寒气积聚而成癖。“癖”之引申含义是从情感角度作诠释，指人对某物的偏爱，聚之以情感，积久而成习。但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对于癖的认识体现了古人“身心不二”的文化观念，人们常将“病”与“癖”组成一起作“病癖”用，如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记》中，自云有山水病癖：“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虽说人之有癖好大多出于天性使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传统文化追求中和雅正的价值观导向下，对于偏、癖向来是排斥的，至少不会被放到公共领域进行鼓吹、宣扬。晚明文人却一改常态，他们肯定自己在生性上的疵处、病处，将“癖”作为真我的表现，视为个人别于他人的特质所在，并对其推崇备至，正如汤宾尹在《癖史》小引中所说：“士患无癖耳。诚有癖，则神有所特寄。世外一切可艳之物犹之未开其钥，何自入哉？故凡贵贱、穷通、得丧、毁誉，动能驱遣人意，与之为喜怒者，其人皆胸中无癖也。”

除了提倡人有“癖”之重要性以外，晚明还出现了专门谈论人物嗜“癖”行为的书籍，最有代表性的为华淑撰《癖颠小史》一书，书中多录典籍中有“痴”“癖”人物之行止。此外，冯梦龙编撰的《古今谭概》一书中有“癖嗜部”，专列古今人的各种癖好，他认为“癖”是：“天授既殊，情缘亦异，盈缩爱憎，自然之歧也[2]。”其它如谢肇制淛《五杂俎》、李渔《闲情偶寄》、张岱《陶庵梦忆》等书中也有关于嗜“癖”行为的讨论等，其例不胜枚举，我们尝试在晚明文人纷繁绮丽的尚“癖”之现象中，概括出如下几个特质：

(一)所“癖”之物呈现出世俗化、日常化的倾向

与魏晋时期的士人们所“癖”之物，如刘邕之“疮痂癖”、鲜于叔明之嗜臭虫之怪癖，以及与唐宋文人多有书画金石收藏之雅癖相比较起来，晚明文人的癖好之物多呈现出世俗化、日常化的倾向。如袁宏道之“癖”于茶，自称“余少有茶癖……”[3]晚明时期如同袁宏道一般嗜茶成“癖”的人很多，如张岱、陆树声、屠隆等，他们将癖好融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无论是友人相聚，还是登山临水，亦或是参禅论道，在处处都有茶的相伴。李渔有蟹“癖”：“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渺而言之，独于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从常人眼光视之，李渔之蟹“癖”，令人匪夷所思。但若以审美眼光视之，他的日常生活世界因“癖”而构成、存在，季节、食物、饮品、器具、婢女均以蟹命名，从中亦可感受到李渔借所“癖”之物全力经营生活世界的积极心态，他将对于蟹的深情扩展至整个生活世界，使其多了几分韵味与乐趣。

(二)对于所“癖”之物表现出“死生性命以之的态度”

袁宏道在其《瓶史》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癖”花之人：“古之负花癖者，闻人谭一异花，虽深谷峻岭，不惮蹶躄而从之，至于浓寒盛暑，皮肤皴裂，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将萼，则移枕携襆，睡卧其下，以观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后去。或千株万本以穷其变，或单枝数房以极其趣，或嗅叶而知花之大小，或见根而辨色之红白，是之谓真爱花，是之谓真好事也。”跋山涉水，不知寒暑，无论日夜，移枕携襆，睡卧其下，只为欣赏、陪伴一朵花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后去，这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会。对于袁宏道自己来说，他自称：“野性癖石。每登山，则首问巉岩几处，骨几倍，肤色何状。行庄途数十步，则倦而休，遇欹嵚转快，至遇悬石飞壁，下蹙无地，毛发皆跃，或至刺肤踬足，而神愈旺。观者以为与性命衡，殊无谓，而余顾乐之。”因喜爱石头，知奇石怪石都在险处，便甘愿为之冒险，所“癖”之石也激发了他强韧的生命力，所谓“片山多致，寸石生情”，这是未经雕琢的生命与向往自由的生命的相互砥砺。

(三)癖嗜行径中着重主体精神的彰显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癖嗜部》言：“袁石公曰：陶之菊，林之梅，米之石，非爱菊、梅与石也，皆吾爱吾也。”癖于某物，要面对的正是“我”与“物”的关系问题，在古人的言说体系中，物既有作为“物体”的对象性、客观性，也有作为“人”的社会性，文化性。从物作为“人”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这一角度来说，菊高风亮节，为花中隐士，陶渊明爱菊，正寄托其归隐之心；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林和靖以梅为妻，表明他隐居孤山逍遥以游的心迹；石者，为永恒之物也，拜石，是人以须臾之身拜永恒之石，米芾拜石称为石丈，自是对自我生命之怜惜。菊隐、梅妻、石丈，是被所“癖”之人赋予了生命，“物”之生命在“我”中显现，“我”之精神也因此而澄明。因此，“癖”于某物，就成为了“我之精神”与“物之精神”的相遇相得，亦可以如是表述，即在其精神之层面，“我”即物，物即“我”，物是“我”精神之投射，因此，在袁宏道看来“非爱菊、梅与石也，皆吾爱吾也”。由此我们亦可认识到“癖”于菊、梅、石、或其他外物，都只是标月之指，其最终指归是主体精神之彰显与超拔。倘若只停留在物之表面，或者为故作姿态，而仿效某中癖颠行为，以区隔出人我，则是东施效颦。

二、晚明文人尚“癖”思潮的原因探析

造成晚明文人尚“癖”风潮兴盛的原因是复杂的，倘若从其外部因素进行考察则是多方汇聚合力推动的结果，一方面，晚明政治环境的黑暗、科举的艰难、人才拔擢制度的不公等因素，而触发的晚明文人普遍退离政治的情绪，为各自癖好之培养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百业竞荣，为癖好的养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支撑。倘若从其内在驱动进行考察，也即起到关键因素的则可从思想与心态两个层面作简要分析。

(一)从思想层面说

首先，心学思想对于主体意识的高度弘扬，影响了晚明文人的“贵我观念”，促进了尚“癖”思潮的兴起。明初因政治因素，提倡朱子之学，以朱子之说统一官学，并且作科举之准绳。朱子之学以“理”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理”是不依赖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朱子理学主张严守“理欲之辨”，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4]。”在天理面前，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也随之而湮灭，人之正常的情欲也失去了合理存在的理由。王阳明早年曾是朱学的信奉者，然而随着现实体验中对于理论探讨的深入，王阳明逐渐对朱熹的理学由信至疑并进而走向反动，“龙场一悟”是其关键。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龙场彻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5]。”这是浓缩了王阳明无数次的思想苦难及其人生磨炼而彻悟的道理，成就理想人格的依据在于吾性(实即吾心)而不在于外在的事理。更重要的是，王阳明的思想基点为“良知”，他认为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未尝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著名的“山中观花”的问答，便突出了心物一体中“心”的主动性与建构性，将自我的心意活动提升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高度。这一思想观念影响了晚明文人的“贵我”观念，每个人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至于个人之癖，之疵，之病处，因为那是属于我的，是出自本真的，是自我独特性的显现途径，便不必有所遮掩，有所避讳，亦可自我肯定，自我欣赏。

其次，阳明心学认为人之才性有殊，赞赏“狂者胸次”鼓舞了晚明文人对于病癖人格的价值肯定。若依朱子之学，在人格上崇尚元气浑成的圣人气象，对圣人之形迹亦步亦趋，则势必会导致假道学之盛行，那些袭其皮毛而不得其旨的人，只是在坐立拜揖的皮相小节上苛求，不求本心不问根底，只是在枝叶上做功夫，装作道学家的样子，社会充满着迂腐和虚伪之气，以至举世皆是乡愿之人。阳明心学则欲对假道学进行反拨，以自心之良知判断是非，宁为狂者，不取乡愿，《年谱》载：“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此种洒脱境界直接启发了晚明文人的叛逆精神。阳明先生尊重人之偏殊，他认为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此种对于个人之价值的肯定，推动了晚明文人以自信和审美的眼光去观照人之病处，疵处。袁中道在《柞林纪谭》中，记述了他和柞林叟(李卓吾)的谈话：病处即是好处，人无病，即是死物[6]。”按照卓吾所言，人之病处，同顾虎头所要描画的人的眸子一般，是让其人成为全人，欲语欲活的一种特质。少了此一点病，人也就少了一点真气，一点灵光。在程羽文的《清闲供》中，详细论及文人的六种“病”，分别是癖、狂、懒、痴、拙、傲。这些都背离了中和雅正的人格追求，更是被圣人气象所排斥，但程羽文认为，他们随顺各自的人格偏性，展现出了生气鲜活的人格姿态，并因此而展开生活的美感与艺术境界，亦令人珍惜欣赏，所以他一再说：“病可原也。”

(二)从文人心态层面说

首先，晚明文人以“癖”来寄托心中之块垒。对于晚明文人来说，即使此一时期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其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当士人们起先怀家国天下的抱负却在黑暗残酷的政局之下无法施展的时候；当读书人孜孜矻矻青灯摊书却在科场屡屡失意的时候；当负有一身才华却在重名重利的时代里无法负担妻儿温饱的时候；当他们感到岁月短暂、韶华易逝、生命如一场梦幻的时候，心中便愈发积累起那无以言状的情绪，即块垒，若没有释放之通道，极有可能就此颓废，一蹶不振。更有甚者如李开先在《宝剑记后序》中所表达的：“古来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在袁宏道看来，古人化解心中抑郁的方式是以“癖”寄情：“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癖而寄其块垒俊逸之气者也。”寄情于物，寄，即托也，寓也，这是晚明文人对遭遇挫折的积极回应，是他们内心抑郁不平之气疏散之方式。在遭遇诸多苦难之后，他们并没有就此颓废，而是把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生活本身、生命的现实乐享与多元成就上来。如袁宏道给他妻弟李子髯的勉励一般：“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寄情于物，是破除自己非此不可的执着，生命境界可以因此而宽阔，不管是弈、色、技、文，还是山水、粉黛、著述，这些俗世生命所必然接触的物质，不仅寄托心中块垒，更是实际修炼心的生活道场，若能着重于主体精神的超越，亦可从中达至物我两忘的审美之境。

其次，有所寄则有所忘。寄情的功能在于消解负面情绪淤滞而形成的障碍，“癖”于某物是文人彰显主体精神之手段，亦是通往主体自由之津梁，但它不是最终目的。袁宏道说：“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当一个沉迷于所“癖”之物中，自然会忘记世俗功利，忘掉知识拘牵、是非争斗，全身心地、无羁绊地享受其中，主体也得以从世俗价值观中暂时解脱出来，在与所“癖”之物共处的时光中，人的整全性也得到了护持。

三、结语

“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癖之本义为病，晚明文人能够从全幅的人生观出发，接纳并欣赏自己的病与“癖”，他们身处乱世，却欲以“癖”求真，以“癖”得全。诚然，“癖”实则要处理的是身、心、物三者的关系，如果因“癖”成痴，以至于沉溺于此，陷入物累，自是不可取的，但若能在与所“癖“之物相遇相得之时，得主体精神之彰显，超拔物欲之累，全力经营癖嗜生活，亦可开展出自适的生活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