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晓

在文学理论中，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点的小说往往带有着更丰沛强烈、更能够打动人心的情绪感染力；另一方面，此叙事方法也使得小说视阈趋于主观，读者思维往往随着叙事者的思维一同转动，从而对故事中其他出场人物显示出忽视、难以感同身受、无法客观评判等一系列理解上的局限性。而《鬼恋》作为典型的第一人称小说，全篇完整而充实地展现了一位男子在偌大的都市一隅邂逅爱情、追逐爱情、不得爱情等不同阶段纷繁变化着的情感世界，其爱恋之浪漫，过程之跌宕，令万千读者唏嘘、动容。事实上，除此之外，本文另有一大亮色，即在人物塑造上，作为被追求者的“女鬼”，并不仅仅是一个处在男性视角下，用以辅佐情节、烘托人物的工具，作者同样花费了诸多笔墨对她的身体语言和身世背景进行了精细的设计，以便于读者光从有限的表象就足够窥见她纷纭变幻的内心世界。也正是赖以于此，当研究视角摆脱叙述视角，将人物聚焦从主人公“我”转向“女鬼”时，笔者从其提供的充足文本材料里归纳得出，这位实际上是一个大活人的女子，自居为鬼，以抹去生死的边界；质疑美丑，以抹去世俗审美的边界；时而男装、时而女装，以抹去性别的边界，最终达到了不愿做“女”“人”的目的。探其渊薮，在这令常人感到惊异的一系列行为背后，她所想要反抗与冲破的，既有时代、命运的无常，也是社会、爱情的樊笼。马舍雷曾提出一种文学批评视角，即“意识形态批评”，具体联系本文而言，故事中的这些为“女鬼”所奋然隔断的要素，尽管本身或许并非作者有心安排，却恰恰在无意中揭示了千百年来女性行走于尘世之中、无时无刻不需要面对的生存困境。

一、言谈：刻板印象与社会规训

“女鬼”与“我”的对话可谓无所不包。其间谈到了“美与丑”“人相与鬼相”“神的称呼与鬼的称呼”等诸多问题，在谈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女鬼”像是一个美的指引者[1]，其思想倾向得到了较大空间的展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出她“不愿回人世”的原因。

在谈论美的问题上，她说“人终以为鬼是丑恶的，人终把吊死的溺死的死尸的样子来形容鬼的样子。”[2]269表示出她对人类皮囊美丑评判的不屑。事实上，全文就是从“美”这个话题开始的：“我”愿意陪白皙冷艳的“女鬼”前往斜土路，并在路上对她讲述了另一位妩媚女鬼的故事，且在每一回当她强调自己是一个“鬼”时，“我”总是因她的美丽而拒绝相信：如果她真的是鬼，那即便是再美丽博学，“我”也不会想再次见到她，因为在人类的理解中,鬼是只会害人吃人的；同样的，这番思想背后隐含的另一重深意便是，如果她不美，那么无论是身为人神鬼怪，“我”都不会如此耐心地送她离去，并在未来的日子里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对“美”的不厌其烦地强调为整篇文章渲染了一种浪漫梦幻的氛围，但也不由地将人引向对皮囊的叩问之中：难道只有美的才能够为“人”“神”，而不美的就会被当作“鬼”吗？丑的东西，就是可怕的，便只得被叫作“死尸”，叫作“鬼”；而美就永远都不会骇坏人，就可以美得过分吗？在当代，尤其是在女性身上，被加之的关于皮囊的刻板印象尤为深重，仿佛唯有美的才能被归结为人，才能够被尊重、被欣赏，拥有身而为人的权力与自由；丑的则常常用“鬼”来形容，叫人羞于启齿，避之不及，这种由刻板印象掀起的容貌、身材等各方面的焦虑，直至今日在极大数目的群体中仍然屡见不鲜。“笑话，笑话，像你这样美的人会是鬼！”[2]267在对皮肉如此严苛的审视之下，何以去深入谈论灵魂的自由？

在“我”提议称“女鬼”为“神”时，她出奇的愤怒，说道：“我的确是鬼，但鬼不见得不高贵，为什么你要把她看作这样低贱？”“我本来是鬼，为什么要叫‘神’呢？”[2]269尽管在表面上只是称谓问题，然而“女鬼”言外之意，在于凡人总是执着于对“高贵”“低贱”的划分，并且在高贵和低贱的问题上拥有着自己的一套固定的等级逻辑。高贵的，一定是神；低贱的，只能是“鬼”，那么在神与鬼之间还充斥着多少刻板的等级观念，自然也就不言自明。不仅如此，她接下来又讲道：“在你们人的社会里，儿子叫爸爸不是必须叫爸爸吗？所以叫人也一定要合理的。”“我不相信叫人有自由的。”[2]270与其说不相信“叫人有自由”，不如说不相信在社会的条条框框下还能够有自由，连称谓都有如此严明的高下秩序，其他方面只怕更加难以想象。正是社会存在的种种成文、不成文的规训，人类对女性苛刻的眼光，让“女鬼”宁可只做夜间游魂，也不愿重回那充满桎梏的世界里，再度成为不自由之身。

二、身世：时代摧残与命运悲剧

在全文中，关于过往的讲述是“女鬼”对“我”问她为何如此生存所作出的唯一一处正面回答。可见，这段由革命工作带来的惨痛经历正是令她下定决心远离人世的直接原因。“我暗杀人有十八次之多，十三次成功，五次不成功；我从枪林里逃越，车马缝里逃越，轮船上逃越，牢狱中逃越。”“你或者不相信，比不信我是鬼还要不相信的，我杀过人，而且用这把小剑我杀过三个男的一个女的。”[2]284从这段自述里能够推测出她曾经从事的大约为地下特务工作，由此卷入政治斗争，并在之中亲手操控着他人的生死，杀人如麻，双手沾满献血；同时她也在不断地被人追杀，长期逃亡，还下过大狱，于九死一生里活到了现在。战争年代，生死无常，图生求存迫使她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鬼魅，并在命运的捉弄下，等到她结束流亡终于归国时，发现自己所爱的人已经被捕死了，这无疑对一个人对待世界的生死观念造成了致命一击。在此后同僚“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2]284中，亲人爱人一个个凋落，个人的思想情感也越来越淡薄，直到最后，“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要做鬼，做鬼。”[2]284一番“做鬼”的嚣叫，道出了乱世中平凡女子对人间无以复加的绝望，在这种对于人生彻底幻灭的境界中，爱情也失去其起死回生的力量[3]。《鬼恋》中的她选择做“鬼”而不做“人”，选择“逃避”而不愿意再涉爱河，可见其最深刻的体验是身为有良心的中国人的“绝望、悲愤、隐痛”[4]。而这一蜕变的心理过程则折射出了大时代对良善小民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改造，人性在外部环境裹挟之下逐渐畸变、矮化，长期滞留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层面并为此互相残杀。诚然，当生在一个人命如草芥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在被命运推挤着向前，随时到来的变数使他们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生死本该令人剧痛，可当生死如人饮水一般成为惯常，随时都可能发生离别的悲剧之时，个人既不能阻止其发生，便只能够强迫自己的心肠变硬，最终变成一个冷血淡漠的“鬼”。时代、命运、生死，借由“女鬼”之口表现出个体面对它们时的无可奈何、力不从心。这不仅仅是女人的困境，更是人的困境，是自生命存在就必将忍受的困境。

三、爱情：精神之爱与灵肉合一

爱情自然是贯穿全文的主要线索。一个自称为“鬼”的女子，有着惊艳的美貌；一个冬夜的邂逅，三夜一会的畅谈，“我”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她却冷然以对；两次求证她是人是鬼却不得结果，她则总是推辞着“我”的爱，说这属于人世[5]。“我”对女鬼热烈追逐，为她日渐消瘦，为她说出“我要你做人，而我做你的人”[2]284如此缠绵动人的情话，这些构成了这段“人鬼恋”的主要内容。而面对“我”的不懈追求，“女鬼”似乎总是以一副不留余地的姿态自始至终地拒绝着，她不断地强调只能接受二人之间的“友谊”，三番五次地消失，甚至留言道“假如你肯听我的劝告，那么也去旅行一次吧，高山会改变你被我狭化了的胸襟，大川会矫正你被我歪曲了的心灵。”[2]281，称这爱情是被“狭化”“歪曲”了的，显得是那样的无情。难道她的内心世界当真如“鬼”一般无欲无求、冷血无情吗？

事实并非如此。在“我”说出“假如我俩真不能相爱，那最好让我永远不再见你。”[2]274并转身离开时，听到了她弹的钢琴声：“我不知道她奏的是什么曲调，但是这种有魔的声音里，充塞着无底的哀怨与悲苦，要不是象征着死别，也一定是启示生离的。”[2]275在“我”一遍遍询问她的感情时，她有一回语气松动，说道：“属于精神来说，我也爱着你，不过既然属于精神，说在嘴里就有点离题了。”[2]280有一回则干脆肯定地承认，尽管并不如她所愿。甚至在“我”病倒后，本已决心离开的她又多呆了数日，偷偷地送来花朵、糖果、初见时用的烟匣，以期“我”康复。无数蛛丝马迹，或正面或侧面，都足够印证“女鬼”对“我”同样是爱的，并且她的爱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我”少，因为仅作为人类的“我”只需要一心一意地追求所爱，毫无保留地爱她，而她却要在“人”与“鬼”的徘徊、挣扎、撕扯间，爱“我”，或者不让自己爱“我”。当她规劝“我”去旅行，用更崇高的感情来消弭这所谓“狭化歪曲”爱恋的同时，也许正是在以此规劝自己，不该再被凡尘俗世的纠葛遮蔽了眼光。她每一回消失的时间都精准地卡在二人情感逐渐转向不可控之时，由此可以推断，她也是在借由这“旅行”，去克制自己生为“女鬼”之外的感情。

那么为何她不干脆放弃做“鬼”，重新回到人世的生活里，与“我”展开一段美好的爱情呢？除却前文论述的导致她不愿做“人”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便是在俗世爱情里，“灵”与“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总是向往着柏拉图式的纯粹崇高、不带有肉体以及其他欲望的爱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肉体的结合却往往是精神之爱的基础。譬如，尽管“我”认为自己对“女鬼”怀揣的便是一种精神之爱，但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他二人大可以维持现状，仅通过对话进行精神上的情感交流，不必再逼迫“女鬼”在身份上作出抉择。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尽管自己从未表露，甚至未曾有所意识，但“我”在思想和行动上，仍然呈现出对一种肉体结合的渴望。当“我”病重时，躺在床上竟觉悟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除了我同她结合以外，只有完全忘记她。”[2]280还有“我”终于按耐不住、对她印下去的一记颤抖的吻，恰恰是通过肉体的触碰以产生灵魂的共鸣。通过诸如此类的种种行为，无论是故事外的读者，还是故事里的“女鬼”，都能深切感知，使得这段“人鬼恋”修成正果的唯一出路，不在“我”身，而是需要她重返俗世，重新成“人”。而细究“女鬼”时常扮作男装这一举动，且在“我”不死心地盘问下冷冰冰地回应道：“我自己就是我的丈夫。”[2]274就能够推想到，她并不愿意有一个丈夫，她也不想要成为任何人的妻子。在传统概念上，当女性真正向爱情低头时，便不得不将身和心、灵与肉悉数递交给男子，可她试图作出反抗，将建立起的男女之情停留在“友谊”这一刻——也就是她认为的最合适的地步，但却徒劳，因为在身为男子的“我”看来，“没有这样的感情可以使一男一女维持着友谊的，但是她要这样做！”[2]278一种是女子希求的精神之爱，一种是男性渴望的灵肉之爱，两性对爱情的不同理解促使“女鬼”不得不在拉扯中选择放弃，终于永远地消失在“我”的世界里。而她所留下的对于女性面对爱情中“灵”与“肉”的挣扎，是否选择爱情，就必将建立一种“丈夫和妻子”的依附关系，必将在灵魂的交流以外，附上肉体的结合，值得我们不断地加以探究和思考。

综上，假如以“女鬼”承载的女性视角去重新审视这段“人鬼恋”，那么在浪漫、炽热、梦幻的爱恋氛围之外，我们似乎能够看见更多的限制、束缚、刻板印象和犹豫挣扎。在这之中，有的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命题，但更多的却是独属于女性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唯有在感性之余，付之以理性的思考，这些个性化的问题才能够有机会进入大众的视野，受到社会的重视，并予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