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静，王济民，2，3*，辛翔飞，孙 政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2.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办公室，北京 100081；3.中国农业科学院食物营养研究所，北京 100081；4.华北科技学院管理学院，北京 101601）

兽药残留造成环境污染是当前的热点问题。20 世纪50 年代，兽药开始应用于畜牧业，随之引起环境污染。90年代初期，部分畜牧业生产大国开始调查兽药残留环境污染程度，结果表明，全球约60%的河流中可检出药物，兽药残留环境污染治理面临严峻考验。与世界总体形势相同，我国兽药投入总量逐年上升，特别是遏制病原菌耐药性计划尚未制定前，抗生素投入量增速迅猛。2010 至2017 年，畜牧业抗生素投入量由3.15 万t 增长至6.80 万t，药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为减弱抗生素污染，遏制耐药菌产生，农业农村部颁布实施《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 年）》《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积极推进抗生素减量化行动。

兽药减量是未来畜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工具将发挥重要作用。风险因素将更多地纳入各类药物经济测量中，特别是将疫病风险与市场风险结合的经济度量将获得更为广泛的研究。替代性药物、保健性药物及生物安全措施作为新型的减药措施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目前兽药减量根本性措施。兽药减量对畜牧业产业影响举足轻重，兽药减量后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当前国际研究探讨的热点。为进一步厘清兽药减量可能给畜牧业带来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当前有关畜牧业兽药减量相关经济问题，评述相关研究，以期为我国兽药减量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科学用药经济学测量

1.1 判断兽药是否过量经济学方法

判断兽药是否过量方法主要可分为：

（1）采用风险损失控制模型[1-2]，计算药物边际损失控制，对比该边际止损与药物的价格，可广泛应用于生猪和肉牛产业治疗性药物量分析。若边际止损大于药物价格，即经济学意义药物投入未过量，若小于价格则过量；若兽药投入为价值形态，将边际止损与1比较，大于1及未达经济最优投入，小于1则说明药物投入过量。

（2）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3]，比较用药与不用药的效率，以用药产出和不用药的产出之差作为用药的技术效率衡量标准，主要应用于作为促生长剂的亚治疗性药物。若效率为负，表明使用该种药物可造成产量损失，生产者不应选择使用该种药物。

1.2 风险损害控制模型的应用

为研究西非地区农户氨氮菲啶投入是否合理，获得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共622农户养殖特征数据。在考虑锥虫病流行程度和耐药性情况下，使用风险损失控制模型估计氨氮菲啶的最优使用量。结果表明，在疾病低流行低耐药性、低流行高耐药性、高流行低耐药性以及高流行和高耐药性等情境下，氨氮菲啶的最优投入为分别为4.60、5.20、5.00、5.70欧元/（头·a），而该地区实际投入2.60、3.30、3.20、4.00 欧元/（头·a）[2]。若要进一步降低疫病损失，应继续追加氮氨菲啶投入。

1.3 随机前沿函数法的应用

有研究采用随机前沿函数比较是否用药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以此作为是否应该选择某种药物的标准[3]。研究中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判断美国生猪产业使用亚治疗性抗生素投入是否合理，但因使用数据为美国农业部于2014年统计的截面数据，无法分别测得使用抗生素与否产生的效率差别。因此，研究者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提取了182 对成组配对样本，比对用药与不用生产效率的差别。美国一项调查显示，与不使用亚治疗性抗生素的情况相比，使用亚治疗性抗生素可使猪的出栏体重平均提升3%，出栏体重的标准差减少1.4%，即产出更加稳定[3]。

2 减药替代方法的研究

2.1 保健性生产要素的替代

健康观念及生态环境变化促使畜牧业面临提质增效的问题以及旧疫病治疗难度不断提高、新疫病不断涌现，迫使畜牧产业不断吸纳新药物等方面的压力。缓解提质增效的压力主要为减少促生长类药物使用，防疫及生物安全措施则是解决吸纳新药物方面问题的关键。通过计算不同种类、同种效果的药物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保证疫病风险不变的前提下，以边际价值产品高的药物替代边际价值产品低的药物。当前有关保健性生产要素替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疫病的防治、处方的监督、低效高毒性药物的替代等[4]。有研究认为，丹麦的黄卡政策及KIK 质量保证体系利于减少兽药投入[5]。

2.2 动物福利措施的替代

有研究探讨了动物福利与产出、药物投入的关系，试图通过提高动物福利、降低药物使用量，动物福利保证动物的身心健康[6-8]。食品安全是首要任务，即动物产品必须由健康的动物生产，农场动物的健康状况与是否得到良好对待有关。动物福利的定义始于1979 年英国动物保护委员会制定的《农场动物福利保护》中的5项基础要求。根据该基础要求，可将动物福利定义为动物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和设施，维持自由行为，并拥有远离不适、获得庇护和舒适的状态[6]。动物福利能够维持动物机体健康，减少疫病发生，降低用药投入成本[8]。提高动物福利能够改善产品质量，消费者愿意为改善产品质量提供更高的溢价。因此，提高动物福利能够增加产品价值，提高养殖企业收入[9]。

2.3 生物安全措施的替代

防疫是保障畜牧业发展的关键。提高生物安全水平、降低疫病感染率，是降低用药水平的重要途径[10]。为厘清生物安全水平对治疗性抗生素使用的影响，有学者采集了比利时、德国、法国、瑞典共227个猪群的相关数据，将治疗性抗生素投入量转化为TI 指数，结果表明，内部生物安全措施水平对治疗性抗生素使用的影响不显著，外部生物安全措施水平对治疗性抗生素使用的影响显著[11-13]。Kruse等[4]研究了爱尔兰猪场生物安全状况，根据生物安全评分（0～100）定义3种农场聚类，聚类1、2和3的内部评分分别为38.0、61.0 和66.0，研究表明，生物安全措施得分高的农场，即第3组具有较低的仔猪死亡率（P=0.022）和更高的平均日增益（P=0.037），需要解决表现较差的农场与环境、地区、饲料、水和设备供应以及不同阶段的管理相关的实践问题，提高生产性能。

3 兽药减量的经济影响研究

3.1 产业的影响

药物投入与一般生产要素投入不同，部分药物除具有预防和治疗作用，还具有促生长的作用。目前的研究主要从用药动机出发，研究药物对产出的影响[14-15]。Algozin等[15]认为，若同时禁止使用促生长和治疗性抗生素，将造成养猪场共1 020头猪376美元的损失，说明疫病产生的负面效应大于促生长带来正面效应；若亚治疗性抗生素和治疗性抗生素用量限制为最优经济投入水平，养猪场将获得增益4 146美元。

因研究角度、方法以及数据的差异，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别。Lawson 等[16]将影子价格与全要素生产率结合，通过断点回归推断潜在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结果表明，由于投入产出的替代效应，禁抗对全要素生产率无影响。Key 等[3]研究表明，亚治疗性抗生素在生猪育肥阶段对产出的影响不显著，保育阶段则影响显著。

3.2 市场的影响

兽药对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价格、生产者剩余及消费者剩余的影响。有研究认为，禁抗后鸡肉生产者剩余增加了7.0美元；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采用蒙特卡罗方法估计了以限制抗生素作为生长剂对全美民众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结果表明，减少使用亚治疗性抗生素可使产出水平下降1%～3%，鸡肉和猪肉消费者剩余分别下降2 630、2 280万美元，生产者剩余下降2 820、1 830万美元[16-17]。除关注减药政策对国内市场影响外，也有学者使用广义引力方程研究抗生素统一标准推行对全球牛肉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若牛肉国家统一按照药残标准执行，全球牛肉贸易将增长32亿美元[18]。

4 减药意愿的研究

4.1 药物选择意愿

生产者是否愿意使用某种药物由经济考量决定。有研究分析选择机制：采用Logit 模型测算农户是否愿意使用卫生安全措施与疫病流行程度之间的关系，获得选药概率；采用Logit 模型研究农户选择该卫生安全措施与该药物所能避免的经济免损失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实施该措施使损失增加1 000 美元，选择该措施的概率将会提1%[19]。大肠杆菌病对加拿大畜牧业造成820 万加元的治疗成本，虽然加拿大政府积极推广该疫苗，但养殖户选择使用比例只有5%，导致该疫苗退出市场。Ochieng等[20]采用二元probit 分析203 农场的数据发现，风险主体责任归属对使用疫苗的影响程度最大。生产者认为政府是疫病防控主体，不愿使用该疫苗防疫。

4.2 药物投入意愿

治疗性药物不足投入和过量投入均可导致生产损失。科学使用治疗性药物是减少治疗性药物使用的关键。治疗性药物投入是否科学在于生产者是否愿意遵循兽医指导用药[21-22]。Moranp[21]研究认为，农户愿意科学用药程度主要受自身养殖年限、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以及交通条件的影响，兽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决定权并不掌握在专业兽医手中，而在于生产主体，这也从生产主体角度解释了药物使用的原因。Ge等[22]从生产系统出发，将抗生素投入、养殖主体特征、管理状态、动物健康状态按照分位数法划分为5种水平，使用贝叶斯网络信念模型，求得不同抗生素投入水平发生的条件概率，厘清生产系统各因素对抗生素投入的或然影响，认为通过价格干预措施，即提高兽药税收的同时采取价格歧视的做法，能够提高生产者减少抗生素使用的积极性。

5 主要国家合理用药政策研究

5.1 减药政策的优化

因地区、产业存在差异，各国家、地区减药政策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根据欧盟成员国及美国当前畜牧业兽药减量政策的主要内容，可将兽药减量政策分为3类[22]：

（1）考虑兽药使用的影响因素，认为政策着力、兽医服务不足是导致抗生素过量使用的关键。因此，政策着力点在于建立药物安全标准、发展兽医队伍、完善防疫制度[22-24]。认知对药物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应提供更多药物信息服务。

（2）应减少危害性大的药物，推广危害性小的药物；不同类别的抗生素促生长作用不同，应率先将烈性或效果不明显的药物纳入禁用清单。

（3）仅加强对养殖户和兽医培训及信息提供，难以达到合理用药的效果。养殖户和兽医只是整个用药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兽药生产商、销售商尤其是私立兽药销售部分、动物保健组织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均为合理用药政策管理范围。Ochieng等[20]指出，因耐药性全球性影响，各国的减药政策应与WHO步调一致。

5.2 政策实施效果测评

研究者根据畜禽生长的不同阶段，对减药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25-26]。有研究表明，丹麦减抗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育肥阶段，断奶期减抗提高了疫病暴发率，促使治疗性抗生素投入量增加[25-26]。Joseph[26]研究显示，由于断奶期仔猪腹泻流行程度的提高，兽医不得不提高治疗性抗生素的使用量，2014 年比利时抗生素使用量较2013 年增加了1.3%；数据结果表明，即使监管措施十分严格，饲主也可能以治疗的名义增加促生长性抗生素的使用量，导致比利时全国抗生素使用量出现反弹。

6 结论

兽药减量问题已成为全球畜牧业关注的焦点，寻求科学合理的减药措施、提升畜牧业发展质量逐步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寻求的目标。随着发展中国家畜牧业产业化飞速发展以及国家间合作交流加深，基于全球视角研究药物合理利用将成为未来研究趋势。由于研究条件限制，当前的研究存在数据偏差、指标量化较为主观和药品品类等不足，许多研究结果存在争议。该领域研究将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技术，以获得更加全面精确的研究结论，流行病学、医学临床实践与经济学结合跨学科交叉研究将带来更加合理的政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