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娅

老舍具有满族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深切关注满族的历史沉浮，以睿智的目光一针见血地剖析满族的文化弊端，表达了对满族同胞命运发展的忧思与关切，同时也对自幼浸润其间的满族文化表达了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并在政治话语允许的情况下，自觉承担起满族文学复兴与繁荣的重任，致力于恢复满族文学昔日的辉煌。可以说，老舍的满族情结是浓厚且理性的，他终其一生都对养育了他的母族表现出拳拳赤子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的满族情结是相对于汉族情结而谈的，老舍虽出身满族，但他生于北平长于北平，自幼受到传统儒释道文化的熏陶，已经和汉族文化乃至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也厘不清的，老舍的满族情结正是在中原文化背景下才得以彰显。

一、对发展变化的满族历史的深切关注

老舍的满族情结一直存在，从未消失，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随着满族社会地位的转变，老舍的满族情结表现为前后两种形式，即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隐性表现形式，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显性表现形式。

首先是隐性满族情结。清朝末年，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以及旗人群体的精神衰退，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各民族的非议与抵制。辛亥鼎革后，因执政的统治阶级未能真正突破民族藩篱，满族人民更是备受歧视。老舍出身于满洲正红旗家庭，恰逢辛亥革命，满族的社会地位大幅度下降。在整个母族退到社会边缘位置时，老舍对母族的忧思与热爱就转化为隐性情结，他只能压抑胸中的满族意识，尽力使自己像汉族作家那样写作、生活，但是融入血液和骨骼中的满族情结还是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

其一是老舍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多涉及满族人物形象。模棱两可的如《小铃儿》中的德森，《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老舍虽没有明白写出他们的族别身份，但是研究者依然能从名字及性格中发现端倪；其二是对满族下层平民生存境遇的关切同情。老舍自幼在北京长大，家境贫寒，饱受饥饿的煎熬，即使成家立业后，也始终目光向下，注视着平民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温饱问题。《月牙儿》中的母女俩为生活所迫，不可避免地走上同一条路，被迫沦为暗娼，女儿眺望未来也只能看到母亲的背影。老舍以满族女性为中心，描写母女两代人的悲剧生活，意在凸显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满族女性的艰难生存处境。《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辆自己的新车，靠着勤奋与努力挣一口饭吃，然而现实却狠狠地击破了祥子的目标，在经历了三起三落后，祥子终于明白，社会是不给穷人出路的。《正红旗下》中的母亲，独自一人操持着整个家庭，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母亲勤俭节约，杜绝一切享乐性的支出，但生活还是捉襟见肘，生活水平仅在温饱线徘徊。老舍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揭示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满族人民的历史境遇，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与怜悯。

其次是显性满族情结表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变与提高，政府正式认定满族作为新中国平等一员的社会地位，满族人民的代表逐渐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参与国家事务，正如老舍本人就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里分管少数民族文学的副主席。同时，老舍作为满族作家，得到了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承认与重视，民族偏见正在得到有效纠正，老舍也成为人民大众最熟悉的满族人。

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之际，老舍的满族身份得以张扬。老舍亲眼见证了满族由统治民族沦落为边缘化民族，甚至在特殊历史阶段里备受歧视，因此,更加激发起他对母族的关切与忧思。老舍清楚明了地在作品中描写满族人物形象的有四部，第一部是《四世同堂》中的小文夫妇；第二部是《茶馆》中的常四爷和松二爷；第三部是《正红旗下》中描写的北京旗人小社会；第四部是反映满族农村新生活的多幕话剧(未发表过)[1]，老舍在描写他们的时候着意突出了旗人的从容体面与精致细心，他一心关注着发展变化的满族历史，并终于等来了满族重回历史舞台的一天。这四部作品中，《正红旗下》无疑是最具满族特色的，这部小说以老舍本人的成长经历为线，记录了母亲、姑母、大姐婆婆、大姐、二姐、福海二哥等众多旗人形象，以细腻的笔触铺展开北平旗人群体的种种生活镜像，对北平旗人的生活百态进行了张扬性抒写，不仅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成果，更彰显了老舍心中一直存在的满族情结。

二、对瑕瑜互见的满族文化的眷恋批判

老舍对满族文化是既眷恋又批判的。一方面，他讲究生活的艺术，好面子，对满族人民细致入微的生活态度与生活百态做了忠实的记录与表现。另一方面，老舍也没有因自己的身份而对满族文化的缺点讳莫如深，他意识到满族文化是“熟烂了的文化”，并从心底里反思旗人的精神衰退与守旧痼疾的成因。

老舍在作品中真实可靠地记录了满族的生活文化：首先是饮食文化，满族人怀着对生活讲究的目的，创造出众多带有浓郁的满族风味的食品[2]，老舍自幼浸润其中，自然了解也热爱饮食，不同于其他作家描写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的是，老舍关注的是城市平民阶层，老舍笔下的饮食是普通老百姓“吃的东西”。饮食作为深入理解老舍作品的一个窗口，在作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正红旗下》中的木樨肉，“木樨”乃是桂花之别名，而木樨肉里却没有桂花，它是由瘦肉、鸡蛋、黄瓜煸炒而成，黄绿相间，气味浓烈，色香赛如桂花，因此得名木樨肉，如此一道珍馐美食，正符合大姐的公公的人物设定，表现出满族人追求生活艺术的精致细腻；《四世同堂》中的炸酱面出现在常二爷进城祝寿一节，在祁老太爷八十大寿前夕，常二爷进城祝寿，祁老太爷一见常二爷立马让韵梅做四大碗炸酱面，面要煮得硬一些，一方面，炸酱面是北京传统美食，显示出北京人热情好客、重视面子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面食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适合补充能量，突出了常二爷以务农为生，靠出力气挣饭吃的身份特征；《骆驼祥子》中的酱牛肉是虎妞用来诱惑祥子的菜肴，祥子作为人力车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位置，日常吃食就是烧饼或者羊肉包子，酱牛肉对祥子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标准了，因此在祥子累了一天后，看到虎妞准备的酱牛肉才情不自禁，致使虎妞有了要挟祥子的把柄，由此推进情节，引发了后续祥子一系列的不幸。其次是礼仪文化，分为日常礼仪和特定礼仪，日常礼仪如《正红旗下》中描写福海二哥优美的请安姿势，“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3]230”这样的生活礼节带给人的是艺术的享受。特定礼仪如婚丧习俗，满族的婚丧礼俗相比于汉族更显烦琐复杂，涉及立幡、停床等众多程序，老舍在小说创作中不止一次地对葬仪展开细致的描写，如《四世同堂》中的祈天佑和《骆驼祥子》中的虎妞的葬礼，形象地说明了满族精致讲究的礼仪文化。此外还有习俗文化，如《正红旗下》中重点描绘的满族独特的“洗三”的风俗，那是在小孩儿出生后第三天，在亲戚朋友前来祝贺的祥和氛围中，由德高望重的“姥姥”完成的庄重仪式。老舍用工笔细描的手法，有条不紊地层层渲染“洗三”的过程：白姥姥边洗边说祝词，洗完用“姜片艾团灸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最后“用一根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3]246。此外，老舍还对祭灶守岁、画鸡爪赊欠的生活习俗也作了详细描述。

老舍在作品中深刻反思了满族文化的弊端和满人精神衰退的原因：在《正红旗下》中，老舍表达了对满洲八旗制度的控诉，旗人被禁锢在体制内，世代承袭，从降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吃兵饷，禁止从事务农、经商等其他职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其他生活来源。但是当军队的承载量小于旗人的繁衍速度时，僵化的体制就会导致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使大量满族人民的生存境遇受到严重威胁。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也对旗人极度追求生活的平稳状态进行了反思，小羊圈胡同的祁老太爷，哪怕侵略者已经打到了家门口，心里想的也只是怎么过好八十大寿；汉奸冠晓荷，日本人来了立马表忠心，期望能在乱世中谋个一官半职等。老舍以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与预见性，写出满族人民在繁荣过后的精神衰退，他们入主中原后，好战骁勇的底色逐渐褪去，一贯乐于享受平稳祥和的生活状态，正如祁老太爷相信任何战争绝不会持续三个月，旗人的精气神儿早已大不如前。八旗骑射的荒疏，显示出文化态度的调适与文化认同的转向[4]。

旗人普遍看重生活细节的习见思维对自身生存构成潜在压抑，正如老舍所说：“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对于满族文化，老舍怀着既眷念又批判的双重情感因子，才将它的优长和缺陷如此逼真地刻画了出来。

三、对饱经磨难的旗人身份的认同归属

老舍对自己的民族出身具有正确清晰的自我认定，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身为一名满族人自卑或自负的态度，他的民族情感浓重且理性，在社会交往中始终与满族同胞们保持着较为亲密的接触，如白涤洲、罗常培、董鲁安等。同时，他还具有跟许多满族同胞一样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愿意凭借自身各方面的努力，为民族增光正名，纠正世人对旗人的世俗偏见与盲目排外情绪。

首先是自觉维护与自持满族人民的气节与尊严。老舍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期，义无反顾地跟许多有气节的满族同胞一起选择了与敌寇势不两立的立场，同时对伪满洲国表达了强烈的谴责之情。自幼形成的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不共戴天的情感定位，在老舍身上从未有过半分动摇。

在老舍和他绝大多数同胞的眼里，自尊，是旗人活在世上的首要原则，连起码的体面和尊严都不要了的人，是不配做旗人的。老舍曾在《友来话北平》中写道：“在手脚还自由的时候先扑奔敌人的喉头去！”[5]由此可见，老舍是抱着宁死不屈的气节在战斗，这种气节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四世同堂》中的钱仲石，与一卡车的鬼子兵同归于尽，把生命献给国家；祁瑞全，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犹如羽翼渐丰的小鸟，会毫无恋栈的离巢而去；祈天佑，即使被家庭束住了手脚，面对侮辱也决不忍气吞声，宁肯自杀明志。

其次是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满族文学的重建与繁荣。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迈向繁荣的一个热启动时期。同年，老舍曾写到：“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由此可见，老舍对自己的旗人身份是自豪且认同的，他衷心地希望母族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正红旗下》的创作计划正是老舍希冀重建满族文学的体现，老舍采用自传体叙事从新生儿的降生开始写起，预示着小说篇幅的庞大巨制，他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满族人民的生存现状与生活细节，更以知识分子的睿智与担当看到并指出了民族僵化的症结所在。《正红旗下》虽然没有完结，但它的价值可见一斑，不仅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一环，更是走进老舍的不可忽视的一步。

四、结语

走进老舍是宏伟的话题，也是无穷期的话题[6]。老舍自觉把自己划入满族作家的行列，并参与主持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活动与会议，足可以体现老舍作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他亲眼见证了母族受歧视被边缘化的过程，因此更加热烈地希冀满族可以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屹立于中国多民族文化之林。老舍是满族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老舍是历史的，也是现在的，未来的。将满族作家老舍研究与“去满族”的老舍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是老舍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方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