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艳华

城市是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后，快速的工业化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我国城市化进入了快速推进期。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18%快速上升到2020年的63.89%，年均增速达到1.11个百分点，至“十三五”末期，我国居住在城市包括城镇的人口达到90199万人。工业化支撑了城市化，而城市在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城市化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1979—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7%左右的水平，经济增速之快、持续时间之长世所罕见。当然，在回顾我国快速城市化取得的成就时，也应看到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例如，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上升到51.27%，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而此时工业在GDP中占比为46.8%，城市化和工业化比率仅为1.1，远低于国际平均2.0的水平，我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由于城市化发展相对于工业发展滞后，制约了服务业发展，导致我国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发展滞后，国内市场发育不完善，因此，我国经济过度依靠外部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出口，也导致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低端锁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全球化结构调整和国内经济新常态，更好发挥城市化在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成为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从人口流动方向来看，第四次人口普查（1982—1990年）至第七次人口普查（2010—2020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5.38%、38.26%、53.33%和61.44%，流动人口已越来越成为推动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手，也就是说人口由小城镇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集聚成为新常态；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看，相比于传统专业镇和产业集群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新时代的战略性新型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度高、产业分工组织复杂和产业链跨地域分布等特征，发展战略性产业需要发挥中心城市的创新策源和城市群功能分工的优势；从服务业发展和促进内需来看，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消费性服务业发展，都依赖于中心城市的市场规模优势，中心城市的多样性和创新外溢效应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而集聚了巨大规模人口的城市群则是内需最大潜力所在。因此，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城市化战略由“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转向“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以大带小的原则，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指出，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加强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紧密合作，推动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对外开放、改革创新等协调联动，加快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进入新时代后，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我国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3+2+1”六大区域重大战略，加速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区域联动格局，深化区域协调与合作，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

从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来看，如“诺瑟姆S型曲线”和弗里德曼的城市化两阶段理论等，城市化是一个由早期注重物化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向后期注重内涵和质量提升阶段的演进过程。城市群是城市化高级阶段的主体形态。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包括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至“十三五”末期，这19个城市群承载了我国75%的人口，贡献了超过88%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中心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也不断增强，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十年间有70个城市人口出现增长，其中人口增量超过200万的有15个，均为一、二线城市。在我国城市群和区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在区域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扩大开放和共享发展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引领作用。因此，探讨新时代中国城市群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政策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推进城市群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要更好地发挥以中心城市为引领的高水平城市群的空间载体和重要支撑作用，需要从理论与政策上进一步回答和解决以下关键问题：第一，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如何用新发展理念解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第二、在重塑区域经济增长极过程中，如何在政策层面上重新认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并且通过总结提炼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的微观机制以指导实现路径。第三，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重构，如何围绕城市群建设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实现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第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转向以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中，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顺应了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需要。那么，消费中心城市驱动消费增长和空间结构优化的内在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发挥消费中心城市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本专题由四篇论文构成，依次回答上述四个问题。

中国城市群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和研究问题，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进行理论总结与创新的阶段。西方学者曾经提供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理念，例如中心地理理论、增长极理论、集聚扩散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毛艳华和信超辉的《新时代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一文，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探讨了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出中心城市引领创新发展的逻辑在于创新集聚性与外溢效应，引领协调发展的逻辑在于城市群功能分工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化效应，引领绿色发展的逻辑在于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化的补偿机制，引领开放发展的逻辑在于功能平台优势和制度型开放的示范效应，引领共享发展的逻辑在于中心城市多样性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文章进一步分析和刻画了新时代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态势，并提出围绕提高中心城市创新能级格局、提升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建立能耗与碳排放指标优化配置机制、激发中心城市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作用、加快中心城市要素供给体系集成创新等五个方面开展体制机制创新，以更好发挥新时代中心城市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新时代应该如何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寻求适宜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路径。王珺和杨本建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的机制及其实现路径研究》一文，首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探讨了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的微观机制。从静态角度来看，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主要遵循企业生命周期与空间分布转换机制、拥挤成本—产业分布机制、产业空间最优分布机制等三种微观机制。从动态角度来看，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主要遵循增长—产业空间扩散的机制。其次探讨了影响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辐射带动的因素，指出中心城市本身的经济规模和层级、城市之间联系的便利度、城市发展的制度、城市之间的合作和发展平台的构建，都是影响微观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最后提出了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的路径，认为应加强都市圈建设，增加中心城市的规模和等级；建立密集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构建城市群的联系网络；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还需要加强政府的协调和推动作用，包括建立合理的区域要素配置机制、搭建区域合作平台、建设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等三方面举措。

我国拥有全世界供应链最完整的实体经济，新时代以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但在部分关键领域的核心环节仍然受制于一些发达国家，且面临国内区域市场、要素与环节分割带来的较高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挑战。张其仔和周麟的《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一文，围绕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区域分工协同与运行安全可控等三个维度，在理论上阐释了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首先，在关键领域自主创新上，攻克“卡脖子”技术瓶颈和增强科技核心竞争力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举措；在区域分工协同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在于产业的合理高效布局，既包含横向产业功能在不同板块的搭配衔接，又包含纵向产业环节的上下游链条协调联动；在运行安全可控上，具备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其次，从协作领域、组织形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等三方面梳理了协同推进的新趋势，并揭示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研发—制造”环节过度分离、产业同质化竞争是亟待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最后，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开展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试点，培育一批以比较优势塑造、高精尖专业化为导向的“专精特新”城市等具体政策建议。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集聚力，拉动消费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陆铭和彭冲的《再辩大城市：消费中心城市的视角》一文，首先在界定大城市和都市圈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经济功能与技术条件约束下大城市和都市圈规模与边界扩张的逻辑，提出新发展阶段应该使用都市圈概念取代传统的行政辖区概念来评估大城市规模，未来都市圈的边界将取决于技术和经济两个条件。然后分别从经济发展结构转型的动力来源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出的背景、国内外差异及其对结构转型的作用两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培育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通过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驱动消费增长和空间结构优化是结构转型的重要着力点。最后探讨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的影响，认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顺应了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需要，并将进一步强化中心—外围的城市体系，中心城市消费进一步集聚，经济要素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应从人口管理、土地和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等几个方面深化改革，建设跨行政边界的现代化都市圈。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为重点，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带动全国经济效率整体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实现我国城市群现代化是一项宏大的课题，希望本专题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对新时代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的理论创新、战略制定、政策优化等问题的关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迈向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