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惠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领导者之一，他在清末主编《民报》时期曾竭力鼓吹革命。青年鲁迅爱读《民报》，并在1908年求学于章太炎，此后终生佩服其师“所向披靡，令人神旺”①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6页。的革命精神。清末章太炎对革命的设计思路，影响着青年鲁迅对革命的期待与想象。民国以来，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与评价，或隐或显地带有清末章太炎革命思想之印迹。

一、为光复会“抱不平”

光复会1904年成立于上海，创建时以蔡元培为会长，在1909年重建时章太炎任会长。其成员大多是浙江人，领导人多来自绍兴，如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1912年1月，光复会领导者陶成章被同盟会陈其美策划暗杀。陶成章的死“标志着光复会革命斗争时代的终结”，其后“会员星散，活动停止。由于此后执政的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演化而来，同盟会与光复会昔日恩怨难消，光复会成员备受排斥挤压，所以，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光复会连同它的革命斗争活动渐渐被淡化，乃至被湮没”②谢俊美：《重评光复会》，《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章太炎亲近于光复会，切齿痛恨“陈英士暗杀陶焕卿之事”③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4页。，讽刺道：

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④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

民国时，章太炎多次为光复会鸣不平，哀叹“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①章太炎送给追悼四川革命时期死义先烈的挽联，任鸿隽认为这也许受陶成章被刺的刺激而作。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12页。，指出“盖武昌、江南之起，非尽同盟会之造端”，只是“同盟会高材乘机秉钺”而已，等到南京政府成立，“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同盟会人，惟是随流附和，未尝以片语相争，海内视同盟会，盖与贵胄世卿相等”②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60—461，506—508页。。同时章太炎还提醒不要忘记光复会成员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视徐锡麟、秋瑾为“死难者”，哀叹陶成章是“横死者”③。

清末时的鲁迅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绍兴籍的光复会成员来往密切。鲁迅是否加入光复会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沈瓞民是鲁迅在弘文书院的同学，亦是光复会成员，他回忆：“在一九〇四（甲辰）年，鲁迅正式参加革命志士所组织的‘光复会’，从事革命工作。”④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书院的片段》，《文汇报》1961年9月23日。周作人则认为，鲁迅虽与光复会成员接触密切，可并未加入光复会⑤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周作人自编集·瓜豆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鲁迅是否加入光复会虽无定论，可他与光复会中的一些成员有深厚的感情，从情感上认同光复会，自然能感受到民国时光复会成员的尴尬。这从他文中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便可窥出：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⑥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05—306，308页。

以上话语给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鲁迅会从陶成章的遭遇中得出“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的结论？陶成章是光复会的灵魂人物，1912年被同盟会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杀害。蒋介石在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写下：

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⑦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这则日记值得玩味，表明蒋介石始终认为他刺杀陶成章是出于大义，属于革命行为。蒋介石对此事的定性以及他后来的政治地位，注定陶成章等光复会成员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会被由同盟会演化而成的执政的国民党所忽略、改写、抹杀。故而鲁迅很自然地由陶成章的悲剧，发出“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的叹息。陶成章为革命而奔走，辛苦一生，在辛亥革命中功绩卓著，为民国的诞生作出贡献，可最后被自己努力建构的民国排挤，死后还背上了“乱党”的罪名。估计陶成章的遭遇让鲁迅联想到很多被民国忽略的光复会友人，想到这些友人艰苦卓绝地为民国而奋斗，可未享共和幸福，并在新的政治权力分配过程中被迅速地边缘化，最后鲁迅只能悲叹“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⑧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05—306，308页。。

鲁迅是陶成章的好友。留日期间，陶成章常与鲁迅喝茶聊天⑨参见周芾棠：《陶冶公忆鲁迅与“中越馆”的一段史实》，《绍兴文史资料》第4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页。，当时为避“日本警吏注意”，他还把《龙华会章程》与一些文件印章等转移至鲁迅处①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周作人自编集·瓜豆集》，第188页。。鲁迅支持创办的《越铎日报》创刊号的“祝电”栏内，刊有陶成章发来的贺电。陶成章遇难后，《越铎日报》立即刊发周作人的《望华国篇》悲叹：“今陶君复陨于私剑矣，车过腹痛之感，如何可言！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华土之人，其永劫不悟者矣。呜呼！陶君经营伟业，福被吾族。今不死于异族，而死于同种之手，岂命也夫！”②独应（周作人）：《望华国篇》，《越铎日报》1912年1月22日。光复会与同盟会本是并肩作战的“兄弟”，共同推进辛亥革命，皆有历史功绩，同盟会却“兄弟阋于墙”，使陶成章“今不死于异族，而死于同种之手”。其后，光复会成员屡被排挤、迫害。周作人写出了他与鲁迅相通的悲愤，“同室操戈”，怎能不让鲁迅、周作人有“车过腹痛之感”？

“整个民国时期把陶案列作禁区”③胡国枢、钱茂竹：《陶成章》，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年，第2页。，鲁迅对陶成章的书写在当时属于危险之事。这也是章太炎遭遇的困境，他“为陶成章被杀事，始终耿耿不忘，因此遭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通缉’”④章导：《记先父母章太炎、汤国梨在抗战中二三事》，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117页。。许寿裳在《章炳麟传》中提及：“光复会会员如徐锡麟、熊成基等的革命事迹，多见于先生文著中。惟陶成章功大而名最隐，先生之所以未为撰传，所谓犹有忧患者。”⑤许寿裳：《章炳麟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57页。光复会成员魏兰在《陶焕卿先生行状》中悲叹陶成章“道德如是之高，爱国如是之诚，当此民国成立，竟被二三小人主谋暗害”。他在此文备注中写道：“明知此言一出，小人之攻我，手枪之击我，炸弹之掷我，在所不免。”⑥魏兰：《陶焕卿先生行状》，汤志钧编：《陶成章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7页。魏兰的担忧，可略窥鲁迅为陶成章抱不平时所面对的压力。

鲁迅通过陶成章展示了光复会领导人的悲剧性结局，又以范爱农呈现出普通光复会成员在民国后所遭受的多舛命运。范爱农1905年与鲁迅初识，并在日本时期加入光复会。1911年绍兴光复后，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院监督，范爱农成为监学。绍兴光复时，鲁迅与范爱农抱有很大的希望，结果却不尽人意。不久鲁迅去了南京，范爱农被学校解雇，“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⑦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16，316页。。范爱农1912年3月27日致信鲁迅云：“故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逐波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⑧转引自周作人《关于范爱农》，《周作人自编集·药味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页。而后范爱农“掉在水里，淹死了”，鲁迅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⑨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16，316页。，大约是“范爱农自知是游泳的好手，所以不取单纯的投河自杀法，而是先喝毒酒（他上船时带了一坛老酒），然后投河，这样可减少痛苦、达成必死而不会牵连别人”⑩顾农：《关于鲁迅哭范爱农的诗》，《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

作为光复会成员，范爱农支持革命，可民国以来四处碰壁，生存艰难，展示出普通的光复会成员之命运轨迹。鲁迅在范爱农身上看到了自己可能会出现的惨状。他如果没有求学于章太炎，没有章门弟子的扶持，是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范爱农”的。这也是鲁迅悼念范爱农的潜在缘由之一。徐锡麟、秋瑾因大义而死，悲惨壮烈，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范爱农只是普通的光复会成员，他的死并不悲壮。他在穷苦潦倒、理想破灭、人间白眼中离世。他的死，投射出光复会成员在民国后普遍性的没落、挣扎、痛苦以及不幸。民国时，同盟会成员已高高在上，而普通的光复会成员却如范爱农般飘零、煎熬，鲁迅为此在《哀范君三章》写下“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诗句⑪鲁迅：《哀范君三章》，《鲁迅全集》第7卷，第425页。。周作人的《关于范爱农》对此解释道：“鲁迅诗云，桃偶已登场，又云，白眼看鸡虫，此盖为范爱农悲剧之本根，他是实实被挤得穷极而死也。”①周作人：《关于范爱农》，《周作人自编集·药味集》，第26页。

陶成章、范爱农的结局，殆无不令人悲观。鲁迅对二人的书写，折射出光复会成员在民国时或被迫害、或被排挤穷极而死的遭遇。民国诞生后，“光复会的领导陶成章被刺身亡，光复会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受到压抑与排挤，不久也就消声匿迹，连光复会的会员也不敢承认自己有过这一段光荣历史”②胡国枢：《论光复会》，《浙江学刊》1982年第1期。。当时民国政府大力讴歌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从制度层面设定诸多纪念日或纪念活动来宣扬同盟会成员的革命事迹。一些历史专著也凸显同盟会，避讳光复会。刘炳荣1927年的《新编民国史》很少涉及光复会。郭真1929年的《辛亥革命史》更是直接提出“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发动的”③郭真：《辛亥革命史》，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27页。。左舜1934年的《辛亥革命史》只提及“兴中会的创建”以及“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而翻阅鲁迅作品，很难发现他对同盟会的书写，几乎都是对光复会成员形象的刻画。他反复用《狂人日记》《药》等文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光复会成员为民国作出的牺牲，更不要遗忘光复会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功绩。

由于同情光复会，鲁迅对孙中山的评价较为微妙④王彬彬的《论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对鲁迅的影响》（《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对此有相应的叙述。，在公开场合对孙中山高度赞扬，在私人语境里却有所保留。他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称赞“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⑤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59页。，又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表彰他是“永远的革命者”⑥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294页。。令人疑惑的是，鲁迅一直未将《中山大学开学致辞》《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收入自编文集，并且1935年5月鲁迅校订、杨霁云编选的《集外集》补收1903年至1935年间未入自编集的文章，甚至收入了鲁迅留日时期的《斯巴达之魂》《自题小像》等文，仍未收录上述二文。他在1935年2月24日致信杨霁云道：“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⑦鲁迅：《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65页。这封私人信件中的“革命一世”“足不履危地”等词汇聚在一起，微妙且真实地展示出鲁迅对孙中山看法的“全相”。这与章太炎对孙中山的评价有些类似。章太炎认为自己“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并且因《驳康有为书》而入狱，敢履危地，于中华民国的勋劳“必高于孙前总统也”⑧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494页。。鲁迅虽对孙中山略有微辞，可总体评价很高，未完全接受其师对孙中山的看法。

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

清末章太炎是民族革命者，一面发表《排满评议》等文，主张“排满”；另一面刊登《四惑论》等文，主张“人本独生”，反对“人为社会生，非为己生”⑨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0页。的观念。章太炎的“人本独生”，强调社会的革命或变革应关注“人”，即先有个体之革命，方有群体的制度更替。换言之，章太炎的“排满”不仅是将人从“满族”中救出，更要对国民的主体精神进行建设，涤除国民内心的奴性。这与当时革命主潮不同。清末民族革命者大多聚焦于“排满”革命背后的具体政治目标，将个体内心的“变革”淹没在“反清排满”的洪流之中。陈天华提倡“吾侪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者也”⑩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756页。。孙中山也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①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5页。。可见，孙中山等人希望将排满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即通过排满，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进行制度的彻底变革。

在清末民族革命中，“排满”只是一种革命策略。此策略是以“思想变革”还是以“政治变革”为中心，正是章、孙的分歧所在。清末时孙中山用大量的经费去鼓动政治革命，而给予《民报》的经费较少②1907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日本政府送程仪五千元，神户商人铃木久五郎资助一万元，可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二千元作为出版经费。，这是他与章太炎分裂的缘由之一。二人对《民报》经费的分歧，实则是他们民族革命思想之分歧。孙中山用大量经费鼓动政治革命，希望进行实实在在的制度变革，实现民族独立。可章太炎认为需要用《民报》来鼓舞人心，只有民族的思想文化彻底改变，才会产生真正的政治变革。孙中山的主张得到很多清末青年之支持。譬如张东荪主张，“改革人心，必自政治、经济、教育始。而三者之中，尤推政治为先”，若政治改革成功后则“使民也有方，其化民也以理。于是天下之人皆从而为其所使，固不必一一执人心而正之”③圣心（张东荪）：《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1年。。

章太炎以思想变革为核心的民族革命思想，虽非清末思想界的主流，可对其弟子影响甚深。青年鲁迅受其师启发，将思想变革置于政治变革之上。他的《破恶声论》《文化偏执论》延续其师《四惑论》等文的思路，提出“人各有己”④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5页。，关心人自身主体性建构的问题，认为“国家”“社会”等理念的构建与实现应放在人之觉醒的后面。可这种“人立而后凡事举”⑤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的民族革命思想过于高蹈，实行起来很难。正如鲁迅悲叹：“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⑥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这种挫折与绝望贯穿于鲁迅的下半生，直至去世前他还感慨其师章太炎“排满之志虽伸”，可视为最紧要的思想文化改革“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⑦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页。。

由于革命设计思路的差异，不同阵营的人反思辛亥革命的路径亦不同。孙中山强调“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自由、平等的思想，冲破了政治团体”，可“革命的始意，本来是为人民在政治上争平等、自由。殊不知所争的是团体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个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⑧孙中山：《革命始意为人民争平等自由》，《孙中山文集》上卷，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年，第278页。。由此可见，孙中山将辛亥以来的革命之失败归因于人人皆追求个体自由而不服务于具体政治革命目标的现象。民国以来，章太炎较少提及他清末时的民族革命思想。鲁迅作为他的弟子，延续其师清末时与孙中山相反的革命思路。他在离世前所写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有这样一段话：

犹言“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这种心情，和现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⑨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56—557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辫子”之于人心的奴役，并未随着“剪辫”而消失。周作人也认为，孙中山“从中国人的脑袋瓜儿上拔下猪尾巴来的一件事也就尽够我们的感激与尊重了”，可此刻最重要的还是“拔去国民的奴气惰性，百事才能进步，否则仍然是路柳墙花，卖身度日，孙中山先生把他从满人手中救出，不久他还爬到什么国的脚下去了”①周作人：《孙中山先生》，《周作人自编集·谈虎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89—191页。。钱玄同更强调，虽然孙中山推倒满清，“立志放奴”，可“大多数之国人沦为奴籍者有年于兹，实在不容易振拔，所以他们表面上虽然也算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骨子里还是满清帝国的遗奴”②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钱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皆是章门弟子，一致地发现辛亥革命虽割掉了人“有形的辫子”，可无法清除奴于异族而造成的“无形的辫子”。他们所期盼的“排满”，是以“排满”为契机革除民族精神的奴性，否则民国只是“空招牌”而已。

鲁迅等章门弟子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反思辛亥革命，信赖的是人的精神力量。胡适与之相反，认为人的内心力量不是万能的，不能将此绝对化，真正的变革依赖于政治制度。他多次强调，辛亥革命应包含“种族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两层含义，可最后只“推到一个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统治”，实现了种族革命，却“没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体”③胡适：《双十节的感想》，《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2—443页。。在纪念辛亥烈士时，他总会由此论及辛亥革命的最终使命应是政治改革，譬如在《双十节的鬼歌》写下：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④胡适：《双十节的鬼歌》，《胡适文集》第9卷，第174—175页。

胡适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传达的是“好政府主义”的政治理念。这与清末孙中山等人的设想是一致的，皆注重民族革命背后的政治目标。在胡适看来，“政治不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教育也办不成，实业也办不成，甚至于小生意都做不成”，而政府“这种工具，若用的得当，可发生绝大的效果，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⑤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0—262页。，并且“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若“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⑥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3卷，第326页。。胡适将中国问题要达到根本性的、永久性的解决寄于政治制度的变革，视此为中国社会一切变革的前提。可政治变革虽是社会改造的基础条件之一，但一旦将此“万能化”，很容易使其他变革沦为政治变革的附庸，毕竟“改造社会全体”只“单握得一个政治的枢纽是不成功的”⑦东荪：《评“好政府主义”（二）》，《时事新报》1921年9月1日第1张第2版。。

为此鲁迅认为，改造社会，实则是人的改造，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自身，而是它在民众精神意识中所引起的反响。无论是“排满”还是“政治变革”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视“手段”为“目的”，会有两大危害。一是伤害弱者。在鲁迅看来，真正的革命需要的是“智”与“勇”，而非“单靠一种所谓‘气’”，应在引起民众“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可清末蕴含政治目标的“排满”只是渲染了“怨愤”，最后“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⑧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225—226页。；二是使社会变得更糟。鲁迅指出，“真实的革命者”应该改革“风俗”“习惯”等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因为“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清末排满革命因“光复旧物”的“复古”口号而“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可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这些不满的人，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导致“改革一两，反动十斤”①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第224，224页。的恶果。由此可见，增强国民的“智”“勇”以及避免复古的危险，必须进行思想革命，使社会改造的目标落实到人的精神之改造，否则就会伤害弱者，阻碍社会的进步，即便有“好政府”出令改革，不多久也会被麻木的民众“拉回旧道上去了”②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第224，224页。。

胡适1910年至1917年在国外留学，缺乏切身的辛亥革命体验，并且他“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③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书屋》2001年第5期。，接受了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教育。因此胡适天然地会从政治理念的纬度认识辛亥革命，并通过对此的历史想象来宣扬“好政府”的政治理想。鲁迅与之不同，他依据的是在章太炎熏陶下形成的革命理想以及在辛亥革命中产生的个人经验。清末的鲁迅是一位革命青年，求学于辛亥革命领导者章太炎，也与陶成章、秋瑾等辛亥革命者有所交往，并有实际的辛亥革命实践。他容易看到辛亥革命的结果与其师章太炎的设想（亦是自己的革命理想）之间的差距，领受了近于绝望的失败感与幻灭感。按他的话讲，辛亥革命后“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④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此后又发生“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让人“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⑤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这些挫折体验，强化了鲁迅对其师革命思路的认同。

五四时期，经历革命挫折的鲁迅多次思考如何在辛亥革命之后重提辛亥革命之前未被重视的“思想革命”问题，他通过《阿Q正传》等作品揭示出：辛亥革命在社会底层的影响只是死水微澜，未开民智的民众犹如“弃之不甘，食之无味”的“鸡肋”，革命者如与他们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⑥鲁迅：《太平歌诀》，《鲁迅全集》第4卷，第103页。。故而鲁迅竭力挖掘与批判民族灵魂中无处不在的“奴性”，思索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皆有“自性”的“人国”。其他章门弟子如周作人、钱玄同也延续其师的精神，倡导思想革命是社会变革、政治制度变革的前提，强调“民国以来的混乱，不能找地与人来算账，应该找思想去算的”⑦周作人：《南北》，《周作人自编集·谈虎集》，第145页。。

辛亥革命后“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⑧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的社会现实，加以鲁迅等章门弟子的提倡，诸多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清末章太炎以思想改革为核心的民族革命观的前瞻性与重要性。据梁漱溟回忆：“革命也革了，西方也总算接受了，但终是东碰西磕，道路不通，没有法子顺顺当当地走下去。这个时候有人知道了，以为这问题还在后边。我们须从那儿着手，就是从思想——真正的文化——上下手。知道政治制度并非文化的根本，只是一点枝叶；我们不懂得根本，如何能运用枝叶。”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0页。可此时的章太炎却渐入复古，“退居于宁静的学者”。鲁迅多次撰文，怀恋其师的民族革命精神，认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⑩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页。。

三、“国愿”批判：鲁迅接着说

在中国革命史中，辛亥革命“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⑪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自由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68页。。杜亚泉担心“以极短时间，成极大事业”会“成熟易者果实不良，代价廉者物品必劣”①高劳（杜亚泉）：《革命战争之经过及其失败》，《东方杂志》第10卷第3号，1913年。。傅斯年也强调，“回想当年鼓吹革命的人，对于民主政体的真像，实在很少真知灼见”，能把满洲推倒“一半由于野心家的投机”②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鲁迅分析，辛亥革命“成功之速”而“果实不良”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愿”的潜入，致使革命“内里蛀空”③鲁迅：《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06页。。故而他多次讽刺“国愿”在辛亥革命中的“骑墙”相：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④鲁迅：《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102页。

“国愿”一词来自章太炎的《论诸子学》。章太炎厌恶“从时而变”的“中庸”，讽刺中庸者为“国愿”，即国家级的伪君子，提醒“国愿”会开启“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的“权变”文化，即“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⑤章太炎：《论诸子学》，《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章太炎提出“国愿”概念之时，正竭力倡导民族革命，故而他警告革命不可兼容、借用“国愿”的力量。他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说》写下：“看从古革命的历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入侵，权臣受禅，政治总是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汙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像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⑥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说》，《章太炎全集·演讲集》，第70页。这表明，革命需要的是“朴实勤廉的人士”，而善于投机、权变的“国愿”犹如“微虫霉菌”，会“流毒”革命。鲁迅在清末求学于章太炎，《论诸子学》是其师所使用的讲稿，同时鲁迅爱读《民报》，熟悉《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说》一文⑦《论诸子学》是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所使用的讲稿《国学讲习会略说》中的一部分，而后以《诸子学略说》为名在1906年发表于《国粹学报》。鲁迅参加了“国学讲习会”的小班课程，而《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说》原名《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刊于1906年《民报》第10号。。

清末鲁迅对章太炎“国愿”论是从知识上进行接受。辛亥革命的亲身体验，让他真正地见识了“国愿”们的见风使舵，两头渔利。这些“国愿”在革命前，对革命者“除恶务尽”，“食肉寝皮”，可革命成功后，谬托知己，大呼“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他们虽“剪辫易服”，可只是将“革命”当成“从时而变”的工具，使之成为他们进入“民国”的“敲门砖”。由此可见，这些“国愿”背后的“权变”思想，教会了他们“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⑧鲁迅：《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3卷，第129页。，使之犹如“是狗，又很像猫”的“叭儿狗”⑨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71页。，“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⑩鲁迅：《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9页。。

怎样处理这些“国愿”是鲁迅一直深思的问题。当时有人认为民国的遗老们虽以前迫害革命者，可现在已是民国，应该对他们“宽容”（费厄泼赖）。鲁迅则提醒“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由历史经验可看出，对待“国愿”一旦好心、慈悲，反而“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①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72—273，273页。。

鲁迅常以革命者王金发之悲剧论证“不痛打国愿”的危害。1911年绍兴光复后，王金发为绍兴府都督，起用了革命党与开明人士，颇有一些新气象。可同时，王金发被代表不同政治势力的“国愿”包围。这些“国愿”应时而变，善用“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王金发“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②鲁迅：《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41页。。在“国愿”的斡旋下，王金发因“对于鬼蜮的慈悲”③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72—273，273页。，将杀秋瑾的谋主之一章介眉抓了又放。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介眉未对王金发“慈悲”，在其指使下，朱瑞1915年将王金发杀害于杭州陆军监狱。由此，鲁迅悲叹道：“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④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102页。

辛亥革命时，这些“国愿”本是“旁观者”，可他们通过投机，引革命党为同调，在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成为得益者。他们一旦获得权力，立即恢复本相，迫害革命。袁世凯便是典型的“国愿”。曹聚仁在《杀错了人》中认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大杀党人，是杀错了人。鲁迅回应道：“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于是杀，杀，杀。”故而“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⑤鲁迅：《〈杀错了人〉异议》，《鲁迅全集》第5卷，第94—95页。。

鲁迅写出了“国愿”带给辛亥革命的危机。1912年正月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人事问题电令各省都督、各军政府分府道：“今日改革政治为共和，则国犹是国，人犹是人，蓄众容我，并无畛域。”⑥孙中山：《致各省都督及军政分府电》，《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5页。在革命党人主动放弃“畛域”的契机下，“国愿”们乘隙以入，当时“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此辈之数目，多于革命党何啻数十倍，故其力量大于革命党”；并且这些参加革命的“国愿”，“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反破坏革命党，故把革命事业弄坏”⑦孙中山：《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孙中山文集》上卷，第258页。。“国愿”的潜入，使“革命”沦为“好名称”，“民国”成了“空招牌”。更严重的是，帝制完结后，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统治秩序随之全盘瓦解，打倒了一个皇帝，成百上千的“国愿”成为割据一方的“小皇帝”。按鲁迅的话，辛亥革命后，“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⑧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只剩下“争夺地狱统治权”的大小军阀频繁混战，即：“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⑨鲁迅：《杂语》，《鲁迅全集》第7卷，第75页。

胡适不认同鲁迅的判断，认为辛亥革命中虽有投机者，“没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体”，使“民国”成为“招牌”，但这块“招牌”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的作用不能小看：

帝制的推翻，虽然好像是不曾费大力，然后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里，这件事的意义是：“连皇帝也会革掉的！”这是中国革新的一个最深刻的象征……若没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决不会有这十年来的种种革命。⑩胡适：《双十节的感想》，《胡适文集》第11卷，第443—444页。⑨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胡适爱用一以贯之的有系统的有整体感的思维去把握历史。在处理辛亥革命时，他将其纳入到一个大的历史演变框架之中，视“辛亥革命是后来一切社会改革的开始”，看到了它与后面的妇女解放、礼教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十来年的种种革命”一脉相承的历史关联。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变换了全国的空气，解除了一个不能为善而可以为恶的最上层高压势力，然后才能有各种革命的新种子在那个解放的空气里生根发芽”①胡适：《双十节的感想》，《胡适文集》第11卷，第444页。。胡适的历史观察讲究大局观，重视阶段性的演进，对后世影响甚深。现今历史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开创共和，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个别的、个人的、具体的成败得失，而在于它从此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催化了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从长时段、广纵深的角度去观察，辛亥革命切切实实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进步和发展”②汪朝光：《革命的意义》，《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可在鲁迅看来，从宏观的历史视角观察辛亥革命，容易忽略历史的一些细节与复杂性，“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③鲁迅：《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第355页。。王金发是他留日时期的好友，1911年王金发为绍兴府都督时，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院监督。鲁迅亲历了王金发在“国愿”的捧杀下，从一个革命者沦为“动手刮地皮”的老官僚。好友的逆转，让鲁迅有了最为真切的历史痛感，使他拥有一般历史学家所忽略的辛亥革命体验。依据自身的直觉观察与经验结构，鲁迅发现“国愿”的潜入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他多次提醒如果不清理“权变”文化，中国不论经历多少次改革或是革命，依然是“两面光”的旧物。譬如，民国以来，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国民，皆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鲁迅则看到平常人所着眼不到处，认为这骨子里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变相，讽刺道：“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自然是被选举人了。照文法而论，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扮成宪政国家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④鲁迅：《最艺术的国家》，《鲁迅全集》第5卷，第85页。

故而可见，胡适的辛亥革命叙述注重的是完整的历史逻辑，赋予了历史的演变以一贯性与连续性，展示了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价值与意义。可鲁迅的辛亥书写，是其记忆，是其体验。鲁迅越对这种个体生命体验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性进行深入挖掘，就越能揭示辛亥革命内在的隐微之处，这也是历史需要深刻反思之处。

结 语

鲁迅的辛亥记忆或隐或显地带有章太炎的印迹。如果不从章太炎的思想与立场去认知鲁迅，就无法深入理解鲁迅辛亥记忆的形成原因与历史独特性。这些独特的辛亥记忆，贯穿鲁迅的一生，影响着他对现实人生、社会政治的判断。比如同盟会对光复会“兄弟相残”的体验，影响到他对国民政府的态度。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大肆杀害共产党，身处广州的鲁迅再一次亲历“兄弟阋墙”的悲剧。国共合作类似于清末同盟会与光复会的携手革命，而由同盟会演化成的国民党再一次背叛合作者。此时的鲁迅异常地愤怒，感慨“大夜弥天”⑤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全集》第10卷，第143页。。由此可见，鲁迅的辛亥记忆与他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想、社会活动息息相关，这也是使其视野、思想异于同代人之处。讨论鲁迅与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的关系，已成当下研究的热点问题，可认识鲁迅与革命的关系时，不应该忽略其生命深处的辛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