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 端木鑫玉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王定安，字仲貘，号文白，一号鼎丞，晚清湖北东湖县(今宜昌市)人[1]。其生平事迹不大昭著，但著述可观，历见于古今文献记载的大约有二十余种名目，迄今仍见于各种古籍书目及各大图书馆馆藏书目著录的约有十六种，累计四百余万字。在其众多著作中，《湘军记》最为著名，是与王闿运《湘军志》旗鼓相当、互有短长的晚清纪事本末体湘军史著。又有王定安充任总纂的《两淮盐法志》，洋洋二百余万言，汇两淮盐法史料于一炉，体例完备，蔚为大观。《求阙斋弟子记》则是王氏早期编撰的一部篇幅宏大、结构复杂的人物传记，但向来不大知名，也很少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本文试图探讨其中的原因，并初步揭示其学术价值，尤其是与王氏其他几部重要著作的关系。

一、王定安与《求阙斋弟子记》的编撰

王定安自同治四年(1865)进入曾国藩戎幕，担任曾氏幕员数年。但王定安并不参与戎机，时常跟随曾国藩左右，仅“以文学从容问难”[2]，名望亚于同时代的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等人。与诸人相仿，一并师事曾国藩。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备员东宫之末”。曾国藩自认为“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为防盈戒满，曾氏将其居所命名为“求阙斋”。于是，王定安作为曾氏门人，自称“求阙斋弟子”。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王定安随即赴湖南参与整理曾氏遗稿，对曾氏生平事功、日记书札、案牍文章都颇为熟悉。因宋儒刘敞有《公是先生弟子记》，王定安“乃述中兴来兵事本末，以湘军为纲，而他军战绩及外洋交涉、盐漕河工俱备焉”[2]，备述曾国藩生平事迹，摘录曾氏日记文稿，仿照刘敞“弟子记”之名，作《求阙斋弟子记》(以下省称《弟子记》)。

《弟子记》流传版本仅有一种，即光绪二年(1876)北京龙文斋刻本。王定安时为直隶候补道，书名由直隶总督李鸿章题署。书前无序言，关于著述原委，见王定安的另一部著作《曾文正公事略》卷首。王氏言：“书(《求阙斋弟子记》)既成，累百余万言，虑观者难辨及，乃撮其事之钜且要者，为《事略》四卷。”[2]因此，《曾文正公事略》可以视作《弟子记》的缩略本。《事略》类似于曾国藩年谱，但王氏认为“年谱非古”，于是删繁就简，采用“事略”之名，以显得更加典雅古朴。《事略》四卷亦由龙文斋刊刻，刊成于光绪元年(1875)，篇幅较短，卷首有序，并述两书编撰原委及相互关系。

至于《弟子记》的体例，王氏大致模仿“《三国志》所载《诸葛武侯集》”[2]。《三国志》载“诸葛氏集目录”[3]929有《开府作牧》《权制》《南征》《北出》《计算》《训厉》《综覈》《杂言》《贵和》《兵要》《传运》《与孙权书》《与诸葛瑾书》《与孟达书》《废李平》《法检》《科令》《军令》诸篇，分述诸葛亮生平事迹和言论。《弟子记》则分《恩遇》《忠谠》《平寇》《剿捻》《抚降》《驭练》《绥柔》《志操》《文学》《军谟》《家训》《吏治》《哀荣》诸篇，分述曾国藩生平和言行。一般认为，《弟子记》是曾国藩的传记，《续修四库全书》将其收入史部传记类，正是此意。是书以时间为序，详细记述曾国藩家世、履历、事功与身后荣典，并有大量曾氏章奏、书札、日记和诗文摘抄，因此是兼有笔记性质的曾氏传记。

关于《弟子记》的内容，王氏按篇目分十三类。《恩遇》篇两卷，以时间为序，历数曾国藩的家世、功名以及曾氏兄弟授官升职、受赏封爵的情况，相当于曾氏年谱简编。后来王定安所撰《曾文正公事略》，大体是以《恩遇》篇为纲，增补史事而成。《忠谠》篇一卷，载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曾国藩在京任职期间的历次上疏谏言始末。《平寇》篇七卷，详述曾国藩出办团练、编练湘军、征战各省、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史事。《剿捻》篇三卷，记载曾国藩率湘军助剿捻军，以及为清军出谋献策的活动。《抚降》篇一卷，记载曾国藩参与招抚李世忠的经过。《驭练》篇一卷，记湘军参与平定团练苗沛霖势力的战事，详载曾国藩出谋献策的疏奏。《绥柔》篇三卷，主要记载曾国藩晚年参与外洋交涉的活动，对其处理天津教案的经过记载尤为细致，并附论洋务书牍。《志操》篇二卷，主要记载曾国藩论修生、立志、治学及为官之道，文字主要摘抄自曾氏自撰文章及日记。《文学》篇二卷，主要记载曾国藩关于经学、史学、诸子、诗赋、文章、书法、碑帖、名画、书籍的评论，内容主要摘抄自曾氏文集和日记。《军谟》篇二卷，主要记载曾国藩的军事论文和湘军营制，以及曾氏所作军旅歌谣的歌词。《家训》篇二卷，抄录曾国藩写给二子及诸弟的家书。《吏治》篇四卷，记载曾国藩盐政、税收、河工、屯田、赈灾以及治理湖团方面的政绩，内容主要是疏奏公案的摘抄。《哀荣》篇二卷，主要是曾国藩身故后清朝国史馆列传、名臣请恩疏奏、碑志、祭文等内容的汇编。

二、《弟子记》的文献价值与缺陷

《弟子记》以曾国藩的生平事迹为主线，内容涉及晚清众多历史大事，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中《平寇》《剿捻》《驭练》三篇记湘军史事甚详，为王氏以后成功编撰《湘军志》奠定了基础。由王氏担任总纂的《两淮盐法志》，规模更加宏大而又体例严谨，自然离不开他早期的著述历练。尤其是《平寇》篇后附《贼酋名号谱》，表列洪秀全、洪福瑱、杨秀清以下所封“千岁”97人、诸王103人，以及义、安、福、燕、豫、侯、丞相多人姓名和结局，眉目清晰，较他书为详。太平天国后期王爵以千数，主要依据《昭王黄文英供词》的说法[4]302，其中也只有大概的描述，具体的情况不得而知。《贼酋名号谱》的记载虽然不够全面，仍然可以弥补其他史料之不足，因此有学者借《弟子记》关于顶王、朱王的记载纠正了中华书局版《清史稿》的一处标点错误[5]。

王氏自言，全书规模宏大，“累百余万言”，“述中兴以来兵事本末，以湘军为纲，而他军战绩及外洋交涉、盐漕河工俱备焉”。可见，与其内容相应的《平寇》《剿捻》《抚降》《驭练》《绥柔》《吏治》是《弟子记》最具分量的篇目。这六篇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曾国藩所经历的主要历史大事，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曾氏的历史功绩。有识者认为，《弟子记》是“为标榜曾氏的大型分类学行篇”(《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确，在曾国藩去世不久，除了国史馆列传之外，《弟子记》对曾国藩的生平学行展现得更加细致详尽。并且，是书从弟子的视角，用仰视的姿态看待曾国藩的一生功业，对曾氏正面历史形象的初步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弟子记》卷帙浩繁，王定安又从中提炼出《曾文正公事略》，更加言简意赅。后来又删去序言、后记，更名为《曾文正公大事记》，单独刊行。民国二十四年(1935)，大达图书供应社重刊《曾文正公全集》，将《大事记》附录殿后，其主旨就在于使后人更加全面地了解曾国藩，“更可备知其一生”[6]7。

在曾国藩、湘军史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弟子记》虽然一直被视为一种参考文献，但其内容被学者直接引用和参考的其实不多。究其原因，《弟子记》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都存在颇为明显的缺憾，因此一向难以进入学术研究者的视野。

首先，《弟子记》的传世版本刊刻不精。其面世最早、流传最广的版本是龙文斋刻本，刊刻较为粗疏。较为明显的是“嘗”“當”不分，“己”“已”“巳”不分，“千”“于”不分，错字、衍文也有不少，所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收录是书，多处有手工校改。《弟子记》卷首无序言，这也可以归入版本的问题。因为《曾文正公事略》是由《弟子记》提炼而成，两书一本同源，并同时由龙文斋刊刻出版，王氏遂只作一序，冠于《事略》卷首。读者若仅得《弟子记》而不读《事略》，则难以了解著述原委。所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仅收录《弟子记》而无《事略》，也没有收录其卷首序言，读者若不参看龙文斋全本，仍不能窥见《弟子记》全貌。

其次，《弟子记》史料价值不高。王氏参与《曾文正公全集》的整理编纂工作，正是以此为契机完成《弟子记》。其内容除了包含对曾氏生平事功的系统梳理之外，主要是对曾氏章奏、书札、日记、诗文等遗稿的整理抄纂，虽然篇幅宏大，皆可见于传忠书局本《全集》，并无新意，更不如《全集》完整。孙犁读《弟子记》所载《家训》，仅“《寄诸弟》《寄弟国潢》《寄弟国华》《寄弟国荃》《寄弟贞干》《谕二子》《谕子纪泽》《谕子纪鸿》”，“只有薄薄一册”[7]339，以其所收过少，不无遗憾。虽然在王氏看来，他所抄纂的文字应该是曾氏立言的精粹，但不具备完整性和不可替代性，其史料价值因此大打折扣。

第三，体例不够严谨。每篇前无引言，后无论赞，著者之史识不足以彰显，读者也不易把握要领。尤其是《志操》《文学》《家训》诸篇，主要摘抄自曾国藩文集、日记，虽然有双行小字大致注明出处，仍然较为粗疏。日记、家书更是删去年月日期及上下款，简单罗列，检索颇为不易。所以，正如孙犁《读求阙斋弟子记》所言，王定安当时略具史才，“实际上并不高明”[7]339。

当然，不能因为《弟子记》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低估王定安此后在史书编纂上取得的成就。《事略》言简意赅，叙事流畅，《湘军记》体例谨严，《两淮盐法志》更是皇皇巨著，从《弟子记》到《事略》，再到《湘军记》和《两淮盐法志》的成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史家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如果没有早年抄纂历练的基础和经验，也就没有中年后驾驭千百万言而能游刃有余的气度，王定安的著作本身就为后人勾勒出一般史家的学术生命轨迹。

三、《弟子记》与《湘军记》的关系

关于王闿运《湘军志》与王定安《湘军记》的是非曲直之争是近代史学的一桩公案。因为《湘军志》对湘军功绩多所讥贬，加之体例不全，诸多记载不实，引起在世湘籍名宦如曾国荃、郭嵩焘等人的极大不满。于是，王定安受曾国荃委托撰成《湘军记》，褒扬湘军，隐为抗辩。梁启超认为，《湘军志》“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8]415。虽然《湘军记》的著作立场颇受诟病，其体例之完备，内容之详实亦受学者公认。徐一士认为《湘军记》是“以《湘军志》为底本，而加以修改补充，闿运为创作，定安则因其旧而重为编撰(取材《湘军志》处固不鲜)，创者每易疏漏，因者易于周密，此亦常理，而资料较富，叙次较多赡备(亦间有失考处)，启超称‘翔实’，非无当也。”[9]49前人认为，《湘军记》之所以体例“赡备”、内容“翔实”，主要是因为《湘军志》有首创之功，可资参考。此说固然不虚，仍然忽视了《弟子记》与《湘军记》的密切关系，《湘军记》的成书不只是参考了《湘军志》。

王闿运编撰《湘军志》期间，为作《平捻篇》，曾参看赵烈文《平捻记》，并认为赵书“胜王定安”[10]689。此时王定安关于平捻的史著只有《弟子记》之《剿捻》篇，可见王闿运也参看过《弟子记》，尤其是《剿捻》篇，想必其他篇目他也曾过目。《弟子记》之《剿捻》三卷所载史实对应《湘军志》及《湘军记》之《平捻篇》，《弟子记》之《抚降》一卷、《驭练》一卷对应《湘军志》之《临淮篇》《湘军记》之《绥辑淮甸篇》，《弟子记》之《军谟》二卷对应《湘军志》之《营制篇》《湘军记》之《水陆营制篇》，《弟子记》之《平寇》七卷则对应《湘军志》《湘军记》平定太平军战事诸篇。显而易见，《湘军志》《湘军记》所载基本史实在《弟子记》中已经比较完整，只是《弟子记》用编年体，而《湘军志》《湘军记》用纪事本末体。

《弟子记》的编纂宗旨也与《湘军志》《湘军记》不大一样。《弟子记》大体上是以弟子的身份写成的曾国藩传记，虽然“以湘军为纲”，主要还是以曾国藩的生平事迹为中心，重在表彰曾氏兄弟的学行和功业。《湘军志》与《湘军记》则是湘军史志，所载史事不局限于曾氏兄弟的事迹，而是以湘军战事为中心，重在弘扬湘军集团的风范和功业。正因为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对湘籍名宦多有讥贬，偏离了曾国藩、曾纪泽所预期的轨道，被曾国荃、郭嵩焘等视为谤书。王定安受曾国荃委托撰成《湘军记》，则较好地迎合了湘军集团的期望。虽然《弟子记》与《湘军记》同出于王定安手笔，不太相同的主旨也造成两者不同的侧重点，《湘军记》也势必突出曾氏兄弟在湘军集团中的功绩和地位，仍然需要全面衡量湘军各部的权重，尽可能全面记载湘军的历史。于是，《湘军记》有《平回篇》《戡定西域篇》为《弟子记》所无，其他篇目中也有不少事迹为《弟子记》所不载。

不过，《湘军记》与《湘军志》的描写对象则是一致的，都是湘军历史，于是《湘军记》所载不见于《弟子记》的史事又往往与《湘军志》一致。比如《湘军记》之《粤湘战守篇》记载了清将邓绍良部卒在长沙守城战中“摊钱博戏”的细节，与《湘军志》之《湖南防守篇》所载一致，但不见于《弟子记》。《湘军记》之《湖南防御篇》记载了李续宜率部援宝庆的史事，亦与《湘军志》之《湖南防守篇》所载一致，并不见于《弟子记》。因此，有学者认为“《湘军记》虽较为翔实，但其中有不少抄袭《湘军志》。”甚至认为，《归复湖北篇》湘军初战武昌一节，与“摊钱博戏”一节、李续宜援宝庆一节“皆照抄《湘军志》”[11]283-284。笔者认为，以上三处情节虽然在《湘军记》与《湘军志》都有记载，但文字表述并不完全相同，并没有明显抄袭的痕迹。尤其是湘军初战武昌的情景，早在《弟子记》之《平寇》篇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摊钱博戏”一节与李续宜援宝庆一节虽然不见于《弟子记》，也并不能认定《湘军志》是其唯一史料来源。

王定安先后追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共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八九，其它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饫闻而熟睹之”[12]。王定安取材的渠道很广，《湘军志》只是一种参考文献。而且《弟子记》是王定安早期的著作，他以一人之力编纂数十万言，笔法尚且生涩粗疏，材料取弃失当之处在所难免。因此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或许王定安掌握的史料并未在《弟子记》中悉数呈现。再如“摊钱博戏”一节与李续宜援宝庆一节，是否因为与曾氏兄弟无涉而不必面面俱到，在《湘军记》中则可以尽情表达，亦未可知。即使《湘军记》的某些素材的确来源于《湘军志》，也并无不可之理。因为《湘军志》先出而《湘军记》后出，后人参考前人成果固属当然，况且王闿运也曾参考《弟子记》。如果《湘军记》对《湘军志》熟视无睹，那才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诚然如徐一士所言，《湘军记》“取材《湘军志》处固不鲜”[9]，亦不可乎略《弟子记》为《湘军记》奠定的基础。

四、结语

《求阙斋弟子记》以时间为序，详细记述曾国藩的家世、履历、事功与身后荣典，并分门别类大量摘抄曾氏遗文，是一部篇幅宏大、结构较为复杂的曾氏传记。因为《弟子记》是王定安早期不太成熟的一部著作，存在版本刊刻不精、史料抄纂不够完整性、体例不够严谨等明显的缺陷，学术价值因此大打折扣，所以一向难以进入学术研究者的视野。同时，因为王定安特殊的身份和阅历，使得《弟子记》也记载了部分价值较高的史料，对于曾国藩、湘军史以及太平天国史的研究领域仍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弟子记》又从弟子的视角仰视曾国藩的一生功业，对曾氏正面历史形象的初步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弟子记》为《湘军记》的编撰奠定了资料和经验上的基础，有助于厘清关于《湘军志》《湘军记》的历史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