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

本书所涉及的“日本近代思想”，历史背景聚焦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期，以1853年的佩里叩关事件为导火索，兴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投降为止。

虽然在时间跨度上不过百年，但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卷入世界市场、启蒙思潮涌入、知识分子辈出、建立起近代国家，进而追求成为“世界的日本”的时期。这个日本最终走上法西斯主义的歧路，以战败投降告终，社会动荡空前剧烈。作为一部思想史著作，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在创造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日本人是如何展开其思想的”。

本书的作者鹿野政直，1931年出生于大阪，195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后留校任教，主要研究日本近代史、思想史、女性史等，是活跃于战后日本学术界的著名历史学家。在他的自述中，我们得知，因为少年时适逢1945年战败，以战败为契机，摆脱“战前的价值”作为一种志向，对鹿野先生来说构成了宿命性的课题。

学者本人对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怀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认为正是反民主主义的“战前的价值”，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引入了战争的歧路。因此，他主张要批判“战前的价值”，同时要对日本人内在的“奴隶性”，充满嫌恶与焦躁地予以审视。这构成鹿野先生研究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出发点。

在方法论上，他反对纵切历史为若干部门史的研究方法，主张从思想史的角度去恢复历史的整体性，描绘社会构造的整体形象。这是因为相比经济史和政治史，思想史体现出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呈现为：各异的思想除了要在彼此争锋中表达自身；在国家理想及其历史形式的层面，更具备刺激人们构想不同可能性的力量。但“思想史的张力”这个说明显得过于抽象，对于读者来说是不够清晰直观的。

那么在具体操作上，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描绘日本近代的整体形象？在这一整体中，哪一部分是更具规定性的，与其他领域的内在关联何在？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给出了两条可供理解的线索。

线索一是“日本”和“西洋”的关系问题。

1842年鸦片战争“中华败北”的消息传到日本，强烈冲击日本社会，而同中华文化脱钩的进程早已开启。以日本国学的兴起为背景，清晰的“日本”意识逐步取代了模糊的“天下观”，唤起了日本人对光荣的上古时代和“天皇”的敬仰之心，进而激发出“皇国”和“夷狄”这一对紧张的内外意识。

随后，1853年的佩里叩关事件，拉开了日本认识西洋、学习西洋、对抗西洋的序幕。

幕府志士提出“不审夷情何驭夷”的紧迫感，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危机感之间，共享着同一套图存逻辑。

最初，那是一个“西洋即为文明”的阶段，将“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翻译为“天生人，万民皆同一辙”的福泽谕吉，作为影响巨大的启蒙思想家，和一批致力于推动日本“民心改革”的知识分子一道，迫切地将西洋社会的制度和理念介绍给日本社会。

政体、自由、普及教育、法治、社会设施等概念的传入，冲击着先知先觉者的意识。一方面，“藩”的框架被抽象的“皇国”意识超越，封建割据制在观念上无以为继；另一方面，以身份制为前提的社会关系秩序被打破，建立能力本位的社会有了可能。

秩序意识在权力体制和日常生活两个层面，同时受到剧烈冲击。而针对日本资本主义体制应如何确立的问题，各思想派别基于不同的构想、观念和路线之间展开激烈斗争，作者认为日本近代思想的课题也由此开启。

另一条线索是国家和家族制度的问题，思想争锋的核心体现为对“何为日本人”观念的解释权争夺。

在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改造风气的活动中，日本人民“忠谅易直”的品质成为被审视批判的对象，和“独立自尊”的观念相对立，被认为体现出的是日本人民根深蒂固的奴隶情结。惯于服从的臣民品质和专制政府相配套，蒙昧状态以如此方式体现在男女权力、父子权力、师徒主仆、嫡系旁系等方方面面。而改造风气，最核心的就是要打造出开化的“国民”，鼓励人们摆脱“客人身份”，积极投入文明国家的建设。

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在日本近代的启蒙进程中，“人”的观念始终没有单独拎出来得到讨论。作为国民的“日本人”身份在产生之初，就牢牢地立足于谋求文明开化和民族独立的意图之上。它规定了一个作为民族的人民的历史生活，而活在民族化了的共同体精神传统中的人民，作为一股诞生于近代世界的遮蔽性力量，压抑了人去自由自主追求个体自我的潜能。

这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即使持续了十多年的自由民权运动席卷了日本全国，但在决定国体这样的根本政治问题上，国富国权路线在同民富民权路线的对抗中胜出，主权在君论、钦定宪法论在同主权在民论、国约宪法论的论争中胜出。日本的立宪制，最终以天皇制的形式确立。

“天皇”成为被建构出来的新权威，他的神权性带着蒙昧时期的遗留问题，在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年代里，作为一种束缚性的观念，首先窄化了人们面对权威时个人心性的自由度。

“人”的精神自由和主体意识作为被统治的客体，一直在“国民”意识的框架内被打压。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美浓部达吉因其宪法学说受到当局检查和攻击时，他不能直接否定“天皇即国家”的观念，而需要在表达认可的基础上为自己的学说申辩。

假冒的“绝对权威”通过掌握法律、教育和暴力的方式，侵入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我们都知道，东亚父权制精晓喻国于家和喻家于国的黏稠智慧。作者指出，这些元观念笼罩在所有日本人的头顶，即使到了战后，面对审查体制所表现出来的驯服面貌，意味着日本人的心灵依旧处在被占领状态。

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推进，失去土地的人逐渐形成以无产工人为代表的都市下层社会，现代性的悲歌已然奏响，声张人权的思想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民本主义和教养主义作为思潮进入大学。但在国家层面，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获胜，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建设近代国家被称为“世界的日本”取代。

温和的文化批判和自由教育主张，没能踩住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刹车，对外战争对于近代日本来说，成为一种常态。而所谓思想的张力在一系列的历史节点处，体现为畸形的国民精神妥协和“臣民”身份的反复显现。

对于我们来说，日本国民在包括侵华战争在内的战争问题上，于战前戰后的态度，最能说明这种精神状况，即在决定性的瞬间，他们可以以无力为由，对不合理之事背过脸去，而在战败后，也当然可以对加诸他者的痛苦，选择佯装不知，且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通过选用“中性”的战争话语，来抚平日本作为战败者的“创伤”上。

虽然作者将批判的主力放在对作为国家的日本，和战时体制如何奴役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上，但恰恰是战前战后历史叙事和国民精神中的道德断裂现象，阻碍了那个最令他痛心疾首的问题。

通读全书，会发现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多见“国民”，而不提“公民”，这一点很令人遗憾。作者隐约表达出对民主共和制的向往，但要靠近共和的理想，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是：在决定根本的政治问题时，每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是否愿意承担起他/她的一份责任，把这看作他/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自认无力改变时代走向的近代日本民众来说，首先需要直面，是否愿意承认他们受到了无法论证的谬误和虚伪的许诺的影响？

回到形而上，近代的百家争鸣，根本的落脚点，可以归结为：尽管有作为整体的绝对意志的严苛束缚，但人应该发现自己是各种张力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察觉到异化和割裂所发生的地方，构成个体自我的起点。

而“于思想交锋中回看历史”，意图就在于从那些勇于反叛和批判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中，看到其它的构想，获得摆脱心灵的被占领状态、让思想走上坦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