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阳煜

拍电影的时候是夏天。清晨四时许，在武汉东湖凌波门，一面印着“凌波门跳水队”的竹竿旗帜下，十来位戴着泳帽的泳友集合了起来。

中老年人居多，泳友们在堤岸边的树下做着热身运动。慢慢地，在远处磨山山头，朝阳逐渐升了起来，湖面被撒上了金色涌动的光芒。一个接着一个，泳者们走过凌波门的栈桥，或平举双臂，或转身翻跃，都以各自自在的姿势用力跳入水中—唯独剩一位独臂大叔，尚站在岸边犹豫。

“‘一把手’，来一个！”

那个被唤作“一把手”的男人被几番怂恿后，还是摘掉口罩、脱掉上衣，迈步奔跑，随即高高跳起，绷直了单臂猛地扎入水。

齐声“精神！”的武汉方言喝彩声中，泳者们迎着激起的水花，向东湖更远处竞渡。

在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由青年导演张小鲨执导的短片《泳者多未惧》获得“评审团特别提及”荣誉，被评价为“用生命的涌动感来凸显城市精神”。

这部4分40秒的剧情短片，讲述了一位独臂武汉大叔“一把手”，在感染新冠病毒转阴后，在老伙伴的鼓励下再次跃入武汉东湖的故事。

“小号响起的时候，眼泪就出来了。凌波斩浪，无边快意！”一直在武汉读书、工作了接近十年的朋友万宁，看完了这部短片，深夜时分给南风窗记者发来了这样一句观后分享。更多的网友在影评网站底下留言，称其勾起了自己对于武汉亲切而又古老的记忆，“跟随着大叔一起入水涌现出来的，还有疫情下生命力的复苏和蓬勃。”

《游者多未惧》放映后，迅速“出圈”，东湖凌波门景点，也变成了一个从清晨到夜半都有游客造访的网红打卡地。

冒着火光的烧烤摊、冷饮档、卖花的商贩在岸边的马路上一字排开，有的面前还放着手机直播；湖面上的栈桥不过一米左右宽窄，左边坐一排，右边坐一排，有时拥挤得中间几乎无法通行。

从空中无人机的视角往下看，一排又一排水泥筑成的栈桥迂回环绕，在东湖湖面上延伸铺展开来，而栈桥的中间顶端，则是一处不过几平方米的跳水平台—这就是《泳者多未惧》里，凌波门跳水队“老杆”们的高光舞台。

听武汉人说，秋天的东湖常常是雾气朦胧的状态，日出不一定会有蓝天。10月26日清晨时分，南风窗记者来到了凌波门。岸边绿道，繁密的香樟树上已有零星的叽喳鸟鸣。空气带着潮润，还夹杂着些许藻类的腥甜。

“这是武汉最像海的地方。”次日午后，站在岸边“凌波门游泳池”的2米大石碑旁，孙俊引导南风窗记者向前看。凌波门在东湖中段，背靠珞珈山，前拥宽广的湖面。站在此地看东湖，就像一片汪洋，对面陆地的行人人影已几乎不可见。

63岁的孙俊，是《游者多未惧》中的参演人物，也是现实中的凌波门跳水队，这支民间跳水爱好者队伍的“带头大哥”。

从15岁那年站在江心船上一跃而下，孙俊琢磨跳水，已经几十年。

在凌波门，孙俊理所当然地结识了许多爱水的武汉人。最开始他被拉进了一个几百人的大群，里面都是惯常去凌波门玩耍的泳友，中老年居多—孙俊有一股子傲气，他嫌群友们的跳水水平不高，退群了，自己又拉上两个看得上的伙伴，“凌波门跳水队”才有了最初的雏形，后来又逐步发展成了二三十人的松散小队，最老的69岁，最年轻的是90后。

武汉一直有“到东湖来看海”的调侃。起因可能是十年前的一次全城暴雨，交通瘫痪，凌波门的栈桥被没入水下。有年轻人隔水踩着栈桥跳跃，上演“凌波微步”被拍成照片，在网络疯传。

但当年的栈桥因安全隐患拆除后，凌波门上再无微步，许多人纷纷惋惜，自己对于游泳天堂的记忆“残缺”了。如今这座类“回”字形水泥栈桥，在2015年得以重建，既回应又承载了一辈又一辈武汉市民呼唤亲水的期盼。

“如果要看跳水，要快点来，最后一周的时间。再后面就冷了。”出差之前，孙俊发来催促。

在疫情反复的缝隙中，我如约到了武汉。

10月底的武汉确实已经冷了，那天又刚好下雨。凌波门跳水队员陆续赶来的当口，孙俊已换好泳裤，他从车上搬下来小木桌、折叠椅，还特地买了一束玫瑰花在桌上摆着。

朦胧的雨雾里，光着膀子的老年人孙俊，和身边匆匆经过、穿着长袖的年轻人显得格格不入。

他的身边，逐渐围聚了更多凌波门跳水队的伙伴们，大伙摩拳擦掌，做好下水的准备。

“武汉，精神！东湖，精神！凌波门，精神！”

众人齐声洪亮呐喊，似已成了一项下水前的仪式。武汉方言，炸开淅淅沥沥的秋雨，显得亢奋而有力量。

可能胸腔熱情过高，这群泳友竟在十来度的秋雨中呼出了白色水汽。他们默契地排成两列，高举双手，一个接一个地助跑，跃上跳板，蹦至最高点时大吼一声，跃入水中。

“在业余玩水爱好者里面，武汉的泳队千千万，但数跳水队，我们还是这个。”说着，孙俊对自己竖起了一只大拇指。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孙俊在离长江边只有300米之遥的家中出生。江里泡着的是他的童年。午后放学时不过三四点，把书包一扔，孙俊和幼时玩伴们往江里一跳，待到晚上上岸时，一路相随的，还有家长催促回家吃饭的骂声。

再年长些，才15岁的孙俊，就迷上了在渡轮上跳水的刺激。

他经常站在离水五六米高的客舱二楼顶上，在过江游客的惊呼声中，一头栽进水里，游到对岸后，再等船上的同伴把衣服送过来。

那时候穿梭在长江上的渡轮，为了满足往来交通的需求，一般都盖有两层客舱，既不带游泳圈，也没有所謂的“跟屁虫”等游泳辅助装备，想来实在是危险。但渡轮驶至江心的时候，孙俊的心就开始痒，他想跳水。

在渡轮上练跳水，要小心的事很多。

15岁的孙俊，既要避开船尾的螺旋桨，又要注意顺着水流的方向起跳，以防被行进的船只撞到，危险性自是比在泳场训练大上许多。年少荒唐已过，但直至今日，孙俊也认为正是具备一定的惊险性和难度，跳水才是有别于相对大众化的游泳，更能凸显个人的水性和胆量。

没有教练指导，也没有教科书等学习参考，孙俊和同伴之间相互纠正：脚有没有绷直，胸有没有挺起，下坠时抬头的动作可以做得更明显，就这样一点一点自学摸索，尽管不会用专业的技术名词总结，孙俊形成了自己对于跳水的打分标准。“跳水要有美感，体现在起跳有爆发力，空中的动作和入水的身体姿态要舒展，还要看溅起的水花大小，包括四到五个环节。”

武汉人孙俊63岁，他的胸腔都是火热的。

加他微信的时候，我就感到意外，微信名是“球迷孙俊”—竟不是跳水？

孙俊跟我讲他的旧事。2002年日韩世界杯，中国队破天荒进入决赛圈正赛，他组织一大帮球迷朋友前往异国，化着一张孙悟空油彩妆容出现在赛场看台上。等回国，在北京转乘回武汉，下火车时，孙俊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旁边还有配文：“中国队输了，中国球迷没有。”当时，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少年在江心跳水的勇猛，中年时奔赴异国的狂热，都是同一个孙俊。足球和跳水两项运动，贯穿了他的大半生。

当天跳水之后，凌波门跳水队员一起吃饭，摆了两桌。在酒桌上，趁着微醺的醉意，孙俊屡屡拿出过往自己在东湖跳水的报道，念给南风窗记者听，又迫不及待在手机上点开《游者多未惧》播放，告诉记者，几分几秒出镜的自己，是用规范的竞技动作跳入水中。“你看你看，这就是我！”

“我把我的跳水视频发到全国的跳水业余爱好者微信群里，没有人不说厉害的。我会12个竞技跳水动作。”一旁69岁的任全华，一把抢过了话头。这位队里年龄最大的泳友，也有话要说。

两个花甲老人，比赛着似的讲述自己的“光辉事迹”，谁也不服谁，酒气再次上涌，脸发红的两人又挥手合唱起歌来。

歌曲似乎是用方言唱的，记者没有听懂，但却真切地感受到了武汉人的性格、莽撞中的豪气，以及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于江水的依恋、信任。

队员们各自讲自己的旧事，他们说游野泳的人里，或多或少都有过从水中救人的经历。但凌波门跳水队的老泳友们，如果从水里“捞”起一个人，是追着人“骂”的那个。

广阔的东湖水下，有大小的漩涡，特别是凌波门附近水域，还遗留着一些施工工程的设施，靠近岸边的水域甚至有暗礁存在。让凌波门跳水队所有队员心有余悸的是，孙俊曾经就在一次跳水中，一头撞到了跳板斜下方水底的一块石头，“当时脑袋就‘嗡’的一声，我立刻蹬腿浮上水面，用手一摸，感觉有点腻，一看满手血，挂彩了。”

所幸只是皮外伤，没有造成脑震荡等影响，但凌波门跳水队从此在这，有了更高的警惕，不仅自己小心，更关心着其他游客的安全。

浪里扑腾了几十年，孙俊说，自己只看下水的动作和泳姿，一眼就能看出那人水性如何。一次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在凌波门浅水区玩得不过瘾，往深水区游去，孙俊眼见着他“在水中一蹦一蹦的，我就感觉危险了”。

须知凌波门的水域是斜坡构造，浅水区不过几十公分，再往外一点，水能有3米深。眼见小伙一下就被水没顶，岸上的孙俊，大声问周围的游客有没有人认识小伙，见无人吱声，孙俊衣服都没脱，跳入水里就把小伙抄了起来。

被救上来的小伙躺在地上，不停往外吐水。清醒过来的小伙一边后怕，一边向孙俊道谢，称没有他出手相救，自己就交代在这了。往后逢年过节，小伙每每在微信上给孙俊发送祝福消息，孙俊总不忘加上一句“教训”：注意安全，命是自己的！

对于整个凌波门跳水队，最“宝贵”的物资，可能是那两座自制的跳板。

它们出自69岁的任全华之手—凌波门跳水队里，大家尊称他为“任师傅”。

在凌波门的阡陌栈桥之上，大家原本都是从水泥台上直接跃进湖里。任师傅讲究，他觉得没有跳板就不是那么回事，从加入凌波门跳水队之初，他就每天带着一块木制跳板，骑着电动车往返家里和凌波门，路上来回一共十几公里。

时间久了，任师傅不堪重负，在微信群里问：“我没有支付宝，谁可以帮忙从淘宝买一块跳板，我微信转账把钱给他。”

没有人当回事，都以为这个老人是在开玩笑。在工厂做过手工活的任师傅，索性拖上工具和一大块木板，拉到凌波门现场安装。

但木制的跳板，很快就在众人每天用力地蹦跳中断裂。跳水平台四面环水，没有电源，“不服周”（湖北人说话的特色词汇，常用于不服气和不甘心时）的任师傅操起锤子，在水泥台面上开始动工，半天才敲出一个孔。一锤接着一锤，任师傅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敲好了几个十几厘米深的孔洞，埋装好螺丝，装上了改良后加厚的跳板。

问题随之而来：经过加厚的跳板，弹性有所欠缺，长度也不够。为了追求更好的运动体验，任师傅骑着电动车，跑了好几趟五金机电批发市场，才买来了适合的角钢和弹簧。

如今在凌波门的跳水平台上，任师傅在成型的“第三版”跳板两边，叠加了三层角钢，以保证强度；又用竹子做的层压板，制成跳板中间的板材，来抵抗湖水的腐蚀。

就这样敲敲打打，从2021年5月到今夏，任师傅手工打造的跳板历经一年，“3.0版本”，终于满意了。可他还想精益求精，献宝一样，手里拿着锂电电锤来和南风窗记者介绍：“我刚买的这把锤子一千多块，质量更好，以后再安装跳板就方便多了。”

“这就是我们武汉人的性格。”孙俊说。既有“火炉之城”的外号，又被誉为“大江大湖大武汉”，孙俊说，他们武汉“老杆儿”的性格火暴，敢闯敢拼，也从来不缺似水的细致和大气。

但是凌波门的跳水活动，显然不是退休老头的自娱自乐。

凌波门跳水队二十多位泳友里，從“50”后到“90”后，横跨了5个年龄层，而1993年出生的泽西，是目前队里最小的队员。

泽西加入跳水队，是在2020年武汉解封之后。

泽西从12岁开始就在江里野泳，是没套过游泳圈的武汉孩子。但自在的日子，在新冠病毒来袭的那个冬天戛然而止。疫情的突如其来，像一副沉重的枷锁，架在了这座亲水又生猛的城市身上，也套在了许多市民的身上。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封控期间，一直居家，体育生出身的泽西憋得难受，“太久没运动，身子不舒服，身体机能也会下降”。他只能做仰卧起坐，来保持基础的运动量。

而在另一个时空里，那时泽西还不认识的任师傅，这个热爱运动的老头，正带着妻子在家中客厅，一边绕圈跑一边计时，“有一次足足跑了四个小时”。

解封的那一天，泽西说当时感觉很平淡，一种“回归平凡生活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是终于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他走出门，一直走，走到了东湖边。“凌波门对于我们，就是一片既温柔又疗愈的玩耍地。”

在这，泽西和跳水队相遇了。

少年和老人共享同一种记忆和情感，同一种自由入水的渴望，泽西加入了大家。

在采访的第二天，东湖湖边，南风窗记者见到了《游者多未惧》的导演张小鲨。当被问及，什么是武汉“老杆儿”时，张小鲨正出神望着湖上，他明显愣了一下。不远处的泳友们竞相入水，利落干净。

“有点类似于，一种莽撞的江湖气吧。”张小鲨说。

跳东湖，曾是武汉一项知名的文化活动。在十余年前，为了反对开发商在东湖填湖圈地，有艺术家们发起了跳东湖的号召，由此得到了更多武汉市民的响应。

还有摇滚乐队创作出了一首歌曲《跳东湖》，歌里这样唱道：“他们贩卖着我们的世界，他们得到的都是我们需要的。”武汉人的彪悍，和对家乡东湖的热爱，可见一斑。

《游者多未惧》原计划是从职业演员中选角—直到在东湖边，张小鲨偶遇了凌波门跳水队一行人。他被这群跳东湖的“老杆儿”所吸引，干脆不再找演员，而是邀请他们来本色出演，构建一个桥段：

片中，新冠痊愈的“一把手”在凌波门得到了众人的接纳和鼓励。他纵身一跳，就像一滴水回到了湖里。

“一股扑面而来的生命力，面对生活勇猛的姿态，热血得正对武汉人的胃口。”他说，每一个对片子有共鸣的人，其实是被自己的内心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