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今年10月，美国宣布了一系列关于向中国企业出售先进技术的新限制。《金融时报》华盛顿站长爱德华·卢斯称，美国总统乔·拜登发起“对华全面经济战”。卢斯指出，拜登比其前任特朗普走得更远，因为后者还只是针对华为等个别企业。这些新措施所展现出来的野心令人震惊，其目的不外乎是防止中国作为高科技大国的崛起。

美国已经控制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一些最关键的节点，包括高端芯片研究和设计等“咽喉”。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格雷戈里·C.艾伦所说，新措施意味着“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干预，不仅是为了保持卡脖子的态势，也是美国积极遏制中国大部分科技产业的新政策的开端”。

正如艾倫所解释的那样，拜登战略有几个相互关联的部分，针对着供应链的各个层面。其目标是阻止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获得高端芯片；通过限制获得美国芯片设计软件和美制半导体制造设备，来防止中国在国内设计和生产人工智能芯片；通过禁止供应美国零部件，来阻止中国生产自己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这种做法的动机，来自拜登政府认定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观点，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此有着广泛共识。但究竟威胁了哪些地方？拜登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序言中是这么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愿且越来越有能力去重塑国际秩序，以使全球竞争环境向着对其有利的方向倾斜。”

因此可以明确地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威胁”，不是因为它损害了美国的任何基本安全利益，而是因为随着它变得日益富裕和强大，它会试图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规则施加影响。同时，所谓“美国仍然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我们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希望在塑造技术、网络安全、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全球规则方面，保持自身地位不受挑战。

而拜登政府的这种应对，其实是在大力强化美国的首要地位，而非适应后单极世界的现实。正如新出口管制措施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已经放弃去区分哪些是可以直接帮助中国军队的技术，哪些又是（可能不仅为中国，还能为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商业技术。那些声称不可能将军事和商业应用分开的人，最终占据了上风。

美国的做法已经越界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本身就极其危险。如果正确地将美国的新限制视为一种冒犯性的升级，中国必将想方设法实施报复，加剧紧张局势并进一步加深相互之间的恐惧。

每个大国（实际上是所有国家）都会关注自身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并在必要时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但正如斯蒂芬·M.沃尔特和我所主张的那样，一个安全、繁荣和稳定的世界秩序，需要对这些应对行为进行精准的调校。这意味着它们必须与对方政策所造成的损害存在明确联系，并且只被用于减轻这些政策的负面影响。

不应出于惩罚或长期削弱对方的明确目的而采取应对措施。而拜登对高科技的出口控制，在这方面是不合格的。

美国对中国的新做法也造成了其他盲点。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强调的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共同挑战”，都涉及与中国的重要合作，但报告却没有承认对中国发动经济战争破坏了信任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前景。它还扭曲了国内经济议程，把与中国竞争提升到其他更有价值的目标之上。事实上，投资高度资本和技能密集型的半导体供应链—美国当前的工业政策重点—是在美国经济中为最需要者创造良好就业机会的最昂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