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当地时间11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在6个月内，结束其在非洲以反恐为主要目标的“新月沙丘”军事行动。

正如一些非洲当地评论家所指出的，尽管非洲人越来越不喜欢法国人的颐指气使和殖民主义习气，但一旦法军从萨赫勒地区反恐战场抽身，原本就焦头烂额的非洲反恐形势，无疑将雪上加霜。

尤其是非洲之角的索马里，10月29日其首都摩加迪沙发生连环自杀式汽车爆炸，令许多人惊呼为“恐怖周末”—这起恐袭导致10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是过去5年整个东部非洲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恐袭。

除了萨赫勒周边国家和东部非洲，中部和南部非洲也在經历动荡。随着大国势力自顾不暇，非洲或将迎来更为“恐怖”的明天？

“新月沙丘”行动的前身，是2013年1月开始的“薮猫行动”。2012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等北非、西非原教旨组织，联合挑起西非国家马里内乱，一度建立“阿扎瓦德国”。法国动用驻扎乍得、中非、尼日尔、科特迪瓦的法军，并从本土调动大量陆、空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击溃了“阿扎瓦德国”。

但恐怖组织溃而不灭，2014年7月，法国宣布结束“薮猫行动”，以法国和萨赫勒地区5国联合反恐形式进行的“新月沙丘”行动取而代之，行动总部设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

2021年2月后，法军在马里几乎停止了所有军事行动，并在今年8月撤出了全部驻马里法军，“新月沙丘”中的法国部队集中在乍得和尼日尔。

明年“新月沙丘”行动结束后，约3000名法军将继续留在乍得和尼日尔，主要从事军事培训之类辅助业务。

回望历史，法国曾占据非洲面积总量第一的殖民地，并在后殖民时代通过频频动武，一度成为非洲影响力最大的洲外国家。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法国经济结构的改变，非洲市场价值对法国而言相对下降，而法国却为了维持“非洲宪兵”体面背上沉重包袱，还“招惹”来许多非洲非法移民。

所以，马克龙希望“虚言换实惠”，即不惜口头为法国殖民时代罪恶向非洲国家道歉，换取后者同意“管控”非法移民输出，并减少从法国获取军事支持和财政援助。

过去一年，“新月沙丘”东道主5国中，竟有4国（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与干涉其内政的法国关系趋于紧张。马里转而求助于俄罗斯背景的“瓦格纳”佣兵集团，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则持续爆发反法示威。

法国大幅减少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日前，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在安理会发言指出，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正在整个非洲大陆加强袭击，已扩展到此前较少波及的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国家。

副秘书长表示，由于大多数非洲恐怖主义武装深受原教旨思想影响，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歧视和奴役女性，因此近年来在西非各国，妇女和女孩首当其冲受到不安全、不平等影响，她们在许多地方被绑架、性侵，甚至占有和贩卖，即便幸免，也不得不东躲西藏，许多人丧失了工作和上学的自由。

阿明娜·穆罕默德称，恐怖武装在各国打击下开始采用更多变招，如近期多次在尼日利亚、喀麦隆、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国假扮武装部队行事；它们还较以往更多借助网络社交平台互相串联、募集资金装备，并散布仇恨和错误信息；它们很善于“紧跟时事”，近大半年来，多个非洲恐怖组织就通过中间人，利用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社区间资源分配矛盾，以及人们对饥饿与粮食不安全的焦虑挑拨离间，以售其奸。

美国国防部今年8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称，过去10年间，由原教旨主义驱使的恐怖暴力活动在非洲增加了惊人的300%，且大有加速之势。

而根据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因恐怖主义导致死亡人数增加的四个国家（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刚果民主共和国）全部在非洲，其中前三个都是西萨赫勒国家。报告称，2021年全球共有7142人死于恐怖袭击，同比微降1.2%，恐袭事件5226起，大体与前一年持平，其中48%的恐袭受害者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在非洲东南部的重债穷国莫桑比克，持续5年的叛乱吸引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介入。尤其在2021年3月，该国北部德尔加杜角省帕尔马镇酒店遭恐袭，数十人丧生。

甚至，传统上被认为和原教旨恐怖主义没什么瓜葛的南非，也出现了危险的信号。日前有消息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伊斯兰国”掮客正在南非频繁活动，为该组织提供“技术、财政或物质支持”。不胫而走的传闻引发南非国内外强烈反应，11月9日，南非国家安全部长根古贝莱不得不发表声明，称南非“决不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资助本国或他国恐怖主义”。

非洲有两个传统“恐怖地带”：索马里及其周边；西萨赫勒地区。

自索马里青年党2012年宣布效忠“基地”以来，该国陷入长期内战、分裂和无政府状态，首都摩加迪沙一度沦陷，周边肯尼亚、乌干达等国也饱受其苦。而在西萨赫勒地区，“基地”系的AQIM、“伊斯兰后卫”、“伊斯兰哨兵”、马西纳解放阵线最为猖獗，匪首谢考死于内讧的“博科圣地”也阴魂不散。

索马里的“恐怖袭击纪录”，是2017年10月14日创下的：一辆满载烈性炸药的自杀卡车在人群中爆炸，导致512人丧生。这起袭击是“索马里青年党”发动的。该组织近期频繁以反对现代教育为口实发动恐袭。今年8月，该组织针对摩加迪沙哈亚迪酒店发动了持续30小时的反复攻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117人受伤。

而迫于各国反恐力度的加强，“大撒哈拉地区伊斯兰国”“伊斯兰后卫”“伊斯兰哨兵”等极端组织在2017年3月宣布“搁置争议”，成立了协调行动的跨区域、跨派系恐怖组织联盟—“支持伊斯兰及穆斯林组织”（GSIM），令整个萨赫勒地区“基地”、“伊斯兰国”和本土三大系原教旨恐怖组织开始合流。非洲恐怖暴力事件自2019年以来的激增，绝大多数与这个联盟有关。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成为非洲近两年最火的恐怖地带。自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的一年间，两地恐怖袭击总数逾1000起，导致超过4000人丧生。法国《费加罗报》估计，布基纳法索领土的约四成、马里领土的约五成，控制在各路恐怖组织和“地头蛇”手里。

今年初，马里东北部发生了数起由“伊斯兰国”系恐怖武装策划的屠杀村民事件，导致数百人死亡。

在布基纳法索，10月10日政变领导人特拉奥雷就任过渡总统，不到一周后就发生了13名士兵、两名辅助人员死亡的恐袭事件；而此前的9月，有重兵护送的商业车队遭袭，导致至少11名士兵死亡、逾50名平民丧生或失踪的事件，甚至惊动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1年该国的“索尔汉事件”，更是导致至少138人丧生，且丧生者几乎全是无辜平民，包括许多妇孺。

尼日尔的情况也未遑多让。2017年10月4日导致4名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士兵和5名尼日尔士兵阵亡的“通戈通戈伏击战”，是恐怖组织伏击兵力几乎相当、装备优势明显的美国特种部队而获胜的经典战例，至今令欧美反恐专家们谈虎色变；近期，该国也接连发生多起法国士兵中伏的事件。

毛里塔尼亚前外长、联合国驻西非和索马里前代表艾哈迈杜·阿卜杜拉指出，索马里及萨赫勒地区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根源在于这些地区存在严重的综合性问题，包括政局不稳、社会治理不善、经济形势恶化、饥饿和族群矛盾尖锐等。

在索马里，原本近年来随着过渡政府逐渐稳住局面，加上国际社会大力援助，局势已有所好转，但自去年起该国遭遇40多年来最严重旱灾，加上乌克兰战争爆发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给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带来一场空前大饥荒。而当局和国际社会却在过去一年多里，把主要精力放在没完没了地组织选举，和协调参选各政党间矛盾上，导致一度遭到重创的“索马里青年党”趁机在农村稳住了阵脚。据美国情报机构称，如今该组织武装人员总数已恢复到7000—12000，且每年可稳定获得约1.2亿美元的收入。

在西萨赫勒地区，反恐形势最棘手的马里和布基纳法索，都陷入频繁政变的怪圈。

在马里，2020年发生“8·18”政变，总统凯塔被军官戈伊塔推翻；2021年又发生“5·24”政变，一度“还政于民”的戈伊塔再度推翻了总统恩多，自己“二进宫”。在布基纳法索，今年“1·23”政变中，总统卡波雷被军官达米巴推翻；“9·30”政变中，席不暇暖的达米巴被另一名军官特拉奥雷取代。

另一个“重灾区”尼日尔，虽未如此频繁爆发政变，却不断发生示威和街头抗议。

原本这些国家就积贫积弱（如马里一度被内战弄得几乎一分为二，布基纳法索是全球名列前茅的赤贫国家），如此频繁的政治动荡不仅削弱了其自身反恐和维持治安的能力，也令其争取国际反恐援助的努力复杂化—早想结束在非洲反恐这一“赔本买卖”的法国正是借题发挥，以“反对军人干政”的堂皇名义大幅削减对马里的军事、经济援助，直至单方面中止“新月沙丘”行动的。

输入型恐怖主义，也令撒哈拉以南非洲饱受困扰。

传统上，撒哈拉以北的北非国家就是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渊薮，“基地”前最高领导人扎瓦赫里和许多骨干，都是埃及、突尼斯或阿尔及利亚人。随着阿尔及利亚内战结束，“阿拉伯之春”所掀起的动荡趋于平缓，上述北非国家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纷纷转入地下，但不甘寂寞的他们却大规模开启了“输出模式”—据称，叙利亚内战中就有大批来自北非的恐怖分子（其中尤以突尼斯人最多），而另一些恐怖、原教旨分子则南下萨赫勒地区，继续从事暴恐活动。

把马里搅得腥风血雨的AQIM，原本就起源于阿尔及利亚，而“通戈通戈伏击战”策划者和指挥官、“大撒哈拉地区伊斯兰国”头目萨赫拉维，则是出生于西撒哈拉、长期流亡阿尔及利亚，曾先后在“基地”、“伊斯兰国”和土生三大系统恐怖组织都混过的“老油条”。这些北非资深恐怖分子中，不少人参加过在阿富汗等地的实战，恐怖经验丰富，在恐怖、原教旨圈人脉广泛，或许不是同样“百炼成钢”且实力较强的北非各国军队对手，却足以严重威胁较弱的撒哈拉以南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认为“防患于未然是最佳答案”，并提出具体五项建议：首先，解决可能导致恐怖主义的不稳定和冲突，让恐怖分子失去为实现其目标所利用的条件；基于女性有意义参与和领导下的“泛社会”方式；“永远不将反恐当作违反人权及国际法的借口”；借重区域组织的力量；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持续和可预测资金”。

然而，上述5条或早已采用却效果不佳，或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或停留在“务虚”和道德劝诫层面，似乎都不是可立竿见影的“特效药”。

联合国连年赤字运行，早已不堪重负，联合国马里综稳团、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等，虽十分努力，却并不负责反恐主动性军事行动，且实力和资源有限，非但维持当地和平安定勉为其难，自身也常常被恐怖武装当作打击目标；派驻当地的联合国官员和蓝盔兵素质参差不齐，更是引发当地社区不满，也给恐怖组织挑拨离间以可乘之机。

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洲内组织，心有余而力不足。非洲联盟主席穆萨·穆罕默德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Nana Addo Dankwa AkufoAddo）等，均强调“传统应对措施和旧模式不适用于应对当前不断变化的反恐形势”—他们有能力号脉，却也没有“特效药”。

发达国家中，英国早已“打酱油”，法国正忙着寻找各种借口摆脱“非洲宪兵”重负，美国虽发表了天花乱坠的清单，却实际上经不起推敲—2022年8月的那份报告言之凿凿，称美国“在非洲投入兵力6000，2021年向17个非洲国家派遣美国特种兵”，但美军在非洲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很少受到恐怖袭击威胁的吉布提。

虽然欧美军队也取得了一些反恐战果，如法国2021年8月用无人机击毙“大撒哈拉地区伊斯兰国”头目萨赫拉维，美国2022年10月联合索马里国民军击毙“索马里青年党”高级首领纳迪尔，但事实一再表明，这种“定点清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一些国家病急乱投医，尝试与土耳其合作反恐，“重灾区”马里则引进了俄罗斯“瓦格纳”佣兵集团。然而事实证明，来自高纬度的“瓦格纳”在炎热的非洲有点“水土不服”，且马里等国和“瓦格纳”走得太近还影响到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热情。何况，如今乌克兰战争中俄方吃紧，“瓦格纳”不得不将更多资源留在乌克兰参战。

毛里塔尼亚前外长阿卜杜拉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堵塞恐怖组织资金、军需和人员来源。他提到美国2002年倡导的《泛萨赫勒倡议》，然而这项反恐倡议提出20年了效果不彰，如今又能对其原则抱多大期待？

阿明娜·穆罕默德则寄希望于2023年10月在非洲举行的反恐峰会，但非洲朝野观察家普遍对此信心不足—要知道非洲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峰会、联合声明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