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星

2014年，一个普通的午后。一名中年男子从河边的草丛堆醒来，他发现左手的食指断了一节，伤口的血已结痂。

从草丛堆爬起，来到大路边，有人告诉他：你所在的位置是东莞市清溪镇厦坭村。

男子想不起以前的事，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大脑似乎在这次醒来后，才开始有了记忆。

“我是谁？从哪里来？”诸如此类的问题，此后伴随了他8年。

2022年10月23日，在东莞市塘厦镇东浦大桥桥下，志愿者汤国谋找到在这里居住的流浪汉。和其他流浪汉不一样，这名男子衣着干净，可正常交流，只是对2014年以前的事失忆。

汤国谋拍了他的照片，通过警方提供的大数据系统，他掌握了这名男子的基本信息：吴建军，四川资阳人，1975年出生。

随后，汤国谋联系到吴建军的家人。“视频连线时，双方都哭得稀里哗啦。”汤国谋说，吴建军和他妹妹聊了一个多小时。

和汤国谋的平淡描述不一样，对于找到彼此，吴建军及家人至今都很感激，吴建军说：“要不是志愿者帮忙，我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家。”

47岁的吴建军只存贮2014年以来的记忆点滴，以前的记不住了。

不明来处，不知归途，像飘零在半空中的落叶，他内心曾痛苦而挣扎。

“过去8年，最怕逢年过节。”今年11月中旬，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吴建军说，每到年底，“嘭！嘭！”邻居租客的关门声陆续传来，随后是他们拖着行李陆续下楼的声音。

透过窗外、门缝，吴建军发现：他们背着大包小包，一个个拖着行李箱，愉快地踏上返乡征程。

吴建军很是羡慕。毕竟，随着春节临近，沿街铺面、巷道，以及农贸市场，悉数关门。昔日熙来攘往的街巷，顷刻空荡荡的，一如吴建军游荡的心。

“别人都有家，就我没有？”关起门，躺在床上，吴建军努力回想以前，“但想到头疼也想不起，只好默默流泪”。

幸运的是，记忆重启的8年来，在陌生城市，他遇到不少好心人。

8年前，他从河边草堆醒来，走进清溪镇一家门诊。“我食指断了一节，能不能给点纱布包扎？”说着，吴建军举起左手，展示他的食指，难为情地说：“但我没有钱。”

如实陈述自身遭遇后，医生二话没说，就用酒精给他清洗伤口、消毒、包扎。走时，还给他开了几天药。“费用你別管，我来出。”这名医生告诉吴建军。

伤口问题解决了。但吃饭呢？吴建军只好讨来吃。当天讨饭期间，他遇到一胡姓老板，胡老板在清溪镇开了家小五金厂。当天，胡老板给他打了份盒饭。

“以后怎么办？”吃完后，胡老板试探地问他。

吴建军说：“身份证找不到，手机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吧，你跟着我，至少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胡老板说。就这样，吴建军成为胡老板五金厂里的一名员工。

在厂里，胡老板让师傅带吴建军，给他传授焊接技术。吴建军不仅解决吃住问题，每月还有4000元工资。

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工友听了吴建军的遭遇后，很是好奇。“你应该是云贵川那边的，也可能是重庆人。”结合他讲话口音，工友分析。

懵懂中，吴建军对老家也有了些模糊的概念，但云贵川那么大的场域，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里。

在五金厂干不到3年，厂子倒闭了。此后，员工离散，四处奔波，吴建军亦然。

幸运的是，他在厂里掌握了焊接技术，这是他最大的收获。此后谋生也多和这门技术有关。

但有技术没身份，要进厂打工甚至租房都很不容易。为更好生存，吴建军花了120元，在街头找人办了张假身份证，取名鲁根。

“我办假证不是用来干坏事，就是方便租房和打工。”吴建军说，但大厂审核严，假证难以蒙混过关，他只好在小厂和工地找临工干。

临工就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去年最忙的时候，他一年也就6个月有活儿干。

为方便找工作，吴建军还买了辆电动车，平时在清溪镇、塘厦镇、凤岗镇三个紧挨着的镇间转悠找活儿干。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2022年10月才被打破。

“粤居码”是面向所有在粤居住人员推出的以公民身份号码、在粤居住地址和居住时间为组合的信任根，由广东省公安厅推出，方便在粤居住和生活的居民。

但以“鲁根”的信息登陆频遭失败。“我录了三次，都失败了。这时，房东又不断催我，我只好搬离。”吴建军说，2022年10月中旬，他被迫搬出出租屋。

搬出出租屋前，吴建军把之前在二手市场花了400元买下的电冰箱卖掉了。“卖给收废品的，只卖30块钱。”吴建军说，不过，电驴（电动车）他没卖，考虑到方便出入和找工作。

吴建军经常骑电动车在清溪镇、塘厦镇、凤岗镇等地找工作，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清楚哪里可以遮风挡雨。

很快，在石马河途经塘厦镇的东浦大桥下，他找到了寄居之地。在桥下的水泥地板上，他铺了席子，拉起蚊帐。

55岁的汤国谋是广东梅州人，在东莞市塘厦镇卖烧腊多年。2019年，他加入东莞“让爱回家”公益服务中心，成为一名志愿者。随后，他还担任该中心塘厦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

“让爱回家”主要关注流浪群体，协助他们回到家乡，融入家庭。桥洞往往是流浪汉聚集地，因此，汤国谋平时也格外关注这些地方。

2022年10月19日，汤国谋发现东浦大桥桥下有人居住，但他去找好几次，每次都扑空，始终没碰到人。10月23日晚10点多，志愿服务队开完会后，汤国谋和曾麦青、苏惠娥一起，再次前往桥下看看。

他们3人打开电筒，从桥上拐入桥底，但发现蚊帐里还是空的，最后发现流浪汉躲到桥的另一侧，距离他睡觉的地方约10米远。

和这名流浪汉交流后，汤国谋发现他思路清晰，穿着干净，不像流浪汉。吴建军也在和志愿者的交流中，感受到他们的善意，因此也敞开心扉告诉他们自身的遭遇。

“对2014年以前的事，他都记不得，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也不知自己叫什么名字。”汤国谋说，随后他们采集了他脸部的照片，并通过大数据进行比对。

由于吴建军家人没有注销他的身份信息，很快，汤国谋掌握这名流浪汉的身份信息，并找到其家乡的村干和家人。

2022年10月24日刚好是吴小芳46岁生日，这天，她接到村主任打来的电话：“你哥找到了。”吴小芳顿时愣了，她告诉南风窗：“当时我就懵了，没吭气。”

见她没反应，村主任又补了句：“建军找到了！”这时，吴小芳才反应过来，但还是不敢相信。

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吴建军就离家前往广东打工，此后长时间杳无音信。对此，她和父亲曾一度认为他或许已不在人世。

在吴小芳印象中，这次找到哥哥以前，她和哥哥最新的联系要追溯到20多年前。当时，吴建军出去打工大概已有3年，因父亲生病急着用钱，吴小芳就给哥哥打电话要钱治病。

随后，吴建军给她汇了1000元。收到1000元后，吴小芳回电话本想告诉他“钱收到了”，但发现号码已是空号。此后，就再也没有办法联系上。

这些经历是吴小芳告诉吴建军的，但因发生于2014年以前，吴建军也记不得。

今年10月获悉哥哥的消息后，吴小芳请求汤国谋帮忙盯住，她担心哥哥再次走失。当然，吴小芳还不敢确定这个流浪汉是不是她哥哥—毕竟20多年没见了。

10月24日，汤国谋多次前往东浦大桥桥底看看，可蚊帐里始终没人，但棉被等衣物都还在。

汤国谋心里不踏实，10月25日早上5点，除了朦胧的街灯，几乎整个塘厦镇都还沉浸在黑暗笼罩中。拿着电筒，汤国谋再次来到桥底掀开蚊帐：流浪汉还在！

汤国谋把这名流浪汉叫起来，将他带到桥面的路灯下。借着路灯，他和吴小芳打了微信视频电话。借着路灯和汤国谋的电筒灯光，吴小芳看到视频这端的中年男子时，失控地哭起来：“哥哥！哥哥！”

电话这端的男子愣了：“妹妹？我有妹妹？你是我妹妹？我是谁？”

吴建军告诉南风窗，一开始保持警惕，也因他身上有8萬多块钱，他怕别人冒充他亲戚。

不过，当吴小芳说她哥哥左眼角有个小黑痣时，他才相信并放松警惕。吴建军说，他左眼角的黑痣，一般人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现在，我已完全彻底接受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10月28日，吴小芳和她儿子将吴建军从东莞接回资阳。此后，吴建军和妹妹住在一起。姑妈、二姨等过来登门聊天时，吴建军有时突然插一两句话，逐渐记起她们或她们小孩的名字，这让他们都很开心。

“身份证在办，大概月底就可以拿到了。”吴建军说，找回自己后，悬着的心总算落地，内心也很踏实，很高兴。

和很多流浪汉相比，吴建军的回家之路算是幸运而顺畅的。“但更多的时候，你没办法帮助一个不愿回家的人。”张世伟告诉南风窗。

“让爱回家”公益服务中心总部位于东莞塘厦，该中心发起人是张世伟。

张世伟是安徽临泉县人，1997年7月中专毕业后，19岁的他来到东莞打工。2016年10月，他创办“让爱回家”公益服务中心。

在张世伟看来，创办这个中心纯属意外。在创办“让爱回家”公益服务中心前，张世伟在“宝贝回家”做志愿者。

“宝贝回家”主要帮助被拐孩子寻找亲人，当时，央视的《等着我》也在火热上演。张世伟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帮助流浪汉找家？”

张世伟的这个想法遭到个别人反对：“帮这些流浪汉干嘛？这些人好吃懒做！”

张世伟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每个流浪者的背后，都有难以言说的苦痛，帮他们回归家庭，无论对流浪者个人，还是其家庭、社会，都有积极作用，这也是文明社会的体现。

没有结果的争论中，张世伟被开除了。“你们把我开除了，我就自己搞一个公益组织。”张世伟这样想，并很快落实到行动中。

张世伟坚持这么做，也和他的经历有关。一天，他从位于东莞市石碣镇的台达电子厂下班回出租屋，途经水南村时，他碰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和其他流浪汉一样，捡垃圾、睡在别人屋檐下。

张世伟在附近的小卖部买了瓶水和一个面包给老人并问他：“为什么流浪？遇到什么困难吗？”

老人不断比划着，也说了很多话，但张世伟听不懂。小卖部的老板是东莞人，她听懂老人的话，并翻译给张世伟：“前几天出来买菜，找不到回家的路。一着急，就越走越远。”

张世伟当即报警，很快，老人的家人开了几部车赶来。“他们一家抱头痛哭，这对我触动很大，他们也很感激我。”张世伟说，他觉得自己也没做什么，就是打了个电话，但能帮到别人，感觉很有意义。

另一个经历和自己的家庭有关。2008年，因癌症，他年仅26岁的弟弟在深圳去世，“母亲哭得很伤心！”他说，大城市里来来往往的很多人，对我们来说只是陌生人，但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员。

张世伟说，一个人也很重要，特别是他突然失去时，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伤害非常大！

也因此，张世伟想帮助更多的人。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我好，别人也好”。

2016年以前，张世伟是多家公司派驻康舒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的代表，负责品控等工作。高峰期，张世伟在康舒电子兼8份工，2016年以前，他月收入就近3万元，被同事戏称“打工皇帝”。

“因为我是各合作商派驻康舒电子的，这样，人事上，康舒电子也不管我。”张世伟说，当时不仅有钱，而且还很有闲。

完成工作之余，没有其他爱好的他，平时就在厂里种种菜，周末骑着单车穿丛林，看桥洞，瞧瞧哪有需要帮助的流浪汉。

流浪汉的一个特点是，不愿向别人倾诉自己的苦难。所以要走近他们，就需要在多次沟通、交流中，摸清对方的痛点，进行有针对性救助。“如果他们对家庭很排斥，你就不能说送他们回家。”张世伟说。

长期接触和救助流浪汉中，张世伟发现，流浪群体中主要有四类：一是老人或小孩走失，最后被迫流浪。二是少年叛逆，离家出走。三是遇到困难、挫折，走不出来。四是沉迷网络游戏后，自暴自弃。

转型期的社会，流浪对象也有些明显变化。“2010年以前，多是老人、小孩通过拿碗等形式乞讨流浪。”张世伟说，2010年以后，流浪的年轻人逐渐增多，且70%以上的流浪人员是有自理能力的，他们也不愿求助别人。

“过去的流浪汉，多是因身体等缺陷而选择乞讨、流浪。现在的流浪汉多是心理造成。”张世伟说，有的因心理问题走不出来，选择躺平。

有的离家出走20多年没和家人联系，父母去世也不知道，给家庭和自身带来极大伤害。为此，张世伟和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走近流浪群体，劝说他们回归家庭。

重回家庭后，有的成了公职人员，当了人大代表，过上幸福生活，比如张叶龙。但即便如此，很多流浪汉回归家庭、過上幸福生活后，也不愿意再和志愿者保持联系，因为“那是一段伤疤”。

张叶龙目前是湖南某地政府党政综合办秘书，记者加了他微信发现，微信头像是他戴着耳塞听音乐的小宝宝。

不过，当记者提出采访意愿后，他没再回复，原本开放的微信朋友圈也变成了一条线，再发信息时发现，红圆点内有个白色的感叹号，系统提示“对方拒收”。

现实中，救助流浪汉之前，家人跪求志愿者帮忙，找到之后拉黑的，也不少。“我们做这个工作不是追求别人感谢我们，记我们的好，而是希望他们过得更好。这样，即便他们骂我们，怀疑我们，都无所谓。”张世伟说，在救助流浪汉过程中，被其家人怀疑“控制了流浪汉”或另有所图的，比比皆是。

因为人们不相信他们，“凭什么你们这么好？”

有次，张世伟联系到流浪汉家人后，相约来到之前约好的见面地点。可张世伟一到，就被便衣“控制”了。“原来家属报案了，认为我控制了他的孩子。”

后来，张世伟将他们带到他的住所，开门一看，那孩子睡得可香了，对方就一个劲给他道歉。

如今，“让爱回家”公益服务中心和各地警方、网格员、医院建立了广泛联系，甚至还帮助警方抓到一些逃犯。随着媒体的报道，其知名度也逐渐提升。

据张世伟介绍，“让爱回家”公益服务中心成立6年来，全国各地通过“让爱回家寻亲网”平台，建立起250多支服务队、100多家工作室，帮助8000多名流浪汉回家。